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飞 刘身强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山东 济南 250014）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工作关乎大局。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纳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再一次明确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1]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指中华各民族在历史演进中结成的相互依存、共担共享的有机统一体和亲缘体[2]，是由各族中华儿女组成的地域共同体，也是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进行的生产、生活的实践共同体[3]，是中华各民族成员共生共在、多元一体的有机共生体。其隐含着增强国家认同、促进民族团结的价值底蕴。
当前，学界有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成果颇丰。有学者强调构建内化机制和建设中华民族国民性的重要性[4-5]，有学者突出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与城市社区的作用[6-7]，有学者强调法律手段的关键作用[8]，有学者建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标体系以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9]。教材是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传达国家意志、体现国家事权的重要载体，承载着维系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价值，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支撑。为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加强教材建设以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至关重要。近年来，以教材建设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有学者强调通过统编教材培育学生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意识[10-13]，有学者重视乡土教材的开发研究[14]，有学者突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价值[15]，有学者主张以课程建设加强民族团结[16]，还有学者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作用[17]。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始终焕发强大活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深层原因在于自其诞生以来，始终是一个具有“大一统”政治意识的多民族国家，始终具有强大的人文底蕴和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在文化的传承和意识的培育过程中，教材作为重要载体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国际合作与竞争日益激烈，西方多元文化和价值观念不断侵入，历史虚无主义的重现与资本的无序扩张，导致教材内容质量与表现形式均有所异化。因此，需要明晰教材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重要价值，反思和总结教材建设存在的不足与经验，以寻求教材建设的推进理路。
教材自古以来便是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增进国家认同和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载体和工具。在当代，教材通过培养学生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实现对国家的认同，作为学校教育和课程实施的关键载体，促进学生的政治社会化，为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基础。
（一）文化交流：自古至今的传承工具
教材作为官方指定承担文化传承和知识传授任务的工具，带有文化和政治的双重特性。一方面，教材承担着育人功能，本质属性是教学性[18]；
另一方面，教材是关系国家事权的特殊文化产品[19]，承担着促进国家认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任务。
自先秦时期至当代社会，教材作为统治者加强思想引导、维护国家统治的载体，在促进文化交流、民族融合，进而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六艺”作为经典书目，不仅承载着先秦时期先进的知识，而且还蕴含着恢复周朝礼制、促进国家和平与统一的思想观念，在较长时间内促进了由各民族构成的诸侯国对周王朝的认同，激发了精英群体培育品行和热爱祖国的信念，并维系了周王朝的稳定和安宁。《管子·牧民》曰：“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20]，深刻代表了先秦时期知识分子对国家的强烈认同。汉代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大力推崇儒家文化和经典。《五经》《三传》作为基本教材，成为汉代各民族知识分子必备的文化基础。《礼记·儒行》中的“苟利国家，不求富贵”[21]充分表达了民众对国家的热爱和认同。唐代教材仍旧以儒家经典为主，主要代表为唐初的《五经正义》以及唐代中后期的《开成石经》。同时，儒学经典经由唐朝文成公主传播入藏，西藏地方用藏文翻译儒学经史，加强了中原与西藏的联系，发挥了加强文化交流、促进民族团结的作用。宋明时期，以程朱理学为标准，《四书》《五经》成为官方指定教材。这也标志着程朱理学教材体系的形成。宋代的儒学教育及经学教材还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中流播、移植，既作为学校教育的资源、素材，同时也是思想文化的媒介[22]。
