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马妮，邱燕楠，阮 纽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上海 200062)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从治理层面维护女性平等权益，坚持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并加以贯彻落实，短短几十年里女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女博士追求平等的教育机会提供了制度保障。自1999年以来，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带来了入学规模的扩张，更促进了性别结构的显著改善。教育部数据显示，2020年女博士195361人，占博士总人数的41.87%[1]，女性已然托起博士大军的“半壁江山”。与此同时，随着教育部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撤销了原规定中“在校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理退学手续的学生，作退学处理”的条文[2]，大学生只要符合《婚姻法》的规定，即可选择结婚。不断放宽的适婚条件与年龄条件使得在读期间选择结婚生子的女博士越来越多，然而，学校科研压力和社会职业门槛不会因此降低对女博士的学术要求。本研究以“博士妈妈”为研究对象，探析她们在学业、情感与家庭及社会舆论压力下，如何克服障碍成功应对学业与生活，不仅可以为同类经历的女性研究生群体提供成长范例，还能以此为切口，探索“母职惩罚”背景下职业女性平衡事业目标与家庭职责的可能性，回应终身学习背景下成人继续学习、在职学习所面临的普遍困境与突破可能。
近年来，随着女博士队伍的壮大与新闻媒体的舆论构建，此类群体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学术界也围绕女博士的媒体形象、性别压力、科研、就业与婚恋生育等关键问题展开研究。总体来看，在以男权社会的价值为标尺的评判标准下，作为文字符号的“女博士”在获得群体性涵指之后，经由电视媒体的视觉再现，一种始终未超越男权想象的视觉形象得以生成，她们长期背负婚育中的弱势群体，事业发展中的“第三种人”等消极刻板的社会印象，遭受社会污名和性别歧视[3]。事实上，女博士选择读博这条精深的道路，完全基于个体的志业和志趣，她们想要通过学术经历与成就昭示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价值的实现[4]。在婚恋问题上，女博士也并非婚恋“困难户”，她们没有放弃婚姻，只是暂时延迟了婚姻，追求亲密关系、经济独立、自我实现等高质量的婚姻生活[5]。即便如此，女博士依然未能逃脱来自学习与工作、情感与家庭、人际与沟通的性别压力[6]，她们的学术地位、学术权利和学术成就不尽人意，并且琐碎的家庭事务还牵制了女博士的大量精力，影响了她们的事业发展[7]。有研究对比了男、女博士毕业生的年终落实率和求职过程，发现女博士获得第一个工作机会所需的时间远远长于男博士[8]，并且近10年来，工学女博士进入“985工程”高校的累积比例也显著低于男博士[9]。
综上所述，当前大多数研究已经关注到性别模式下女博士的婚恋观念、生育问题以及事业志向等问题，但还缺乏对“博士妈妈”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尤其未对她们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学业问题进行深入研讨。随着高校中“博士妈妈”数量的增多，学职和母职的双重身份使她们面临更多的学业困境、社会压力和心理冲突。因此，对此类群体的学术障碍与突破路径进行深度研究，不仅可以丰富研究生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还能站在社会整体层面，深入发掘学习型社会背景下成人终身学习的动力与挑战，为国家教育制度提供反思。
质性研究特别强调研究者要深入社会现象之中，以自己为研究工具，通过亲身体验理解研究对象的思维方式，在收集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情境化的”“主体间性”的意义解释[10]。由于研究者团队都是已婚已育的高校女研究生，对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命成长历程、心理体验、学术障碍等有着深刻的体会，这种双重身份有助于共情与意义解释。
