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裕瑾 李梦玉
(青岛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061)
当前，我国已迈入以“质量追赶、创新驱动、结构升级、绿色发展和共同富裕”为主要目标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王一鸣，2020)[1]，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与此同时，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和逆全球化的冲击，使得大国博弈日益加剧。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坚定不移地推动高质量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并将“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独立成篇。2022年1月出台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进一步指出，要立足新发展阶段，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为构建数字中国提供有力支撑。由此可见，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2020年，受疫情影响，传统产业遭遇重创。在此背景下，数字经济逆势增长，助力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指出，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持续抵住来自疫情多点散发和经济恢复发展等方面的压力，以45.5万亿的规模和占GDP39.8%的比重实现了快速发展。目前，数字经济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辐射范围和影响程度推动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成为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抓机遇、赢得主动的关键举措。一方面，通过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可在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变革；
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建设，有助于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效率。因此，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换道超车”。
进入新发展阶段，如何客观认识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间的作用关系，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是现阶段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此，本文在测度2000-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解析两者在各阶段、各维度的异质特征，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灰色关联模型，探索两者间的协调程度及影响二者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以期为新发展阶段下持续推动我国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经济鲜明的特征。自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后，国家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持续予以关注，重要会议和文件数次提出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学术界对此也展开了广泛研究，并在理论内涵和量化方法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关于高质量发展理论内涵的研究，主要形成三种观点：一是从量变引起质变的角度，提出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快速增长到一定阶段引起的质变，是一种更高效、更持续、更稳定的发展模式(马茹等，2019)[2]；
二是基于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指出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的发展方式(金碚，2018)[3]；
三是立足于新时代的发展特点，认为高质量发展是符合“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发展(张军扩等，2019)[4]、是基于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洪银兴，2019)[5]、是以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目标的发展(宋洋、李先军，2021)[6]。关于高质量发展量化方法的研究，主要包括单指标和多维指标。单指标一般采用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经济增长质量，或基于对环境污染和资源约束的考量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征高质量发展水平。为克服单指标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学者们采用多维指标予以综合评价。早期，有学者基于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认识，从经济增长的结构、稳定性、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四个方面衡量经济增长质量(钞小静、任保平，2011)[7]；
随着新发展理念的提出，高质量发展评价逐渐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靠拢(詹新宇、崔培培，2016)[8]；
此外，有学者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从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发，构建基于经济成果分配、人力资本及分布状况、经济效率与稳定性、自然资源与环境、社会状况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杨耀武、张平，2021)[9]。
近年来，数字经济作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在此背景下，学术界针对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展开了一系列探讨。