随着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交流的日益频繁和深入以及由于中华文化的强大包容性，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程朱理学逐渐成为中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标志。这也加强了各民族的文化归属与认同，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基础。金元时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推行尊儒兴学的政策，大力推行儒家经典，并用少数民族文字翻译儒学经史，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文士，广泛传播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在边疆地区拓展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清代设立翻书房，将汉文经典翻译成满文，起到了普及儒学经典史籍、加强汉满交流的作用。将儒学经典合辑形式的“十三经”设定为官方教材，有力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少数民族的交流与互动，促进了各民族文化深层次的交往交流交融，提高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晚清时期为强化国民国家认同意识，增强国家凝聚力，其时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向国民灌输“忠君”“尊孔”观念，通过对“中华民族”的不同写述以及追忆中国古代辉煌等形式，在建构国家认同上发挥了重要作用[23]。总之，教材作为文化的传播载体和重要代表，自古至今就作为促进文化交流和国家认同的工具而存在和发展，为维护民族团结和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二）价值传递：国家认同的情感规约
国家认同是人们对生活其中的国家的情感归属和认同行为，包括文化性认同和政治性认同。其核心为构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因此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键为构建国家认同。“立国根本，在乎教育；
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24]，教育在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作为教育关键要素和组成部分的教材，其功能不仅在于传递知识，还在于向学生传递共同的价值观念[25]。教材立足于培育学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传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生成历史使命感和国家归属感，以实现学生内在与外在的国家认同，在促进学生形成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教材通过培养学生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两种方式来增进学生的国家认同。一方面，教材作为课程的载体，是依据文化背景、社会条件等将挑选出来的文字和符号，经由组织和编排而形成的应用于学校教育的基本材料。它既包括优秀传统文化，又蕴含反映当代社会现实和映照未来发展图景等内容。教材是传达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主要载体，是培养民族和文化自豪感的重要媒介，是促进学生形成文化认同的关键形式，尤其在人文社会科学教材中更易得到体现。另一方面，教材是传达国家意志的载体，教材内容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体现。而在当今价值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下，为达成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目的，加强教材建设以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尤为重要。教材通过培养学生的文化性认同和政治性认同，促进学生的文化自豪感和民族归属感，实现认识与实践的高度统一，从而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创造条件和提供支撑。
（三）政治社会化：意识形态的塑造传播
政治社会化是指一个社会中的政治文化通过某种方式而得以传播、普及和延续的过程，其实质是使个体由自然人转化为政治人的过程[26]。学校教育是实现政治社会化最为正式和系统的场域，使个体接受社会政治教育并将其内化为个体内心的政治意识、社会观念和政治价值情感。课程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基本手段，而教材是课程标准的具体化，是课程实施的重要依据，是保障课程实现这一过程的关键载体。在西方国家，开展政治教育实现个体的政治社会化同样是国家行为，其主要内容包括政治制度、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国际关系、宪法教育以及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教育等，如美国开设政治学、美国总统制、政府和管理等课程，德国学校开设政治教育课，英国学校开设《政治常识课》，法国中学设立《政治生活——自由与宪法课》等[27]。
教材建设是实现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手段，政治社会化的结果是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因此政治社会化在教材建设与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起中介作用。教育的功能之一为促进人的社会化，则政治教育为促进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提供路径。政治教育在学校除借助于环境氛围、模范榜样以及实践活动等辅助途径外，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途径就是通过教材得以实现。国家通过教材将其所要传达的政治信仰和标准传输给学生，通过开设专门的政治课程和包含政治教育内容的综合性课程并编纂相应的教材、在其他学科教材中通过学科渗透的方式实现政治教育等形式，促进学生的政治社会化，为实现学生对国家的政治认同进而最终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教材建设事业取得了历史性进步，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成效不断提升。回溯教材建设及其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程不难发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开展教材建设事业、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保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指导教材建设，坚持推动教材研发和管理体系改革、夯实教材建设的法治保障和人才保障是重要支点。