(一)研究对象
根据研究需要，本研究采用目的抽样的方法在3所大学选取了9位已婚已育女博士为研究对象，升学情况分为直升和工作后继续考学两种，生育状态分为升学前已生育、升学过渡期生育(休学)和求学过程中生育(未休学)3种不同类型，当前亲子状态分为3类：一种是孩子与母亲同在求学所在地；
一类孩子在家乡，而母亲在求学所在地；
还有一类母亲与孩子同在家乡(表1)。
表1 受访对象基本情况表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本研究主要采用自传社会学和深度访谈两种研究方法：自传社会学是通过“一种自我描述、自我生成的书写，将一个人生命史中的一些过去，写成文字或书”[11]。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率先提出了社会学自传的概念，他认为“自传作者能够以他人所不能的方式反省和回顾自我”[12]。程猛认为，自传作为一种自我展现和自我剖析的方式，最能反应传主本人的主观世界，让读者知晓那不为人知的心路历程[13]。通过邀请信的方式，有3位研究对象详细地描述了从妊娠到求学至今完整的“成长故事”，提供了共计3.3万字的叙事资料。“自传”帮助研究者窥见行动者的主观世界，但“自传”中的世界是按照行动者的逻辑搭建起来的，从研究的角度看，往往并不聚焦。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憾，本研究还采取了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根据自传的叙事逻辑，研究者提取了“博士妈妈”学术成长的关键要点，围绕“为什么选择求学与生育并举的艰难之路”“生育以后进入学习场域的角色适应与心理冲突”“正常进入硕博学业阶段以后，你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如何解决的？”等问题，拟定了访谈提纲，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度访谈。
(一)“恰当时间”的争议与困扰：双重角色的主体困境
生命历程理论既是一种理论取向，也是一种研究社会问题的切入面向，该理论认为个体的生命历程是由社会机制与个体特质共同形塑而成[14]。在研究中，生命历程理论特别关注人的某种转变，即个体在某方面生命轨迹的变化，经常以结婚、工作变动等“转折性事件”为标志。女博士在升学或求学期间，同时经历向母亲这一角色的转变，学职与母职的交织碰撞必然带来独特且难忘的生命体验。但如果仅从社会事件分析其可能遭遇的困境与冲突，难以全面洞察“博士妈妈”独特生命历程的内在张力。依据生命历程理论，“博士妈妈”不仅单纯扮演了学职与母职双重角色，更在“此时”之外，经受着“彼时”与“未来”两种时间观下“个体”与“社会”意义交融与矛盾的巨大考验。而三种时间观的汇聚点，在于传统生育文化、婚姻制度与现代社会需求、教育制度在个体生命时间观上的重合，即“恰当时间”。包蕾萍指出，“恰当时间”包含了社会路线、个人路线与发展路线多重含义，企图建立“一种将社会需要与个体生命历程轨迹结合的视角”[15]。而“恰当时间”在“博士妈妈”个体与群体生命历程中的具体表现，主要有“恰当年龄观”带来的角色期待模糊，“恰当转变观”所产生的生命价值重构，以及“恰当历史观”所强调的个体命运与社会历史的交互影响。
1.“恰当年龄观”下的“身份悖论”与“接纳困难”
首先，从“恰当年龄观”来看，“博士妈妈”选择生育与她们所面临的“年龄期望”有关，本质而言，这种“年龄期望”反映的是社会时间概念。9位“博士妈妈”的年龄分布在26～35岁之间，她们面临着适学、适婚与适育三阶段的重合，也“自然而然”身负多重社会期待。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文化观念的包容接纳，较为青涩的学生身份与成熟、慈爱的妻子身份、母亲身份“格格不入”，“博士妈妈”为此遭遇难以言喻的“苦楚”。
犹豫一周左右，我还是硬着头皮、哆嗦着声音，把怀孕的消息告诉了妈妈，妈妈听到后沉默了很久，带着恐慌的语气对我说：“我就说不要这么早结婚吧，你不听，现在如果你想问我怎么办，我只能说打掉，你要明白，‘针不可能两头尖’，你去看看，有几个人是带着孩子上学的？”(D2-20211021)
尽管三种身份都有合法合理的社会规约，而一旦重合，其引发的个体内心动荡与社会多方质疑纷至沓来。“恰当时间观”又滋生了特殊背景下的“身份悖论”，并由此产生诸多难以启齿的心理焦虑与现实挑战。虽然高校对女学生婚育年龄的门槛已逐步放开，但总体上仍采取既不禁止，也不提倡的立场；
