张 鹏,王 馨
(天津商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134)
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流行性传染病，也是人类遭受的巨大灾难，给全社会、全世界、全人类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打响了疫情防控的总体战和阻击战，开展了一个又一个局部地区的疫情歼灭战，取得全国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这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的集体记忆。新冠疫情的灾难记忆与其他灾难记忆一样，增强了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及文化的自信，强化了中国人民对国家、民族的认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了磅礴的精神力量。随着灾难记忆的延续，后人可以对自我身份进行建构，总结出前人面对灾难的经验教训，凝练出独特的精神气质和精神品质，进而认同、弘扬民族精神。因此，灾难记忆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精神资源。
展望未来，在全世界人民共同努力下，我们坚信新冠疫情终将会过去，全世界人民也将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随之而来的是，疫情防控的集体记忆也将会随着疫情受到完全控制、参与疫情防控的人类集体的去世而逐渐地淡化甚至消失。如何在记忆消失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建构起灾难记忆，为后续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必要的精神资源呢？一些学者提出构建新冠疫情纪念空间，以纪念新冠疫情这一历史性灾难[1]。一些学者意识到了灾难历史、灾难记忆对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认为档案部门在灾难记忆再生产中负有责任[2]113。但是，学者们对灾难记忆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以新冠疫情的灾难记忆为切入点，探索灾难记忆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提出以灾难记忆建构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思想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既表征价值关系，又体现逻辑关系，而且为价值关系和逻辑关系的辩证统一。
(一)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观念嬗变
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深受古今中外思想家及学者关注，他们围绕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学说。先秦时期，诸子百家非常重视教化的有效性。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他非常重视教化的政治效用。墨家也对教化的有效性作出很多论述，墨子认为：“以学为无益也，教，悖！”秦汉之后，张载、朱熹、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也作出论述。张载将人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以此论证教化的必要性；
黄宗羲在论证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时，初步发现了它的经济效用。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自己使命实现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和环节。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绩，其经验之丰富，新创设之多而且好，全世界除了苏联就要算我们了。”[3]
古希腊时期的很多思想家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亚里士多德认为，思想教育要“产生最佳效果”，就必须使“习惯的教导”和“理性的教导”协调一致。中世纪为神学统治的时代，此时的德性培养也服务于神学，即“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4]。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家洛克、卢梭、爱尔维修围绕德行培养的有效性纷纷提出很多的理论学说。卢梭认为：“有效的德行教育奠定于遵循教育对象心身发展的规律之上，而个体只有到了青春期才有道德的需要及接受道德教育的能力，所以，只有从这一时期开始的道德教育才是有效的。”[5]46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迪尔凯姆、杜威等思想家也深入研究了道德教育的有效性问题。杜威认为：“学校道德教育的有效性，取决于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一致性。”[5]50
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观念嬗变表明，尽管中西方思想家在使用的称谓上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选择与本国特定历史时期相一致的概念，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他们根据本国当时政治、经济、历史及文化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不同的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理论学说。从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政治统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以有效性为重要旨归，只不过思想家们关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方法与途径的观点存在差异。基于此，思想家们讨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议题主要集中在方法和手段运用上。
