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雪 张畅
在全球化的今天，个体或群体能够对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或者族群充满全球想象［1］。受西方国家在现代化高等教育上的成就，以及殖民主义遗产的双重影响，主导的全球想象认为，西方处于全球社会结构的顶端，并预设了西方知识的优越性和普遍性［2］。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跨国教育流动的主要方向是从南到北的垂直流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是主要的留学生输出国，大量中产阶级家庭及特权家庭的青年学子远赴欧洲或北美国家求学［3-4］。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亚洲内部高等教育市场的快速发展，国际青年流动的方向也趋向多样化。他们不再集中前往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新兴经济体作为留学目的地。中国也在千禧年后，逐渐成为亚洲地区最受国际青年欢迎的留学目的国。
中国的崛起引发了其他南方国家青年学子新的想象。全球南方的青年开始对中国经济腾飞图景产生向往和期待。他们带着改变个人、家庭、国家乃至世界命运的愿景，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到了中国可供实践的平台上，寻求更具性价比的高等教育机会。特别是随着中国与全球医疗卫生事业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对外医学教育在全球市场上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呈现出独特的来华学医景观。2018年，中国的国际医学生数量占来华留学生总人数的第二位［5］。
尽管南南区域内的流动已成为跨国教育流动中的一个常态化现象，但目前的研究仍然主要从西方视角来看待南方国家的国际教育。中国的对外教育在国际学界收获的大多是有失偏颇的评价，一种评价从西方精英主义出发，假定教育流动是特权阶级的专属追求［6］。其基本逻辑是，将留学作为一种“社会炼金术”进行理解。这部分学者认为，国际青年通过出国留学积累文化资本，并将这种文化资本转化为就业能力、社会地位、社会网络等，最终实现阶级优势的再生产［7-10］。面对亚洲打破精英传统的教育国际化，一些海外学者却认为，新兴经济体的实践并未和国际接轨，低成本的教育无法保证教育质量，只是在培养“平庸之才”（Mediocrity）［11］。以新加坡华裔学者杨培东为代表的声音认为印度学生确定中国为医学专业留学目的国是“盲目的选择”［12］，他们甚至认为将教育作为“希望的容器”是徒劳的，会导致残酷的后果［13］。第二种观点基于殖民和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将中国与其他南方国家分开，作为一个半边缘国家，认为中国的留学生教育实际上是对边缘国家实行新的殖民主义［14］。本杰明·马尔维（Benjamin Mulvey）认为，非洲留学生是中国政府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工具，以扩大中国半边缘地位，从而“追赶”并最终超越西方［15］。也有研究认为，中国通过高等教育与非洲共享知识，是在对这些国家实施文化霸权［16］。因此，从全球南方视角出发，关注南方国家平民需求的语境，了解南方国家中下层阶级的想象和“草根”的实践过程，以分析来华学医景观的形成和意义是必要的。
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强调，想象力已经成为一个集体的社会事实，全球是一个新的想象区域。他构建了民族、媒体、技术、金融和思想五种景观，作为“想象全球”的构件［1］。在此意义上，想象力在理解跨国教育流动的景观上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有助于理解人们决定跨国教育流动的原因，而且有助于理解他们离开生源国进入目的国学习生活的中间过程。所以本文在阿帕杜莱的理论基础上，聚焦南方国家学生来华学医的教育景观，提出“想象的中国”，即：国际青年在实际的身体移动之前，对自己在中国学医的叙事想象［17］，以确定人们的想象在未来如何影响跨国求学的决策，以及国际医学生求学愿景如何在中国实践的平台上得到落实，从而，回应以上对于中国对外教育不公正的评价。
①调研期间，云南大学2017级社会学本科生姬珺琦、2018级社会学本科生何易容、谭昀湫参与了部分访谈与资料整理，在此对她们的参与表示感谢。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云南外籍人口的数量位列全国第二［18］。根据昆明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工作人员提供的数据，省会城市昆明常住外籍人口中留学生占比高达65%；
2018年，云南国际医学生的数量位居全国第九位。赴滇学医，已成为南方国家青年学生的教育优选项。
本研究基于全球南方视角，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于2019年12月至2021年1月，对来自于印度、巴基斯坦、越南、老挝等13个发展中国家，就读于昆明医科大学和大理大学医学专业的的37名国际青年进行了深入访谈，还对3名返回印度的医学生进行了线上访谈。为全面了解国际青年来滇学医前后的想象图景的来源、内容和特征，本研究设计了中英文的访谈提纲，通过一对一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相结合的方式，确保每位受访者不少于1小时访谈时间，对国际医学生的家庭情况、来华动因、学业情况、生活情况、职业规划与未来计划等进行了调查。
为获取更丰富的一手资料，笔者还进行了以下两方面的补充性调查：一是对上述两所高校的管理人员与授课教师进行了访谈，参加了其中一所院校2021年的海外线上招生宣讲会；