在理论机制方面，学者们多基于微观、中观和宏观视角展开研究。在微观层面，一方面，数字技术驱动要素成本递减，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荆文军、孙宝文，2019)[10]；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推动形成以客户价值创造为中心的商业模式，满足大量尾部和边缘需求，形成消费端的长尾效应(Warner和Wäger，2019)[11]。在中观层面，数字经济基于创新效应、融合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协同发展(丁志帆，2020)[12]：一方面，以创新赋能的数字技术，加深了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各领域的融合，并通过产业关联效应推动传统产业集群的数字化转型(Jorgenson和Vu，2016)[13]；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革新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有效提高了数字化产品的供给质量，不断推进数字产业做大做强，最终形成数字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在宏观层面，数字经济助推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赋能高质量发展(宁朝山，2020)[14]：首先，数字经济推动新兴产业崛起和传统产业升级，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其次，数字经济通过降低搜寻成本、复制成本、交通成本等提高市场交易效率(Goldfarb和Tucker，2019)[15]，通过帮助企业了解客户需求、扩大市场接入、缓解融资压力等提升供给侧生产效率，通过为消费者带来优质产品与服务等提高需求侧消费效率，促进效率变革(李三希、黄卓，2022)[16]；
最后，数字技术为生产监管和产品检测提供技术支持，保障产品质量，实现质量变革。
在实证检验方面，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有学者验证了数字经济可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扩大技术市场规模(白万平等，2022)[17]、优化产业结构(刘维林、王艺斌，2022)[18]、减少环境污染(张腾等，2021)[19]等途径赋能高质量发展；
还有学者发现数字经济在促进生产端效率提升的同时，还可拉动需求端消费扩容，进而推动高质量发展(杨文溥，2022)[20]。此外，张焱(2021)[21]经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发现，数字经济不仅能显著提升本地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还能促进邻近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性。
综上，学者们对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理解逐渐深刻、量化方法逐步完善，对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愈发丰富，但有关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间双向关系的定量研究较少，仍有一定的拓展空间。基于此，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基于时间和维度双重视角，测度我国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水平，把握其发展趋势与演进特征；
第二，定量分析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间的协调关系，识别影响两者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为促进两者的良性互动建言献策。
(一)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1.指标选取
(1)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融合应用为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1)资料来源：《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从本质上看，数字经济可视作涵盖了一系列活动的经济系统。任一经济系统的良好运行取决于资源要素投入和生产成果产出的均衡发展。基于此，本文从硬件投入、软件投入、数字交易和数字生活四个方面，选取11项基础指标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见表1)。具体来看，硬件投入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土壤。作为数字技术的物质支撑，硬件投入是通向数字化社会的“公路”。有别于传统硬件投入，数字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均需建立在良好的网络设施基础之上。因此，从互联网建设方面衡量硬件投入水平。
软件投入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引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数字人才知识结构的更新和专业技能的提升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离不开数字技术研发经费的充分投入。因此，从人才和资金两方面衡量软件投入水平。
数字交易。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电子及通信信息设备制造业代表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方向和最新成果。因此，根据数据的可得性，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收入和出口两方面衡量数字交易水平。
数字生活。完善数字技术、拓展数字应用，归根结底是为了让数字红利惠及人民生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基于此，从数字应用场景方面选取指标衡量数字生活水平。
(2)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新发展理念，确保“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开好局、起好步。基于此，本文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出发，构建涵盖29项基础指标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具体来看，创新发展体现高质量发展的“高效性”。针对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问题，“十四五”规划强调要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创新活动是从人力、物力投入到实现创新产出的过程。因此，从创新投入与产出视角衡量创新发展。协调发展体现高质量发展的“均衡性”。当前，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我国高度关注各方面的结构失衡与潜在风险。因此，从城乡、区域和产业三方面衡量协调发展。绿色发展体现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引导我们从解放、发展生产力延伸至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基于此，从治理、绿化和资源利用三个层面衡量绿色发展。开放发展体现高质量发展的“包容性”。基于目前的发展现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需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才能得以实现。因此，从开放环境、外资、外贸、内贸和旅游几方面衡量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体现高质量发展的“公平性”。“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但当前不同群体对发展成果的分享程度仍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从人民生活的多方面出发，选取社保、收入、就业、教育、健康和老龄化六个维度衡量共享发展。