在社会伦理道德层面，公众对女学生结婚生育的态度仍比较“暧昧”，这间接导致社会缺乏对怀孕生子的女大学生的保障制度；
除外在影响外，“博士妈妈”的恐慌与不安也与自我发展认知有关，2011年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有73.5%的在校大学生认为在校生育“弊大于利”[16]，在前期判断上，她们也有着类似的困难想象与心理预设。
然而，双重角色对“博士妈妈”产生的消极困扰并非绝对，相比而言，工作几年后考博的女研究生在这个问题上尽管也有顾虑，但整体表现更加从容。
某天在手机上查小腹痛和生理期延迟的原因，猛地想起，天，不会是中奖了吧！虽然我是适龄结婚，但真要当妈妈，我还是心慌不已。不多时，我便买回试纸，跑到卫生间测，果然是自己既担心又期待的结果。我是个乐于分享的人，得知结果后，我赶紧告知了诸多亲朋好友这一喜讯。(D1-20211020)
工作后重返校园求学的女研究生，从年龄上高于直升学生，不仅在心智和思想上更为成熟，而且也更加接近传统思想中的“适婚适育”年纪，周围的人对新生命的到来并不感觉意外，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焦虑。由此可以看出，“恰当年龄观”下多重身份的悖论，或多或少受到了社会伦理观念制约、高校生育立场的暧昧倾向、社会支持系统不完善等前置性或持续性影响。但本质来说，“博士妈妈”遭遇的心理障碍与现实挑战，源于该群体杂糅三种社会期望后形成的“社会路线”，与传统社会文化模式中的“社会路线”产生了偏离与融合困难，亟待合适的调解与转变。
2.“恰当转变观”下的“价值重构”与“生命可期”
“恰当转变观”仍然强调在个体生命历程的时间维度上，个体发挥主观能动性寻求和社会环境契合的可能性，以恰当的方式安排生命中的各种“转变”。从某种程度上说，“转变”带来了个体“生活史”的重塑，不仅以全新的意义和视角解释以往的生命历程，也将新价值、新视角与新可能带入当下或即将开启的生活轨迹中。“博士妈妈”经历了身份冲突后，她们不得不进行个人生活史的“重写”，以实现过去与现在及未来的良好延续与有效对接。“博士妈妈”的“转变”，不是简单的从“学生”角色跳到“母亲”角色再回到“学生”与“母亲”身份兼顾的角色，而是无数次身份调适与冲突适应后的生命价值的重构。
因为我在生娃以后重新进入学校，对于这种身份角色的调试与内在冲突，自我调解的动力来源于我前面一年“荒废学业”过程中不断产生的深刻反思与自我开导。在一年的“空白期”里，我全部的时间都投入到了照顾孩子这件事情上，但照顾孩子本身真的非常辛苦。有多少个日夜，我都在那里渴望和回想学校生活的美好和学习机会的来之不易，所以我是做了无数次心理憧憬与困难建设回归到学习状态中的。(D1-20211015)
“博士妈妈”从初遇孩子的身心俱疲、学业搁置的痛苦焦虑，到学业与家庭得到较好兼顾的自我满足，其间的心态“转变”和角色“转变”，与其自身不断在两种生命状态中的反思与尝试有关，并且在取得优异成绩与妥善照顾家庭之间，对自我生命价值的诠释变得更加丰富；
同时外在条件支持也促成了这些有益的“转变”，孩子的成长变化、父母的娴熟帮衬以及学校教育的辅助支持提供了多种有利条件。
丢弃或损失任何一方，我都无法接受，所以我只能在现有情况下，尝试去突破些什么，以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来塑造更好的“我”，甚至对身边的人带来正面鼓舞，打破些成见，比如在“宝妈群”里我想变成优秀且负责任的妈妈，在“学生群”里取得让人羡慕的学业成就，总之，把自己的劣势、遭受的非议变成自我突破的可能，让未来变得值得期待。(D5-20211021)
个体的“转变”往往与社会、历史层面的重要事件相结合，“博士妈妈”自我“转变”的主要动因，还与其对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的认识有关，受到了个人选择与社会、历史、现有环境的多重制约，但软性制约与个体努力之间尚存的成长空间，也为她们迸发“内在张力”，实现“恰当转变”提供了方向与目标。
3.“恰当历史观”下的“内驱动力”与“成长突破”
人总在一定的时空中参与社会生活，而在此过程中发生的意识与行动形成了我们常言的“历史”，因此，历史的本质是相互联系的生活及其相互渗透的影响。“恰当历史观”强调个体命运与社会历史的交互影响，“博士妈妈”的角色调适、个体转变、自我突破都受到了“恰当历史观”的深刻影响，尤其是该群体对社会参与的主动性与社会存在的重要性的深切关注，为她们后来突破重重困境提供了可能性。