二是前往昆明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以及老挝、越南、缅甸、马来西亚和泰国5个驻昆明总领事馆，收集了各方对留学生培养的态度、建议及其他相关数据。访谈前，笔者向受访者阐明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并在他们许可下，做好录音和记录。最后，根据录音资料及笔记进行了逐句转录，并删除资料中与研究无关的信息，形成本文的研究资料。
二战后，意识到现代化发展重要性的南方国家，开始派遣大量学生到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前沿的知识和技术［4］。这种流动被认为能够通过个人优先实现现代化来改变社会［19］。因此，这一时期大部分的跨国教育流动都是从南方国家到北方国家。中国实际上在此之前已有派遣学生前往西方学习的先例。19世纪70年代，中国清政府以“振兴中华”为目标，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学习。到1978年改革开放，新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被派到美国，以此拉开了中国留学史的新帷幕［20］——中国成为了最大的国际学生输出国。
当留学成为个人自由的选择，拥有高可支配收入的家庭依旧更愿意在西方教育文凭上进行投资，因为西方国家的学历往往与高水平的象征性资本相关联［21］，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转换为竞争优势［22］。这种象征性资本的形成与全球想象有关，其根源是殖民主义的遗产［23］。殖民、帝国和冷战时期的历史带来的地缘政治和社会文化后果之一，是这些历史延续了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体系，限制了亚洲内部的文化想象［24］。因此，这些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一直享受着青年留学生增长带来的人才聚集，以及留学学费收入两方面的红利［25］。
20世纪以来，一些南方国家取得飞速的发展，开始成为跨国留学的新据点。许多曾经是国际学生“传统供应商”的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土耳其和墨西哥等，开始积极与西方同行竞争留学生生源［26-28］。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和高校在全球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从完全的留学生输出国转变为留学生接收国［29］。帕尔瓦蒂·拉古拉姆（Parvati Raghuram）等学者强调，这样的改变是对后殖民理论的重要挑战，被定义为“全球再平衡”［30］。中国的对外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视为一种全球共同的利益［31］。
作为跨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分支，医学教育也受到全球化影响，出现了医疗教育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Medical Education）的现象［32］。越来越多医学专业的青年留学生为了获得教育资源和就业机会进行跨国流动。近20年来，国际医学教育呈现出医学院校增多（以英式、美式医学教育模式为主）、医学生增多、医学院校私立化程度提高（以营利为主导）、医学院校国际化程度提高四个趋势［33］。2002年，共有约600万医学毕业生和1600余所医学院校为60多亿的世界居民服务［34］。
尽管如此，医生短缺仍然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尤其是南方国家，医疗人才的匮乏更为严重。以南非为例，由于人才外流，该国已经失去了多达一半的青年医学毕业生［35］。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人才流失和人才浪费对卫生系统的影响转变为人类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因为这意味着生源国知识基础的削弱，获得医疗保健、教育和技术发展等所需服务机会的减少。如何培养向南方国家流动的青年医疗卫生人才已经成为了牵动各国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议题。
如今，中国成为缓解这一困境的重要突破口。在丰富多彩的文化、先进的技术、良好的社会环境长效吸引力基础上，中国对外医学教育具备了独特的市场优势，成为了大量南方国家青年跨国学医的第一选择。2018年，医学专业已经成为来华留学的第二大热门专业，仅次于语言学习［5］。中国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医学教育正在为全球输出愈来愈多的医疗人才。
本文将“想象的中国”定义在决策阶段，涉及决定出国留学、确定中国为留学目的国和选择具体高校三个阶段。不同阶段的决定都与施动意志、认知和情感等因素有关。各种各样的实验性的、叙述性的想象，都将积极参与到一个人未来社会世界和未来情感状态的考量中。当新的考量出现，决策者往往倾向于进行克里斯蒂娜·阿丹斯（Cristina M.Atance）和丹妮拉·奥尼尔（Daniela K.O"Neill）所称的情景式未来思考（Episodic Future Thinking），即个体对未来的自我投射，在心理上模拟未来，以预先体验某一事件［36］，而这种模拟的体验在某种程度上关联着想象中未来的吸引力。在此意义上，想象所构建的愿景对于决策结果和实际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保罗·博卡尼（Paolo Boccagni）认为，想象的结果是开放的，可能导致实际的流动，也可能不会。因为人口流动经常受到现实状况的干扰，这些干扰使人们对实现愿景的可能性产生疑问。他建议，学者不仅应该关注愿景的内容，分析愿景与人和地方的关系，而且应该围绕愿景未来可能性的视野进行考察［37］。约尔根·卡林（Jørgen Carling）和凯里琳·舍维尔（Kerilyn Schewe）的研究发现，在默认的静止状态下，那些从未想象过迁移的人，迁移并没有真正地进入他们的愿景建构或决策过程，他们可能既缺乏“渴望的能力”，又缺乏“行动的能力”［38］。通过调研，笔者发现生源国医学教育资源的整体性紧张，与国际青年对中国想象的不断增加，是医学生来华留学渴望的构成来源；