（一）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我们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任何人任何政治势力可以挑拨我们的民族关系，我们的民族团结统一在政治上就有充分保障。”[28]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始终将教材建设作为维护国家统一与安全、促进民族团结和文化认同的重要领域，坚持将教材建设放在国家事业的核心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9]。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障教材质量及其教育教学效益，才能使教材真正成为促进国家认同与民族团结的载体，更好地发挥教材对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作用。
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我国通过严格把控思想政治方向、成立专门机构、颁布实施国家文件和发行使用统编教材等措施，促使教材管理体制机制的科学性、规范性不断提升。首先，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教材建设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调民族工作关乎大局，要坚定不移贯彻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开展民族理论教材修订[30]。全国民族院校统编教材《中国民族理论新编（第 3版）》于2016年修订完成并出版发行。其次，制定政策方针，加强教材建设的规划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教育部党组关于编写普通中小学和师范学校教材的意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等文件相继颁布发行。在党的十八大后，我国制定颁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及《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政课建设的意见》等文件。在这些政策精神的指导下，“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得以贯彻落实，教材内容质量不断提升，教材多样化发展迅速，民族教材建设渐成体系。党领导教材建设以促进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的能力进一步提高，教材为促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了基础。
（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指导教材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不仅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开展各项工作的前提，也是总结历史进程的实践经验。我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开展教材建设工作，保证教材内容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贯通，坚持历史自信、文化自信。2021年，教育部印发了《革命传统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经典篇目、人文典故等形式纳入中小学教材之中，进一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和红色基因植入青少年儿童心田[31]，为推动各民族增强文化认同提供了支撑。
另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纳入教材内容体系之中，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开展民族教材编写和发行工作，坚持一致性与多元性相统一的目标指向。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国民族和民族问题基本判断的最新表述，是新时代做好做细民族工作的新要求[32]。这也是推动民族教材编写，促进民族地区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重要遵循。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国家加强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推进国家统编教材建设，促进一致性和共同性建设。同时，国家又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颁布《中小学少数民族文字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2004年）和《中小学少数民族文字教材管理办法》（2021年），严格执行国家课程方案和各科课程标准，兼顾民族地区的文化特色和现实特征进行民族教材的编写修订。这促使教材在尊重各民族差异、传承各民族多元文化的过程中达成一致性和多元性的统一，有助于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凝聚力，为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三）坚决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
如果说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确定了教材建设的政治边界与制度外框，那么组织体系与管理体制则是教材建设有序推进的具体制度安排，是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与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根本制度在教材建设中的进一步展开[33]。
首先，探索出“编为重心、审为保障、编审结合、以审促编”的教材研发机制[34]。在一系列战略部署下，我国确立了决策、执行、研究三位一体的工作格局，形成了统筹为主、统分结合、分类指导的教材制度安排[35]。195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标志着我国成立了专门的教材编写出版机构。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教材委、教育部教材局、课程教材研究所等陆续成立，教材的编写、审核与发行体系逐步完善。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语文和历史三门学科采用教育部统编教材，教材意识形态功能逐渐加强。尤其是统编历史教材强化了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统编语文教材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纳入内容体系之中，这对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促进各民族文化认同以及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材不断完善[36-37]，港澳地区爱国主义教材编写工作逐步推进，香港通识教育科进一步深化改革[38]。
