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芝 单怡 田宇 吕志琼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 济南 250014）
“十四五”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行业边界不断被打破，不同领域知识和技能交叉融合日益频繁，各类行业企业对混合型、创新型、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量持续增加。目前，中高职学校每年培养1,000 万左右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1]新形势下，探讨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对助力经济稳进提质、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构建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良好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职业教育发展成为区域经济建设和产业发展的人才培养与储备基地，研究者对职业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Zimny认为公立高等职业教育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增加群众受教育机会、提高职业学校设立地区的总入学率等可以间接刺激地区经济发展，从而促进地区振兴以及为学校与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2]Alasheev 等提出职业教育理论上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但在实际中职业教育适应性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需求。[3]蔡文伯提出，未来五年全国各地区的中等职业教育资源与地区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呈现良好上升态势，由最初低层次的拮抗磨合状态逐渐转变为高层次的协调互动状态，但地区和省域间的耦合协调差异仍然显著。[4]邓宏亮等认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性影响，且两者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
[5]叶冲等提出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系统发展水平均呈上升态势，且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明显高于区域经济系统，两大系统的耦合度较高，但耦合协调度不高，处于初级耦合协调水平；
省际跨越等级不同，均未达到优质协调等级。[6]
既往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基础，但定性研究居多，定量研究较少，而从双向视角系统论述职业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及互动差异性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研究以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份中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为研究对象，以投资规模、设备规模、师生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经济效益作为衡量指标，深入剖析职业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并分析中高等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的差异化特征，旨在为构建职业教育规模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良好互促格局提供一定参考。
所谓“耦合关系”是指两个及以上系统通过良性互动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7]“协调关系”是耦合关系在进化过程中所产生的良性结果，指两者在和谐一致、均衡配合、良性循环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由低级到高级、由无序到有序的整体演化过程。[8]
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紧密的耦合协调关系（见图1），即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从而形成强大合力，推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图1 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
（一）职业教育规模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驱动力
调查数据显示，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省级层面，在职业教育保持适度结构比例的前提下，职业教育规模的适度扩张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9]在经济规模上，职业教育学生每增加1%，GDP便会增长0.852%；
[10]在经济结构上，职业教育通过培养大量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产业升级储备人力资源与智力成本，不断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均衡发展；
[11]这说明职业教育规模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驱动力。
（二）区域经济发展是职业教育规模的外部保障
作为一种高成本、高投入、高产出的类型教育，职业教育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力共生于经济发展的拉力，[12]换言之，职业教育规模发展依赖于区域经济发展。在投资规模上，经济增长推动教育投入增长，我国GDP 与教育经费之间长期存在着正相关关系，GDP 每增长1%，教育经费便会增长1.160%，[13]这为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提供了可能。在设备规模上，职业教育需要投入高成本大量更新设施设备、实训场地等，区域经济发展为职业教育规模提供了物质保障。[14]在师生规模上，经济发展水平通过职业教育市场价格、社会资助价格、家庭收入和家庭受教育人数以及职业教育个人需求等，影响着职业院校在校师生规模。
（一）数据来源
以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为研究对象。数据主要来源于2014—2020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对于个别年份缺失的数值进行适当插值处理。
（二）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综合国内外关于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互动关系的研究成果，遵循数据的可获得性、可量化性、全面性与代表性，选取能够反映职业教育规模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指标，构建了职业教育规模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师生规模、投资规模、设备规模3个层面14 项指标衡量职业教育规模；
选取经济规模、经济结构、经济效益3个层面6项指标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见表1）。
表1 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三）研究方法与过程
针对主观赋权法与客观赋权法在赋权层面上的矛盾以及信用评价指标定量描述的不确定性，本文选取组合赋权法对全国31个省份职业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探究。继而利用耦合协调关系模型得到其耦合度指数和协调度指数，分析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并进行协调等级划分。
1.综合水平评价模型
一是指标的无量纲化。为了消除不同指标间单位、数量级的差异问题，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分别将职业教育规模和区域经济发展二级指标的所有观测值所构成的矩阵记为X=（Xij），分别对正向和负向指标采取不同数据标准化算法，具体测算方法如（1）（2）所示：
