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 红
按照以往的习惯,一本新书到手之后,我的翻阅次序是封面、封底、目录、正文。收到李美皆的《结婚年》时也不例外。小说的封底有七行字,前四行是这样的:小家碧玉的吴小莉,在狼狈不堪的时候遇上了一见心动的小金;
在活色生香的年纪遇上了暮气沉沉的大岛先生;
在一潭死水的日子遇上了活力爆棚的小鹿……
好的,打住,我明白,一定会是这样一个故事:热烈而踉踉跄跄的初恋,功利却心有不甘的婚姻,凶险而义无反顾的背叛与逃离……
但是,在翻开正文、进入故事之后,我的阅读期待与情节预想却不断地被消解和重置。不得不承认,《结婚年》推翻了我关于女性题材长篇小说的很多逻辑和定势:它是“反动”的,也是“反抗”的——它就这样让一个二十二岁的、面容姣好而青春勃发的女性,在死水微澜的生活里安定下来,一呆就是二十来年。其间也有意料之中的难堪、委屈、无奈、痛苦、不甘与冲动,但更多是意料之外的安顿、安放与收敛,前者诉诸于吴小莉个人心灵的起伏动荡,后者才是这个女孩的现实与行动。所以,自始至终,《结婚年》里并没有上演一场如我想象的反叛与逃离的故事。
《结婚年》的“反动”,首先表现在它的“反类型”人物。成都女孩吴小莉没有学历,长相可人,工作认真。身为成都顶级商厦化妆品柜台的导购员,这份工作自有它的压力、枯燥、无聊,但几年下来,她与工作之间基本也定型为磕磕绊绊又平顺安稳的一种关联模式。直到有一天,一场“阴谋”、误解与情伤终结了这样的关系。出于生存需要,吴小莉选择“丑而阴郁”的日本商人大岛作为结婚对象,嫁入豪门,彻底摆脱了来自于物质、经济、工作的压迫和束缚。吴小莉的“抉择”本身是“类型化”的:谋生的窘迫、谋职的压力之下,姿色亮丽些的女孩子在类似的机会面前,无非是两种选择——放弃情感自由,追求经济保障,或安于清寒生活,维护个体尊严。吴小莉选择了前者,但在此“抉择”之后,她的一系列理念、立场、行为,却走向了一种“陌生化”的女性类型——青春华年的她竟然如此快速地将自己的期冀与想往收束起来,进入了一种“封锁”与“独居”状态:要忍受“无爱”事实以及相应的生理厌恶么?这是条件也是本份,不讨好、不献媚地,吴小莉坦然地承受着;
仅给予有限的金钱支配么?留在抽屉里的、每月一千元封顶的那些钱也够用了,住着别墅,拥有佣工,从不打牌、不爱美容的吴小莉觉得也是满足的;
被剥夺了生育的机会么?有个孩子又能怎样呢?做个母亲又能怎样呢?会有现在这般的从容和悠游么?还是有机会逃逸的——大岛先生的突然死亡,让吴小莉瞬间获得了自由的可能: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钱,从此与这个家、这幢房子、这个男人再无瓜葛,但她仍然选择了留下。因为她清楚地知道这笔钱不足以让自己得到彻底救赎,与自由一同到来的,终将是无家可归,无处栖身的惶惶然啊!
