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晨
(上海交通大学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上海 200030)
在马克思遗留下来的著作、手稿、札记、诗歌、书信等大量不同类型的珍贵遗存文本中，书信文本最为贴近他的真实人生，因而也最能体现他的主体人格，彰显他对于人类幸福生存的深层关切和理想建构。“马克思的书信是体现他作为思想巨匠生命本真存在的一大文本群,其中蕴含有情爱、幸福、励志、批判以及交往、探索等方面丰富的生活话语。”[1]马克思一生的书信，据聂锦芳在《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一文中统计，有3 099篇之多。王东也曾谈道：“马克思所写书信足有1 700封以上，一说相关书信有近3 000篇之多，数量几乎数倍乃至十倍于康德；
马克思把书信这种文体发挥到了极致，充分展现了他的个性与创造空间；
马克思的书信与论文专著、手稿、读书笔记一道，成为支撑其文本体系、思想体系的四大组成部分、四大文本之一。”[2]478这些书信与马克思遗留下来的其它类型文本既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他的理论建构与生活实践的方方面面，生动地映现出他作为一代伟人的光辉人生，是人类宝贵的精神遗产，也是极具价值的研究资源。学界大多注重探讨马克思其他类型的文本，却较少有人专门研究他的书信文本，这与对马克思遗存文本研究的整体格局明显不相称，因此，从不同维度对这类书信文本予以深入、系统的研究，十分必要。本文拟立足于马克思具体的书信文本，分析它与正式理论文本的逻辑关联，力图揭示这些书信文本澄明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功能，以见教于方家。
马克思书信作为一类特殊的文本资源，一方面，与他的正式理论文本相比，具有自身明显的文本特质；
另一方面，与他的正式理论文本之间又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联。
(一)马克思书信与其正式理论文本的比较特质
马克思书信内容丰富，贯穿于他的日常生活世界。其诸多书信作为一类特殊的文本资源，大都呈现出随机而谈、零散琐碎、非正式化以及交叉话题讨论等话语状态，通过诸如各类问题的研讨、分析、释疑，各类人物、事项的褒贬、批判、评价，各类观点的诠释、驳斥等多种方式，与他的个体日常生活世界紧密相关，相对于其正式理论文本，具有更为宽广的文本生成语境。例如，他在1868年3月25日于伦敦致恩格斯的信中，一开始谈的是自己的生存状况：“昨天我本来想在博物馆里给你写信，但是我突然感到很不舒服，只好合上手中那本非常有趣的书。我两眼发黑，头痛得要命，胸部闷得慌。我就慢慢走回家了。空气和阳光使我感到舒服一点，到家后我睡了一会儿。照我的情况来看，本来应当把一切工作和思考都丢开一些时候；
但是，这对我来说，即使有钱去游荡，也很难做到。”[3]283转而就谈到毛勒关于人类学的书，认为该书非常有意义，其中，“不仅是原始时代，就是后来的帝国直辖市、享有豁免权的地主、公共权力以及自由农和农奴之间的斗争的全部发展，都获得了崭新的说明”[3]283-284。之后还联想到学者们对法国革命及相关联的启蒙运动的反应。“第一个反应，自然是用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甚至像格林这样的人也不能摆脱这种看法。第二个反应是越过中世纪去看每个民族的原始时代，而这种反应是和社会主义趋向相适应的，虽然那些学者并没有想到他们和这种趋向有什么联系。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甚至发现了连蒲鲁东看到都会害怕的平等派。”[3]284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这封书信将对学术理论的研讨、对人类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反思很自然地贯穿到了他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中。事实上，他的诸多书信在内容上都显得丰富多样、深浅不一，由其中可以切实体味到他的生活态度、思想活动及对人生辛酸苦辣的心理感受等等。
马克思书信思维开阔、活跃，显示出日常生活思维与理论创新思维交织契合的文本模样。与其正式理论文本相比，马克思的书信文本兼具独特的日常生活思维和活跃的创新思维，能够立足于现实的人的生命活动，面向生活世界，交融历史与现实，彰显生命存在及其价值意义。尤其是在一些日常化交往的书信中，他批判现实世界，建构科学理论，习惯于就各类问题展开深刻的理性思考。例如，他1851年1月7日在伦敦给恩格斯的信中，就展开了关于大卫·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的细致研讨，其推论极为精细化、数据化，并提出了自己富有创新性的理论见解：“你知道，地租问题的根本实质就在于：地租是由于不同的生产费用所得到的产品的价格平均化而产生的，但是这种市场价格规律不过是资产阶级竞争的规律而已。”[3]66诸如此类研讨，在他的书信中随处可见，具体、生动地反映了日常生活思维与理论创新思维交织契合的情形。
