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彤
（中国艺术研究院 艺术学系，北京 100029）
在我们开始对现代人的生存问题进行探讨之初，要对“现代人”这个概念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现代人是指诞生于现代社会，在现代化思潮影响下进行生产生活的人。具体来说，现代人至少是这样的：一方面被编排在现代化进程中，见证着现代社会的无限种可能；
另一方面，也无可避免地接收着随之而来的巨大风险与问题。相比较而言，对普通人来说，社会对人的编排程度远大于个人对社会的影响。伯曼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本书中谈到：“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涉及到以下四种历史进程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过程……现代性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毋宁说，它自身充满了矛盾与对抗。”[1]3我们所谈的现代人、现代主义、现代化等概念都包含在现代性之中。透过现代社会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人类试图通过技术理性将社会与生活编排得井井有条，然而实际情况却远比预想的复杂得多，我们生存在一个不断运动、流动、变化的状况之中，变化着的认识造成了生活的变化；
反之，变化着的生活也造成了认识者意识的变化。这一运动、流动和过程把我们投入到了无休止的征服与创造、丧失与获得的漩涡之中[2]2。现代社会的矛盾与对抗加剧了现代人的异化与分裂之感，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变化与未知已成为习常，人类也坚信现代化是走向解放的必由之路，尽管它暴露出诸多问题，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卡尔·雅斯贝斯就“人应当如何在工具理性社会中满足自身的生存需求”这个问题开启了生存哲学的探讨。雅斯贝斯批判性地吸收了康德、胡塞尔、克尔凯郭尔、柏格森的合理因素，提出了一套融合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生存哲学，这不仅对当时西方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可能性的方案，也对当下中国的现实发展有所启示。
生存问题的产生，归根结底来源于人们对生存的不同理解。对大众来说，我们生活在社会中，享受着物质的极大丰富与满足，在温饱之余还可进行各种娱乐活动，看似并不存在生存的问题。然而对雅斯贝斯等哲学家来说，这显然是一种虚假的满足，它遮蔽了人类生存的真实困境。在技术理性占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理性的片面压制必然导致价值理性的失衡，技术与机器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决定性因素，“人类的全部存在变质为技术完美的机器中的一部分，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大工厂。在此过程中，人类已经并正在丧失其一切根基。人类成为在地球上无家可归的人”[3]114。理性神话使人丧失了主体性和自由，而沦为单向度的非人化的商品。在这种异化状态下，人感受不到自身的存在与价值，而陷入怀疑与焦虑的情绪中。除此之外，一系列战争彻底摧毁了人们对科技与理性的美好幻想，对现实的反感与失望导致了对工具理性下的现代西方文明的否定，进而引发了虚无主义的蔓延。一时间，反理性思潮在艺术哲学中一跃上升到主流地位。以唯物主义反映论为指导的思想让位于强调个体意志与精神的主体论，荒诞感和虚无感弥漫在每个现代人的情绪中，英国诗人托马斯·艾略特的作品《荒原》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西方一代人精神上的幻灭，人丧失了个性与本真性。现代社会虽然为人类提供了更美好的实存栖息地，却忽视了人的情感与精神需求。物质的极大丰裕与精神的极度空虚之间的鸿沟加剧了现代人的异化体验。技术本身只是一种手段，一种服务于人类并帮其获得更美好实存体验的手段，然而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和驾驭能力，技术正成为一种危害人类生存的武器，人俨然已经逐步走向了危险的边缘。这么看来，人的存在方式在当下确实成为了问题。
