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琦
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是剑与十字架一起前行的，即军事征服与精神征服同步进行，前者以征服权力、领土和财富为目的，后者旨在赢得土著居民对基督教的信仰。在精神征服的过程中，天主教修会(Order)(1)该词多被翻译为宗教团体、教团，笔者认为译为“修会”更恰当。发挥了先锋作用，特别是在殖民地的边疆地区，(2)这里的所谓“边疆地区”是指中部美洲和安第斯山中部定居人口密集地区之外的地方，也称为边远地区。但边疆是相对的，并不断被往前推进。西班牙国王最初重视的是人口密集的中心地区，当面临欧洲竞争对手争夺地盘或矿产资源时，才开始加强对边远地区的开发和管理。天主教修会建立的传教中心(Mission)(3)该词指的是派往国外传播宗教信仰的使团，也可指传教士和当地人交流的地方。即一词双义，一是指组织，一是指机构。有人译为使团或教区，但笔者在本文中将根据上下文语境将其译为“传教团”或“传教中心”，译为后者的情况会更多，指代修会的传教机构或场所。通过对所在地区印第安人实施宗教皈依和文明教化，促进了西班牙帝国的扩张。
关于殖民地时期美洲的西班牙天主教会的作用问题，国内拉美史学界以往大多将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去评价，很少有人将修会与在俗教会加以区分，更缺少对修会传教中心的专题研究。但实际上，修会和在俗教会发挥的作用是有区别的。本文试图在国外学者研究成果(4)国外学者对西属美洲修会传教中心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赫伯特·尤金·博尔顿最早研究了新西班牙北方的修会传教中心。随后有一系列著作相继问世，如Herbert E. Bolton, Texas in the Middle Eighteen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15; Peveril Meigs, The Dominican Mission Frontier of Lower Californ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35; Maynard Geiger, The Franciscan Conquest of the Floridas, 1573-1618,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1937; Henry W. Kelly, Franciscan Missions of New Mexico, 1740-1760,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41; John Francis Bannon, The Mision Frontier in Sonora, 1620-1687, New York: United States Catholic Historical Society, 1955; Maynard Geiger,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in Hispanic California, 1769-1848, San Marino: The Huntington Library, 1969. 这些著作的特点是针对北方不同地区进行个案研究。对南美拉普拉塔地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巴拉圭传教中心(或归化区)，比较重要的著作有M.Morner,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Jesuits in the La Plata Region：The Hapsburg Era, Stockholm: Library and Institute of Ibero-American Studies, 1953; G. Furlong, Misiones y sus pueblos Guaranies, 1610-1813, Buenos Aires:Editorial Teoria, 1962; P. G. Caraman, The Lost Paradise：An Account of the Jesuits in Paraguay, 1607-1768, London: Sidgwick and Jackson, 1976; B. Ganson, The Guaraní under Spanish Rule in the Río de la Plat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但是，尚缺少一种对拉美地区修会传教中心的整体研究，1995年埃里克·兰格和罗伯特·杰克逊编辑出版了《新拉丁美洲传教团历史》(Erick Langer and Robert H. Jackson, eds., The New Latin American Mission History,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5)，试图对整个拉美地区的修会传教中心的历史以一种“新”的史观加以阐释，但此书仍然是一本由5个案例研究组成的论文集。目前学界对整个拉美地区修会传教中心的研究正在深化中。的基础上就天主教修会传教中心在西属美洲殖民地开拓中发挥的作用作一初步探讨。
西班牙人的美洲征服事业是以天主教的名义进行的。从公元8世纪开始，西班牙基督徒与信仰伊斯兰教的摩尔人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收复失地”的战争，到1492年西班牙基督徒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美洲征服则是这场运动在海外的延续。1492年哥伦布第一次航行美洲，在10月12日登陆巴哈马群岛的瓜纳哈里(Guanaharí)岛时，他一手拿着西班牙国旗，一手拿着十字架，跪在地上，以神圣的耶稣基督的名字将这个小岛命名为“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神圣的救世主之意)。1493年他第二次航行美洲的时候，随行带去了12名传教士，其中包括4名方济各会的修士。(5)Enrique Dussel, ed., The Church in Latin America：
1492-1992, New York: Orbis Books, 1992, p.375.
科尔特斯在征服墨西哥时有两名传教士随同，很快他又恳求国王派遣新的传教士。1524年6月，当他接到12名方济各会传教士到来的消息后，便召集了所有的西班牙绅士和印第安酋长陪同他前往迎接。一见到赤着脚、身穿破旧长袍的传教士，他便跪在了他们面前一一亲吻他们的手。其他人也随之效仿。他对身边感到惊讶的印第安酋长们解释说，自己之所以这样谦卑恭顺，是因为“总督享有的权力，只能涉及人们的身体和财产，那些都是外部的可见的，不能长存世间而终究要毁灭的。而这些人行使的权力，是对人们不朽的灵魂的支配权。他们每一个人的价值要比世界上任何东西，无论是金银还是宝石，甚至比我们从这里看到的天都要大。上帝赋予他们以权力，派他们来把人们的灵魂引入天堂。……所以，你们要非常尊重和敬畏他们，……服从他们，而且要让所有的人都服从他们”。(6)Geronimo De Mendieta, Historia Eclesiastica Indiana, Mexico: Antigua Libreria, 1869, pp.210-212.
