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波
（贵州省社会主义学院，贵阳 550005）
2022年是台湾“二·二八” 事件爆发七十五周年，“二·二八” 事件是台湾同胞的历史悲剧，是近代中国人民遭受历史苦难的缩影。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台湾省工委在为台湾的民主事业发展以及祖国的统一大业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二·二八” 事件中为维护台湾同胞利益，争取台湾人民的民主自治中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设立了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光复后的台湾可谓是百废待兴，台湾同胞更是怀着饱满的爱国热情，希望在祖国的怀抱里获得民主、自由的权利。然而，国民党当局却倒行逆施，政治上专制腐败、官员骄横跋扈；
经济上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凋敝；
实行的政策不得民心；
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冲突一触即发。
1947年2月27日，台湾省烟草专卖局警员与私烟摊贩寡妇林江迈发生争执，警员不顾林妇哀求将其打伤，并打死一名围观群众，最终引发严重的流血冲突事件。次日，台北市民请愿示威，要求严惩凶手，不幸再次发生多起流血事件，矛盾进一步演化升级。3月1日，台籍市民成立“缉烟血案调查委员会” （后改为“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并派代表与行政长官陈仪交涉，提出改革省政的合理要求，尽管陈仪同意民意代表的要求，但是事态却继续恶化，难以控制。全台各县市中的市民、学生以及闲散人员广泛参与其中，抗争暴动此起彼伏，台湾当局党政系统遭受重创；
各地出现奸淫抢掠事件，许多大陆籍人员惨遭杀害；
街上出现了“打倒暴政”“打倒独裁”“争取自由”“争取民主” 的标语。3月7日，陈仪将“二·二八” 事件定性为“独立叛国运动”，并向蒋介石请求调兵镇压。8日晚，国民党军队自基隆登陆，对斗争开始镇压。“处委会” 被当局视为非法组织并被迫解散，其中的一些领导人物被秘密处死；
很多参与抗争的人员惨遭捕杀；
一些民间报刊遭受查封。14日，“肃奸” 工作开始，整个台湾进入“绥靖” 状态；
20日，当局开展“清乡” 行动，很多无辜被捕市民惨遭杀害。
台湾烟草专卖局与摊贩的流血冲突是“二·二八” 事件产生的直接导火索，但此事件的产生却是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关于此问题产生原因，国民党当局、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各方观点不一，学者们的见解也颇有差异。大体来看，学者们关于此事件的产生原因与台湾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暴露出的危机有很大关系，是长期矛盾与短期矛盾累积的结果，主客观原因都存在。在具体原因分析中，学者们由于政治立场、价值观念和文化背景差异，也各有倾向。矛盾具有特殊性，要求我们具体问题作具体的分析。通过还原真正的历史，可得知其中的主要矛盾或者说产生的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国民政府的专制和严重腐败问题。
（一）国民党陈仪政府实施政策不当是其重要原因
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台湾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殖民时间长达五十年之久。日据时期，台湾民众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斗争从未间断，即使数次武装起义被残酷镇压，但台湾同胞渴望回归祖国的坚强意志与抗争的决心却不曾动摇。“台湾的民族是中国的民族”“台湾的土地是中国的土地”［1］。台湾人民无时无刻不在梦想着早日回到祖国怀抱。1945年10月25日，国民党当局接受日军投降，意味着曾为日本所奴役五十年的台湾同胞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复归祖国。“十月二十五日陈仪长官正式在台北接受台湾日本总督安藤吉利的投降，全市三十万人民无分男女老幼一律欢呼歌舞，三天三夜都不断，举行火炬大游行，人民真正的高兴得要疯了……”［2］137-138让台湾同胞欢欣鼓舞的不仅是重回祖国怀抱，还有中国作为战胜国的自豪感以及台湾民众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然而，随着国民党当局丑恶嘴脸的日益显现，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溢于言表。