而中国对外教育政策的延续性、持续化，以及配合“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不断升级，增强了青年来华学医的行动能力。
（一）生源国医学教育资源的不可及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医生是一个有着较高收入的职业，成为医生甚至被视为提高社会地位的途径。这使得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医学教育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2018年的数据显示，印度、巴西、美国等五个国家拥有全球三分之一的医学院校，全球仅十个国家就包揽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医学教育资源，而很多非洲国家人口众多，医生严重短缺。部分国家只有一所医学院，甚至还有13个国家根本没有开设［33］。
在一些开设了大量医学院校的发展中国家，“供而无法求”却是常态。譬如印度拥有的医学院校数量位列全球第一。根据印度医学委员会的最新数据，共有79627个MBBS（临床医学学士，英文全称：Bachelor of Medicine &Bachelor of Surgery）的就读名额分布在536所医学院校［39］。但这些医学院以私立院校为主，由于不受官方监管，存在师资力量和物质资源严重不足、缺乏统一的录取程序、教学质量差等问题［40］。尽管如此，这些令国际青年趋之若鹜的医学院校不仅对医学入学考试的分数要求高，而且学费高昂。印度青年告诉笔者：私立院校5.5年医学教育的学费在400～750万卢比之间（约合人民币35～66万），还须额外支付约250～50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22～44万）的“人头费”（capitation fee），令无数贫困家庭的青年学子望洋兴叹。
于是，医学教育在第三世界多已固化为精英阶层专属的特权教育。寒门子弟求学无门，几乎错失了通过医学教育向上流动的机会。来自印度、孟加拉国的南亚青年医学生告诉笔者，国家其实尝试通过配额制，让各地学生有机会进入到公立学校学医，但受制于名额较少，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能获得学习机会。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南方国家开始前往中国寻求更多的机会。20世纪90年代，一些南方国家就曾与中国进行协商，希望中国向他们开放医学教育。泰国便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鉴于自身没有足够的医学院来培养想成为医生的青年，泰国便积极地与中国政府进行洽谈，请求中国为其学生提供医疗培训［39］。随之，广西、云南等地区成为了南亚、东南亚国际医学生求学的首选目的地。
（二）想象的中国与来华学医决策及行动
1.国际医学生对中国想象的形成
一位叫阿里的国际青年讲述了他来华学医的原因：“首先，中国和我的国家坦桑尼亚有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促使我想要来华留学。在我的家乡，有很多中国人和坦桑尼亚人合办的公司，中国政府与坦桑尼亚政府之间也有很多合作，这为我到中国追求更好的教育，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另外，我的一些亲戚也在中国，我的姑姑便在这里学医，她鼓励我来中国学习。”
这反映了很多南方国家学生来华求学决策过程的心声。每一位国际医学生的心中都有一幅想象的中国图景。这幅图景使青年留学生们将通过自身教育流动经历拉动家庭乃至生源国发展的新思考与留学中国的新行动关联起来。当被问及选择中国作为留学目的国的原因时，几乎所有的医学留学生都提到了中国崛起。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让来华学医的国际青年相信南方国家发展的潜力，也让他们对生源国未来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从青年医学留学生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们在中国学习生活的经历和见闻已转化为他们希望祖国如何发展的国家愿景［17］。怀揣着“医生梦”的国际青年渴望回到生源国，改变当地落后的医疗水平。阿里谈到自己的抱负时说：“我想回去帮助自己的国家，帮助自己的亲人和所有受到病痛折磨的人。我们国家的医学不发达，有许多疾病……我很想改变这种状况……”
许多国际青年将来华学医视为通往光明职业前景的大门。受访的医学生有的计划归国就业，有的有志于从事无国界医生工作，还有的决定留在中国继续学业。一些青年医学留学生想要前往发达国家再深造，把求学中国作为向发达国家流动的“跳板”。中国的医学学位可以为他们在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或新西兰等国家获得研究生学位或职业提供便利。来华学医给予了他们对未来人生更多的自主选择权。
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学生来华学医之后，并改变了从事医生的职业设想，利用在华学习中文、掌握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和相关政策知识的优势，转而从事其他领域的工作。在访谈中，一位来自越南就读于大理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的女生就跟我们分享自己边学习、边创业的经历。在疫情前，她充分发挥自己的中文优势，以及掌握的医疗健康专业知识，开辟了一项连接中越的康养旅游事业。她得知在越南一些富裕家庭有想要获得更好医疗服务的诉求，就把他们发展为自己的客户，为其办理相关手续，将之带到云南昆明，让其既能享受昆明国际医院的高端体检和其他医疗服务，又能在昆明及其周边城市旅游购物。另一位已经毕业返回印度的医学生告诉笔者，他在家乡从事的是医疗代表的工作。他在华学习期间建立的跨国网络，为其开辟了更广阔的药品推销市场。
