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姗 陈丹丹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拜物教一词原指对物神的宗教崇拜，马克思用拜物教喻指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货币、资本的“形而上学微妙和神学怪诞”以及人们对商品、货币、资本的盲目崇拜与追逐。人工智能时代下，技术支配性地位的提升与技术黑箱的并行不悖，使技术变得更加难以把握和难以捉摸，技术具有了支配人和人类社会命运的神秘属性。人们对技术产品狂热追捧，对技术逻辑充分信任与坚定遵循，使技术决定论盛行，技术拜物教便成为资本拜物教新的表现形式。目前，对技术拜物教这一拜物教新形式的理论研究还相对较少，研究视角也相对单一。本文试图从人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三个理论视角层层递进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拜物教进行批判性分析：在个人层面，技术拜物教使人陷入技术宰制的生存状况和技术崇拜的知觉状态；
在社会层面，工具理性的扩张和统治下社会单向度发展；
在资本逻辑层面，技术拜物教的实质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崇拜。对人工智能时代下资本主义技术拜物教的三重批判，理论上有助于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认识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技术拜物教现象，推动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批判理论的时代化发展，增强马克思主义解释力；
实践上有助于我们在正确认识基础上推动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科学、合理、高质量发展，从而赋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人的本质学说认为，在人类社会历史中，“人”是改造自然和创造历史的主体。在当今人工智能时代，“人”依旧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但“人”的主体性受到了人工智能积极和负面两个方面的影响。从人本主义理论视角看，在技术垄断下，人们一方面陷入被技术宰制和奴役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又产生技术崇拜的认知状态，“人”的主体性逐渐丧失。
（一）技术宰制下人的生存境况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依据人的发展状况将人类历史演进划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的前资本社会；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资本社会；
人自由个性的后资本社会。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已具有最尖锐普遍的形式”[1]（第515页）。一方面，工厂制度确立，机器大规模生产越来越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科技技术成为生产发展和现代化进步的核心力量，而人不再是生产的主角，工人要做的就只是服从和服务于机器。另一方面，机器大生产中分工越来越细化，人不再需要也越来越不再能够掌握整个生产过程及其中的生产技能，只需要做好某一环节的固定动作。而且，“工人越是熟练，他就越有主见，越是难于驾驭，因而对机械体系说来也就越不适用”[2]（第168页）。因此，随着技术越来越先进，这一固定环节的固定动作就越来越简单。在此种条件下，工人的技艺和劳动熟练程度越来越不重要，人技关系倒置，机器越来越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角，“工人服侍机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2]（第486页），人沦为机器的零件和附庸，丧失了其主体性和独立性。
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突飞猛进，为技术宰制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实现了对身处其中的人的生产生活领域的全方位垄断。技术带领人类社会乘上加速列车，其作用进一步凸显，对人的生存状态和认知状态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人越来越失掉了其主体性，成为技术的奴隶。亦即技术成为最高权威，而人则处于被宰制的地位。
在生产领域，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了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进程。其一，生产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极大提高了生产过程中机器的自为性。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参与度越来越低，只需要进行最简单的互动以配合人工智能系统的运行，高度臣服于人工智能。其二，生产自动化、智能化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无人工厂”和智能机器人出现，大量传统工人被排挤出生产领域，成为“无用阶级”。而被溢出相对过剩人口的担忧加剧了工人间内部竞争，“内卷”现象严重，造成了技术驱赶工人的现象。其三，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人的时间意识和生产意识进行驯化，使人更加臣服于技术的统治。随着数字技术和大数据的发展，数字零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如，平台通过“主派辅抢”的派单系统和精密的时间监控系统，使外卖员等零工劳动者“被困在系统里”，若外卖员拒绝接单或者超时派送次数多，平台方会智能识别，降低其与收入直接挂钩的优先级，以示惩戒。在这样的平台工作制度下，劳动者时间意识和劳动观念被驯化，对平台的忠诚程度得以提升，个人成为系统的奴隶。