马克思书信形式简单、直观，篇幅收放自如。有的书信文本只有简单一两段话，例如，1842年11月30日在科隆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3]3-4，翻译为汉字不到600字；
而有的书信文本则长达数千字，如，1846年12月28日于布鲁塞尔给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的信[3]41-53，翻译为汉字就有8 000余字。由于面向日常生活世界，形式灵活，与正式理论文本相比，马克思的书信更具通俗化、社会化、简单直观的文本表达效果。不仅如此，与在场的对话不同，书信文本的对话者双方拥有更多不拘一格、自由思考的时间和空间，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增添马克思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的时空弹性和思想张力。例如，在给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的一封日常交往的书信中，马克思就非常深刻地反思并表达了自己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观。他推论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3]42-43正因为此，相比作为正式理论文本的话语表达主体而言，马克思在书信这一相对更为自由的形式中能够更加从容地表达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观念认知、心理情感、理论创意等等，使自己所创立的科学理论成果在更大范围内影响和掌握人民群众。
(二)马克思书信与其正式文本的逻辑关联
一方面，马克思书信作为一类特殊的文本资源，与他的正式理论文本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联，是对他的正式理论文本的诠释、解析和补充。在他的正式理论文本的具体表达中，有许多需要加以诠释、解析和补充的地方，而恰恰由于这类正式理论文本的“正式”所限，又不便诠释、解析和补充，否则就可能影响到正式理论文本表达的连贯性、整体性。因此，马克思常常会借助于一些往来书信，对这类正式理论文本予以随机、灵活而又适当的诠释、解析和适当的补充。例如，他于1868年7月11日给路德维希·库格曼所写的书信，就谈到自己在正式理论文本中，尽管根本没有论及“价值”的专章，但对现实关系所作的分析，仍然包含了对实在的价值关系的论证和说明。对于他的正式理论文本中存在的一些疑难问题，马克思在书信中也有针对性地进行过必要的释疑解惑，有的时候甚至会花比较大的篇幅予以条分缕析，力图使人们能够更好地认知、理解、把握和领悟这些疑难问题。例如，在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书信中，马克思还专门就劳动创造价值、产品的交换及交换价值等进行了详尽的解析：“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小孩子同样知道，要想得到与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3]289他在书信中还批评庸俗经济学家，指出他们根本想不到，“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3]290。这些都有力地回应了一些庸俗经济学家对于他所构建的政治经济学正式理论文本在价值创造、价值关系等方面的质疑。
另一方面，马克思书信又因他的正式理论文本而得到加工、汇萃。其正式理论文本对于他的书信中那些有益于科学理论建构的核心材料、具体元素、思想理念等等，常常予以梳理、选择和集纳，使之得以有效地融入到他所创立的理论体系之中。例如，马克思在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书信中，专门探讨过相关价值规律的问题，指出：“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所以，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与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并就此批评李嘉图说：“李嘉图的错误恰好是，他在‘论价值’的第一章里就把尚待阐明的一切可能的范畴都假定为已知的，以便证明它们和价值规律是等同的。”[3]290对于他的书信中讨论的价值规律的实现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正式理论文本中，就予以了有效的整合利用。他强调，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具有必要性，作为一种自然规律，决不会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改变的只是其表现方式。而他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就不仅揭示了价值规律本身，而且阐明了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这一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表现形式。由此可见，正是通过自己专业、科学、规范的正式理论文本，马克思对那些内隐于他的众多书信之中的思想精华、价值内核等等思想材料予以了加工、汇萃，使得其书信文本与正式理论文本二者相辅相成，基于历史与现实，构成了马克思科学理论的有力文本支撑。