转折点的奥妙，可能还是在我的学习和学校生活里。它不是具体某个事件，也不是具体某句话、某个人所带来的，而是我在学校坚持做的学生事务，比如做我导师的助管，做学部团委副书记，班级班干部，等等，这些角色拯救了我，让我找到了活着这件事情本身所带来的价值和快乐，让我体察到了我还是一个实实在在存活着、被人所需要、能够做好事的人。所以，在很用心地做好这些角色的过程中，我的生活产生的转折，我的“病情”也逐渐康复。(D7-20211021)
具象的人性建立在实践基础上，并且指向了人的“社会性”。学校生活成为“博士妈妈”实现社会存在价值的重要实践场所，频繁的社会参与不仅帮助她们与师生产生了更多亲密联结，也使他们获得了放松身心、加强心理建设的诸多契机。这种在深思熟虑下做出的行动选择，有着独特的个人见解与思考，并在加强与社会生活、实践联系的过程中，实现了生命价值的深化与成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处理事情的效率更高，经验更丰富，面临这些时间冲突的情况也逐渐减少时，我内心慢慢变得平和下来，开始发自内心地赞同自己，也感谢自己，使我回归学习场域的角色适应越来越自然，越来越得心应手，心理调适自然也做得越来越好了。(D9-20210923)
积极参与学校生活的“博士妈妈”也不得不面临时间管理困难、身体负担过重带来的各种问题，在心理上经受重重考验，但个体“顽强”的意识帮助她们逐渐度过“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生活混乱期。虽然韦伯斯特指出，阻碍性压力会催生焦虑感、挫折感、愤怒感等消极反应[17]，但是，挑战性压力对自我效能感和成就动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有助于激发个体的内在驱动力，有效调节心理情绪[18]。对于“博士妈妈”而言，母职惩罚是不折不扣的阻碍性压力，而当她们适应这种生活时，学业与科研反而激起了她们内心的斗志，在更加积极的学校生活实践中，实现一次又一次的自我生活重构与价值突破。
(二)“学习障碍”的发生与缘由：多重障碍诱发的结构困境
克罗斯(Kathryn Patricia Cross)在1981年提出了成人学生学习障碍的概念框架，他认为如果一个重返校园的成人学生想要顺利完成学业，必须面对并突破情境、制度和性格三重障碍[19]。从现象学视角看，“博士妈妈”也描述了她们如何克服困难，坚持学习。因此，本研究沿用了克罗斯的概念框架用以分析“博士妈妈”在家庭—学生角色冲突中的障碍。
1.情境障碍：母职惩罚与社会融入不足
情境障碍，是指由某人在特定时间的生活情境而产生的障碍。近年来，“母职惩罚”逐步成为新型热门话题，它指“女性在进入婚姻后，尤其是随着孩子的出生，因承担更多照料责任，从而使收入与同龄男性或非母亲的同年女性拉开显著差距”[20]。有研究者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为研究对象，发现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享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即使获得了就业机会，女性一旦结婚生育，母职的密集劳动就会影响其职业发展，构成“母职惩罚”[21]。陈衡哲曾因妊娠反应太大而不得不中断上课，胡适在日记中对这件事这样评论道：
“莎菲因孕后不能上课，她很觉得羞愧，产后曾作一诗，辞意甚哀。莎菲婚后不久就因孕辍学，确使很多人失望，此后推荐女子入大学教书，自更困难了。当时我也怕此一层，故我赠他们的贺联为‘无后为大，著书最佳’八个字。但此事自是天然的一种缺陷，愧悔是无益的。”[22]
这也证明了传统文化“男主外、女主内”的秩序安排已经深深印入中国人的文化血液中，即便接受了高等教育、拥有一般女性难以企及的职业地位和声誉的高知女性，仍需面对生育带来的职业发展困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女性虽然对性别角色分工有所不满，在对母亲身份的认可下，她们还是选择接受“母职惩罚”。鲍威尔(Powell, S.)曾经研究了本科以后重返高等教育专业人士，认为他们之所以无法坚持，并非由于学术能力，而是他们无法平衡生活[23]。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承认了平衡学业和照顾家庭所产生的压力，当她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照顾孩子上，投入到工作中的精力就比非母亲少，从而降低工作效率和生产力。此外，由于家庭责任的环境因素，“博士妈妈”拥有更少的时间在校园里进行社会融合，而缺乏社会融合已被证明对学业有持久性的负面影响[24]。