1532年皮萨罗摧毁印加帝国之后，维森特·瓦尔弗德主教和四位多明我会修士于1534年来到秘鲁，迅速开始了他们的传教工作。
西班牙殖民者为了表明殖民征服的正义性，在每一次殖民行动之前都用最后通牒的方式向印第安人宣读《要求书》(Requerimiento)，这是一个在西班牙国王授意下由西班牙法学家在1512年撰写的征服宣言。其中告知将要被征服的印第安人：上帝创造了万物和人，并将其委托给教皇管理，而教皇又把你们居住的岛屿和陆地以及这里的万物赠给了西班牙国王。西班牙国王是这里一切的主宰。因此，当你们接到这一通知之后，就应该毫不迟疑地尊他为王，并接受他派来的神父们的布道。你们要承认教会是“全世界的统治者和主宰”，教皇和西班牙国王是这些岛屿和大陆的君主。如果你们这样做，就会有好日子过，如果你们违抗命令，将遭受不可言喻的损失和灾难，后果自负。(7)Lewis Hanke, ed.,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n Civilization：Sources and Interpretation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7, pp.123-125.总之，征服者要使印第安人相信他们的被征服和被奴役是来自上帝的旨意。
《要求书》中提到的教皇与西班牙国王的关系，实际上是指教皇授予西班牙国王的对教职人员的推荐权，西语patronato，原意为庇护，这里专指以王室拥有的教职人员推荐权为核心的一系列保护传教的权力，简译保教权。它“允许国王以‘基督的代表’自居，并自行处理西印度群岛的教会事务，而不受来自罗马的干涉。事实上，教皇使节不允许踏上西印度群岛或与之有任何直接联系，……王室对西印度教会的权力实际上是绝对的”。(8)Leslie Bethell,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Vol.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00.保教权具体包括：向罗马教廷推荐殖民地的大主教、主教和修士的合适人选，向相应的主教推荐较低级的神职人员人选，可调动、提拔或罢免各级神职人员，并决定其管辖权限；
在国王的领土内王室可授权或直接建造大教堂、教堂、修道院、医院、学校等；
掌管天主教会的裁判权，可裁决教会与世俗权力之间以及教士之间的任何司法冲突；
征收什一税和其他教会赋税；
来往于新大陆和罗马之间的所有文件在前往目的地之前，都必须得到西印度事务委员会的批准。(9)Enrique Dussel,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Latin America：Colonialism to Liberation, 1492-1979, trans. Alan Neely,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pp.38-40. 关于这一权力，刘文龙先生曾做过系统归纳，参见刘文龙：《西属美洲王权与教权关系初探》，《拉丁美洲研究》1991年第3期。作为回报，教会可以获得可观的国家津贴来开展活动，教职人员的薪酬由国王发放，知名教职人员会兼任殖民地官员。
根据保教权，西班牙的天主教会体制被移植到了美洲。在哥伦布到达西印度群岛之后不到20年的时间里，先后建立起了3个主教区。到殖民地末期，西属美洲共建立了10个大主教省和38个主教区，(10)Clarence Henry Haring, The Spanish Empire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pp.170-171. 到19世纪，西属美洲总共有45个主教区。参见Bethell,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Vol.1, p.518.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大主教、教区主教、助理主教、神父等不同等级的教阶体制。大主教省和主教辖区都由“西印度事务委员会”管理，大主教和主教由西班牙国王任命，教区神父由总督或都督委派。
但在西属美洲殖民初期，在殖民开拓中发挥突出作用的并非在俗教士，而是各个托钵修会的修士。在俗教士是在国王保教权支持下由王室直接派遣的，是由国王任命的主教所负责的，修士则较少受到国王的权势管束。各修会如方济各会(the Franciscans，1493(11)括号里的数字是各修会进入西属美洲的年代，下同。)、多明我会(the Dominicans，1509)、施恩会(the Mercedarians，1514)、奥古斯丁会(the Augustinians，1533)、耶稣会(the Jesuits，1565)等，尽管也在国王的管辖之下，但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教皇曾赋予修会不受当地主教管辖的豁免权。(12)Dussel, ed., The Church in Latin America, pp.377-378.这些修会在罗马教廷有自己的总部和首脑，在某种程度上受罗马教皇的直接领导，特别是在教义的解释方面，修士要遵守修会创立者制定的内部规则。他们很多人并非西班牙人，而是在西班牙国王的默许之下，从与西班牙有关系的其他国家招募的。(13)Bethell,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Vol.1, pp.521-522.根据有关记录，到1518年底，共有124名教士前往西印度群岛，其中89人是方济各会修士，32人是多明我会修士，1人是施恩会修士，另外2人的归属不明。在随后的300年里，修士总数增加到约16000人，到殖民地末期，官方派往拉美的宗教人士中，有15097人被确认为修会成员。(14)Dussel, ed., The Church in Latin America, p.377.
修会修士通常信仰更坚定，开拓精神更强。与在俗教士相比，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而且支撑他们的是简朴的生活作风。他们将理想主义和传教的热情带到了新大陆，很多修士相信千年至福(millenarians)，(15)参见迈克尔·C.迈耶、威廉·H.毕兹利编：《墨西哥史》，复旦人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第188页。相信印第安人的皈依能够带来基督的重生。他们强调奉公守法，过一种清贫生活。当获知在美洲有大量印第安人之后，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实现基督教千年王国来临预言的明显征兆，他们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创造印第安人基督教国家的艰巨任务，即在不消灭土著文化的前提下根除土著宗教。最晚到达美洲的耶稣会，创建于反宗教改革时期，面对路德教、加尔文教和英国圣公会等新教的扩张，它要为天主教会争取灵魂和领土。
修会传教士在美洲的任务与在俗教士不同。在俗教士主要在西班牙居民的教区工作，负责传播和保护西班牙社区的正统信仰，主要居住在城市。而修会的主要活动区域在农村，他们在印第安人居住区建立起教区，使周围的土著皈依天主教和文明化，其任务包括向成年人和儿童传授基督教教义，对某些圣礼加以限制，监督并制止某些偶像崇拜的行为，组织皈依者的社会生活等。(16)Bethell,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Vol.1, pp.518-519.在俗教士在西班牙人建立的城市工作，并没有什么特别困难，因为西班牙法律规定只允许基督徒迁移到殖民地，凡来到殖民地的西班牙人一般都热心于天主教。但是到印第安人定居区传教则会遇到语言不通、宗教冲突以及各种敌意或反抗等多种困难，这要求传教士必须具有强烈的传教热忱。
修会最初的传教活动是在委托监护制的框架下进行的。1503年，西班牙国王命令伊斯帕尼奥拉岛的都督尼科拉斯·德·奥万多实行委托监护制，即殖民当局可以将某一地区居住的一定数量的印第安人赐予某个征服者、士兵、官吏或其他人管辖，被赐者称作委托监护主，负有保护、教化印第安人和使之皈依天主教的责任，作为回报，他有权迫使印第安人提供劳役和贡税，与国王分享收益。(17)Lesley Byrd Simpson, The Encomienda in New Spain：The Beginning of Spanish Mexico,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0, pp.9-13.委托监护主被要求供养必需的修士，由修士提供宗教指导。一般情况下，委托监护主会邀请修士到自己的委托监护区传教，有的修士就住在委托监护区，有的则是巡回传教。(18)James Lockhart and Stuart B. Schwartz, Early Latin America：A History of Colonial Spanish America and Brazil,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08.通常布道非常简短，洗礼也是集体进行。在征服后的头15年里，总共有400多万印第安人接受了洗礼。(19)Haring, The Spanish Empire in America, p.173.