在生活领域，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支撑。其一，技术对人们生活渗入和侵占范围和力度持续扩大。究其表现，一方面，主体范围进一步扩大。根据2020年脸书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其每日用户数为18.2亿，每月用户数为27.4亿，家族产品的每日用户数为25.4亿，家族产品的每月用户数为32.1亿[3]，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是脸书的用户；
另一方面，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张。数字平台涵盖了衣、食、住、行、娱、教、医、养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构筑了一个无孔不入、无所不包的全景式敞视监狱，每个人都处在匿名监视之中，对隐私权等人身自由的自觉主体意识逐渐丧失。其二，技术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准则。大数据等技术通过平台的工作系统和信息传播，规训了人们的时间意识、劳动观念和价值观念，也就勾勒了人们对自由生活的想象。人们服从和接纳技术划定的日常生活准则，失去了对自由生活和自由发展的自觉想象。其三，技术也嵌入和支配着人们的社会交往过程。流量思维主导社会交往关系，“流量至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固定在流量数据上，失去了人与人的活生生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成为数字平台的附庸。
（二）技术崇拜下人的知觉状态
人的知觉是人脑对客观事物整体的反映，技术崇拜主导人的知觉状态有一个渐进过程。人在面对与人联系密切、力量强大但人类无法理解和掌控的物的力量时，会产生畏怯和恐惧心理，进而将其上升为一种超越于人之上的神秘力量，即宗教意义上的拜物教。而非宗教意义上的拜物教，喻指对某种物品的迷信或盲目崇拜。在马克思那里，拜物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2]（第1页）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之前各种难以解释和把握的现象逐渐得到了科学理论的解释，“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然界受自己支配，神的奇迹越是由于工业的奇迹而变成多余”[4]（第275页），于是实现了对自然的“祛魅”，以致尼采高呼“上帝已死”。上帝退场后，以往的精神依托与精神寄托轰然倒塌，人们陷入精神空虚无所依的境界，于是试图找寻一个新的更为确定的依靠。而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资产阶级所推崇的“自由”“平等”等“泡沫”理想却在现实发展面前被无情戳破。正如弗洛姆在《为自己的人》中所感叹的那样：“人创造了种种新的、更好的方法以征服自然，但他却陷入在这些方法的网罗中，并最终失去了赋予这些方法以意义的人自己。”[5]（第25页）与此同时，生产越来越机械化、抽象化，成为人们难以掌握和掌控的过程，“在观念的残垣断壁之中，只剩下一个可以相信的东西——技术”[6]（第32页）。“祛魅”的启蒙又为自身“赋魅”，于是，技术在打倒神之后自身却成了神，成了人们新的崇拜对象。
一般意义上，人工智能时代人的知觉状态存在两个方面的主要特征。一方面，面对更新速度加快的新技术与新概念，多数人无法明其要义、得其要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日新月异，技术“黑箱”越来越严重，核心科技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区块链、比特币、狗狗币、NFT（非同质化代币）、元宇宙，越来越多的新鲜科技概念如潮水般涌来。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数据对人们生活的全方位占领又让人感到科技的至关重要。技术的地位被无限抬高，技术与人的距离被无限拉远，使技术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变得难以掌控和难以企及，成了“可感又超感的怪物”。于是，技术便赋上了一层魅，人们对其充满了畏惧、敬仰与崇拜。但由于技术本身的“科学主义”和客观性色彩，这一崇拜心理也比以往的拜物教更加隐匿。
由此，人工智能时代下，人们呈现出被技术宰制的生存样态和技术崇拜的知觉状态，在生产和生活、实践和心理认知层面都建筑起了对技术的崇拜与服从，人的主体性地位丧失。
从意识形态视角重点关注技术拜物教作为意识形态的驯化过程与作用，可以看到，工具理性的张扬遮蔽了价值理性，其在全社会的统治造就了资本主义社会单向度的人，从而维护了资本主义制度。人工智能时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发展进一步巩固了技术理性的垄断地位，人工智能等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占领。这样，工具理性获得了从意识领域到实践活动再到人类社会的绝对统治，具有了至高无上、傲视一切的地位，而对工具理性的高度信仰与崇拜使技术获得了拜物教性质。