现象学意义上的“澄明”，即所谓“显现”，意指从一个未被照亮的背景里显露出来。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叙说“澄明之境”，称其“敞开了一个世界”，因而意味着一种感性的显现和本体的敞亮。从这个意义上考察马克思的书信文本，即可以体味到这些书信文本是如何透过历史和现实，对马克思伟大而真实的人生予以澄明的。
(一)马克思书信文本显示了其理论建构的艰苦卓绝
马克思建构科学理论，非常重视并习惯于书信文本的表达方式，使书信作为一类澄明他本真人生的特殊文本，充分发挥出其科学理论创造的价值功能和特殊作用。
第一，马克思善于运用书信文本形式，开展理论批判和创造的思想实验。
系统地考察马克思具体的书信文本，即可以发现，马克思常常与其相关的书信对话者进行以理论构思、创新、设计、修改、校正、解构、重构乃至推广等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实验。他借助于书信开展思想实验的对话者，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类型：一类是志同道合的理论协同创新者，如恩格斯等人；
一类是不同思想阵容的理论批判斗争者，如杜林等人；
一类是同一思想阵容中，基于观点分歧或认知水平差异，需要通过引领以达成共识者，如李克卜内西、拉法格等人。其中以与恩格斯之间的理论批判和创构为最多、最日常化、最深入持久。比较典型的一类案例，就是他与恩格斯基于《资本论》创作所进行的具有思想实验性质的频繁的书信讨论。
1867年6月22日，马克思曾通过往来书信，就《资本论》创作中价值形式如何阐述的问题，与恩格斯展开过这种具有思想实验性质的研讨。他写道：“至于对价值形式的阐述，我是既接受了你的建议，又没有接受你的建议，因为我想这方面也采取辩证的态度。这就是说：第一，我写了一篇附录，把这个问题尽可能简单地和尽可能教科书式地加以叙述；
第二，根据你的建议，把每一个阐述上的段落都变成章节等等，分别加上标题。另外，我在序言中告诉那些‘不懂辩证法的’读者，要他们跳过X-Y页而读附录。”[3]264针对恩格斯来信中关于《资本论》创作中价值形式如何阐述的问题所提出的建议，马克思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与优化，并就自己对恩格斯建议所采用的辩证态度予以特别的说明。由其中可知，正是积极地与恩格斯展开书信交流的思想实验，马克思才得以更为精简、妥帖地对价值形式予以了阐述，由此也可使人们见识到他对《资本论》理论创造所达到的精益求精的程度。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论》做了很多书评和推介的工作，也针对杜林等众多反对派的一些观点进行过有力的批驳。例如，在1868年1月8日致恩格斯的书信中，马克思曾专门就杜林对《资本论》的认知和接受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驳与阐析。虽然杜林“很艰难地”接受了《原始积累》一章，但令马克思感到奇怪的是，“这个家伙(杜林)并没有觉察到这部书中的三个崭新的因素”[4]11，因而马克思不得不明确地阐释自己书中的三个崭新因素。第一个崭新的因素即：以往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那些剩余价值的特殊部分，即表现为地租、利润、利息等固定形式的部分，当作已知的东西来加以研究，而马克思则与以往的这些经济学相反，他采取了一个崭新的经济学探索进路，首先就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而“在这种形式中，所有这一切都还没有区分开来，可以说还处于融合状态中”[4]11；
第二个崭新的因素即：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一个事实，这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既然商品具有二重性，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斯密、李嘉图等人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因而必然就会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而实际上，在马克思看来，“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4]11。第三个崭新的因素即：工资第一次被马克思描写为这样一种表现形式，即在它后面隐藏着一种不合理的关系。而“这一点通过工资的两种形式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得到了确切的说明”[4]11。可以说，在书信文本中，马克思与恩格斯进行具有思想实验性质的讨论，使《资本论》中这三个崭新的因素得到了清理，使我们对于从劳动价值论到剩余价值论的理论生成、推演、创构、完善过程，变得更为清晰了。