(二)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概念的界定
当前，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概念界定可归结为两种观点：一是将其视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所固有的属性。沈壮海认为：“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满足人们的相应需要、实现人们的相应目的方面所表现出的积极特性。”[5]2二是将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标准之一。陈捷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主要指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预期目标实现程度及完成情况，并体现在教育效果能否转化为学生的政治、道德及心理等各项发展素质。”[6]第一种观点以价值关系为其理论基础，在价值关系框架下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特定实践活动本身就蕴含着有效性，能够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问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中是否存在全部结果都是正向的，不存在反向的情况？第二种观点主要从实践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作出客观性评价，没有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在价值意义上是否存在有用性问题。所以，这两种观点均存在着缺陷。
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既表达其本身是有价值的，又体现客体对主体的满足关系；
而且也表明在价值实现上是有效的，表现为事物的结果被认为是正确的、好的。它不仅应当符合价值关系框架，也应符合逻辑关系框架。在逻辑关系中，有效性专指论证过程而言的，指当一个演绎论证的结论必然地跟随其前提而发生时，即称此演绎论证为有效；
亦即当此演绎论证的前提为真时，其结论不能为假，如是这演绎论证方具有效性。为此，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议题指向如何论证思想政治教育有效的问题，即可表述为：当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果是随其预设的前提或目标发生的，则思想政治教育是有效的；
反之，则是无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概念至少蕴含以下三个方面规定。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价值属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对主体的满足关系。第二，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与结果的同一性论证过程。第三，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既是本身有用性的表现，又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与结果一致性的逻辑进展。
(三)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问题域
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问题域主要有三个。一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要素。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要素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情景等要素的有效性[5]60。这些要素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和活动有效运行的要素，它们通过本身具有的效能，促进其他要素效能的发挥，从而整体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有效开展。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与结果的同一性。在逻辑关系中，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结果是否具有同一性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程度高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与结果同一性程度高，则思想政治教育越有效；
反之，则有效性越低甚至接近无效。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如果实现了这一目标，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有效的；
反之，则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三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在价值关系与逻辑关系中，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蕴含很多因素与环节，其中存在很多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因素，例如，灾难记忆。灾难记忆被认为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灾难记忆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重要影响因素，灾难记忆的强弱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程度。
(一)灾难记忆及其类型