2.制度障碍：修学限制与异地求学困难
制度障碍，包括那些排除或阻碍有工作的成年人参与教育活动的实践和程序——不方便的时间表或地点、兼职学习的全日制费用、不适当的学习课程等。我国的博士学制经过几次改革后，从2000年开始“实行弹性学制”，但高校最长修业年限一般是6年，延期过久的博士生面临被学校清退的窘境[25]。与此同时，“超过规定学制年限的延期毕业生不再享受研究生国家助学金”[26]。内维尔和陈(Nevill&Chen)指出“家庭责任，如那些与结婚或生育有关的责任，可能会限制毕业生的时间和他们申请、注册、完成研究生学位项目的可能性”[27]，学制和研究生资助的限制进一步增加了“博士妈妈”的学业压力。
我看到一些研究生妈妈延毕的案例，心里就很害怕。时间不等人的，很多全心全意在读书的学生他们都有各种原因没有按时毕业，我们这种身份的人延毕的风险应该更大吧。(D1-20210921)四年，你说很长吗？我觉得对我来说已经很短了，读博前期孩子很小，我有很多时间都用在照顾她身上去了，后面还有小论文发表的压力，博士论文也不是那么好做的，我觉得我的时间都不够用了。(D7-20211017)
相对而言，国外研究生的培养学制没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学习年限也比较灵活。有研究发现：过去30年，美国自然科学的博士学习年限基本稳定在6～7年，工程类博士获得学位用时基本保持在7～8年，社会学类平均用时7.7年，人文学科类的博士获得学位的时间尽管近20年呈递减趋势，到2012年竟然有9年，教育类博士用时最长，长达12年甚至更久[28]。我国研究生学习期限的灵活度不高，主要是受到了资助制度的限制，研究生奖助学金一般由学校或学院统一评选发放，有名额限制，且一般只有学制年限内的研究生才能享受，学制意味着资源保障[29]。除了学制带来的制度障碍外，一些“博士妈妈”还提出了由学籍和户籍引发的困扰，当前，我国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采取就近入学的政策，不少受访者选择将子女留在家乡，或者与孩子一起返回家乡，大多由于适龄子女上学问题得不到解决，而这两种情况对“博士妈妈”的心理和学业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3.性格障碍：家庭问题与自我效能过低
性格障碍是指与学习者的态度和自我感知相关的障碍，尤其指心理压力对学习者态度和自我感知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研究生是心理问题的高发群体，心理健康问题像一股潜伏的暗流，制约着研究生的发展[30]。由于地域差异、文化隔阂、消费观念、家庭微观权力争夺等原因，“博士妈妈”也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家庭关系问题，加上读书期间对工作机会成本的丧失，往往使她们在家庭经济中处于劣势地位，由此引发经济不安全感，造成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除了家庭问题、经济问题造成的心理压力外，这一群体在身份转化后普遍产生过低的自我专业能力认知，也成为影响学业进步的重要障碍。
我一直比较佛(系)，生完孩子以后发现自己更佛了，反正只要能毕业就行了。(D6-20211017)尽管我在硕士期间很顺利，但在博士期间，自己的学术信心还是产生了动摇。读博很难，做妈妈也很难，博士妈妈难上加难！尽管一直在努力追寻，还是会担心这件事(指生孩子)会影响我。(D1-20211015)
自班杜拉(Albert Bandura)1977年在《自我效能:行为改变的统一理论》首次提出了“自我效能感”，这一概念在人类学习和行为中的重要作用受到了广泛认同。从广义上说，自我效能感是相信一个人有能力成功地完成各种任务或有挑战性的生活情况，“博士妈妈”在学术上自我认知不高是其自我效能感较低的重要表现之一，在各种心理暗示下产生较为顽固的心理障碍，由此经受着比其他研究生更多的心理压力。
(三)“文化生产”的过程与意义：突破“限制性樊笼”生成的自我内驱力
威利斯在《学做工》中提出了“文化生产”概念，他认为文化的特性表现在“社会能动者‘意义创造’的积极过程，尤其在理解自身处境，包括经济地位、社会关系以及为维护尊严、寻求发展和成为真正的人而构建的认同和策略的过程中”[31]。程猛认为，这种意义的生产表现为意义生产、自我的生产以及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的生产[13]。那么，“博士妈妈”从理解到认同并建构自我身份，又经历了怎样的文化生产过程呢？