其中，Xij表示第i个城市（i=1，2，…31）的第j项指标值。Yij（包括Yij′和Yij″）表示Xij进行标准化之后的指标值。maxXij和minXij分别表示各个指标体系内每一个指标对应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二是评价指标权重计算。首先，基于熵值法分别测算职业教育规模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二级指标权重。测算第j 项二级指标的信息熵Ej和权重Kj，具体测算方法如公式（3）所示：
其中，Pij为第i个城市第j项二级指标在所有城市中所占的比例。
其次，基于变异系数法分别测算职业教育规模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二级指标权重。对于标准化处理后的无量纲数据矩阵H=（Yij）m×n，H 表示原始数据矩阵，m表示评价样本，即31个省份，n表示指标个数。计算第j 项的变异系数Hj和第j 项评价指标的权重kj，其具体测算公式如下：
其中，ti为每列向量的标准差，为每列向量的平均值。
最后，基于组合赋权法分别测算职业教育规模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一级指标权重。利用公式（4）测算第j个二级指标的组合权重wj。
这里Kj，kj分别为熵值法与变异系数法权重，α为偏好系数，并且α∈（0，1），本文α取值为0.5。
三是综合评价得分计算。首先，利用职业教育规模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二级指标，使用组合赋权法分别测算职业教育规模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一级指标综合得分为Ci1，Ci2，Ci3，其测算方法如公式（5）所示：
其次，根据职业教育规模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一级指标综合得分，利用组合赋权法分别测算职业教育规模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得分Ci，其中，wj为一级指标组合权重。具体测算方法如公式（6）所示：
2.耦合协调关系模型
耦合协调关系模型用于分析事物的协调发展水平，共涉及3个指标值的计算，分别是耦合度C值，协调指数T值，耦合协调度D值。耦合度C值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反映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程度。协调度D值指耦合相互作用关系中良性耦合程度的大小，反映协调状况的好坏。本文对职业教育规模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耦合模型构建，如下：
其中，U1，U2分别为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α、β为待定系数，分别表示职业教育规模和区域经济两个子系统的重要程度，且满足α+β=1，假定二者同等重要。因此，将待定系数均设置为0.5，即α=β=。
参照耦合协调关系的十分法可将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关系划分为十个等级（见表2）。
表2 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等级划分标准
（一）职业教育规模特征
1.时空特征
表3数据显示，2014—2020年我国职业教育规模保持平稳增长态势，职业教育规模综合指数从0.238 增至0.287，年均增长率为10%。究其原因，一方面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职业教育政策文件，同时不断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力度，积极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新发展格局下职业教育积极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适应性不断增强。以2018年为分界线，2014—2018年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处于改革探索全面深化阶段，职业教育规模增长速度逐渐放缓，且呈上下波动状态。2015—2018年，我国职业教育规模增长率从3%回落到2%，其中，2016年为0.3%。2018年以来，我国职业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职业教育规模迅速增长。2020年我国职业教育规模增长率达到6%。
表3 2014—2020年我国职业教育规模综合指数与均值
全国31个省份中，职业教育规模均值高于全国均值（0.257）的省份有12个，占比39%，其中，除四川外，其余11个省份均位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这说明东部地区具有良好的经济和工业基础，其职业教育规模具有绝对优势，为职业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西部地区受环境、人口和经济等因素影响，职业教育规模明显偏小。
2.中高职教育规模差异化特征
图2数据显示，2014—2020年中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呈平缓上升趋势，说明我国中高等职业教育规模正向着良好方向发展。（1）中等职业教育。以2018年作为拐点，2014—2018年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增速较慢，且呈平稳发展态势，而2018—2020年则呈快速上升态势。这是因为，2018年以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正处于探索期，面临着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多方面问题的改革，因此，教育规模增长速度缓慢；
2018年以来，国家高度重视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不断加大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得到了迅猛发展。（2）高等职业教育。2014—2020年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增速逐步提升，均值由0.180增至0.270。说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得到较大程度改善，高等职业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随着高等职业教育扩招政策的落地，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
图2 2014—2020年中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历年均值与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是指职业教育规模的标准差与平均数之比，可以反映出区域间职业教育规模的相对差距。2014—2020年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变异系数呈缓慢下降趋势，说明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区域相对差距逐渐缩小，这主要是国家政策的利好倾向与财政扶持促进了东中西部中等职业教育均衡发展。2014—2020年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变异系数呈“V”形波动，即先缓慢下降后快速回升，说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区域间的相对差距前期逐渐缩小，后来不断扩大。这是因为，2018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新形势，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提出了新要求，部分省份凭借自身固有的经济、资源等基础优势迅速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因此，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出现区域发展不平衡。
（二）区域经济发展特征
表4数据显示，2014—2020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除天津和湖北在2020年略有下降外，其余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均呈稳步增长趋势，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行稳致远。受自然环境、社会因素、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东强西弱”的空间分布特征。经济发展水平排名前10 的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天津、福建均来自东部沿海地区，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弱如西藏、甘肃、贵州等均位于西部地区。