一切一切我们看惯了和熟识的、嫁入豪门之后一个年轻女孩可能出现的戏码,都没有在吴小莉身上上演,她用隐忍、担负、理性、克制将所有的问题揉碎、嚼烂,一并吞咽了下去,从而保持了一种身体受限但精神自由、免于压榨的状态,直到最后。
小说家毛姆曾说:小人物是“各种对立矛盾的集合体”,“他们的出人意料、独一无二和变化无穷”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源泉”,他们“为你储藏的惊奇永无止境”。(《总结:毛姆写作生活回忆》,译林出版社2012年)李美皆也因此以这个女性“小人物”对脸谱化的“拜金女”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反抗”,帮助我们看见了女性生存的更多可能性。
其次,“反浪漫”情感。《结婚年》的开头看似埋伏着一个浪漫主义的驱动契机:与帅气“金城武”的一次、再次“偶遇”,彼此之间的暧昧情绪和春心萌动,职场内部潜在的阴谋和背叛……“爱情”的云朵似乎一直飘荡在吴小莉生活的上空:嫁入豪门之前的怦然心动,嫁入豪门之后有“遇见”“近在咫尺”和随时伸出的援助之手,那温暖关心的目光一直在生活的周遭闪烁,有什么理由不去奔赴一场爱情呢?尤其是沦陷在日日沉闷、单调枯燥的婚姻生活之后,吴小莉有诸多理由和机会“不顾一切”。但是,我同时知道,这浪漫主义的情节哪怕只出现一次,《结婚年》就会堕入俗套。吴小莉总是在青春的追怀、爱情的萌发之后进行必要的阻断:父母的房款、移民的办理、各种现实琐碎,都有足够的力量让她保持现状,将浪漫的可能性和一切情感的旁枝斜出扼杀在摇篮里。
几乎是有些“孤绝”的悲壮了——但这个女孩并没有悲悲戚戚,她平静地安顿着自己的肉身和精神:理家、种植、喝茶、看书。曾经喜欢《红楼梦》的她,在大岛的书架上看到了《源氏物语》——日本的“红楼梦”,这是她阅读的重点,也是她弃绝浪漫日常之后内心的另一种飞翔:她的心里很清楚,唯有此情此境之下,逃开了物质的追杀与压迫,才能获得某种意义上的自我救赎。
再次,“反欲望”叙事。以一个“资深”文学读者的身份,我对吴小莉的抉择心怀悲悯:年龄原因,心情心理原因,哪怕是一倏忽之间,都可能导致这个年轻女孩的一个判断、某个决定的诞生,而这个决定使得她的人生开始发生转向——如果这转向是幸福的,我会庆幸,还好还好,哪怕是匆促之下的选择,也总算是一个安顿,救了她的尴尬,也将她渡向未曾了解的那个美好;
但如果这转向是悲凄的、难堪的,我会忍不住回头,去找寻那抉择之前她的慌乱,她的懵懂,她的无奈——但吴小莉总体上的坦然和安顺消解了我返顾和追寻的愿望,只是,一步步来到新婚之夜的她再次激起我的审思欲望:仿佛那难堪不仅是她的,也是我的。嘴巴可以说谎,心灵可以说谎,但身体能够说谎么?面对四十八岁年纪、相貌丑陋的大岛先生,吴小莉如何遮掩自己的身体排斥?又如何超度日复一日暗沉下来的青春的身体?事实证明我的担忧和难堪是多余的:两个当事人对床笫之事都没有什么兴趣,也没有太多的要求和欲望,在吴小莉这里,问题似乎迎刃而解。与之相应的另一个欲望化故事走向也就不存在了:即便是自己的爱恋对象近在眼前,即便是热情主动的小鹿不断启发暗示,即便是空荡荡的别墅里只有吴小莉一个人,也不会有情欲爆发和出轨事故。
活力、青春、欲望的飞翔状态都与吴小莉无关,这是不可思议的状态,我们见惯了太多爱与欲、情与理的冲突与反叛故事,就在吴小莉“结婚年”到来的1997年,一部风靡全球的电影《泰坦尼克号》,将一场热烈的情爱故事诠释得生动而彻底:勇敢奔赴,义无反顾,献出生命——这才是年轻人的爱情啊!但《结婚年》却一反常态,逆水而行,摒弃了所有的“欲望化”叙事,让吴小莉找到了一种自我安放的平衡点:欲望关闭之后的前路不是黑洞,不是压抑,而是轻盈和自由,是另一种上升和逃逸。
只是,我不知道,这样一种女性生存状态究竟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想象呢,还是一种确乎存在的真实呢?于是,《结婚年》封底的后面三句追问就变得意味深长起来:
什么样的年份才是幸运的年份?
什么样的遇见才是幸好的遇见?
什么样的选择才是幸福的选择?
人生其实没有答案,但美皆的小说是一个提醒:不断追问,并且,不要丧失追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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