（一）工具理性统治下的社会图景
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的大旗被高高举起，工具理性，或称技术理性，被视为现代化最重要的精神支撑，成为被推崇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任何不符合算计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7]（第3-4页），并在发展过程中压抑、排挤批判理性和价值理性，取得了支配性地位，企图把整个人类社会打造成“一个由理性指导和控制的机器”[8]（第37页）。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无论是在意识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工具理性都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高权威。人工智能时代下数字技术实现了全社会、多领域的应用与支配，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技术逻辑实现了个人的思想观念与实践活动以及社会运行的多重统治。
在意识领域，“工业化把人的灵魂物化了”[4]（第25页），工具理性成为人们唯一的思维模式和考量向度，人们表现出了对数字系统的高度信任，数字逻辑支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世界观方面，人们主要通过网络世界认识世界。在此过程中，人们的世界观被信息技术通过智能算法推荐和海量信息轰炸建构起来，并通过“信息茧房”效应使这一观念得以固化。在人生观方面，智能算法推荐等技术作用下，一些信息被选择性地推送到人们面前，且其中主要是一些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内容。由此，人们就成了井底之蛙，能看到的只有那一小片天地，能看到的人生发展方向和方式也就只有那些被推送到面前的样态。人们对人生目的的认识也就局限在了追求物质享受上，秉持的人生态度就限定在了享乐主义，其人生价值也就与财富占有高度挂钩。在价值观方面，随着技术生活化和生活技术化进程的发展，技术系统成为人们社会生活必不可少和至关重要的支撑。数字逻辑逐渐被无限信任，人们只对数字平台的数据给以足够的信任与依赖，而人的主观意见则变得无足轻重，人与人的关系和联结变得松散又缺乏信任。
在实践领域，工具理性成为人们在科学研究、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行事的根本判断标准和行为依据。在科学研究中，科学被等同于实证，人的主观因素被视为非科学的。人们在研究中尽可能地排除人的因素，人文社科研究中也要尽可能地进行实证研究、加入数据分析以证明自己的科学性。在生产劳动中，作为实质是对时间进行标准量化的时钟成为现代化重要的物象，实现了对人们时空观的量化和标准化。以雇佣工人工作时限为代表现代劳动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确立下来，泰勒制等量化、标准化测定工人劳动时间和动作的管理方法盛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成为人们的劳动价值观，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更加强化了对劳动者的劳动过程的量化和劳动时间管理的标准化。上下班打卡时间、工作系统在线时长、996工作机制等量化数据成为衡量一个员工的工作态度与价值的重要依据。在日常生活上，数字平台及其数据成为日常生活准则和行为依据。日常生活出行靠系统导航，商品消费靠智能推荐，服务消费选择靠系统评分，文艺作品看平台评分与评论数量，交友婚恋靠大数据匹配。这样，数字平台与智能算法支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人与人的交往、信任与亲密关系却越来越薄弱。
（二）单向度的极权社会样态
马尔库塞强调了技术的政治意识形态性质，认为工具理性的统治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机器成为任何以机器生产程序为基本结构的社会最有效的政治工具”，技术和政治统治相耦合，技术合理性便意味着政治合理性，技术政治化和政治技术化一体发展，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单向度的“由理性指导和控制的机器”[9]（第37页）。人工智能时代下，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技术成为社会治理的内在程序，成为控制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理性保障，使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人成为单向度的人。
人工智能时代下，技术成为社会治理的内在程序，工具理性成为政治领域的统治力量。科技的发展带来了物质产品的丰富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改善，使人们沉浸在对物质产品的享受与不停的追逐中。与此同时，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盛行。消费主义的价值引导与商品堆砌的现实冲击共同发力，使广大民众沉浸于物质世界虚假欲望的满足和符号消费的追求中，沉湎于对商品和金钱的占有的冲动和未能占有的焦虑的之中，而忘却了精神世界的丰盈，丢失了批判性与超越性思考，迷失了生命意义的沉思，整个社会由此便成为一个单向度的极权社会。