表4 2014—2020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
（三）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特征
1.时空特征
图3数据显示，2014—2020年我国“职业教育规模—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度整体上呈稳定增长趋势，且呈高水平耦合协调，表明了职业教育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高度匹配。2019—2020年，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职业教育发展速度受阻，两者耦合度出现负增长，年增长率分别为-0.03%和-0.05%。2014—2020年间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度呈快速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约为3.5%，其增长速度明显快于耦合度，协调类型由濒临失调转为勉强协调，表明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向着协调稳定方向发展。整体而言，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度和协调度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协调度虽然增长速度较快，失调程度有所缓和，但协调程度仍然较低。结合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数分析，职业教育规模综合指数一直低于区域经济发展，这说明了职业教育规模是影响耦合协调关系程度的重要因素。
图3 2014—2020年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变化
基于2014—2020年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度数据，参照叶冲和潘海生等人研究成果，将耦合协调关系分为失调衰退、过渡调和和协调发展三类，并利用自然断裂法分析耦合协调关系的空间格局。
从地区来看，失调衰退类省份主要位于西部内陆地区，且呈集中连片分布，协调发展类省份主要位于东部沿海地区，过渡调和类省份主要处于中部地区，这些说明我国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和空间集聚态势。从省份来看，2014年协调发展类省份主要有山东、江苏和广东，空间上形成了“鲁苏—粤”两处极核；
而2020年扩大到7个，空间上沿海岸线向南北方向延伸，内陆零星分布。同时。失调衰退类省份逐渐演变为过渡调和类，各省份耦合协调达到基本调和程度，这一方面表明区域经济与职业教育之间相互作用实现了良性发展；
另一方面表明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力推动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关系迈入新阶段。
由表5可知，我国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类型等级总体上逐年提升。就变化程度而言，河北、江西、广东耦合协调关系变化最大，跨越两个等级；
天津、内蒙古、山西、陕西耦合协调关系保持不变，且等级均处于濒临失调；
西藏耦合协调关系呈上下波动的态势，这说明了职业教育规模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变化程度和互动关系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广东、河北、江西等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条件基础稳固，依靠基础优势能够在短期内迅速提升，因此，耦合协调关系得到快速发展；
而山西、陕西等经济和教育水平相较薄弱，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是十分困难的；
西藏受国家政策影响大，变化幅度较大。就耦合状态而言，北京、浙江、江苏、山东、河南、广东、四川耦合协调关系始终处于协调状态，而其余省份耦合协调关系发展虽有变化，但仍处于失调状态，这足以反映出我国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关系带有鲜明的区域发展水平的烙印，区域间发展水平起点的差异，使得耦合协调关系的高度有所不同。各省市要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积极主动补齐短板，推动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关系“从弱关系到强关系”发展。
表5 2014—2020年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类型划分
2.中高职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的差异化特征
2014—2020年我国中高等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逐年上升态势，耦合协调空间布局呈现出“东强西弱”特征。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等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均呈明显上升趋势，高等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除西藏外，均呈稳步上升趋势。高等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均存在着明显区域差异，且区域内各省份耦合协调度呈现非均衡性（见图4，图5）。（1）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东部地区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职业教育水平都有优势，高等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北京、上海、广东持续领先，但海南、河北等甚至低于中西地区部分省市。（2）中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紧追东部地区。近年来，受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发展规划的影响，中西部地区经济逐步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同时，职业教育发展作为中西部崛起的关键力量，各省市也积极打造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高地，耦合协调度紧追东部地区。
图4 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等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对比
图5 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高等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对比
2014—2020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高于高等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但北京、天津、西藏、青海、宁夏高等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明显高于中等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究其原因，一方面，北京、天津具有科研、智力、技术等高等教育资源优势，同时，其经济辐射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多元化发展，从而增强了高等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
另一方面，西藏、青海、宁夏高等教育发展相对落后，人才和科技支撑能力较弱，但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技术技能人才，因此，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深受重视，规模日益壮大，造成中等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落后于高等职业教育。此外，由于近年来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国家政策不断加大对中、西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扶持，黑龙江、湖北、江西、陕西、重庆近几年高等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也逐渐超过中等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