表1 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2.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对于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或趋势法补齐。
部分指标说明如下：D13光缆密度=光缆线路长度/国土面积；
D21人才投入=信息化从业人员数/城镇非私营总就业人数；
D22人才支撑=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D23资金支撑=电子及通信信息设备制造业R&D经费内部支出/R&D经费内部支出；
D31主营业务=电子及通信信息设备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全行业主营业务收入；
D32出口交易=电子及通信信息设备制造业新产品出口销售收入/全行业新产品出口销售收入；
H21城乡收入差异指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H22城乡消费差异指数=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
H23不完全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H24南北差异指数=|(南方人均GDP/北方人均GDP)-1|；
H25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计算方法参照干春晖等(2011)[22]，该指标度量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的程度，其数值越大，表明偏离程度越大、产业结构越不合理；
H26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测算方法参照付凌晖(2010)[23]；
H35电力资源利用能力=GDP/电力消费总量；
H36耕地资源利用能力=粮食总产量/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H41全球治理指数=(话语权和责任指数+政治稳定性和不存在暴力指数+政府效率指数+规制质量指数+法治指数+腐败控制指数)/6，来自世界银行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数据库，用以衡量治理水平、反映一国开放环境的优劣程度；
H43外贸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GDP；
H44内贸依存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GDP；
H46国际旅游人数比重=国外旅游人数/地区旅游总人次；
H51城镇社会保险参与率=(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年末常住人口*5)(王裕瑾，2019)[24]。
(二)研究方法
1.熵权TOPSIS法
本文采用熵权TOPSIS法测度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水平。其主要思想是：先采用熵值法根据指标观测值提供的信息大小和变异程度确定权重，再利用TOPSIS法对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水平与理想目标的接近程度进行量化排序。具体步骤如下：
2.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度由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引申而来，指两个或多个系统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作用和彼此影响的程度。若系统间相互配合、相辅相成，为良性耦合；
相反，若系统间互相排斥、彼此摩擦，则为恶性耦合。通常而言，耦合度越高，表明系统间的相互影响程度越大、耦合相关关系越强。但是，这种方法无法排除当各系统均处于较低水平时可能会出现的“虚假高耦合”现象。因此，需进一步引入协调度衡量系统间相互作用中良性耦合的大小，以反映系统整体的协调性与一致性。具体步骤如下：
3.灰色关联模型
本文采用灰色关联模型定量分析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识别影响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两系统耦合协调的关键指标。具体步骤如下：
(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整个研究期间，我国数字经济呈“前期波动上升、后期线性增长”的变化趋势(图1)。“十五”时期，我国尚处于信息化建设的起步阶段，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波动幅度较大。此阶段，数字经济的商业模式较为单一，增值服务以信息传播和获取为主，政策重点主要集中在移动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服务产业扶持方面。与此同时，2002年的“非典”事件给本就处于萌芽期的数字经济一记重击，使其在2003年达到最低水平。“十一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虽有波动但整体呈上升趋势。此阶段，互联网用户数持续增加，博客、微博等自媒体不断涌现，以网络零售为代表的电子商务率先发力，数字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十二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呈线性增长态势。这一时期，《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促进大数据行动纲要》等文件的颁布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电子商务持续发力，各类生产和生活服务开始向线上转移，直播经济等新模式不断涌现。“十三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继十九大明确提出建设数字中国后，国家层面围绕数字中国建设制定了一系列战略规划，并得到了相关部门扎实有力的推进与实施。数字技术革新不断催生出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持续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改造，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得到较快发展。这一时期，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叠加、放大和倍增作用显著提升。
图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在数字经济的各子系统中(图2)，软件投入的前期发展较为波动，但整体向好，后期增长势头尤为迅猛。具体而言，2000-2012年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软件投入总体不足。2013年以来，我国顺应信息革命浪潮，紧抓数字化发展机遇。这一时期，网民规模大幅增加，数字技术不断革新，人才、资源、资本等纷纷向附加值更高的数字经济转移，软件投入呈显著线性增长趋势。硬件投入水平在整个研究期间稳步上升，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由具体指标可知，数字经济的硬件投入主要是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研究发现，在同等投入成本下，数字基础设施对环境的改善作用更明显、对经济效率的提振作用更高(韩晶等，2022)[25]。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也面临诸多阻碍，如：原创技术少，面临“卡脖子”风险和安全隐患；