在汉语中，“灾”泛指水、火、荒、旱所造成的祸害以及疾病、损伤、死亡等祸事。与“灾”相联系的词常见的有“天灾”“灾害”“灾难”等。“天灾”“灾害”表示一种客观现象，是指能够对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破坏性影响的事物总称，例如，洪灾、旱灾、地震等。“灾难”表示苦难、受难或者磨难之意，具有一定主观、能动的意义。天灾、灾害等客观自然现象经过主体的主观感受与体验，最终形成灾难。灾难进入人的大脑并被保存、成为意识一部分之后，形成了灾难记忆。从发生学角度来说，灾害记忆是人类的大脑对灾难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等心理活动。1976年唐山大地震、2003年SARS疫情、2008年汶川大地震及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都是人们已经经历或者正在经历的灾难。灾难记忆的形成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灾难经历，二是灾难叙事。当自然灾害经过灾难经历与灾难叙事进入社会之后，形成人们对灾难的认知，并且嵌入人们的社会行动当中，灾难记忆就成为社会文化现象，具有社会性意义。
在生理学、心理学领域，“记忆”意为人脑对经验过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在某种程度上说，记忆不仅决定了人类自我的本质，也塑造了人类知识及历史的源头。”[7]但是记忆绝不会仅仅停留在个体记忆中，必然向集体记忆、社会记忆过渡。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8]68-69灾难记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一种社会记忆、集体记忆，是人们根据灾难经历、灾难叙事而在社会中建构的结果。与此同时，灾难记忆也是一种创伤性记忆。社会学家亚历山大认为：“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就发生了。”[9]在这样的意义上说，“可怕的事件”被意识，成为永久的记忆，构成群体的灾难记忆。
灾难记忆可依据主体、客体、内容、载体及空间等划分为不同类型[2]。按照主体划分，灾难记忆可分为受害者(个体、家庭或群体)记忆、施加者记忆、公众记忆、国家记忆、民族记忆等。依据主体情况，灾难记忆又可划分为以下两种类型。第一，根据灾难主体是否经历或者见证灾难，可分为参与者的灾难记忆与非参与者的灾难记忆(直接参与灾难包括经历灾难、灾难救助及灾后重建等)。参与者的灾难记忆是经历或者见证灾难的人群保有的灾难记忆，这种灾难记忆是直接性的，非常强烈。非参与者的灾难记忆是没有经历或者见证灾难的人群对某种灾难的认识、保有、再现与再认等心理过程，这种灾难记忆是间接性的，记忆要弱一些。受害者记忆、施加者记忆为参与者的灾难记忆；
公众记忆、国家记忆及民族记忆中，既有参与者的灾难记忆，也有非参与者的灾难记忆。第二，根据灾难记忆在主体记忆里的强弱程度可分为强灾难记忆与弱灾难记忆。参与者的灾难记忆属于强灾难记忆。非参与者的灾难记忆与参与者的灾难记忆相比较，要弱一些。不同的非参与者对灾难的感受也不同，也存在强弱之分。
(二)灾难记忆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0]。党和国家在灾难救援、灾后重建过程中发挥了领导和组织作用，成为灾难发生后人民群众的主心骨，这本身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评判标准之一是，运用这些重要资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是否能够达到预设目标与实际结果的一致性。在新冠疫情防控中，我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满意度和信任度上升，民众对中央政府的平均信任度从2019年6月的8.23分上升到了2021年5月的8.87分(满分为10分)[11]。中国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满意度与信任度提升，本质上反映的是人民的国家认同感、民族认同感、制度认同感及文化认同感的提升。随着灾难记忆的延续,后人可以不断学习在疫情防控中形成的伟大抗疫精神，凝聚推动中国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人们关于灾难发生、灾难救助以及灾后重建的灾难叙事，形成和塑造灾难记忆。灾难记忆可以展现出多维度镜像。一方面，灾难发生造成的彻骨之痛铭刻于记忆。例如，洪水决堤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毁损；
新冠疫情夺走了一些人的生命。另一方面，灾难救助与灾后重建中呈现出的众志成城、自强不息的精神，构建和塑造了灾难共同体，人们在灾难共同体中形成共同的灾难记忆，获得身份认同，进而增强国家认同，增强民族自信。这主要体现为三点。一是政治行动记忆。灾难发生之后，党和国家采取积极而果断的行动，履行国家义务，尽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使人民群众的损失降到最低。在疫情防控中，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性成果，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也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是抵御风险挑战、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12]。这些在社会中积淀的记忆对后续的政治认同影响深远。二是道德记忆。在灾难救助与灾后重建过程中，人民群众不顾生命危险，投身灾难救助，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成为灾难中的道德记忆。例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的英雄教师谭千秋，为救助学生生命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三是抗击灾难的精神。在灾难记忆中最深刻、最持久的是抗击灾难的精神的形成。灾难记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其中抗击灾难的精神尤为重要。1998年抗洪精神、2008年抗震精神及伟大抗疫精神等，这些精神作为灾难记忆中最为稳固的部分将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提升。
(三)灾难记忆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关系辩证