马克思在书信中经常联系当时的现实，研讨一些涉及到资本、工资、利润、土地、地租、利息以及资本周转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突出问题。如，在1868年5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谈到他的研究工作，认为当时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在原料等以及在工资方面预付的流动资本有多大，以便与正在周转的流动资本相区别。据他在信中所说，当时他手头已有足够的资料，其中一部分是工厂主本人提供的，另一部分是议会委员会委员或个别经济学家提供的。但他仍然感到很不满意，因为他认为自己掌握的所有这些阐述资本周转的相关材料，都仅仅是一个年度的。并且，他还提到了一个更为困难的情况，即：“政治经济学中实践上有意义的东西和理论上必要的东西，彼此相距很远，以致在这里和其他科学不一样，找不到需要的材料。”[4]87因而期望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可见他在《资本论》论证选材时的严谨态度和严格程度。在1868年10月10日写给恩格斯的书信中，马克思还谈到他在一家小旧书店里“偶然发现了关于1867 年爱尔兰租佃权的报告和记述(上院)”[4]169，并极为兴奋地告诉恩格斯，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发现”[4]169。他批判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先生们”，对地租是因土地的自然差别而作的支出，还是仅仅是对土地所投资本的利息，争论不休，而这些争论都是纯教条式。当这些人进行着这种纯教条式的争论时，在当时的现实中，农场主和大地主之间，却进行着“一场实际的生死斗争”。马克思由此明确地指出：“除因土地的差别而作的支出以外，地租还应当包括多少不是由大地主而是由租佃者把资本投入土地而得的利息。”[4]170针对这一案例，马克思还特别就如何使政治经济学变成实证科学强调：“只有抛开互相矛盾的教条，而去观察构成这些教条的隐蔽背景的各种互相矛盾的事实和实际的对抗，才能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种实证科学。”[4]170
在马克思的许多往来书信话语中，总是可以看到一个充满激情地开展理论建构的勤奋的马克思。1857年12月18日，他在伦敦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就曾这样描述自己开展理论建构的具体工作情形：“我的工作量很大，多半都要工作到早晨四点钟。工作是双重的：(1)写完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项工作非常必要，它可以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也可以使我自己摆脱这个讨厌的东西。)(2)当前的危机。关于这个问题，除了给《论坛报》写的文章外，我只是做做笔记，但是花费的时间却很多。”[3]1431858年1月16日，他又给恩格斯写信道：“你的身体见好，使我非常高兴。我却又一连吃了三个星期的药，今天才停止。我经常夜间工作，工作时虽然只喝柠檬水，但是抽了大量的烟。不过，我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例如，我已经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3]143这些都向人们生动地展现了马克思开展科学理论创造工作的艰难困苦情形。
正是惯于并善于采取这种书信的方式，积极展开具有思想实验性质的探索，马克思把自我个体生命的日常存在与对科学理论的创构、对革命实践的指导有机地融通起来了。他的大量书信，作为思想实验，是他在哲学、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理论批判和创新的真实映照，极具一手资源价值。通过这些书信，我们能够更为清晰地体察到马克思一些重大科学理论成果的生成、发展、嬗变和完善的过程，更为连贯地反思和准确地理解、把握他的理论体系中那些比较深奥和容易疑惑的地方。
第二，马克思善于运用书信文本形式，解剖资本的丑恶，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