以“临界”境遇为出发点，雅斯贝斯谈到了关于人的生存问题，他由个人生存历史观开始，进一步拓展到现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再进一步上升到对社会的认识与批判。“临界”原是一个物理学术语，指由某一种状态或物理量转变为另一种状态或物理量的最低转化条件。简单来说，“临界”意味着濒临某种界限，超越此界限，事物的存在样态或者说状态就会发生改变。而境遇即境况和遭遇，在此基础上，雅斯贝斯所言的人的生存问题，应当是一种濒临某种界限，遭遇某些境况之下，人不得不抛开以往的经验，思考自身处境以及未来如何生存的问题。“临界”境遇的实质是选择，“临界”的情况使得人必须做出选择，有选择才有生存，正如雅斯贝斯所认为的那样，这种选择是生存性选择，在做选择时，生存在选择自身。做选择的原因多种多样，最关键的是人类生活的这个世界发生了断裂与异化，理性与感性、经验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加大了现代人的焦虑与困苦，在异化的生存环境中，现代人不得不做出选择。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其生活形态。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4]4。因此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个体而言，我们无法将历史看作一个逐步前进的统一体，现代社会变迁的程度较之过去飞速提升，在这种变迁中又不断裂变。我们很难凭借以往的经验来应对当下的生活，失稳情况下带来的是深深的无力感与极度的无安全感。
雅斯贝斯在看到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与主体意识丧失的危机后，展开了对理性与技术统治下的现代社会的批判。启蒙哲人认为，依靠理性我们可以消除一些错误的认知，完成世界的祛魅，使人获得一种更为科学的思考方式，进而重新认识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价值。启蒙理性瓦解了西方封建社会神学基础，使人具备了自我筹划和思考的能力，于是种种超自然的观点顺势转变为世界是一种运动、一种内在进步的说法。现代社会在发展之初，人们设想的蓝图是希望通过理性和科学摆脱神学和宗教的束缚，从而让人类真正自由自主起来。他们幻想着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某种与以前不同的事物从他们的时代中产生出来[2]2。但出人意料的是，西方人引以为傲的理性非但没使人走向自由，反而制造了另一场神话从而将人再次禁锢。机械化生产带来了计算上的精准化以及分工的专业化，高度的精准与专业将人如螺丝一般固定在高速旋转的现代化机器上，不仅使机器包括人的心灵也一并程序化了。资本家意图使人更好地投入到理性生产系统中，将人的内在情感与意志等感性特征从人的总体人格中拆分出来，并使这种感性特征作为总体人格的对立面而被摒弃。雅斯贝斯谈到：“当一般水平上的执行功能的能力成为成就的标准时，个人就无足轻重了。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必不可少的。他不是他自己，他除了是一排插销中的一根插销以外，除了是有着一般有用性的物体以外，不具有什么真正的个性。这些被最强有力地预置在这种生活中的人都没有任何认真地想要成为他们自己的愿望……如此被贬抑、被拉到物的水平上的人，已经失去了人性的实质。”[2]18-19人反主为客地丧失了主体性与个性变成了一般意义上的工具。雅斯贝斯在看到理性对人的异化的同时也揭示了技术的双重特性。在大刀阔斧的发展与改造中，现代人经历了战争的频发，道德的沦丧，美好与单纯的流失……到了19世纪，在各种矛盾越发凸显下，人们对于现代的意识分化为两支：一支是对辉煌未来正在到来的信念；
另一支是对一种不可能从中得到解放的深渊的恐惧[2]8。技术与科技的反噬无情地将现代人的希望再次击碎，这种将自己看作世界的主人而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世界的妄自尊大，引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与麻烦。关于技术，雅斯贝斯认为，技术是目的的手段，产生于从手段到目的的过渡区域，服务于人创造有用的对象与发挥影响的活动，而且技术产生于人发明的程序与构成物之中，是科学性的人控制自然的程序，其目的是塑造自己的存在，使自己免于匮乏，并使人类环境具有诸事取决于自己的形式[5]218。人类的命运跟他所运用技术的方式息息相关，技术既是人类通往理想的载体，又是捣毁人类现实美好的有力武器。在经历一系列技术灾难后，“人的生命和精神的一切价值一向所依赖着的关于人的存在在绝对者中得到安置和生根的知识，已变为可疑的、表面的、相对的，并且从终极的诚实来看，只不过是假象”[2]173。人们意识到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过去的经验已被现代所摒弃，而透过现代也并不能到达所设想的未来，能拥有的只有当下。然而由于断裂性，现在（当下）也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没有人能够超越他时代的限制，如果他试图超越，那么他就只会落入虚无缥缈之中[2]30。
在看到理性与技术的“霸权”后，雅斯贝斯将注意力转向了对大众的批判。这里的大众指的是拘囿于现实秩序、技术理性的“实存”。“实存”与“生存”在雅斯贝斯看来是迥然异趣的两个术语。在现象学语境中，“实存”更多指向物的存在，物的一种实存的状态；