灾难记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能够满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需要，能够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但是，灾难记忆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影响却呈现出差异。灾难的参与者因饱尝灾难而保有的灾难记忆比较强烈，容易达到情境共识，对他们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果达到思想政治教育预设目标的可能性比较大，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程度比较高。对不同的灾难的非参与者，灾难记忆强弱程度各有差异，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与结果之间也存在差异，呈现出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所以说，灾难记忆的强弱程度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产生影响。灾难记忆越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程度越高；
反之，灾难记忆越弱，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程度越弱。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直接表现在于，将灾难记忆中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元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直接评判标准，也是灾难记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因素本身具有的重要属性。
灾难记忆强弱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产生较大影响。灾难记忆弱化，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也会弱化。灾难记忆的弱化往往源于灾难叙事的失真、记忆时空的变迁等。
(一)灾难叙事的失真
灾难发生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对灾难的叙事。灾难叙事是对灾难的描述，它表现为新闻叙事、历史叙事以及文学叙事等形式。新闻叙事是在报道、传播灾难境况时的叙事。历史叙事是基于灾难的事实对灾难进行记录。文学叙事是在灾难发生之后，为超越灾难的痛苦，以文学形式对灾难进行的描述。灾难叙事的失真是指对灾难的描述性呈现与灾难本身不一致，故意隐瞒、遗漏和误导灾难发生的关键性因素。灾难叙事失真的本质在于对灾难的描述违背灾难的客观性、真实性。它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灾难记忆的失忆、失真和变形，进而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也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灾难叙事的失真直接影响非参与者的灾难记忆的塑造和形成。参与者的灾难记忆形成是天然的，它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取决于参与者本身的表述。非参与者的灾难记忆是社会建构的，它的客观性与真实性与灾难叙事密切相关。如果灾难叙事失真，那么非参与者依据灾难叙事建构的灾难记忆也会失真；
如果给受教育者传递了失真信息，则会弱化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在有关新冠疫情防控的报道中，某些西方媒体对我国新冠疫情防控大泼污水，如果让这种新闻叙事肆意传播，随后形成的灾难记忆也将失真、变形，给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带来挑战。
(二)灾难怨恨的影响
灾难怨恨是指源于灾难原因心里充满强烈不满或者仇恨，是一种潜在的情绪反应。灾难怨恨既可能源于参与者的灾难记忆，也可能来源于非参与者的灾难记忆，且具有强弱之分。参与者的灾难怨恨是比较强的。尤其是，受到灾难叙事失真影响，灾难怨恨可能会引发社会冲突。新冠疫情发生之初，在网络、抖音、微信等出现的某些指责、谩骂等，就是一些怨恨情绪的宣泄。如果新闻报道失真，就会导致形成群体之间的隔阂与对立，进而形成更为强烈的灾难怨恨。这对未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不利的，也损害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某些关于疫情防控的文学叙事，选择性忽视、忽略党和国家在新冠疫情防控中的巨大努力和显著成果，把社会民众的舆论引向不利于党和国家的负面方向，增加民众对疫情防控怨恨的风险。不久的将来，新冠疫情完全获得控制后，这些新闻叙事、文学叙事作为历史叙事的重要来源，会使灾难记忆变形，对后续非参与者的灾难记忆建构影响非常大，直接表现为影响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及中华民族的认同。究其原因在于，某些别有用心的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刻意诱导、误导民众，危害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尽管非参与者的灾难怨恨与灾难没有直接关联，但是作为受教育主体，非参与者因失真的灾难记忆产生灾难怨恨，这种灾难怨恨必然影响其思想、观念与行动，必然会形成对社会的怨恨，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严峻挑战。
(三)记忆时空的变迁
灾难记忆随着时空变迁而呈现出强弱变化，从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首先，从时间维度上来说，灾难发生的年代越近，灾难记忆则越强；
反之，年代越久远，灾难记忆则越弱。参与者的灾难记忆随着参与者的死亡形成代际中断，或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化；
非参与者的灾难记忆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化。在灾难发生一段时间之后，灾难记忆发生明显的转移，转向灾后重建和对灾难的科学应对。参与者的灾难记忆从强烈的悲痛转移到对灾难发生、救助的理性反思当中，参与者对国家、民族及社会制度的认同得到强化。但是，这种强灾难记忆会随着参与者的死亡而中断。其次，从空间维度上来说，越是靠近或者置身于灾难发生地中心，灾难记忆越强；