其次，完善教材建设法律法规体系。国家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进行修订，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并积极探索民族工作领域的新立法，构建民族教育发展和教材建设的法治体系。这些举措夯实了教材建设的法律保障。
最后，党和国家加强教材建设的人才保障。通过聚拢优秀人才、进行人才选调、明确选拔标准、优化人员结构等措施，国家推进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教材建设队伍。教材建设队伍的充实，提升了教材建设的质量和效益，促进了民族团结和文化认同，成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保障。
教材作为传达主流意识形态和塑造社会所需人才的重要载体，应当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39]。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40]。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教材建设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其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价值得到进一步提升。然而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受西方外来思想侵袭、历史虚无主义袭扰等因素影响，一段时期内出现的“毒”教材、擅自偷换教材版本以及小学数学插图事件等问题，使人们意识到教材建设在发挥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作用过程中仍存在若干不足。
（一）强化意识形态导向与潜在意识形态风险之间的矛盾
教材是传达国家意志、体现国家事权的特殊文化产品，其内容的编订与形式的表现均需要体现国家意志、传达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教材内容的选择不仅要考虑“什么样的知识最有价值”，而且还要考虑知识的权力谱系，即“是谁的知识”的问题[41]。然而，当前教材领域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思想侵扰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42]。面对教材知识开放的现实，教材不可避免会吸收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这为以教材建设推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带来了一定风险。
首先，西方以所谓“普世价值”宣扬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观，企图以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施压教材“去红色化”“去革命化”的趋势愈发明显，鼓动宣扬西方文化、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风向日益兴盛，试图歌颂西方精英人物、抹黑中国榜样模范的问题逐步显现。这种通过意识形态侵入的方式将危害我国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培育，使学生丧失正确的价值判断能力，进而影响其未来发展和成长路径。
其次，西方有关国家为遏制中国的发展进程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采取了一系列分化政策。这在教育文化领域最为显著，但由于教育文化领域的意识分化最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因此危害也较为严重。该类风险具体表现为：在教材编写与审核过程中，如果未经严格全面审查，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元素可能被嵌入教材中；
有关人士大肆宣扬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大力鼓吹带有反华价值观念的书籍和报刊；
近年个别民族教材出现带有鼓动民族分裂和对立、暗示恐怖暴力袭击行为的内容；
等等。这些危害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以及阻碍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风险，充分显示了教材建设的重要性、复杂性和严峻性。
最后，历史虚无主义以异化的历史观引导学生，妄图丑化历史人物、异化历史进程、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历史虚无主义外在以非政治性形式表达学术观点，本质却是披着学术外衣的具有反动性质的伪科学。教材中历史虚无主义的渗透将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被异化与被污名化，进而极大侵害青少年的思想意志，阻碍正确历史观、价值观的构建，消解学生对国家的认同以及对主流历史观的正确认识，进而对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带来风险。
（二）多元文化有机共生与民族教材单一发展之间的矛盾
民族教材是民族地区的学生形成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与工具[43]。少数民族学生受到特定的民族文化和普遍的国家意志的双重影响，既要把握好学习本民族知识和掌握现代知识体系的关系，又要把握好民族差异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认同的关系。在个别时期和特定领域，个别民族教材建设中由于缺乏对这两组关系的正确认知和严格监督，在实践中出现了“毒”教材和弃用教材等事件，危害了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
首先，民族教材政策的针对性仍有不足。民族教材政策的研制和实施既要考虑我国为促进民族团结、加强少数民族群众的国家认同的普遍需要，又要针对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满足少数民族群体的特殊需要，考虑地域分布、语言使用、风俗习惯等因素。当前，民族教材政策的少数内容与各民族地区的实际仍有不契合方面。有研究指出，民族地区双语教材内容缺乏本民族地区的文化特色和生活特征，都市化倾向严重[44]。