马克思身处一个冷酷、肮脏的资本主义社会，因而，他的大量书信文本，都是他揭露资本种种腐臭和弊端、展现资本主义社会种种矛盾冲突、见证底层种种灾难困苦、与形形色色的反动者进行坚决斗争的睿智表达，承载了他对于现实世界深刻批判的诸多幽寂而冷峻的话语，并由此形成了他具有独特风格的书信话语系统。可以说，马克思书信作为一种独特的话语系统，就是他对于黑暗的资本世界的理性照亮，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予以科学理论指导的真情流露。
马克思经常通过书信这一便捷的文本形式，以辛辣尖刻的话语揭露资本主义反动派的罪恶行径，表达自己对革命斗争的独到见解，热情地参与和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例如，据马克思在1868年8月29日的书信中描述，自门塔纳会战以后，意大利国内出现了全面的反动，特别是工人的集会结社权几乎被取消了。而法国的情况，“在巴黎，好在我们的一些老人正在坐牢。那里的委员会将派一名代表去布鲁塞尔，而各个工会团体派八九名代表”[4]136。马克思对当局如何采取各种卑鄙手段对待国际工人协会的做法进行了揭露：“巴黎的警察局采取什么手段，可看下述事实：一位先生冒充从伦敦来的‘欧仁·杜邦’，跑到一些狱中人的妻子那里去探听情况。他原来是个警探，不过他的这场滑稽剧到处碰壁。”[4]136而这样的对资本主义政治的现实批判，在马克思书信中可以说俯拾即是。
从马克思的书信中，可以充分地领略到他对资本世界下各种丑恶现象嫉恶如仇的话语冰锋。例如，在1856年4月10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他就以冷峻的话语，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他的现实生活中那个皮佩尔作为投机者丑恶的市侩嘴脸。当时失业的皮佩尔虽然从马克思那里取得了一些资助，“但每天都有被房东太太撵出的危险”，因为“缺少当大人物的一笔小资本”，他不惜向“蔬菜商的二女儿”求婚，而这个女人极为丑陋，马克思描绘她“不仅象牛蒡，而且象水蛭一样，粘在他(皮佩尔)身上”[5]39，作为真正的“皮佩尔”，甚至“害怕一定要吻她”，马克思讥笑地写道：“他如果不同时打算借钱是不会去求婚的。”“他如果不想解开蔬菜商的口袋，从他那里要到钱，是不会向他吐露自己的心事的。”[5]40“他必须有一笔不大的资金，譬如说，二十至四十英镑，好给自己造成一个体面教师的地位。同时，他打算让他的已经作为未婚妻的‘心上人’有机会享受寡居的一切乐趣，并且为了怜悯起见永远不娶她。”[5]40马克思认为“尽管一切都是新鲜的，但整个这件事情却臭不可闻”，并借小燕妮的口，称皮佩尔是“一钱不值的小丑”。应该说，这封简短的书信，颇为典型地呈现了马克思书信话语的这种幽默、冷峻、富有批判性的个性风格。
从马克思的书信文本中，可以见识到他与巴枯宁等各种反动集团进行坚决斗争的那些话语。如，马克思就曾对巴枯宁集团诱骗工人的种种伎俩予以无情的批判。他写道：“男性的和女性的巴枯宁集团(巴枯宁连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即两性的差别也想消灭掉)显然已经无声无息地完蛋了。虽然玩弄了俄国式的狡猾手段，但毕竟搞得很愚蠢，狐狸尾巴暴露得太明显了，用这种办法恰恰是诱骗不了工人的。”[4]256马克思考察当时瑞士的工人阶级斗争状况，坚决反对工人中的一些人在革命中的软弱行为。在给恩格斯的信中，他中肯地评价瑞士工人斗争的胜利成果：“总的说来瑞士的情况很好。的确，这话的意思仅仅是说，在那里可以公开进行一切在大陆其他地方或多或少要隐蔽进行的活动。”[4]256在他看来，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因为“人民直接立法在那里具有这样的意义，即有可能反抗资产阶级在各种立法委员会中的直接或间接的统治”[4]256。他强调无产阶级独立政党及其革命行动的积极作用。据他在信中分析，瑞士工人在日内瓦罢工以前，是几乎没有作为独立政党而存在的，所以他们只是充当激进资产阶级的尾巴，选进委员会的仅仅是激进资产者，即使当选的农民，也容易受到“有教养的资产者”的影响。而只要无产阶级群众一参加运动，并且开始在其中居“统治地位”，那些“激进资产者”以及受“有教养的资产者”影响的当选农民，就“自然会立即成为一种累赘和束缚”[4]235。
马克思的书信也有诸多他当时指导工人运动、批判其各种错误倾向的话语。在1868年9月26日的书信中，马克思指出：“对于德国工人阶级来说，最需要的是停止搞官方恩准的鼓动。”[4]157他认为德国民族是一种用官僚主义方式严格训练出来的民族，这个民族的人们缺乏自主性，因而对于这个民族的德国工人阶级来说，“需要读完‘自助’的全部课程”[4]157。马克思严厉地批评施韦泽等人在工人运动中的斗争软弱性，讥笑施韦泽“最可笑的一个行动”，也是他所带领的队伍的偏见、他作为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的职务似乎非要使他这样做不可的行动，即：“他不断地用师长的语言发誓，并且每当向真正工人运动的要求作新的让步时，总是诚惶诚恐地辩解说，这种让步并不违背唯一拯救众生的拉萨尔信条的教义。”[4]158马克思明确地表示，真正的工人运动对于全德工人联合会这个拉萨尔宗派的特殊组织，必定“是个威胁”，而且毫无疑问，一旦人们正式参加真正的工人运动，“全德工人联合会”也就必定会“失去那些使它自豪和有存在意义的特点”[4]158。这些对工人运动中的错误倾向以及危害工人运动的各种组织、流派的批判性话语，遍布在马克思的书信之中，是马克思书信话语系统的重要组成元素，也是马克思积极参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明证。