人工智能时代下，技术成为控制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理性保障，工具理性实现了对人们私人生活领域和精神文化的控制。数字技术等的发展推动了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数字媒体的兴盛，吸引了大量用户。社交媒体成为一种景观构建的途径：少数资本家在幕后操控着数字平台和社交媒体上娱乐化、消费主义化的“景观性表演”，而身处其中的普通人成为“痴迷的观众”，在沉默地欣赏表演的过程中已经被隐形地控制，丧失掉自身的批判性与创造性，成为“景观”的奴隶。这样，工具理性便实现了对人们思想观念的控制。并且借由数字平台，人们的信息接收能力和社交能力得以提升，在沉浸式“景观表演”中，人们逐渐“按广告宣传处世和消费、爱人之所爱与恨人之所恨”[9]（第6页）从而推动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同质化，工具理性也就实现了对人们私人生活领域的控制。资产阶级的极权化统治掩藏在表面虚假的繁荣之下，人们成了泡在资产阶级提供的“温水”——甚至是“糖水”里的“青蛙”，难以自知，由此便丢失了对现状的自主思考能力，丧失了对现存社会否定的、批判的、超越的、建构的向度，迷失了对自由与美的追求，成了“单向度的人”。
由此，人工智能时代下，工具理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实践和意识领域都实现了对社会和个人的统治，整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身处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
对拜物教的批判如果只停留在人本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批判，那就只能是在触及到了技术拜物教的表象。只有从哲学批判和伦理批判的层面深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入到资本逻辑，才能找到理解技术拜物教的核心密钥。马克思循着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则，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考察，从商品入手，层层递进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货币和资本“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10]（第88页）的拜物教现象，找到了其根源所在，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人工智能时代下技术拜物教渗透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表现为数字劳动的剥削新形式、分配不平等、数字平台加速资本流通与虚假消费需求的满足等。而技术拜物教作为资本拜物教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延伸演化，其实质仍然是资本——技术共生体的剥削与统治。
（一）人工智能时代下的社会生产机制
现实的生产活动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点和归宿。对技术拜物教的批判也要回到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活动中，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环节分析技术拜物教背后所遮蔽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机制，以揭示资本主义技术拜物教的实质所在。
1.生产环节：数字劳动的剥削新形式
人工智能时代，随着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数字平台下的数字劳动成为一种新型劳动形式，也就成了一种形式更加温和、隐蔽的资本剥削的新形式。技术拜物教将人工智能时代数字资本主义对数字劳动残酷而全面的剥削掩盖在温和、愉悦而隐蔽的形式之下。资本——技术共生体的强强联合，使人们不得不屈服于资本和技术的淫威，在资本——技术体系的支配下，在被“制造”的“同意”中进行所谓“自我剥削”。
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拜物教下的数字资本——技术对广大数字劳工实现了更加全面、残酷的剥削。在产消一体化的推动下，数字资本——技术共生体实现了对网民时间的殖民化和对社会空间的工厂化。数字劳动时间和空间极度扩张，剩余劳动时间被极度拉长，也就意味着数字资本——技术剥削时空场域的极度扩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不断推动数字设备“傻瓜”化。数字劳动技能、设备、年龄、性别等劳动条件门槛低，只要拥有手机等智能设备、接入互联网，就可以成为数字劳工，因而数字资本——技术的剥削对象也更加广泛。
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拜物教下的数字资本——技术的剥削形式更加温和、隐蔽从而更具迷惑性。数字平台表面上具有满足用户娱乐放松需要、社交需求、自我展现需求和便利生活等作用，会激发用户自发使用。加之智能算法推荐对用户个人偏好的迎合，以及消费主义、泛娱乐主义等意识形态的渗透，催生出更多的、持续的使用需求，从而刺激人们自发地沉浸在数字平台中。剥削实质被掩盖在用户“自愿”且“需要”的表象下，这种隐秘剥削形式更易被接受且缓和了阶级矛盾，从而更加高明。
2.分配环节：分配的不平等实质
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拜物教下数字劳动自由自愿表面背后隐藏的是：数字资本占据分配价值链顶端，资本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数字劳工处于价值分配边缘甚至被无偿剥削。这一不平等事实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现。