反之，越是远离灾难发生地，灾难记忆则越弱。参与者的灾难记忆是比较强的，因为他位于灾难发生地的中心；
非参与者的灾难记忆则较弱。置身于灾难发生地而形成的灾难记忆，属于强灾难记忆；
通过新闻作品、文学作品及影视作品形成的灾难记忆，属于弱灾难记忆。参观灾难纪念馆、博物馆而建构起来的非参与者的灾难记忆也是非常强的,灾难纪念馆能强烈地再现灾难的场景，使参观者思想与心灵受到洗礼，精神得到净化。
为消除灾难记忆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负面影响，需要进行灾难记忆社会建构。
(一)灾难叙事求真、求实，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提供教育资源
灾难叙事是灾难记忆建构的第一个环节，也是灾难记忆形成的基础性环节。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在灾难叙事中必须求真、求实。一是遵循真实性原则。灾难的新闻叙事、历史叙事及文学叙事，首先应当遵循真实性原则，要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灾难事件本身，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党和国家在灾难救助、灾后重建中的巨大作用。灾难叙事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通过灾难叙事能够增强全体社会成员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理论认同及情感认同等。二是遵循尊重原则。灾难叙事应当尊重事实，这是灾难叙事的真实性原则的具体化。灾难叙事也要尊重灾难的参与者，只有尊重参与者，才能使灾难记忆不失真、不变形。三是遵循全面性原则。灾难发生之后，新闻叙事要全面地反映救援图景，不能因某些别有用心的政治意图而选择性地报道灾难。对灾后重建也要进行全面的报道，及时传播灾后重建的进展情况，以增强民众对国家、民族和制度的认同。
(二)建构灾难社会记忆，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创设社会环境
灾难记忆应当由个体灾难记忆过渡为社会记忆或者集体记忆，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创设社会环境。涂尔干认为，共同回忆创造了一种凝聚感，形成集体意识，能为共同体找到一种方式描述他们自己的事实[13]。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8]335。建构灾难社会记忆主要是将灾难记忆转化为社会文化符号，成为社会文化并传承下去。首先，要让灾难记忆进入教材中。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中，凝练与灾难相关的精神。在课堂讲授时要客观再现灾难，关键在于再现灾难中体现的精神。其次，建构灾难文化符号。抗震救灾展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内在气质，尤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
抗击新冠疫情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能”、马克思主义“行”以及社会主义“好”。这些应当积淀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在社会公共场所设计各种纪念灾难的塑像群、标识等文化符号。最后，灾难参与者要现身说法。建构灾难社会记忆的一个重要方式是通过灾难参与者的现身说法，传播在灾难救助过程中的正能量，以此强化灾难记忆，使灾难记忆得以在社会中延续。
(三)建构灾难时空记忆，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创设教育情境
通过时空建构重拾灾难记忆，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创设情境。首先，建立灾难纪念馆、博物馆等灾难型纪念空间。灾难型纪念空间可以存储和再现灾难记忆，并对灾难记忆进行提炼和延伸，主要表现为纪念馆、博物馆以及遗址等。为纪念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灾难，建立了“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地震博物馆”(老县城地震遗址)及“建川博物馆”等。这些纪念空间是灾难记忆的存储和再现，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创设了教育环境。同时，也建构起了非参与者的灾难记忆。置身于灾难纪念空间，一方面可以感受到灾难场景，强灾难记忆得以建构；
另一方面，对于党和国家在灾难救助与灾后重建上的作用的认识也获得建构，在情感上认同党和国家。其次，设立灾难纪念日等时间纪念节点。灾难纪念日是使灾难记忆得以在时间上延续的重要方式。设立灾难纪念日，可以唤起人们的灾难记忆，进而形成社会集体记忆。同时，在灾难纪念日的纪念活动中，强化人们对我国制度优势、抗灾精神的认识，使灾难记忆成为凝聚中国力量的源泉。最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学生的灾难记忆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学校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参观灾难纪念馆、博物馆，参加纪念仪式，在灾难纪念日组织各种活动，有效地建构起学生的灾难记忆，从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
人类时常遭受或者经历灾难，有些灾难在人类记忆中是无法抹去的，形成了深刻而沉重的灾难记忆。灾难记忆对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在运用灾难记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应当注意灾难记忆形成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其消极影响，在求真、求实中塑造灾难记忆，并由个体灾难记忆建构灾难社会记忆，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延续强灾难记忆，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预设目标与结果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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