(二)马克思书信文本澄明了其思想精神的高远境域
通过马克思的书信文本，我们可以体察到，他对于生命存在睿智的反思和感受，总是为一种不可抑制的充满心灵自由的激情所推动，并且深透入宇宙时空、天地万物和现实人生之中。即使在他生命最后的岁月，他都保持着这种感受生命存在、完善自我主体人格的强大生命能量。可以说，马克思的书信正是他崇高精神境域的本真澄明，这些书信生动地映现出他的主体人格的日常塑造和自我完善历程。
1882年2月17日，晚年重病中的马克思在伦敦致恩格斯的书信中谈到，为了指导当时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纠正其中表现出来的错误思想路线，他不得不拜访他所嘲讽的“一个尘世之人”即梅萨，“为了党的利益”，他还要会晤盖得、杰维尔等人：“我原来是想在下星期一才离开巴黎，但由于我的健康状况根本没有好转，我决定立即动身去马赛，从那里马上于星期六乘船去阿尔及尔。”[6]37当时马克思已经感觉到自己逐渐恶化的糟糕身体状况，然而，他却不顾病痛，毅然决定由巴黎到阿尔及尔，进行他的极为艰难而又重要的生命之旅。在这期间，由于对当时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们做指导、说服工作，他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身体受到很大的影响，对此，他写信感叹说：“虽然我在晚九点就已经睡下了，到一点钟那吵得要命的车辆声还没有停止；
就在这个时候(大约一点钟)我吐了，因为我又说得太多了！”[6]38在这样的病痛境况下，他仍然坚持研究和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我在这里搞到一份《无产者报》(《平等报》这里也出售)。我觉得，拉法格总是在增加新的不必要的事端，而且细节可能和实际情况差得很远。”[6]38对当时那些不能摆脱“鸡毛蒜皮的事”、沉迷于诸如傅立叶是“共产主义者”之类“大胆的论断”、不切实际且预言说得太多的拉法格们，马克思都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并不遗余力地加以了科学理论的指导。
1860年11月28日，马克思在伦敦写给恩格斯的书信中对他的境况予以了描述。当时他妻子患了很严重的神经热，一家人处于传染病威胁之下，他也种了牛痘，拔了牙根，并且仍留下一块碎牙片，满脸肿胀疼痛，咽喉也有一半闭塞了，加之“债主四面八方逼债，情况变得异常严重”[7]117。尽管如此，他仍想着《福格特先生》一书的校对，还不忘乐观地自我调侃：“这种肉体上的痛苦，大大地增强了思维能力，从而也增强了抽象力，因为，正如黑格尔所说的，纯思维，或者纯存在，或者无，都是同一的。”[7]116晚年马克思忍受着病痛折磨，没有消退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热情和精神。在信中，他对当时自由协会的“好笑”通告，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尤其是对于阿伯康领导下召开的所谓都柏林三千大地主大会，指出其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维护这个王国中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和自由”“所有这些喧嚣自然为的是要约翰牛准备清偿‘赔偿费’”[6]28。由于渴求重返现实的革命斗争序列，因而在信中，他向自己的亲密战友恩格斯表达了对于自我生命康复的迫切期盼：“我希望能重新恢复工作能力；
遗憾的是离这一点还很远。”[6]28由马克思书信中的这类叙事细节可知，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和他对于全人类幸福的崇高理想追求，支撑着他与病魔顽强抗争的生存意志，激发着他强烈的生命主体意识，显现了他崇高主体人格的精神境域。
马克思借重书信叙写生活现实，构筑人类崇高理想，简单、直接地贴近主体间日常交往的生活世界，体验生存境遇，梳理观念认知，反思客观存在，沉思现象世界，感受善恶美丑，策划理论建构，追求崇高理想，因而书信作为马克思沟通他者、敞亮自我的最为日常、最富特色的生活交往方式之一，也澄明了他追求人类崇高理想的心路历程。