但是，委托监护制很快就被滥用，变成了事实上的奴隶制，导致印第安人口大量死亡。1511年12月，多明我会修士安东尼奥·德蒙特西诺斯在布道讲坛上谴责殖民者说：“你们全都处于不可饶恕的罪孽之中，由于你们残暴地对待这些无辜的受害者，你们将生活在罪孽之中，并将因这罪孽而死去。”(20)Bethell,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Vol.1, p.514.另一位多明我会修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也挺身而出，发起了一场保护印第安人免遭西班牙人剥削的斗争。结果，西班牙国王在1542年《新法律》中废除了印第安人奴隶制，并限制了委托监护制的世袭权。
到16世纪70年代，随着美洲征服进程接近尾声，西班牙国王逐渐以在俗教士取代修会教士。1574年王室颁布《教职人员推荐权规章》重新规定了主教的统治权，主教成为每一个教区的教会生活的柱石，不仅在俗教士，修会的修士也都通过教区逐渐被置于当地主教的权力之下。这种情况在土著居民定居地区表现突出。按照新政策，一旦某个地区印第安人完成了宗教皈依，在俗教士就应该逐渐取代修会教士。而修会教士则应该到更远的边境地区继续他们的传教工作。随着征服向边远地区的推进，修会在边远地区的确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机会。
从17世纪中期开始，各修会的传教事业逐渐在美洲殖民地的边疆地区大规模展开。在新西班牙北方的边境地区，鉴于法国人、荷兰人、英国人乃至俄国人的不断侵袭，西班牙国王改变了最初忽视该地区的做法，希望通过开拓佛罗里达至格兰德河谷一线，建立一个防御区，让敌视的欧洲对手远离墨西哥的宝贵矿场和城镇。在拉普拉塔地区，鉴于葡萄牙人对该地区的不断蚕食，西班牙国王也加强了对该地区的开发。
各修会对这些地区开发的基本模式是建立传教中心。通常是传教士选择一个靠近印第安定居点的地方，在那里建一个临时小教堂和一些简陋的木屋，然后开始做印第安人皈依的工作。通常他们先给印第安人玻璃珠、衣服、毯子或食物之类的东西来引起他们的注意。传教的时候，印第安人被聚集到刚建立的传教中心或传教所，也就是“米西翁”(Misión，西语)，一旦某个印第安人皈依了基督教，便被带到传教中心生活，不能离开。日常生活包括祈祷、用餐，成人在田间或作坊中劳动，儿童要上学校。为了保护这些传教中心，西班牙当局会派出士兵在其附近建立军事哨所。多年之后，许多传教中心发展成为繁荣的宗教、农业和商业综合体。在新西班牙北方，典型的传教中心有一个长方形的围墙，墙壁厚度有的地方达8英尺，四角设有哨所。有的在大门上方设有塔楼，安装了大炮，类似“一座城堡”。围墙里面有教堂、修道院、宿舍、学校、作坊和仓库等。每个传教中心院内都有印第安住所，也有些传教中心与印第安村落为邻。为满足居民的生活必需品，传教中心周围数英里的乡村有花园、果园、田地和牲畜等。在巴拉圭，耶稣会建立的传教中心有时也被称为“归化区”(Reductions)，是修会为便于传教和保护印第安人，将周围散居的印第安人集中起来或从别的地方将印第安人迁移过来所建立的定居点，其中主要建筑是教堂、学校、医院和印第安人的住所。传教中心通常都会得到一个为期十年的特许状，在特许期结束时，传教中心的社区将会成为独立的城镇。
在新西班牙的北方边境，传教工作主要由方济各会、耶稣会和多明我会进行。其中东北部地区主要属于方济各会，其传教团进入了科阿韦拉、新莱昂、新桑坦德、新墨西哥、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耶稣会传教团进入了西北部，主要在锡那罗亚、索诺拉、奇瓦瓦、下加利福尼亚和亚利桑那州传教。多明我会也来到了下加利福尼亚。(21)佛罗里达、得克萨斯、新墨西哥、亚利桑那、上加利福尼亚等西班牙殖民地，到19世纪中期先后被美国占领。而在南美的拉普拉塔地区，传教工作则主要是由耶稣会和方济各会负责的。
在佛罗里达，1565年，佩德罗·梅嫩德斯·德阿维莱斯袭击并摧毁了法国人在这里建立的基地，然后建立了设防的圣奥古斯丁镇，这是耶稣会在新西班牙北部边境地区建立的第一个传教中心。在1702年之前，佛罗里达共建立了40个传教中心。据估计，新的传教中心将2.6万印第安人转变为基督徒。然而，佛罗里达的传教中心并没有持续很久。1702年至1706年间，驻扎在南卡罗来纳的英国军队入侵佛罗里达，并将所有传教中心烧成灰烬。一些传教士被屠杀，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被卖为奴隶。
在得克萨斯，第一个传教中心是1632年在圣安赫洛建立的，但不到6个月就被放弃了。1680年，为接纳来自新墨西哥北部的逃难的印第安人，方济各会在西部的埃尔帕索成立了3个传教中心。1690年，方济各会又在东部成立了两个西班牙传教中心，目的是为了阻止法国人在该地区定居，但因疫病传播和土著的敌意，1693年不得不放弃。尽管后来又被重建，但它们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大多数定居者迁到了中南部的圣安东尼奥，在那里，方济各会沿圣安东尼奥河建立了5个传教中心，分别是康塞普西翁、圣荷塞、阿拉莫、圣胡安、埃斯巴达，在整个18世纪，它们几乎都是繁荣的，但到该世纪末则趋向衰败。从1632年至1793年间，得克萨斯共建有35个传教中心。