1.意义的生产：“重新解读生命之旅”
文化生产的本质是澄清某种生活中内隐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对这段特殊生命体验的意义的理解，影响了“博士妈妈”整体的认知。当提及“今天的你如何评价自己这一段经历”时，她们的回应彰显了行动者通过主动创造赋予的行动意义。
(生孩子)肯定有很大的影响，改变了多少人生轨迹呐。但这种影响一定是正面的影响，因为如果孩子没有提前到来，我可能读博期间就不会这么卖力了，我的时间观不可能这么紧迫，我的行动观不可能这么高效，我的人生观不可能这么通达。因此，今天的我，很感谢自己提前“偶遇”了自己的孩子，感谢自己没有做任何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也感恩上天让我冥冥中走向了更好的方向，这个方向是我所向往的美好的方向。(D2-20211020)
爱比克泰德曾说：“使人扰乱和惊骇的，不是物，而是人对物的意见和幻想”[32]，每一种生活样态本身都是一种“材料化”的体现，而如何使这些材料加工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则离不开行为主体自身的行动。对于生育事件的意义创造是通往学术成长的内在心理基础，当以正面眼光对待时，往往更加有利于个体在学业上的进步。
2.自我的生产：“点燃生命的内驱力”
在社会学的视野下，自我的形成离不开社会的作用，生育作为生命历程中的关键事件，它背后包含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角色的变化对人的影响不言而喻。从调查结果看，“博士妈妈”并不认为有孩子是故事的终点，怀孕生子事件重新塑造了她们的自我。
“重新”进入学校，我不仅感觉自己和别人不太一样，我还感觉我和硕士时的自己也完全不一样了。和别人不一样的感受，来自于我对学习机会的无比珍惜。博一的每节课，我都是最早到达教室的，我永远是坐在第一排最显眼的位置，上课永远是那个最喜欢互动的同学。(D3-20211020)
与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不同，母职责任加上年龄和心理不断成熟，使得“博士妈妈”对自我的认知更加清晰。当然，人的自我分为真实的自我和表演的自我，前者需借助某种基本的运作才能被定义和发现，后者则是由无数的符号和意义搭建起来的面具所组装起来的。对于“博士妈妈”而言，生活远比想象的曲折，但“至少可以在前一晚痛哭过，第二天自信满满地回到学校处理各色各样的事情。也许这是一种‘表演’，但正能量的‘表演’好过堕落而无助的‘真实’，至少能够因此给自己好的暗示和心理建设，也能够让别人感觉到舒适与开心”(D2-20211020)，这对于她们而言，也是重塑自我道路上一种重要的价值追求，看似虚假的“表演”，反而促成了更加坚韧的新自我形成。
3.学习方式和人生道路的生产：“硬核妈妈的求学路”
“学习方式和人生道路的生产”集中表现为对学术之路的渴望和追求，“博士妈妈”在经历前期的母职惩罚以及相应负面效应后，当她们重新投入学习时，对学习机会的无比珍惜与对学术生活的强烈认可，促使她们更加主动地摸索高效的学习方式和宽阔的人生道路。
白天带孩子太辛苦，太累了！每天晚上等孩子睡着后，我开始投入自己的博士论文的写作，前后的对比，我发现读书简直太幸福了，后来，我发现就在那段期间我阅读过的文献堆起来大概有两米高，这在以前简直难以想象。(D4-202101017)
从前文对“博士妈妈”生命历程的描述，以及对她们肩负的双重角色和多重障碍的分析，可以发现，长时间休学的落寞、抚养幼儿的疲倦、家庭关系的困扰、教育制度的压力及女性角色的弱势，使得学习的意义和价值再度凸显，她们对学业表现出的热爱比以往都要强烈。此外，母职和学职的冲突要求女研究生必须建立做事的优先顺序，“博士妈妈”也学会了时间切割，高效率作业，不断挖掘自己的学术潜能。
不像没有小孩前那么自由，读博对母亲造成影响，促使她必须把握时间有效应用，时间切割分块，从早到晚这个时间做什么，那个时间做什么，规划明确，否则全部用来做家务、陪伴儿子，做课题写论文的时间都没有了，其效率之高是未读研前无法比拟的。(D6-20210923)
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的生产看似宏大叙事，实则表现在每一处生活细节中，指向人的生命意向状态。为了在学职和母职中求得“圆满”，“博士妈妈”在平凡的岁月里保持对学术的热爱和追求，并通过高效率作业弥补母职的影响，而这种生活方式下各种外显的意义和价值正是助力自我走出学业障碍的重要力量。