通过马克思的书信，可以发现，他从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中提取、集结人类达到幸福生存的生命系统元素，向人们传输出争取人的解放、向往全人类幸福自由的大量信息。例如，1843年1月25日，马克思在科伦写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指出，普鲁士政府发布书报检查令，查禁《莱比锡总汇报》和《德国年鉴》，查封《莱茵报》，标榜所谓浪漫主义“好倾向”，实际上却是伪善地禁锢人的自由的极坏“偏向”。他猛烈地抨击道：“受检查的出版物必须学会生活于对自由的幻想之中，生活于对恩准了这种幻想的高贵人物的幻想之中。可是，如果说，书报检查令要的是倾向的书报检查，那末现在内阁训令则解释说，查禁、封闭也就是为了对付极坏的倾向才在法兰克福创造出来的。”[8]439他谈到了自己作为《莱茵报》编辑对于普鲁士书报制度禁锢人的自由的深切感受，“在这种气氛下我也感到窒息。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8]439-440。马克思把自由看作是现实的人幸福生存的极为重要的生命系统元素，他渴望自由地思想，自由地工作，自由地生活，所以，在他看来，《莱茵报》的查封，反而使他摆脱了当时那种禁锢自由思想、妨碍自由意志、限制自由生存的编辑工作，“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8]440。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乃至全人类的幸福生存，是融入马克思生命深层的美好理想愿念和价值目标，也是贯穿马克思一生所有理论创构和实践活动的内在逻辑主线。马克思遗存的诸多书信，由现实到理想，深刻揭示幸福自由的生活逻辑，由解构到建构，力图营造幸福自由的生存境域，不仅真实地体现出他追求个体幸福自由的执着生命追求，而且穿透黑暗冰冷的资本主义现实世界，充分彰显了他对于人类幸福生存的美好的理想愿念，因之而使他的思想具足了希望的元素，极其深远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世界。
简单、直接、真实的书信表达，也本真地澄明了马克思的心理情感和心路历程。例如，在1856年1月18日致恩格斯的书信中，他一再表达了对恩格斯等朋友的感激之心和美好情谊：“没有你，我永远不能完成这部著作(即《资本论》)。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像被梦魔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才让它们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忧患。”[9]300-3011867年8月16日，马克思完成《资本论》第一卷最后校样后，已是深夜两点，他仍不顾疲劳，满怀深情地给恩格斯写信说：“序言也已校完并于昨日寄回。这样，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9]328-329这些书信话语，都简单直接地反映了他对于恩格斯这份真情的无比珍重。诸如此类的话语表达，跳跃于其书信的字里行间，因之而勾勒出一个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活灵活现的真实马克思形象。
马克思书信文本不仅勾画出具体真实、生动鲜活的生活中的马克思形象，呈现了他丰富的日常生活世界，而且也在理论建构上反映了他对科学理论的艰辛构筑和资本世界的批判反思，在思想精神上体现了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热情参与、对主体人格的自我完善以及对人类幸福生存的理想描绘，因而是他伟大人生的本真澄明。由马克思书信文本，可以宏阔地观照到其理论批判和创造的思想实验、解剖资本世界和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话语表达、完善自我人格的主体精神、构筑人类崇高理想的心路历程。正因为此，我们必须透过历史和现实，一是立足于马克思书信文本，确立生活马克思的基本理念，多学科交叉透视马克思书信文本，既要消除把马克思书信文本直接看成是正式理论文本的认知偏差，又要正确把握马克思书信文本与其正式理论文本之间的逻辑关联；
二是立足于马克思书信文本，还原生活马克思的历史语境。要结合当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展形势和情状去认识、理解马克思的生存际遇，体味他开展资本批判、构筑科学理论的艰苦卓绝，领略他高远的思想精神境域；
三是立足于马克思书信文本，彰显生活中的马克思的精神内质。在马克思书信文本所呈现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既要感受他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现实的人而存在的平凡与艰辛，又要体验他作为资本主义批判者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造者的超凡卓绝；
四是立足于马克思书信文本，发掘马克思书信的现代价值。对马克思书信文本的研究，还需要得到学界更为高度的关注和重视。在大数据时代，由于书信文本已经成为边缘化乃至极为稀少的交往媒介，因而作为一种宝贵的历史遗产，马克思此类书信文本亟待通过现代主流媒体的有效形式，焕发其理论创造的生机和活力，呈现其思想精神的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