在新墨西哥，1598年，西班牙征服者胡安·德奥纳特率领400名殖民者来到埃尔帕索以北的格兰德河沿岸。殖民者在这里经营牧场，其中包括12名方济各会传教士，为当地普埃布洛(Pueblos)(22)意为村庄或小镇。新墨西哥的土著居民已经生活在定居村庄里，被西班牙人称为普埃布洛人。印第安人提供宗教指导。普埃布洛人已经有了稳定的经济生活以及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宗教，但传教士并不欣赏普埃布洛文明的道德。他们试图通过传教改变普埃布洛人的宗教习俗和信仰，以欧洲基督教文明取而代之。普埃布洛人从小就接受合作和适应社会压力的训练，因此在最初的几十年，他们并没有抵抗传教士。到1628年，新建的传教中心已经达到了50个。然而，在17世纪70年代，饥荒、疾病和不断增加的战争伤亡使大多数普埃布洛人相信，接受外来者的宗教信仰是错误的，他们希望回归传统的生活方式。1680年发生了一次反对传教团的大起义，将传教士赶出了新墨西哥。后来，西班牙人又重返新墨西哥，普埃布洛人最终被迫接受了天主教会的强大存在，不得不参加天主教的宗教仪式，但在同时，他们仍私密地信奉本族的宗教。
在亚利桑那，1687年，耶稣会传教士尤塞比奥·弗朗西斯科·基诺来到当时被称为上皮梅利亚的地区。皮马人的部落就在这片有着沙漠和山脉的土地上。基诺从位于该地区南部的基地多洛雷斯传教中心向北推进，在一个又一个河谷建立了新的传教中心，直到传教中心网络延伸到亚利桑那。基诺具有超凡的组织才能，他教皮马人养牛和种植小麦等新作物，为传教中心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他包容印第安人的传统习俗，亲自为大约4500名印第安人进行了洗礼，并利用训练好的印第安基督徒去做印第安人的宗教皈依工作，从而赢得更多的皈依者。结果，这些基督徒所在的社区在经济上和精神上都实现了良性循环。耶稣会在亚利桑那建立的传教中心达20多个。方济各会接管之后又建立了3个新的传教中心。
在下加利福尼亚，第一个传教中心也是耶稣会传教士基诺创建的，1683年该中心建立于圣布鲁诺，但很快被放弃了。直到1697年才由耶稣会修士胡安·玛丽亚·德萨尔瓦蒂埃拉创建第二个传教中心，到1767年，耶稣会总共建立了18个传教中心和两个访问站(即附属乡村小教堂)。1768年耶稣会被驱逐之后，在费里·胡尼佩罗·塞拉的领导下，方济各会接管了耶稣会的传教中心，并于1769年建立了圣费尔南多·雷伊·德·埃斯帕尼亚·德·韦利卡塔传教中心，这是方济各会在下加利福尼亚建立的唯一一个传教中心。当塞拉神父被命令前往上加利福尼亚之后，多明我会于1772年抵达下加利福尼亚，它一方面接管了耶稣会的传教中心，另一方面又新建了9个传教中心。这样，该半岛共建立了28个传教中心。耶稣会在下加利福尼亚的传教促成了两项发展：一是鉴于开拓经费的不足，它创立了“虔诚基金”，通过募集私人捐款来维持耶稣会的活动；
二是它利用本地作为跳板，支持方济各会和加斯帕尔·德波托拉都督将太平洋海岸的边疆扩展到上加利福尼亚，以抵御俄罗斯人从阿拉斯加向南推进。(23)John Francis Bannon, “The Mission as a Frontier Institution: Sixty Years of Interest and Research,” 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10, no.3 (1979), p.317.
在上加利福尼亚，1769年，德波托拉带领探险队进入该地区时，经验丰富的方济各会传教士塞拉与他同行，这是西班牙人对该地区的最初探索。西班牙国王希望在这里建立传教社区，以阻止沿太平洋而下的俄罗斯人在此定居。1769年，塞拉创立了该地区的第一个传教中心，即圣迭戈传教中心。第二年，他在蒙特利湾以北更远的地方建立了圣卡洛斯·博罗密欧传教中心，这里成为他的活动总部。接着，在他的领导之下方济各会又建立了圣安东尼奥(1771)、圣加布里埃尔(1771)、圣路易斯·奥比斯波(1772)、圣弗朗西斯科·德阿西西(1776)、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1776)、圣克拉拉(1777)和圣布埃纳文图拉(1782)等传教中心，塞拉生前创建了该地区最初的9个传教中心。(24)塞拉通过引进农业生产和灌溉技术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他被认为是加利福尼亚的创建者之一，也是唯一一位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国会大厦国家雕像馆中有雕像的西班牙人。他去世之后，这项工作继续进行。在1769年至1823年间，共建成了21个传教中心。这些传教中心之间相隔一天的步行距离，它们沿加利福尼亚海岸延伸了650英里。
在南美洲，耶稣会传教士在争取智利阿劳坎人诸部落接受基督教方面居于首位，他们还深入秘鲁内地高原，在克丘亚诸部落间进行传教活动。在拉普拉塔地区，方济各会在乌拉圭印第安人中展开了传教活动，但干得最出色的却是在巴拉圭的耶稣会。耶稣会从17世纪初开始在巴拉圭建立传教中心。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于1605年从秘鲁来到亚松森，两年后建立了巴拉圭耶稣会省。大约1610年，他们开始在巴拉那河上游和乌拉圭河流域的瓜拉尼印第安人中，以及在亚松森东北部、巴拉那河以东的瓜伊拉地区的塔佩人中，建立了传教中心。瓜伊拉的传教中心很快就被葡属巴西圣保罗的奴隶贩子袭击并摧毁。猎奴人被称为圣保罗人(Paulistas)，在1627年至1631年间，圣保罗人摧毁了9个传教村庄，并带走了6万名印第安人。1631年，耶稣会传教士开始将他们传教村庄的印第安人向南迁移到瓜拉尼传教中心附近。到1652年，据报告耶稣会共建立了48个传教中心，其中26个被圣保罗人摧毁，留下的22个尚有4万印第安人。随后，传教中心的数量和规模都有所增加，到18世纪中叶，瓜拉尼共有30多个传教中心，收容了10万多名新皈依的基督教徒。(25)Haring, The Spanish Empire in America, p.184.