一方面，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加剧“机器排挤工人”的局面，造成结构性失业。人工智能由于其类人智能的特征，再加上劳动效率高、没有生理界限等优势，在越来越多的行业和领域代替人力进行生产，大量劳动者传统的产业工人被排挤出生产领域，成为“相对过剩人口”，进一步拉大贫富两极分化。虽然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也会带来一批新职业的出现，但由于其高效率和高技术含量的特征，新职业可能知识要求高，且创造的新岗位的数量弥合不了大量失掉的低端行业的岗位，一部分劳动者越来越被边缘化与相对贫困化。而未被排挤出生产领域的劳动者也会面临失业的压力而不断“内卷”，试图证明自身的有用性，造成劳动强度的增大和劳动条件的恶化。
另一方面，数字劳动创造的巨大财富在技术拜物教的体制下表现为数字技术推动数字资本自行增殖的神力，掩盖了其背后劳资分配的不平等事实。人工智能时代下，数字技术作为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广泛参与到资本主义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和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等各领域，数字平台凭借广大数字劳工生产的一般数据参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分配。数字资本家占有了一般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成为一般数据的获益者。而广大数字劳工，作为数字资本参与分配的权力来源的一般数据的创造者，却处于价值分配的边缘，数字劳动往往以低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形式出现。零工经济中，广大劳动者表面时间自由、工作灵活的“自主”接单工作制下，掩盖着的是数字资本对劳动者的隐秘控制和残酷剥削。而波及面更广的广大用户作为数字劳工通过自身在数字平台的数字轨迹形成一般数据的数字劳动，则是一种无酬劳动。在“玩劳动”的掩盖下，广大用户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在一般数据的生产上，创造了数字平台的价值源泉，但一般数据的所有权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而广大数字劳工并不参与价值分配，这是比零工经济中的低酬劳动更加极端的价值分配模式。在数字劳动中，自由、自愿的表面下掩盖的是分配不公的事实，数字资本在分配中占有了数字平台所创造的绝大部分价值，数字资本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而广大数字劳工处于残酷的被剥削地位：在提高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的同时在分配中处于绝对边缘化的地位，贫富两极分化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3.流通环节：资本流通加速的事实
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平台在商品流通环节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加快了商品流通速度，拓展了商品流通的时空场域，从而便利了人们的消费及生活。然而，数字平台便利用户消费表象下却是利用用户数据服务于资本流通与剩余价值生产的实质，其本质是服务于资本的逻辑。
数字平台通过占有大量数字劳工生产的一般数据，搭建起商品流通的中介，促进了资本周转速度，进而推动了剩余价值总量的提高。首先，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和智能设备的普及，使商品的流通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全天候、全球范围内的商品流通成为了现实，促进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流通。其次，数字平台通过对用户数据信息的抓取，生成用户的专属数据肖像。一方面将群体数据信息及时反馈给生产商从而便于生产商掌握消费者需求；
另一方面，生成个人的消费偏好，并精准投放广告，实现生产端和消费端的有效对接，从而提高商品流通效率以及整个再生产环节的效率，加速了资本周转速度和剩余价值的实现，进而提高了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
4.消费环节：虚假消费需求的满足
人工智能时代，在智能算法和消费主义的夹击下，意识形态的灌输与物质商品的堆积相耦合，激发和强化消费行为，制造和建构出人们虚假的拜物欲望和消费需求，人们表现出的消费狂热最终服务于资本的增殖。
数字平台消费的产消一体性使人们的消费需求被准确捕捉与积极迎合。大数据可以通过人们在数字平台留下的痕迹，生成数据肖像，掌握人们的消费倾向和消费习惯，预测人们的消费意向，准确迎合并进一步激发、引导和强化人们的消费需求，使消费意向变成消费行为。这样，真实的消费需求会在智能算法的精准操控下变得过度和超量。
消费与社交相勾连，促进消费文化快速扩张。用户的消费内容与消费体验成为其分享在社交平台上的重要内容，在完成社交、自我展现等任务的同时也达成了对商品的宣传。商家也借此采取社交媒体营销模式，在社交媒体的传播效应下，形成潮流式消费，如网红产品、网红餐厅、明星同款等，创造出虚假的消费需求。而消费也被符号化、层级化，成为划分不同社会群体的重要标志。高级、时尚、名媛、小资等标签附着在各类商品上，受到人们的追捧。再加上信贷系统对超前消费的鼓励，致使很多人透支未来追求非必需消费，为资本的增殖提供了大量被创造出的、来自未来的消费需求。