“自日寇投降台湾得以恢复后，台胞欢喜情绪特别深刻……最近热情渐转冷淡，由热烈欢迎而冷眼旁观……”［2］49-50台湾光复不足三个月，民众心态竟然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政策原因：第一，民众对国民党当局处理日俘日侨政策不满。按照规定战后的日俘应悉数遣返回国，但陈仪政府处理此事时态度暧昧。陈仪政府与日本政府在关于台湾日俘日侨数目问题上出入很大，关键在于台湾正式接收时，“许多日军均已化为民籍，潜伏各地”［2］283，陈仪当局不仅未将潜入民间的日俘日侨们查出并将其遣返回国，反而任用其在台湾的工程技术部门甚至是行政部门，安置留用的人数“全省共有万人以上”［3］。陈仪当局留用日俘日侨虽有方便开展工作的理由，但是却没有考虑到台湾民众对日本殖民者深恶痛绝的民族情感。“日官日警依然是统治者的爪牙，以至使台湾同胞非常难堪。”［2］90第二，国民党当局设立行政长官公署制度。台湾光复之后，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实行了行政长官公署制，这一制度区别于大陆其他省份省政府组织。与各省政府职权不同的是，行政长官公署除地方政务外，可过问原属中央职权范围的事务；
而且，行政长官权力集中于一身。实行此制度，按照陈仪的说法确实可以提高行政效率，接收过程中减少了一些阻碍。但问题在于，此项制度可以说是日据时期总督制的“复制品”，仍然具有殖民时期日军的残余影响，大大刺激了台湾民众心理。“自公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这种特殊的制度以后，很多敏感的台湾同胞，都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台湾总督制……”［4］第三，用人政策有失公允。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即使台湾民众受教育程度高于内地，但在台湾行政系统中台籍人士担任级别较高的职位者几乎没有，台籍公职人员大多数从事一些较为低级的职位；
二是台籍同胞在同一机关中即使担任一样的工作，但是在工资待遇方面相差很多。“邮电局国内同胞在原薪外每月有六千元台币的津贴，台湾同胞则一文津贴没有。一面花天酒地，一面衣食不济，因而台湾同胞极仇视这些国内同胞。”［2］139-140由此可见，国民党当局的以上政策严重背离了台湾民众的心理预期。被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五十年的台湾同胞，对日本人怀着本能的厌恶和痛恨；
长期孤立无援得不到祖国的关心产生无助和落寞感。这些复杂的情绪没有在国民党当局的政策中得到应有的抚慰，反而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加大了事件的发酵。
（二）经济危机、通货膨胀是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
日据时期，由于台湾经济已经纳入了日本的国民经济体系之中，机器设备及部分原料由日本供应，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台湾的经济相对稳定，“台人都有工可做，他们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2］144。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不仅没有对台湾进行一些经济援助，大力发展经济，反而搜刮民脂民膏，使得许多工厂停业倒闭，大量民众失业。由于国民党打内战需要军粮，台湾本身大量物资被运往大陆，台湾本身奸商囤积居奇，致使台湾形成了严重的“粮荒” “许多人只能食洋芋、处于半饥饿状态。在台北、基隆，因断炊而全家自杀的报道亦时有耳闻。”［2］107到了事件后期，由于粮荒而引发的冲突已然发展到白热化阶段。陈仪政府接管台湾时，实行了维持台币以及台湾金融机构自成体系的特殊化政策。但是国民党中央财政部却对此表示严重不满，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借令中央银行利用调整币值比率方式将台币比价压低，以谋取私利。所造成的后果是，台湾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直接造成了台湾经济上的空前恐慌”［5］。除此之外，陈仪政府实行严格的专卖制度，以矿业为例，日据时期允许私人开矿，矿业较为发达；
光复后，国民党当局成立了调剂委员会，其以低价收购并以高价卖出，以获得中间差价，受损的最终还是小业主。台湾民众认为国民政府的剥削不亚于日军殖民时期，“二·二八” 事件中民众的要求，比如“打倒封建官僚资本，撤销贸易局及专卖局”等成为了他们最为迫切的需要。