修会体系通常是将传教地区划分为若干教省，每个教省又划分为若干地区，每个地区有城镇和村庄，较大的印第安城镇便成了传教团的总部，监管着该地区的传教活动，较小的村庄和游牧印第安人由神父定期巡查，那些皈依的印第安人被集中到传教中心。到17世纪末，方济各会在美洲已经拥有17个会省，多明我会拥有9个会省，施恩会拥有8个会省，奥古斯丁会拥有7个会省，耶稣会拥有7个会省。(26)Dussel, ed., The Church in Latin America, p.377.仅在新西班牙地区，各修会就建立了277个传教中心，(27)Ryan Dominic Crewe, The Mexican Mission：Indigenous Reconstruction and Mendicant Enterprise in New Spain, 1521-16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3.在巴拉圭，耶稣会的传教中心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个。(28)Virginia Garrard-Burnett, Paul Freston, and Stephen C. Dove,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eligions in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88.正是这一修会传教中心网络(与殖民者、士兵一起)开拓了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边疆，奠定了西班牙殖民地统治的根基。
各修会的传教中心在边疆开拓的过程中发挥了多重功能，其中包括传播宗教和文明、进行军事防御、控制新皈依的教徒、引入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创建新的社会和行政单位等。但是，这些努力并不完全成功。
(一)修会传教中心是天主教信仰和文明的传播中心
修会的首要任务就是向当地土著传播基督教信仰，使之放弃原有的宗教。为此，传教士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首先是通过宣讲教义、馈赠礼物、热情招待、哄骗以及在必要时关禁闭、禁食、鞭打、焚烧当地神像等手段，将印第安人从异教的“黑暗”引向神父指引的“光明”之中。其次是清除印第安人的性欲罪恶，要求他们革除一夫多妻制，实行一夫一妻制，并反对婚外性关系。对那些违反新的性道德的人，施以公开鞭打、剪掉头发并带上枷锁的惩罚。再次是利用当地语言进行交流。为了以更易理解的方式传递基督教的基本概念和教义，传教士往往会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学习土著语言。如在从锡那罗亚向北到亚利桑那南部的马德雷山脉西坡地带，那里的耶稣会专门在一个传教中心设立了一所土著语言学校，新来的传教士必须在那里呆上几个月，甚至一年，才会被分配到即将上任的传教中心。(29)Bannon, “The Mission as a Frontier Institution,” p.315.传教士们往往会用当地语言编写词汇手册和教义问答等。在土著语言较为统一的地区，这种做法提高了传教的效率，但在语言种类繁多的远西北地区有200个以上的部落，常用的语言大致有20种，修士们几乎无法学习，因此，通常采取的方法是，先通过口译员翻译，在印第安人学会传教士的语言之后，直接用西班牙语授课。(30)Herbert E. Bolton, “The Mission as a Frontier Institution in the Spanish-American Colonie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23, no.1 (1917), p.56.第四是重视对儿童的教育和训练。传教士把西班牙语教学的重点放在儿童身上，如方济各会的传教中心规定，儿童都必须学习西班牙文。每个传教中心都设立小学，教堂里设有唱诗班和管弦乐队。神父们向印第安人传授音乐、赞美诗和乐器演奏，还教他们美术和木刻，对少数格外聪明的人则教以阅读和书写，培植他们在教会中供职。在巴拉圭，传教中心的修士认为，儿童纯洁的心灵、对本土神祇知识的缺乏及对传教士馈赠物质的感激是在异教徒中深植天主教信仰的最大希望。每当修士冒险到新地区传教或劝说印第安人自愿聚集到归化区时，总是带着会讲瓜拉尼语的男孩，这些受过训练的男孩可以协助传教，与当地长老雄辩地谈论基督教的神，并帮助建造十字架和祭坛。(31)Garrard-Burnett, Freston, and Dove,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eligions in Latin America, pp.189-190.第五是要求印第安人接受天主教圣礼，诸如洗礼、婚礼、忏悔、圣餐、涂油礼等宗教仪式。在每个传教中心，通常每日清晨，钟声会召唤印第安人做弥撒。一位被称作“马多尔”(mador，教会活动管理人)的印第安老人和两个检查员，穿过整个印第安人的住所，要求所有的孩子和未婚者去教堂，参加虔诚和安静的弥撒，结束时，他们用西班牙语与神父一起齐声复述祷文和信条。日落时，在教堂门口重复这一仪式，并以念诵玫瑰经和祈求宽恕或垂怜而结束。在周日和节庆日，“马多尔”和检查员会要求所有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出席弥撒，而且每人都得清洗和梳理整齐。(32)Bolton, “The Mission as a Frontier Institution in the Spanish-American Colonies,” p.56.因此，去教堂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文明礼仪训练。
但是，无论是国家还是修会自身，都不认为传教中心的工作仅仅是传播基督教，还要让印第安人接受纪律约束和文明生活的训练，成为国王的臣民。传教中心的本质在于它提供某种纪律，而它成功的核心要素之一是建立定居点，因为面对游牧的印第安人，只有建立定居点，才能实施纪律惩罚。因此，传教中心实际上是文明培训的学校，通过对印第安人进行文明教化和违纪惩罚，让他们遵纪守法。为了达到该目的，新的传教中心会请老传教中心的印第安人家庭来做榜样和示范。如墨西哥中部的特拉斯卡拉人的家庭就被迁移到北方，协助新传教中心的印第安人接受西班牙人的“文明”元素，(33)Bolton, “The Mission as a Frontier Institution in the Spanish-American Colonies,” pp.54-55.这些元素包括以钟声为号令的日常生活、对基督教道德的遵从、在公共社区生活中的性别隔离、熟悉农业技术和手工工艺、热爱生产劳动等。另外，印第安人还被允许参加一些世俗节日活动，如丰收节，其中牧人技术竞演、跳舞、斗牛和其他娱乐形式也是传教中心生活的重要部分。
(二)修会传教中心是军事防御和安全控制中心
传教中心对外防御外国人的入侵和敌对印第安部落的袭击，对内保证对新教徒的控制。传教中心和军事哨所通常是在传教士和士兵联合探险期间建立的，成熟的模式如同城堡。在16世纪初，王室法规甚至要求传教士陪同所有的探险队进行探险远征。(34)Michael Werner,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Mexico, New York: Routledge, 2001,p.477.传教士往往兼任探险家和边疆特工，记录他们所在边疆的历史和地理，绘制珍贵的地图，并向国王报告，提供相关咨询和建议。他们经常被召集到墨西哥城，甚至被召回西班牙，参加王室咨询会议，他们提供的“专家意见”经常是决定是否占领新地区的主要依据。(35)Bolton, “The Mission as a Frontier Institution in the Spanish-American Colonies,” p.52.传教中心一旦建成，便成为保卫国王领土的屏障，从佛罗里达到旧金山，传教中心的哨所形成了一条延绵不断的边防线。国王对防御边疆的士兵和传教士给予直接支持，其经费来自西班牙财政部，被记录在“战争基金”一栏中。传教团的边疆活动也直接受王室“战争和财政委员会”的领导。(36)国王发给传教士的年薪根据所在地区的艰苦条件而有所区别，最高者450比索，平均每人350比索左右。另外国王还为传教中心提供初建拨款、特别拨款、军事保护款三类支持。参见Bolton, “The Mission as a Frontier Institution in the Spanish-American Colonies,” pp.47-48, 50-51.