缺乏制度保障，常因现有政策和技术标准不完善而存在堵点等。数字生活呈“前期小幅波动、后期稳步提升”的变动趋势。研究前期，数字技术尚不完善，数字应用场景较为有限，公众对数字经济的接纳程度有待提高；
随着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及其与生产生活的不断融合，数字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但仍存在发展不充分的问题，这主要受限于数字基础设施的完成度。数字交易水平在研究前期波动下降，并于2011年达到最小值，此阶段主要归因于数字技术和政策制度难以为数字交易的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此后，伴随网络水平、数据量级和核心技术的迭代，数字创新能力逐步提升，数字化产品和服务质量不断升级，对数字交易的支撑作用逐步凸显。
图2 数字经济各子系统的发展水平
(二)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研究期间，我国高质量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呈“先指数、后对数”的增长特征(图3)。具体而言，“十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并于2003年达到考察期内最小值，部分原因可能是2002年SARS病毒引发的全国性传染病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短期冲击。“十一五”期间，我国高质量发展水平有所上升，但增幅较慢，年均增长率为10.68%。虽然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汶川特大地震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发展，但我国仍抵住了国内外压力，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等重要赛事，提高了对外开放水平，推动了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持续提高。“十二五”期间，高质量发展水平年均增长达20.57%，为研究期内的最大值。这一时期，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逐步抛弃了“唯GDP论”的短视目标，开始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长远目标迈进，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三五”时期，国家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方面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推动了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稳步增长：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绿色发展战略，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一带一路”倡议，形成全方位、高水平的开放新格局；
乡村振兴战略，解决“三农”问题，打赢脱贫攻坚战。
图3 高质量发展水平
在高质量发展的各子系统中(图4)，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分别以28.51%和21.33%的年均增长率稳步提升，表明研究期间我国创新驱动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21世纪以来，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断加大创新投入，积极培养创新人才，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为创新发展蓄力。同时，我国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并深刻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在此背景下，不断加大环境整改力度，有序推进煤改气、退耕还林还草、大气污染防治等一系列政策，严格惩治环境污染行为。协调发展以2008年为分界点，呈先降后升的发展态势。这表明，我国逐渐意识到发展不平衡对经济发展质量的严重损害，近年来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全面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纵深推进京津冀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度调整产业结构，持续缩小城乡间、区域间和产业间的发展差距。开放发展则呈现“先增-后减-再增”的变化态势：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政策红利的驱动下，开放发展水平持续提升；
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开放发展水平明显下降，直至2015年才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此后，我国着手培育外贸增长新动能，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等，积极同各国建立双多边合作关系，促使开放发展水平稳步提高，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共享发展在研究期间呈V形变动：2000-2005年，共享发展水平明显下降，年均增长-18.95%，并于2005年达到最低水平；
此后，我国愈发重视民生福祉的改善，践行“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确保在“做大蛋糕”的同时还要“分好蛋糕”，共享发展水平稳步提高。
图4 高质量发展各子系统的发展水平
为确保上述测算结果的可信度，将本文结果与既有研究进行比较。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梦欣和任保平(2019)[26]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测度的2000-2017年中国高质量发展指数。通过比较五个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发现两者的变化趋势相近。其中，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891、0.983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进一步验证了本文测度结果的可信性。
(三)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
研究期间，我国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间的耦合度整体处于[0.98,1]的高强度耦合状态(图5)。研究初期，两者均处于起步阶段，这种“低-低”组合造成了“虚假高耦合”现象；
随着时间推移，我国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并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方面取得多项重大进展，两系统的发展水平均有明显提升，故研究后期的高耦合度是“高-高”组合的结果。进一步从协调度来看，虽然两系统间的协调度在2003年和2006年有小幅下降，但整体上升趋势显著，并顺利从初级协调过渡到高级协调状态，表明了两者间的双向良性互动和有序协同发展。
图5 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与协调度