（二）资本——技术共生体的本质还原
比起人工智能时代前的资本拜物教，技术拜物教更加隐匿化、虚拟化和复杂化。通过对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拜物教下的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社会生产环节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技术拜物教表面包裹下的还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核，资本——技术共生体的剥削关系仍然是其本质所在。所谓资本——技术共生体，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增殖逻辑与技术的效率逻辑暗合，在社会生相互联结、实现同一。“资本不停地、直接地塑造了技术的进步，反过来它也是由后者塑造的”[11]（第11页），资本与技术有机共生。一方面，技术是资本发展的基础与核心。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资本积累的基本规律，意味着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而技术内嵌于资本，作为生产条件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从产生到应用都处在资本逻辑支配下。“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12]（第357页），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以资本增殖为准则和尺度，只有符合剩余价值生产需要的技术才能被推到历史前台。
同资本一样，实质是资本——技术共生体的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技术拜物教，同样也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有其历史限度。技术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只要一离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离开资本逻辑，人工智能等技术就不再具有拜物教性质，而只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产物。而当技术被还原为生产力，那么它将对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由此，技术拜物教是资本拜物教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演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拜物教批判范式依然适用于技术拜物教的批判分析：深入分析现实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社会生产环节，可以发现技术拜物教的实质仍然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崇拜，技术拜物教机制下掩盖的是资本——技术共生体剥削的实质。
总之，所谓技术拜物教就是人们对技术及其使用功能的崇拜。从人本主义视角出发，技术拜物教下是技术对人的宰制和人对技术的崇拜，是技术对人的生产和认知的统治。从意识形态视角出发，技术拜物教下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遮蔽，是技术对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占领，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单向度的人。究其实质，技术拜物教的实质仍然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崇拜。
鉴于以上对资本主义技术拜物教的批判，我国在发展人工智能等技术时，需要在理性批判基础上实现对技术拜物教的社会主义超越，以推动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首先，要正确认识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作用，既不相信技术恐惧论，也不偏信技术决定论。要将技术进步还原为生产力，发挥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社会进步、改善人民福祉的积极作用。其次，要合理运用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加以驾驭和利用，做好顶层设计，理顺资本——技术共生体的治理逻辑，建立科学有效的资本——技术共生体治理体系，提高资本——技术共生体治理效率与治理能力，引导资本——技术共生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健康发展。最后，要推动人的发展与进步，提高广大人民的科学素养、劳动技能、道德品质、创新意识、批判思维，以更高的能力与智识应对技术发展带来的加速社会。由此，我们可以推动人工智能等技术在中国大地上科学、健康、高质量发展，赋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助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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