而“生存”则是指向存的方式，是超越“实存”之上的精神性探索。雅氏认为，一般的大众满足于文化和进步，对未来辉煌充满信念，而具有独立头脑的人却怀着不安的预感，如克尔凯郭尔和尼采。在他看来，在少数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同时，社会朝向一种民主的命定的演化。民主政治其中也孕育着衰落与毁灭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源于群众作为一个庞大的聚合体，并不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民主政治又决定了现代社会要在充分参考群众意志的前提下进行。正如雅氏所言，这一切大抵上是一种美好的假象，古老的等级束缚虽然已经松弛，但一种新的限制，即把个人局限于社会机器的某一规定位置的限制，已变得明显了[2]27。现代工业迫使许多人受制于寡然无味的纪律和重复的劳动中[4]7，在社会这架巨大的机器中，群众只是散布于每个细小环节，被编排进生产过程中的零部件，而集权在少数人手中。“专制主义”并没有因民主政治而消失，极权的可能性就包含在现代性的制度特性之中，而不是被取代了[4]7。并且极权以更为集中的形式将现代生活政治、经济、文化等连接在一起。在这种变化下，人降格为功能化的肉体存在，他的精神与自我被遮蔽了。这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看似通过民主的方式赋予每个现代公民以权利，但与此同时却剥夺了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铺天盖地的极权意识形态透过大众传媒展现到现代人的眼前，以更为集中的方式将人的思维同一化。除此外，大众娱乐帮助人逃离世俗现实，消减人的反思意识与意义诉求。卢卡奇、阿多诺、阿尔都塞等社会学家均不同程度地对文化工业和“同一化”现象展开批判。雅氏显然是带有预见性的，他看到了现代社会对个体的欺骗，试图唤起自我的意识以此来对抗整个世界的扁平化倾向，强调一种存在的方式，以警醒现代人避免迷失在无意义的漩涡之中。
现代社会一方面通过民主政治将群众聚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拒斥个性化与独立化的主体意识。现代社会人口的大规模增加仰仗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发明与成果之后，技术将现代人带到了一个新的生产基础上。在此基础上，生产被组织和集中起来，各种生产率有效提升，包括人口增长率；
有关人的衣食住行也以一种更加合理的方式被管理起来，公共秩序由此得到保证。然而这个社会的发展与生产依据的是知识与计算，而不是本能与欲望，也就是说，它是去精神化和去个体化的。现代社会就像一台高速前进的大型机器，个体被机器化了，在雅斯贝斯看来这一切都是被预先设计好的，包括造成单个工人在许多方面几乎等同于机器零件这样的结果。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以丧失人性为代价的，但强行管理势必会激发群众的反抗情绪，因此社会通过适应大部分人的特性，顺应其天性从而调动其积极性。
在了解群众的特性之前，我们来看看雅斯贝斯是如何定义群众的：“群众”指这样的人群聚集体，即他们在某种生活秩序的机器中如此接合起来，以致其中多数人的意志和特性具有决定作用，那么，他们就形成在我们的世界中持续起作用的有效力量[2]9。由此看来，多数人是群体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为了迎合这种有效力量，生活秩序其实是依靠这个聚集体中的大多数而不是少数人的意志来运行的。因此，群众中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决定了这个社会的行为方式，大多数人的喜好决定了这个社会将生产什么，大多数人的精神素养决定了这个社会的精神层次。古斯塔夫·勒蓬曾有力地分析了群众的特性“他们表现出极少的推理能力，他们没有批判精神、轻信、易怒并且头脑简单”[6]151，“群体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如果‘整个世界’指的是群体，那就根本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整个世界要比伏尔泰更聪明，倒不妨说伏尔泰比整个世界更聪明”[6]20。雅氏通过实存的现状来思考生存的问题，洞察了现代社会生产运作的奥秘。在分析了群众的概念和特性后，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型社会是需要这样的简单的群众的。对集体来说，重要的不是个体自我和批判能力，而是绝对的顺应与服从。看似技术性的生活秩序迎合了群众的需求，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为舒适和自如，然而这样的秩序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生活机器，这机器对于真正人的生活的世界是一种毁灭性的威胁[2]14。这种危险表现在，在个人直接的现实的周围世界中不再有任何东西是由个人出于自己的目的而制造、规划或形成的了。换句话说位于生产线上的此工人并不在意他生产的对象，他的目的变成了生产本身，正如机器一样。这种生活秩序的普遍化将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生活变成了单纯的履行功能，从而使人丧失了自己的世界。人只作为功能型的人而存在（实存）着，个体融散进功能之中，本质的人格降格为通常的人性，降格为凡庸琐屑的享乐。