分阶段看，2000-2006年我国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由“快字当头”向“好字优先”转变，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间的协调度略有波动。一方面，数字经济尚处于发展还不稳定的初级阶段；
另一方面，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进程亦各不相同。创新战略体系不够完善，创新主体的积极性还未被完全激发，创新活力提高较缓；
经济发展战略转向地区间协调发展，陆续提出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战略；
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仍待转变，资源环境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愈发明显；
开放方面加快融入世界市场的步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扩大了生产可能性边界；
处理经济与社会发展间的公平关系仍是重要课题，“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依旧突出。以2007年为分水岭，此阶段传统经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持续低迷，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数字经济则异军突起、逆势增长；
2010年我国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坚持经济结构调整、坚持科技创新、坚持改善民生、坚持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坚持改革开放，这些举措共同推动了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并促使两系统间的协调度稳步提升，于2015年进入高级协调阶段。与此同时，该年正式提出新发展理念，此举也为两系统间协调度的进一步提高奠定了理论基础。
研究期间，我国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各指标间的关联度处于[0.465,0.936]的水平。其中，较高关联指标最多、有168个，占总指标数的52.66%；
高关联指标数达35个，占总体的10.97%。由此可见，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两大系统相互影响、互为制约。进一步地，灰色关联分析还可用于测度系统内不同指标对另一系统影响的次序性，探究影响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两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从一级指标看，软件投入D2(0.789)、数字交易D3(0.674)与高质量发展间处于较高关联水平，高于硬件投入D1(0.644)和数字生活D4(0.624)。具体而言，已有学者证实，提高软件投入效率、减少软件投入不足，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推动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张唯实，2012)[27]。同时，软投入理论显示，软投入起到经济发展放大器的作用。因此，增加软件投入将有助于释放高质量发展的潜能。数字交易是数字产业化的结果。随着数字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增加以及应用场景的多元化，数字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并向多方面延展，已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
从二级指标看，人才投入D21和人才支撑D22分别以0.849和0.817的关联度位居前列，是数字经济系统中影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后疫情时代，优质的数字人才凭借其高边际产出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效动力，以数字人才为核心竞争力的数字经济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未来应继续贯彻人才强国战略，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数字人才，为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力。硬件投入方面，互联网普及率D11与高质量发展的关联度较高，为0.810。具体而言，在微观层面，互联网的普及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可得性促进家庭财富的积累(强国令、商城，2022)[28]，缩小财富差距，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在宏观层面，互联网的普及通过知识溢出、信息扩散和跨界效应，扩展知识边界、打破信息不对称壁垒，推动创新水平提高，助力高质量发展。
(二)高质量发展对数字经济的影响
从一级指标看，创新H1、开放H4与数字经济的关联度分别为0.773、0.735，处于较高关联水平，是高质量发展系统中影响数字经济的主要因素。具体而言，创新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一方面是由数字经济产业的创迭性决定的，即创新和迭代非常频繁，故数字经济对创新水平的提高具有较强的响应；
另一方面是由数字经济自身的属性决定的，即数字经济是依托于信息通信技术进步而产生的创新发展模式，所以本就隶属于创新活动的数字经济，必会受到创新水平的影响。因此，未来应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夯实、拓展数字经济发展的创新基础、创新空间。同时，提升开放水平是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扩大开放可增强数字贸易网络联系的强度，推动数字技术和产品“引进来”，解决关键技术缺位的现实困境；
另一方面，扩大开放有助于开拓数字经济市场，注入更强劲的消费需求，推动数字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提高国际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全球数字经济是开放和紧密相连的整体，合作共赢是唯一正道”。因此，未来应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国际竞争和合作中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从二级指标看，人均R&D经费支出H12(0.892)和人均专利申请数H14(0.882)，是高质量发展系统中影响数字经济最主要的指标；
进一步地，两者同人才投入D21的关联度最高，分别为0.927和0.905。这说明人均R&D经费支出的持续增加和人均专利申请数的大幅提升，为创新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由此吸引了大量的数字人才，进而带动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治理指数H41与数字经济的关联度为0.882，处于高关联水平，表明良好的治理水平和治理环境是推动数字贸易便利化的必要条件。为此，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价值理念，为解决全球治理失效、失灵和治理方向的偏差问题做出了不懈努力，这些举措为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内贸依存度H44(0.749)与数字经济处于较高关联水平，这可能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提出的“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密切相关。通过充分发挥国内超大消费市场的规模优势，推动供需动态匹配，加强国内大循环对供需的引领作用，可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广大的市场，并极大释放数字经济的潜力。