（三）国民党当局专制、腐败是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行政长官公署制下，行政长官拥有高于大陆其他省政府主席的高度集中的个人权力，行政长官权力高度集中，具有 “依据法令综理台湾全省政务” 的权力。这就与台湾同胞渴望参与台湾事务的管理的民主愿望背道而驰。根据各方面史料显示，陈仪本人生活清廉，但是其身边不乏 “巨贪” 人员，而且其对台湾腐败现象的严重性缺乏实质性的了解。据资料记载，台北县长陆桂详被指控贪污旧台币5 亿元，但在调查过程中，一场“怪火” 将账簿单据烧得一干二净，不见下文……［2］141-143之后台湾几起重大贪污案被媒体揭露之后，民众反响极大，尽管这些案件“有凭有据” “为台人愤恨”，但是仍然违背民意拒不办理。在“二·二八” 事件中“达到恶劣腐败政治”［2］229成为了台湾民众的最强音。参与“二·二八” 事件调查工作的人员坦言：“日人统治台湾时，其公务员之操守能力及军队之纪律，均为台人所称道” “而我来台工作人员，亦不幸有少数害群之马，或行为不检，能力薄弱或贪污渎职，尤以经建及公营事业更不乏借权渔利之不良现象，予台胞以深切之反感。”［2］277-278由此可知，国民党当局的专制、腐败与无能是导致矛盾激化的最为根本的原因所在。
除去以上三个原因外，还有一些学者由于政治立场不同，持有比较政治化倾向的观点，比如有学者认为，“事实上，中共、台共不但参与二·二八事件，而且扮演了领导角色”［6］。但此观点在当时的台湾现实历史环境下，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造成事变的主要紧张形势与客观环境与偶然性的共产党活动没有太多的关系”［7］。还有观点认为，两岸分隔五十余年，在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有些许差异，国民党当局对此问题的关注度并不是很高，致使台籍同胞对大陆存有不满。还有人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认为从台湾同胞的角度讲，由于被殖民时间过长，民众在思想上与日本人的想法比较相似，容易与外省人产生隔阂；
从国民党当局角度来讲，国民党对台湾人持有心理上的一定偏见，原因在于台湾曾受日本殖民统治，某种程度上受到日本奴化教育的影响，价值观可能会与大陆同胞有些许差异。在此种心理定式的影响下，国民政府使用武力镇压显得“名正言顺”。
“二·二八” 事件究竟如何定性，如何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去认识此事件发生，并还原历史以“真”，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对此事件准确定性可以拆穿“台独” 分子利用此事件分裂祖国的政治阴谋，同时对于推动祖国统一大业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二·二八” 事件的定性问题，目前学术界存在以下观点：第一，革命论。此事件是“台湾人民革命运动的一个部分，也是全国人民革命运动的一部分”［8］。第二，自治运动论。“这次‘台湾民变’ 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台湾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后果，而台湾人民的起义是为了要求人权的根本自由，要求政治的民主，要求台湾的自治，要求生活的安定，这些都是正义、神圣的战斗。”［9］第三，民变论。有学者认为，“二·二八” 事件是政治歧视、政治腐败、文化差距、社会问题和经济困难等诸多因素促成的、以族群冲突夹杂官民冲突的形式爆发的民众暴动［10］。其他的观点还有诸如城市暴动论、阶级反抗论等等。
综合以上学者观点以及对事件产生原因的客观分析，可将“二·二八” 事件定性为：发生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场台湾同胞反抗国民党专制腐败统治的自发性、全民性的爱国、民主自治运动，同时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之所以说其是 “自发的、全民的” 原因在于，从事件参加者的社会阶层和政治倾向来讲，主要包括国民党统治阶级中的民主人士、原台湾共产党和一些进步团体的成员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事件人数之多、范围之广难以估量。第二，事件是针对与国民党当局的专制腐败统治产生的。从事件中民众提出的政治目标和诉求来讲，他们不是要反对国民党中央政权，而是要求政治改革，治理专制腐败问题，比如“处委会” 提出的32条处理大纲中，其中22 条都是关于政治改革的。部分地区提出了要推翻国民党专制统治，提出建立人民政权的要求。第三，之所以讲“爱国、民主自治”，原因在于，从台湾群众提出的口号中得知，他们要求“打倒贪官污吏”“要求地方自治”“反对内战”“要求生活保障”，其与大陆国民党统治区掀起的“三反” 运动在性质上是一致的，斗争的矛头都是针对国民党的专制腐败统治。尽管关于“二·二八” 事件的定性问题颇有争议，但是主流看法均将其作为“民主自治运动”，民众的诉求主要还是政治改革、民主和地方自治。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对事件的性质作了误判，认为一定是共产党煽动，故将其定性为“奸党勾结流氓” 的“聚众暴动”，并以最为残暴的方式镇压，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二·二八” 事件对台湾人民以及之后的历史都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也是研究此事件的学者们普遍的共识。