雅斯贝斯在高度异化与同一的社会环境中去谈人的生存这样一个形而上的问题，其实是希望人能够自我救赎，摆脱自我异化的现状。精神的荒芜与价值的虚无使人丧失了个性与自主性，也失去了思考与批判的能力，默认异己化的合理性，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着理性统治的帮佣。但回到技术发展之初，科技是辅佐人类解放的工具，解放意味着人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确立，进而与阶级意识的觉醒紧密相连。但现代人非但没能确立主体性，反而沦为单向度的功能人。理性秩序之无所不在的统治虽然消解了人的主体性，但却并没有使人一劳永逸，也不可能使人免除对未来的恐惧。依托流动的现代性的理性来寻求生活上的稳定，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世界大战的悲剧或证明，当整个机器因统治者私欲而处于绝对疯狂时，当科学技术被用来对准人类自身时，而群众因无辨识能力而被当作战争的人肉炸弹时，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也碎落一地。因此，寻求生存的方式和出路在此时显得尤为重要，雅斯贝斯的生存人学虽不能使现代人避免现代风险和随之造成的巨大灾难，但是却能让现代人处于一种更为自洽的境地，在动荡中把握生存的意义。
雅斯贝斯的生存哲学阐发于20世纪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是其对人类生存现实的反思与对人的生存处境的思考。生存哲学意在强调使人回归人本质，在利用科技、理性、工具为自身服务的同时又超越这些专业的知识，既能改变现实生存环境又能阐明和实现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在雅斯贝斯看来，“无知”是由实存回归生存的转折点，人类现代正位于这个转折点之上。这里的“无知”不是愚昧无知的意思，而是说要在无中去知，其实是一个承认未知而勇于思考和探索的精神过程。超越是内在于生存之中的，超越实存，在自觉反省中形成关于人的历史意识。生存的方式的思考，是人类用以抵抗虚无和空洞的武器，若不回归于此，人类将永远不能脱离被现实困境裹挟的实存的限制，将彻底沦为功能型的机器而丧失人性，从人学和人文关怀的价值立场来说，这是雅斯贝斯不愿意看到的。回归生存要经历无知—颤栗—焦虑—良知四个环节，如果说“无知”标示着“知”与“不可知”的“临界”点，因而仍与“知”保持某种必要的张力，那么“眩晕与颤栗”则意味着一种彻底松开一切“实存”执着后的内在状态，恰似一种真空状态，在生死未卜的境况下，“生存要么回归自身、确证存在，要么愈加无罪感地消隐于虚无”[7]67。个体由于担心堕入虚无而由此生发出来的精神上的焦虑，是“临界”境遇中个体心灵的自救表现，因为害怕丧失存在，而想要有所作为。而良知则意味着焦虑后回到本真的生存中，抛开实存中的一切束缚，去思考人之所以为人，构成人的存在的那些永恒的东西，比如爱和信仰。在雅斯贝斯看来，战后的德国人在精神上已经死了，他们甘于平庸遁入虚无的牢笼之中，迷恋物质的享受与精神的沉沦。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人并没有作为人本身而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而是作为功能型的人（类似于机器物）存在于这个社会里。雅斯贝斯说：“人，只要没有完全地被事实化、客体化，就总是有机会体会到自己是这一本原，从而意识到自己应该负起作为人的责任。处于现时代中的人，其诸多罪恶和堕落恰恰源于人之遗忘了自己的实存，而将自己的不可替代的自由和责任全然托付给了客观知识和‘客观真理’。”[2]174只有当人把自身作为非客体，超越技术的压制并获得关于自身的意识时，人才能够获得生存的自由。
因此我们可以说，雅斯贝斯的存在哲学其实就是一种超越哲学，他希望现代人可以从实存与现实中跳脱出来，力图达到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的本原的证明。在现代人精神出现全面危机之时，对现实的沉迷式的抨击是无济于事的，人类更需要去做的是超越它。技术化是一条我们不得不沿之前行的道路，任何倒退的企图都只会使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乃至不可能继续下去，因此纵使它风险重重，我们也要砥砺前行。当现代人发现过去所依赖的关于人的存在在绝对者中得到安置和生根的知识，已变得相对且不可靠时，人的精神趋向荒芜。焦虑是走向超越的必由之路，但大部分人选择遁入虚无，而还有一些人选择在思考中完善自身，雅斯贝斯的“存在哲学”显然也是对现实焦虑反应下的产物，通过强调人的生存的方式来对抗现实的虚无。只有当现代人体悟到生存的意义，确保精神世界的充实，通过生存形而上学并由此超越现实的困境，才能让自己处在一种舒适且自得的状态中。雅斯贝斯的存在人学并不是号召现代人逃离现实而遁入理想乌托邦之中，对生存的思考恰恰建立在对现实充分认识和反思的基础之上。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现代人要以一种更为自主和独立的姿态建立主体意识，而主体意识的建立要从保有真理性本质的精神追求开始，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雅斯贝斯所言的“超越”，是一种对人之本质与生存方式的可能性探索，现代社会纷繁杂乱，一切都处于变动之中，若一味随其流逐其浪必将失去人本价值与精神追求，从而走进虚无主义的漩涡。前进的同时不忘回顾，人生而为人的价值和意义这个问题应当在我们每一次反思中得到补充，并进一步作为行动的指导，带领我们超越现在而走向更为深广的可能性探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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