在北方，传教中心所在的边疆充满了冲突。除了外国人的侵袭之外，还经常发生新皈依教徒逃跑事件，甚至被传教的部落会发生反对传教士的起义。为了防止外国人侵扰和敌对部落的攻击，以及追捕逃跑的印第安人和对新皈依教徒实施纪律管制，每个传教中心都配备两名以上的士兵以及枪械、弹药，甚至大炮。1772年，作为传教士培训中心之一的圣克鲁斯·德奎雷塔罗学院的监护人罗穆阿尔多·卡塔赫纳修士写道：“这些传教中心之所以能够得以长期存在是因为它们得到了天主教武装力量的援助。没有他们，普埃布洛经常会被遗弃，传教士们会遭到野蛮人的杀害。”(37)Bolton, “The Mission as a Frontier Institution in the Spanish-American Colonies,” p.54.那些边疆传教士遇难的案例说明了这种保护的重要性，在1680年新墨西哥印第安人的大起义中就有21名传教士殉道。
在巴拉圭，传教中心同样面临着多重威胁。在帝国竞争层面上，葡萄牙声称拥有耶稣会传教团所在领土的主权，圣保罗猎奴队不断侵扰耶稣会建立的传教中心，委托监护主们也觊觎传教中心的劳动力和土地，他们向国王状告耶稣会垄断了当地的劳动力，其产品也与他们的产品发生了竞争。这意味着传教中心要保护所有人不受葡萄牙劫掠者、敌对部落以及委托监护主(多为种植园主)的伤害。为此，耶稣会武装了瓜拉尼人。(38)Garrard-Burnett, Freston, and Dove,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eligions in Latin America, p.189.每个传教中心都有自己的军火库，1730年之后，传教中心甚至自己制造火药。归化区一般实行军事化管理，每个归化区被划分为8个连队，定期进行武装操练和军事演习，都督也多次派西班牙官员来指导印第安人使用武器。归化区最有战斗力的队伍是它的骑兵，在与荒蛮部落、葡萄牙人、威胁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国人的战争中，归化区的民兵也有出色的表现。1637年至1735年间，归化区民兵为国王的事业参战不下50次，国王和都督们也多次对他们表示了最诚挚的谢意。
(三)修会传教中心是生产和贸易中心
为了说服游牧散居的印第安人进入传教中心，修会必须确保定居点能维持基本经济生活。传教士们深信“信仰往往来自于胃”。(39)Bannon, “The Mission as a Frontier Institution,” p.310.为此，传教中心引进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在利用当地原有动植物资源和生产技术的基础上，各传教中心又引进了欧洲的驯养动物、粮食作物、水果、蔬菜以及耕作和灌溉技术，发展了新的农牧业。同时，制造业(织布、制造砖瓦和陶器、鞣革)、制铁业(农具、锁、钥匙、靴刺、剪刀、钟)和食品业(牛脂、奶油、肥皂、酒、面粉)等也有了长足发展，使传教中心成为当地的生产中心。当然，由于各传教中心所在地区不同，地理环境有差异，经济差异性也比较大。
尽管教堂一直是传教中心的核心和神父引以为傲的对象，但经营农场、牧场和作坊等世俗事务则是赢得新教徒灵魂的必要手段。如在上加利福尼亚，那里的传教中心有的管理着几千名印第安人，传教中心有自己的织布室、铁匠铺、制革厂、造酒厂和仓库；
有灌溉沟渠、菜园和粮田；
牧场里有成千上万的马、牛、绵羊和山羊。修士们向新皈依教徒传授照料田地和牲畜的技术，不仅使他们自食其力，而且为他们遵守纪律、走向文明生活奠定了基础。妇女们被教导如何烹饪、缝纫、纺纱和织布，男人们被教导砍伐森林、建筑房屋、打铁锻造、鞣制皮革、开挖沟渠、放牛和剪羊毛等。传教中心变成了一所产业培训的学校。在1834年被取消前夕，加利福尼亚的21个传教中心管理了31000个印第安人，放牧了396000头牛、62000匹马以及321000只猪、绵羊和山羊，收获了123000蒲式耳的谷物，而那里的新皈依教徒在“果园、花园、葡萄酒制作、织布、商店和工具锻造等方面展示了相应的行业技能”。(40)Bolton, “The Mission as a Frontier Institution in the Spanish-American Colonies,” p.61.
在巴拉圭，传教中心的土地分为“上帝的土地”和个人的小块土地两种，前者的收获物放到公共仓库里，畜牧群也是公共产品。成员以集体劳动为主，各有分工，并有专人负责，定期检查。食品和衣物的分配以公共仓库的供应为主，私人产品做补充。公共仓库提供肉食和统一的服装。农业生产主要种植小麦、水稻、棉花、烟草、靛蓝、甘蔗等，还有各种水果，巴拉圭茶是重要的本地特产。畜牧业有牛、马、羊等。1768年，这里的耶稣会传教团共拥有769869头牛、124619头骡子和马、14975头驴及38141只绵羊和山羊。(41)“Mission in Colonial America, I (Spanish Missions),” https:∥www.encyclopedia.com/religion/encyclopedias-almanacs-transcripts-and-maps.由于来自德国和荷兰的耶稣会传教士积极传授技术，这里的手工业和建筑业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传教中心同时也从事贸易活动。据辛西亚·拉丁·德穆列塔对1772年至1793年传教中心神父给新西班牙总督的报告的研究，在索诺拉北部与亚利桑那南部交界的上皮梅利亚地区已经存在市场机制，这里的印第安人将他们收获的谷物送到矿区和西班牙人社区，换取布匹或其他加工品，流动的商人和小贩也会将商品带到这里，并购买食品。交易价格以白银雷亚尔为单位，但实际交易中很少使用货币，大多是以物易物。耶稣会传教中心有“明显的市场取向”。(42)Cynthia Radding de Murrieta, “The Function of the Market in Changing Economic Structures in the Mission Communities of Pimería Alta, 1768-1821,” The Americas, vol.34, no.2 (1977), pp.161-162.到18世纪中期，该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复杂的殖民定居点网络，包括传教中心、私人牧场、采矿营地、军事要塞和世俗平民社区，传教中心的经济盈余被用来发展贸易、增加收入，它们的谷物和牲畜可以为军事要塞和西班牙人社区提供物质支持，它们还给矿区提供照明用的牛油蜡烛、装运矿石的牛皮袋以及食品。上加利福尼亚传教中心的牛油和牛皮甚至被运到墨西哥城销售。(43)Barnet Pavao-Zuckermam, “Livestock,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in the Pimería Alta,” in John G. Douglass and William M. Graves, eds., The Colonial Period in the American Southwest, Denver: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2017, pp.290, 301-302.索诺拉的耶稣会传教中心将剩余的牛油、糖蜜、腌肉以及玉米、小麦、豆类等农产品运到附近的矿区，在那里换取金银，然后交给在墨西哥城的耶稣会管家，由后者帮助购买教堂用的装饰品、药物、布匹、烟草和印第安人所需要的商品。传教士抱怨，由于所有货物的价格很高，利润都被墨西哥商人赚去了。(44)Theodore E. Treutlein, “The Economic Regime of the Jesuit Missions in Eighteenth Century Sonora,”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8, no.3 (1939), pp.290-291, 296.