表2 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关联度矩阵
后疫情时代，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实务界与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立足于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这一事实，分别构建了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测度了2000-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基于耦合协调模型和灰色关联模型进一步探讨了两者间的协调程度以及影响两者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主要研究结论是：第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高，各子系统均表现为不同程度的上升。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革新，国家层面对数字经济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行业发展的红利期加上相关政策的扶持使得数字经济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第二，我国高质量发展整体向好，各子系统的变化趋势虽不尽相同，但发展水平均有提升。研究初期，我国开始有条件地关注经济社会发展中“质”的方面，但仍处于探索阶段；
研究后期，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通过一系列重大战略的实施，开始由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增长转变。第三，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间的耦合协调度持续上升，并于2015年进入高级协调阶段；
两系统内部各指标间以较高关联为主；
人才投入、人才支撑、互联网普及率、人均R&D经费支出、人均专利申请数等是影响两系统协调发展的关键指标。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以强投入、强产业、强应用，构筑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一是以强投入支撑数字硬、软件投入。加大“新基建”投资力度，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有序推进云网协同和算网融合发展；
建立多元化数字人才培养机制，加大高校专业人才培养力度，加速职业化人才培训进程，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二是以强产业壮大数字交易。聚焦基础软件、重大装备等重大领域，加快补齐产业链条上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等短板，打造自主可靠的数字产业供应链；
同时，提升园区产业集聚水平，培育一批园区数字化转型标杆，推动产业数字化发展。三是以强应用助力数字生活。培育面向特定行业的平台化设置、智能化生产、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等新模式，发展零工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实现更深程度的生产方式变革和更高水平的价值创造。
第二，继续贯彻新发展理念，强化创新驱动、坚持协调统一、践行绿色低碳、推进开放合作、致力全面共享。一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攻克“卡脖子”技术，解决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难题；
加强基础前沿研究，强化源头技术供给；
加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二是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统筹兼顾、协调各方。打造全国性和区域性“增长极”，发挥示范作用和扩散效应，形成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三是坚持绿色发展，全面推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发展。促进清洁能源开发，加快形成清洁、低碳、高效的产业体系。四是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联动发展。不断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协同发展。五是构建合理的分配格局，助力实现共同富裕。规范调整收入分配秩序，加大欠发达地区农村和基层的公共服务设施投资力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安全网”。
第三，注重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协同发力，发挥好政策叠加效应。一是以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1)以数字经济激励创新，增强区域创新活力。提高数字技术的惠普性和包容性，充分发挥数字化对创新活动的渗透性和创新主体的连接性。(2)以数字经济推进协调，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依托数据资源、信息网络和应用平台，促进地区间的数字化合作，促使经济发展摆脱地理、交通等传统要素局限，逐步缩小区域间的“发展鸿沟”。(3)以数字经济践行绿色，助力低碳转型发展。强化数字技术对绿色发展的支撑，依靠新一代信息技术进行环境质量监测和生态环境修复，尝试采用VR/AR环保虚拟场景，因地制宜地改善各类环境问题。(4)以数字经济扩大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利用数字技术更新资源要素的流通方式，淡化物理距离，革新贸易模式。(5)以数字经济支撑共享，助力实现共同富裕。数字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起到加速社会财富的创造与积累的作用，有助于“做大蛋糕”；
另一方面，随着数字技术的推广普及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数字经济的普惠效应和溢出效应也使得发展成果不断惠及全体人民，有利于“分好蛋糕”。二是以高质量发展为数字经济提供保障。(1)以高质量发展为数字投入提供物质基础。高质量发展通过加大对“新基建”的建设力度为数字经济提供扎实的硬件基础，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和科研投入为数字经济提供充足的软件支撑。(2)以高质量发展为数字交易提供发展条件。高质量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具备优越的资源禀赋、完善的基础设施，且数字人才集聚，数字产业发展的后备力量强大，继而为数字交易的顺利进行保驾护航。(3)以高质量发展为数字生活提供环境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助于制度创新和数字生态系统建设，进而为数字应用创造良好条件和更多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