其次，民族教材发展方向仍需明确。一方面，当前我国民族教材体系表现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材+民族语文教材+英语教材”三类语言课程和三种语言类教材相互叠加的多语种多文种的特色[45]。虽然三种语言类教材的定位较为明确，但对如何合理规划三类语言类教材的学段仍存在不同认识。民族教材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方向，需在当前新课程改革、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时代背景和新世界格局下重新思考。另一方面，当前民族教材在内容选择中存在各民族文化与中华共同文化的联结点不明确、内容编写的适切性不足等问题[46]。有的少数民族教材在编写时，仅对汉语教材做翻译处理，便直接用于教育教学之中。这种双语互译方式往往造成学生对双语词汇认知上的混乱，从而使少数民族学生不由自主地依赖母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弱势语的学习[44]。
最后，民族教材建设队伍不健全。其一，当前民族教材研究队伍建设不足，研究基础相对薄弱，相对缺乏学者对民族教材持续、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教材更新时间跨度较长的特殊性、教材内容编写的复杂性，容易导致教材建设人员缺乏研究教材、提高教材质量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其二，当前民族教材编写队伍存在结构性问题。其存在人员构成单一、梯次配置不够合理、队伍年龄结构老化等问题[47]。由于教材建设门槛较高、新生代优秀人才引进不足，教材建设人员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这容易导致教材更新速度与国家建设进程的错位，使得教材建设进程放缓，最终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其三，民族教材审核队伍准确把握民族地区特殊性和国家整体普遍性关系的能力仍需提高。
（三）教材治理科学化与教材管理体制不完善之间的矛盾
教材管理体制是指主管部门对教材的各个环节所采取的总体规划、指导、决策、监督、协调等措施系统[43]。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历次教材改革，我国已经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教材管理体制和发展体系，逐步满足适应国家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求，在促进国家认同以及加快政治社会化进程等方面取得了长效的成果。但由于内外部因素的交互影响，教材管理体制不足导致的风险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首先，教材建设结构框架存在缺陷，制度保障仍有不足。我国已经形成国家、地方和学校的三级教材管理体制，但是地方和学校教材管理的主体责任还未得到有效落实，导致三级教材管理体制运行不畅[48]。一是地方教育主体存在权责不明的问题，对国家相关政策的传达和执行力度不到位[49]。二是学校教育主体的教材建设主动性缺失，存在“对教材的系统性、科学性认识不够，教材管理模式单一，教材管理运行机制缺乏活力”[50]等问题。
其次，教材编写整体意识不足，对特殊性与普遍性、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关系的正确把握需要加强。其一，教材编写对于各民族差异性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认知仍有差距。民族地区文化与国家发展境况的联系程度浅显，导致教材编写同质化。其二，教材内容在编写与更新的过程中，去政治化、求文学化倾向有所抬头。过于关注知识结构的合理性而忽略教材承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特殊性，使得教材编写单一化。其三，教材内容过于倾向现代化先进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乡土情怀的培育和乡村现实境况的描绘。这可能引起乡村学生对现实的迷茫，进而影响他们增进国家认同。
再次，教材审核制度不完善，一定程度上存在实质性监管措施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一方面，教材编、审双方交流渠道不通畅，且由于可能存在编、审双方观点不同、立场不同、理解不同，导致教材审核效率较低。另一方面，部分教材审核主要依据专家主观认识，对审核专家的实质性监管落实不到位。如果过于偏重专家意见，而将规章制度和审核原则放于次要位置，可能导致教材审核存在标准缺陷。
最后，教材评价反馈制度存在缺陷。一方面，教材评价主体单一，忽视社会力量的参与。教师仍是教材的被动接受者和执行者，这限制了教材质量提高的速度和更新换代的进程。另一方面，反馈渠道不够完善，相对缺乏教材审定发行后的有效监控，导致“教材有准入门槛，没有过程监控，没有淘汰和退出机制”等问题[43]。
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都是国家事权[51]。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要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下的教材体系，发挥教材对强化国家认同、加强民族团结的关键作用。
（一）思想依托：强化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
在当今价值多元化、思想多样化的时代，发挥教材建设对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防范化解潜在风险和既有问题的作用，要以思想建设为依托，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强化价值导向，筑牢教材的思想价值底线。
首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加强思想整合。思想整合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组织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使一定群体成员在保持各自思想、观点、看法的前提下，树立群体成员对组织的基本思想与价值认同，从而增强组织对群体成员的号召力与凝聚力[52]。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加强教材思想建设，就要加强思想整合，使主流意识形态处于主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53]；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教材建设、开展民族理论教材修订[54]。