在巴拉圭，传教中心的贸易活动依据《教会法》规定行事，出售棉花、烟草、皮革、木材、马毛、蜂蜜等产品，尤其是传教团制作的珍贵草药，以换取归化区本身无法生产或无法足量生产的商品，如用于宗教活动的细布、丝绸、亚麻布、仪器、铁和玻璃器皿、书籍、纸、盐、葡萄酒、醋染料等。根据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易货贸易的年平均收入为100000比索，即人均7雷亚尔。(45)“Reductions of Paraguay,” https:∥www.catholic.com/encyclopedia/reductions-of-paraguay.17世纪末，传教中心一次运往西班牙的牛皮就达到30万张。传教中心最重要的出口品是马黛茶，其销售市场除了附近的圣菲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外，还远销智利、波托西和利马。(46)John J. Crocitti, “The Internal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the Jesuit Missions among the Guarani,”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Review , vol.77, no.1/2 (2002), p.6.巴拉圭耶稣会对印第安人贸易的独占，甚至引起了西班牙商人和政府官员的憎恨。
(四)修会传教中心是社会和行政单位的培育中心
传教中心一直都是作为临时机构存在，一旦当地的印第安人皈依天主教，被认为完成了文明教化，修会传教士就会转移到新的地方，留下的印第安人将作为西班牙帝国的臣民实行自治。这实际上是一种利用传教中心培育社区并最终转化为社区的做法。
在新西班牙北方，如圣安东尼奥地区的传教中心，每个院落都是独立的，管辖范围不大。这里的政府是模仿西班牙的制度建立的。当地有能力和有声望的人被西班牙当局任命为行政单位的负责人，包括一名州长、一名军事长官、一名市长和一名警官，他们组成了市政委员会。军事长官由传教团的主席任命，或由地区最高权力机构的“高级军事长官”任命。传教中心设有监狱，用于惩罚和监禁印第安人。印第安劳工则由一名印度安人监督员负责监控。
在巴拉圭的瓜拉尼，传教中心的政府是根据《西印度法》的规定成立的，其组成人员包括：地方行政长官及其副手；
三位镇长(其中两位负责城镇，一位负责乡下)、四位议员、一位警长、一位检察官、一位记录员、一位旗手以及一些下级官员和助手。选举于每年12月底举行。新候选人名单由即将退休的官员拟定，并提交给归化区神父批准。第二年的1月1日，新官员的就职仪式和授勋仪式在教堂入口处隆重举行。此外，政府官员在教堂里还有一个荣誉的位置。新官员的任职最后须得到地区都督的确认。传教中心官员受神父领导，每天弥撒结束后，地方长官都会向神父报告所有时事，并从他那里接受必要的指示，然后传达给相关人员。
从法律上讲，传教中心在10年之内必须世俗化，转交给在俗的神职人员，传教中心的共同土地也要分配给印第安人。但这项法律是基于中部地区先进印第安部落的经验制定的，而对边境地区的荒蛮部落来说，则需要更长的监护期，传教士们往往抵制世俗化。世俗化进程始于1753年，在这个过程中，传教中心的院落变成了城镇，其中的土著居民变成了纳税公民。传教中心的小教堂和神父宿舍转交给在俗教会，作为社区教堂运营，土地和建筑物也都交给了社区。随着1767年耶稣会被驱逐，(47)由于耶稣会仍然服从来自罗马的指令和对王权的挑战、与在俗教会的矛盾、在美洲进行的大量财富积累以及在巴拉圭形成的独立“王国”等原因，1767年西班牙国王下令将西属美洲的2500名耶稣会修士驱逐出境，没收其财产。参见John Lynch, New Worlds：A Religious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72-79.世俗化进程达到高潮。耶稣会的传教中心要么被世俗化，要么被移交给方济各会，而由于方济各会的传教士数量有限，过渡并不顺利。但可以肯定的是，转交给方济各会的传教中心，其表现要好于转交给世俗当局的。后者由于失去了传教士的保护，西班牙平民增加了对印第安人土地的侵吞和对印第安劳动力的滥用。当地官员的执法也难以推行。独立运动之后，传教中心最终全部实现世俗化。
尽管国王和修会对传教中心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种种努力，但传教中心和归化区的运行并不完全成功，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传教中心导致了印第安人较高的死亡率。被集中在传教中心或归化区里的印第安人，由于居住条件和生活习惯的改变、强制性纪律的实施、较高的劳动强度等因素，特别是对欧洲流行病(麻疹、鼠疫、天花、斑疹伤寒、性病等)缺乏免疫力，大量死亡。如在新墨西哥，1540年大约有28万印第安人散居在数百个普埃布洛。到1769年，只剩下1.7万人居住在20个普埃布洛中。(48)Garrard-Burnett, Freston, and Dove,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eligions in Latin America, p.182.在巴拉圭，1717年在巴拉那河和乌拉圭河之间的瓜伊拉省有121168名受洗的印第安人，而一次瘟疫就夺去瓜拉尼32个传教中心大约15000名印第安人的生命，在1764年的人口普查中，瓜拉尼的人口只剩下33000人。(49)Crocitti, “The Internal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the Jesuit Missions among the Guarani,” p.13.瘟疫也造成耶稣会的传教中心从高峰的100多个减少到30个。