2014—2020年我国职业教育规模和区域经济发展总体上均保持平稳上升态势，且呈现出“东强西弱”的空间分布特征。就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性来看，职业教育规模和区域经济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实现持续稳定增长，但耦合协调度一直处于中低等级，且空间布局总体呈现由西向东、由内陆向沿海递增的趋势；
就中高等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来看，中等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在时间序列上呈平缓上升趋势，且耦合水平明显高于高等职业教育，但空间分布离散程度大于高等职业教育。
（一）持续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因时、因地、因才制宜
结合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变化情况，持续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需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才制宜。
东部地区由于在中高职学校数量、招生数、在校生数、教职工数等方面有一定优势，需形成职业教育规模动态调整机制，通过加强引进新设备、提高专任教师数量、扩大“双师型”教师比例等提高职业教育质量；
中部地区要积极借鉴东部地区经验，通过扩大投资规模、设备规模，拓宽职业教育经费来源，充分发挥该区域内职业教育发展较好省份的带头作用；
西部地区要适度扩大职业教育规模，认清自身发展地位，通过职业教育集群化发展，让众多职业院校资源共享、成本分担、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从而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应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注重高新技术发展，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
中部地区要增强区域经济活力，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形成中部地区协同发展新格局；
西部地区应巧借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政策的东风扩大区域经济规模，丰富产业结构，提高城镇化率，提升经济效益。
（二）加强各省份职业教育与经济的互动
根据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水平，东部地区要充分利用其深厚的经济基础条件，积极关注区域产业发展趋势和动态，超前设计、超前培养高技能人才，通过设置合理、科学、严谨的职业教育专业或调整现有专业来提高职业教育的适切性，还可以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信息技术搭建校企人才供需信息平台，促进各省份交流互动。中部地区要在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深化职业教育体系改革，加强产教融合，让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能够精准对接区域经济发展需求，让人才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实现全方位对接；
在扩大职业教育规模的同时更加注重质量提高，寻求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平衡点，增强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西部地区要对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适应性做出调整，提高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力度，根据地区发展需要制定相应的人才引进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外来人才、留住本地人才，职业教育规模超前的省份要积极发挥区域内带头作用，加强制定产业发展政策，在提高经济总量的基础上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三）各区域要明确问题，精准施策，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
一方面，耦合协调水平较高的北京、上海、广东等要注重提高中等职业教育质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其他省份提供经验指导。中部地区要合理规划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资源，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员流动机制，联合东部地区建立区域教育资源双向流动制度，跨区域联合开发新产业项目，通过政府、企业、学校三方联动，确保本地区中等职业教育稳定、高效发展，从而为本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西部地区应将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抓住国家经济建设和教育投入等政策倾斜机遇，优化中等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促进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对接，通过拉动相关企业投资和校友捐赠加强与企业合作，建立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资体系，培养大量高技能人才助力西部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东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要把握经济技术变革和产业升级的方向，依据区域经济发展聚集的产业资源，加强与本区域各产业的协作，搭建服务区域经济的产学研合作平台，提高职业教育质量，使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链与经济产业链实现有效对接。中部地区不能盲目扩大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应认真分析经济发展新特征和新趋势，增强投资规模、设备规模、师生规模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逐步构建适应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的针对性、系统性、衔接性的现代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西部地区高等职业规模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应充分挖掘环境优势，积极融入“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和长江经济带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积极提高社会各界对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拓宽资金来源，加大投入，提高投入精准度，加强契合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学科和专业建设，从而促进高等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即高等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经济为高等职业教育规模提供支撑。
本研究上尚存在如下不足：一是受制于数据的可得性，指标选择对问题解释程度考虑较少，指标的说服力和代表性有待加强，同时样本的年份截止到2020年，未能完全反映各省份职业教育规模和经济发展的最新进展。二是受数据质量、客观条件等限制，数据分析存在一定局限性，不能从多维度和多层次角度来全面分析数据。三是职业教育规模与高质量职业人才供给的关系、区域职业教育规模差异性的影响因素等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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