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把教材建设的目标指向与现实境况结合起来，不断探索教材制度建设机制，完善教材发展路径，筑牢教材建设中意识形态领域的关键防线，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其次，始终坚持党对教材建设的全面领导，不断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这是总结民族工作实践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50]。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教材建设的指导思想，强化意识形态引导，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对教材建设的新要求。一方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材建设的全过程，从教材的编写、审核到评价全面贯彻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促使学生加强对国家制度和道路的自信与认同。另一方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材内容之中，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入学生的内心，使其自觉形成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最后，加强防范意识形态风险，消弭教材领域的潜在风险。一方面，严格落实教材建设的政策方针，严格把控政治准入标准，加强对教材建设全流程与全环节的监控与审核，牢牢把握教材编写与审核人员的政治立场与价值标准，避免教材因出现方向性错误而导致破坏国家稳定与民族团结的风险。另一方面，加强对教材建设人员的培训与引导，加强人员政治培训，突出政治建设的引领价值，培养教材建设人员的价值辨别能力、政治敏锐度与正确的历史观，促使其主动防范西方有关危害国家安全与民族团结的思想侵袭，自觉消解历史虚无主义的消极影响。
（二）求同存异：把握统一性与多元性关系
2017年，教育部设立教材局统筹规划全国教材建设，统一编写、发行和使用“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三科教材，加强了教材的统一性。但面对我国地域差异、民族差异、城乡差异等现实境况，需要多元化教材来弥补既有不足，实现统一性与多元性的结合。
其一，进一步加强国家统编教材的编制与发行。加强教材建设的宏观调控和国家意志导向，实现维护政治方向的合法性、保持民族国家自主性以及增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利益三者的统一[55]。当然，加强教材的统一性并非排斥教材的多元化发展，在非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学科教材应当鼓励多元化发展，进一步推行“一纲多本”政策。
其二，实现民族特色的多元化与国家统编统一性之间的平衡。首先，明确民族教材发展方向。民族教材应当在统编教材的基础上加入民族地区特色，以宣传优秀民族文化、加强民族地区学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目的。其次，落实国家发展政策。严格遵循国家有关教材建设的规章制度和政策，民族自治地方及时开展和组织学习，对不符合国家意识形态和发展要求的教材内容进行调整和改正。最后，健全民族教材队伍建设体系。建设民族教材研究专业团队，加强对民族地区文化、社会、历史等因素的分析，制定适合民族地区特色、符合国家发展要求的民族教材体系。同时，加快引进高层次人才，提高民族教材的研究水平，使民族教材真正发挥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的关键作用。
其三，处理好乡土文化传承与现代化进程快速发展的关系。我国自原始社会到现代，农耕文化始终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底和文明之根。乡村社会是农耕文化的承载地域，代表着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根基。乡土教材则是乡村社会与乡土文化的传承载体。但由于现代化进程加快，中国地域辽阔而导致的教育发展不平衡、学校办学水平和学生发展情况不一的现实，应当加快乡土教材的研发进程，使其立足于乡村实际，担负起传承乡土文化的重任，实现乡村学生对乡土的归属与认同。
（三）统筹规划：进一步完善教材管理制度
厘清个人和社会共同体之间存在着的真实界线是任何有远见的人类社会必须要解决的最高问题[56]。教材管理制度作为教材建设的关键，其核心在于厘清各环节、各主体之间的关系。要明确各环节所应达成的目标并将各个环节进行有效整合，构建一套前后联通、上下贯通的教材管理制度。
首先，进一步完善教材管理体系建设，明确教材管理主体权责。科学合理的事权划分是政府治理的重要支柱[57]。继续推进教材三级管理机制，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明确国家、地方和学校的主体责任，发挥教材委员会和教材局的统筹规划作用，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加强对教材施行的监督和管理，进一步发挥学校的主体性和主动性，赋予学校二次开发教材、评价与反馈教材效果的权利，形成合理有序的教材管理网络。
其次，深化教材内容编写改革，推进教材编写队伍优化发展。第一，教材内容编写必须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坚持统一性与多元化相结合、思想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第二，优化教材建设队伍，严格把控准入机制。对教材编写人员从政治立场、思想素质、科学素养、专业水平等方面进行审查与规范。建立教材研究基地，开设教材建设平台，引导教材编写人员开展学术性研究和政治性学习，提升其自身的教材研究开发能力和专业素质。同时，提升政策保障力度，加快人才引进步伐，改善教材建设团队结构性问题。
再次，完善教材审定监督制度，保证教材的施行效果。其一，加强编、审人员的沟通交流，建设交流平台，优化沟通渠道。其二，健全规章制度建设，完善相应的教材审核规章制度，严格落实执行编审分离制度，确保教材编写人员不参与教材审核环节。其三，建立专业的监督部门，制定专门的监督标准体系，并依据教材实际施行效果进行动态监控，为教材的施行过程提供支撑。
最后，规范教材采用机制，完善教材评价和反馈机制。第一，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给予学校、教师和学生自由采纳国家规定的教材的权利。同时，教育专家、行政人员和教师组成教材采用监督委员会，确保教材采用的透明化、公开化，及时向社会公布教材的采用流程和结果。第二，进一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教材评价过程，成立第三方教材评价机构，鼓励教师、家长和学生参与教材评价反馈过程。同时，建设教材质量反馈平台，拓展反馈渠道，完善“毒”教材和问题教材的退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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