二是传教中心存在对印第安人的经济剥削。从理论上讲，印第安人被视为“合法的未成年人”，西班牙国王要求教会对印第安人给予“保护”，鉴于早期修会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清正廉洁，国王把修会看做是对委托监护主的一种替代。但在实践中，这种假定被大打折扣。如前所述，传教中心的计划是实现生产的自给自足并有盈余，在所有传教中心，新皈依的印第安教徒都要参加生产劳动，修会传教中心之所以能够得以维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印第安人的劳动所得。在各修会中，耶稣会最为富有，它通过与殖民地总督签订特别协议，在17世纪获得了传教中心的财产控制权和财务管理权，成为整个殖民地最重要的财产所有者之一。各修会传教士也从什一税和神职人员的费用以及农业生产和其他商品的利润中积累财富。他们参与了美洲内部的贸易活动，并从中获利。而所有这些财富都是以被教化和改造的印第安人的辛勤劳动为基础的。修会传教中心从对印第安人的剥削中获利匪浅。
三是传教中心时常激起印第安人的起义，难以保障边境的安全。传教中心所处的边疆地区经常遭遇敌对部落的攻击。在北方，许多土著族裔，包括纳瓦霍人、阿帕奇人、乌特斯人和霍皮人，长期抵制修会的宗教皈依和文化融合政策，并能保持一定的自治。一些被传教的印第安部落不时发生反叛，如1616年特佩万人起义、1696年塔拉乌马拉人起义。1680年新墨西哥普埃布洛爆发起义，并引发新维兹卡亚、索诺拉和锡那罗亚的一系列起义。新墨西哥起义的根源是传教中心对印第安人的待遇越来越差，对土著习俗的压制越来越多，1680年8月，印第安领袖波佩领导的普埃布洛勇士联盟袭击了当地的传教中心，杀死了21名传教士，其余的12名被迫逃离。愤怒的印第安人点燃了教堂，毁坏了洗礼、婚姻和葬礼的记录，同时还摧毁了他们能找到的所有宗教雕像和祭坛。1781年的尤马人起义导致30名士兵和4名传教士遇害，并切断了北部边境与加利福尼亚的联系。起义表达了印第安人拒绝基督教、维护自己宗教和文化的决心。(50)Henry Warner Bowden, “Spanish Missions, Cultural Conflict and the Pueblo Revolt of 1680,” Church History, vol.44, no.2 (1975), pp.217-228.
四是传教中心宗教皈依和文明教化的目标并未完全实现。促使印第安人皈依天主教和接受西班牙文明是传教中心的两个主要目标，但事实表明，传教中心并未完全达到以上目的。初到美洲的传教士往往将印第安人理解为准备接受皈依的理性人，为了能正确传达基督教教义，他们学习土著语言。方济各传教士在宗教戏剧中扮演了纳瓦人的角色，甚至采纳了本土歌曲和当地服装。修士们雇佣土著工匠在教堂墙壁上绘制壁画，这些壁画融合了当地的植物和动物以及土著图像和主题。(51)Louise M. Burkhart, The Slippery Earth：Nahua-Christian Moral Dialogue in Sixteenth-Century Mexico,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9, p.20.传教士尝试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改变土著人的灵魂。许多传教士甚至允许当地人保留他们原有宗教仪式的某些方面，只要其符合天主教的信仰。一些传教士为了讲清楚基督教教义，甚至利用了土著原来熟悉的宗教符号和神灵传说。但面对传教士的教化，印第安人有自己的表达。有的是将自己原有的宗教解释纳入天主教的仪式中，有的明确拒绝，有的则在积怨的基础上发展为起义。最终结果是，传教士被迫接受了一种灵活的宗教文化体系，其中有些方面是基督教与原有宗教文化的并存，如根据殖民地考古和族裔历史数据的综合研究，印第安人的身份通过母语、仪式、口头传说、美学、象征符号、饮食方式、建筑和技术得以维持。在一些北方的传教中心中，印第安人保留了50%或更多的传统物质文化。(52)Paul Farnsworth, “Missions, Indians, and Cultural Continuity,” Historical Archaeology, vol.26, no.1 (1992), pp.22-36.有些方面则是将基督教符号和习俗叠加在土著符号和习俗之上，从而创造出一种融合的宗教文化，典型的代表如墨西哥人所崇拜的瓜达卢佩圣母，虽然瓜达卢佩圣母是基督教的圣母，但她身上穿的衣服带有星星月亮的图案，是印第安人对自然崇拜的元素，她的肤色是深色的，更像墨西哥本地妇女，因此成为新大陆混合文化的象征。
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在国王获得保教权之后，西班牙成为一个事实上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其对美洲的军事征服与精神征服也同步进行。天主教会在美洲征服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与西班牙国家的在俗教会不同，天主教修会具有相对独立性，传教士理想信念更坚定，开拓精神更强，他们的传教对象更多是当地的印第安人。在完成了对西属美洲中心地带定居印第安人的传教工作之后，修会的传教工作就转向了西属美洲的边疆。在新西班牙的北方地区和南美洲的拉普拉塔地区，都分布着大量的修会传教中心。修会传教中心成为西班牙帝国扩张的一支重要力量。
修会传教中心在边疆地区发挥了多种功能。它们在文化上传播天主教信仰和欧洲文明，促进了西班牙对这些地区的语言、文化、法律、建筑、习俗等方面的影响；
在军事上防御外国人和敌对印第安部落的侵扰，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西班牙居民点在边疆地区的安全；
在经济上引进了新的物种和技术，从事生产和贸易，经营卓有成效；
在政治上为建立新的社区做准备，对西班牙帝国获得新领土和拓展新边疆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从土著人的角度看，修会传教中心给印第安人带来了灾难，它们对印第安人的压迫、剥削及其带来的疫病导致印第安人大量死亡，激起印第安人的无数次反抗和起义，最终，修会传教中心所追求的宗教皈依、文明教化、政治管理等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但总的看来，修会传教中心与西班牙政府一起，塑造了一个与军事、政治边界平行的精神文化边疆，(53)在今天被美国占领的原西班牙殖民地的领土上，大约有5000万人口仍讲西班牙语，许多家庭仍信奉天主教，昔日的修会传教中心遗址已经成为美国领土上重要的文化景观和旅游业的珍贵资源。它们是西班牙殖民主义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