(一)主要研究结论
泰特·吉利安(Tett Gillian)指出，理解任何社会最好的方法是采用局内人—局外人的视角，并在两种视角间切换自如[33]。本研究采用自传社会学与深度访谈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对9位“博士妈妈”的学术障碍及其突破路径展开分析；
利用生命历程理论对她们的学术生命体验过程进行研究，从而更生动地发掘“博士妈妈”面临的真实困境，以及突破这些“限制性樊笼”的自我驱动力。“博士妈妈”从早期的慌乱迷失到后来的得心应手，在主动克服并化解挑战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生命的转折与蜕变，重新找到了自我认知与学业—生活的平衡点。
虽然“博士妈妈”的生命成长经历异于普通女博士，但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其他女研究生、甚至其他学生提供了很好的成长范例。学生阶段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学业困难以外的障碍，比如情感问题或者经济困扰等，如何在复杂的问题情境中做好自我心理疏解与健康人格建设，同样是解决学业障碍的重要着力点。因此，此类群体的成长故事绝非一个小群体的教育叙事，它也能将故事的影响辐射到其他学生群体中，带来更加深刻的文化再生产价值。此外，“博士妈妈”的成长案例也与职业女性如何平衡好事业与家庭、终身教育背景下成人如何化解继续学习障碍等典型社会问题不谋而合，她们克服重重困难，寻求到成长可能的生命历程同样具有社会借鉴价值。与以往研究相同，本研究证明了“博士妈妈”在家庭—学生角色的冲突与协调中普遍经历了情境障碍、制度障碍和性格障碍。传统男女角色分工的秩序安排使她们不得不接受“母职惩罚”，从而降低了她们的学业投入，与此同时，由于家庭责任的环境因素，使她们在师生交往和生生交往中遭遇一定壁垒；
在制度层面，研究生学制规定的修业年限给“博士妈妈”带来学业压力和延迟毕业的风险，子女在异地求学中遭遇的户籍和学籍限制，加剧了她们的生活负担和心理压力；
家庭纷争、经济困难等造成一定的性格障碍，在身份转化后专业自信的降低也是影响学业进步的重要障碍。
最后，本研究揭示了“博士妈妈”在遭受学业障碍的同时，也在积极推动正向文化生产，努力突破社会对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母亲的身份赋予了她们新的使命和任务，对母职的正向意义和功能的认可是她们实现学业突破的前提和基础，推动她们不断更新自我认知和自我塑造。从学业初期的“慌乱”到后期的“稳定”，学习和学校生活成为生活琐事之外的一股“甘泉”，重返校园后对学业的渴望加深了成就动机，日常学习中对碎片化时间的高效利用也成为顺利推进学业的重要保障。在这种情感定势中，她们坚定选择了一条积极的，通往自我转型和实现的人生道路。
(二)政策建议
为了更好地帮助女性协调母职和职业发展的冲突，西方国家曾采取了系列支持生育的制度安排，像产假、父母假、生育津贴等政策被证明可以有效降低母职惩罚的负面效应[34]，目前，国内普遍落实了女性生育保险、产假等制度，但由于女博士的特殊身份，这些政策尚没有平等惠及“博士妈妈”群体。其次，幼托服务可以分担母亲的养育责任，为女性就业创造良好环境。国内一些发达城市已经开始提供普遍性、高质量的幼托设施，但由于户籍限制，“博士妈妈”的子女尚不具备或满足异地上学的条件，在今后的制度设计中，或可考虑放宽条件限制，以减少高学历女性在追求学业过程中的制度障碍。在教育政策上，我国当前所谓的弹性学制，教学过程依旧按照学年统筹，课程按固定学期开放，并且学籍管理也较为严格，学生分阶段学习的限制较多。对于“博士妈妈”群体而言，弹性学制不仅指修业时间的空间扩大，更需要在教学过程、课程安排、学习方式等关键内容上增加灵活性，为研究生妈妈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
最后，研究显示社会支持对“博士妈妈”角色冲突调试起着重要影响，包括家庭支持、导师和朋友的支持，以及拥有类似经历的人的支持。除了国家制度和教育政策上的设计与安排外，高校尚可建立相应的关怀机制，关心“博士妈妈”这一特殊群体，积极为她们搭建融入学术和生活的平台，及时发现并疏解研究生妈妈的学业困难和心理压力，帮助她们顺利完成学业，为研究生教育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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