有学者指出，“在台湾四百年的历史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政治事件，对台湾人民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生活态度，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具体而言，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政权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国民党当局腐朽的治理体系，官僚化的政治思路，带有歧视性的政策等等，都让台湾同胞失望至极。根据社会期望理论，如果当民众的期望不被满足，他们的不满难以宣泄，就会对政权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国民党败走台湾之后，长期实行高压政策，民众的不满情绪难以释放，随着形势的变化，这种 “情绪” 就会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这也就解释了国民党在日后台湾政治地位急转直下不断走向衰败的原因。同时此次“事件”也成为了台湾绿营势力攻击国民党的“口实”。“但国民党自兴中会以来在台湾民众中所逐渐树立起的良好形象，亦从此破坏无遗。台湾同胞的心底，深埋了仇恨的种子，这是威胁国民党对台统治的最大的内在因素。”［11］
第二，从政治层面上讲，此 “事件” 对台湾政治的发展具有双重性影响。短期来看，大批本地精英惨遭杀害和无情打击，致使台湾同胞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大为降低，相当长时间里大家对政治持有冷漠的态度。甚至一些受打击的台湾精英开始流亡海外，走上了“台独” 之路。“事件” 后长期实行的一党专制与戒严政策，“加深了台人的疏离感和分离意识”［12］。“事件” 的诉求中追求地方民主、自治是其重要内容，为之后台湾政治转型过程中实现地方的自治主张提供了历史契机。
第三，对台湾同胞留下了沉重的心理创伤，加深了台湾同胞的“悲情意识”。被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五十余年之久的台湾民众，身心早已布满 “疮痍”，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高压统治与腐朽的治理模式，致使惨无人道的 “事件” 爆发，无数民众因之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对台湾同胞造成了难以抚平的心灵创伤，台湾同胞对民族观、国家观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动摇。有学者认为，事件 “成为了在台外省人必须背负的 ‘原罪’。影响台湾社会甚深的省籍情结在 ‘二·二八’ 的阴影缠绕之下，几乎成了解不开的死结”［13］。台湾民众产生的心理上的悲痛逐渐转变为一种深刻的“悲情意识” 和反抗意识，在台湾日后的政治发展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第四，为 “台独” 势力提供了 “政治借口” 与理论依据。随着台湾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台独”势力开始以其特定的政治立场来认识 “二·二八” 事件，并把这次事件定性为官民冲突，扭曲事件的本质属性，片面的将其作为外省人残杀本省人的恶性事件，将国民党当局视为 “屠夫”，并将此事件视为台湾同胞争取民主独立的事件，为台独主张寻找理论依据。“二·二八” 事件显然与 “台独”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正如有学者指出，“为了方便 “台独” 诉求，硬生生地将并无独立诉求的二·二八事件及其带来的民怨，和 “台独” 主张联结在一起。这是一种不符合史实的后设性解释，曲解了历史真相”［14］。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鲜明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15］58我们不断认识“二·二八” 事件意义在于，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坚决避免类似历史悲剧的再现，让它成为推动台湾民主事业发展和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重要标识器。祖国统一是历史所向、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两岸应当携起手来，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努力奋斗。“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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