中医药在全球的广泛传播也激发了南方国家来华学医的另一种想象。当前，每年约13000多名留学生来华学习中医药［41］。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号召下，中国积极向世界分享中西医结合的抗疫经验，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与治疗方面的表现，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并得到积极评价，进一步激发南方国家人民对学习中医的向往。在2020年6月至7月对越南、老挝和缅甸等驻昆领事馆的调研过程中，各国领事都表达了期望能够进一步加强输送学生来华学习中医的愿景。
国际青年来华学医的想象力亦来源于归国的移民、国外的朋友和留学的亲戚等人际关系网络［42］。这些跨国连接传递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往往成为吸引发展中国家青年前往中国求学的重要因素。随着云南各医学院校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应届毕业生数量持续增加，留学生与家乡亲朋好友之间建立了跨国社会网络。本研究发现，一些高年级的学生是通过留学中介来到云南学医的，但低年级学生中，有的人则是由于家里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率先来到这里学习，回到家乡进行宣传后，自己在网络上联系学校而来。也就是说，他们跳开了中介这一环，直接向学校申请，追随留学效应显著，形成了直接流动学医的形态。
2.中国对外教育政策的升级激发来华行动能力
“一带一路”倡议将很多经济发展和教育体系仍然滞后的国家和地区团结起来，为这些国家的青年打开了求学的大门。一方面，“一带一路”将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重要议程，打造了“留学中国”的品牌。中国教育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明确提出：全面提升来华留学人才培养质量，把中国打造成为深受沿线各国学子欢迎的留学目的地国。“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持续推进成果颇丰，中国成功与188个地区、40个多个重要国际组织建立教育合作交流关系，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覆盖58个国家和地区［43］。2018年共有超过49万留学生来华学习深造，中国稳居亚洲留学目的国首位［44］。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对跨国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也为来华学医提供了便利。2017年，中国发布《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提出，要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共建“一带一路”的主体框架。目前，“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已基本形成。以昆明为例，2019年，长水机场已成为国内连接南亚东南亚通航点最多的机场，南亚东南亚每周航班量达280余班，南亚东南亚通航点35个［45］。南亚东南亚的青年医学生表示，交通的便利性也是他们选择来滇学医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为来华留学生提供了多种类型的奖学金支持。中国政府奖学金覆盖率达12.8%［46］，还有地方政府、学校层面，以及各类区域专项和企业资助的奖学金。仅2012年到2019年8年间，来华留学教育预算支出就从15.5亿元增加到了39.2亿元，增长了近1.5倍［47］。此外，有别于国外医学院校以盈利为导向的办学宗旨，中国医学院校基本为公立学校，学费经济实惠且公开透明。调研发现：昆明医科大学面向留学生的全英文授课医学专业学费为3.9万元人民币/年，而大理大学由于采取的是双语/中文授课，学费更低，仅为2.9万元人民币/年，这不仅与西方国家高昂的医学教育学费形成了鲜明对比；
甚至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私立医学教育学费相比，也低很多，为那些因为高额收费而被拒于医学教育门外的学子，提供了新的机会。
南方国家青年来华学医具有明显的性价比优势，这种优势通过一批批学子的亲身体验与口口相传，逐渐被区域各国普通民众所感所知，也使得来华学医成为南部区域跨国教育流动的新潮流。从2012年起，中国就已成为亚洲国家青年留学生学医的新兴目的国［48］。2020年，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以“无条件通过”的成绩正式获得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WFME）医学教育认证机构认定。中国高校的医学教育质量得到了国际认可。与其他南方国家相比，中国各个高校的医学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具有较大优势。例如云南，尽管位于中国教育的后发地区，但各个医学院校拥有相较于周边南亚东南亚国家更为先进的、现代化的医疗基础设施，包括最新的医疗设备、医学实验室和更为完善的实习基地。各个医学院校还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对外医学教育经验。如昆明医科大学于1997年获得留学生招生资格，2010年获MBBS项目留学生招生资格，并于2011年开始招生，2013年通过教育部全英文授课MBBS审核评估。中国对外医学教育质量的不断提升，使国际青年的专业学习获得了保障，并逐渐产生了口碑效应。
“我们国家读书费用高，很多家庭都有困难，特别是对农村的学生来说，他们有了这个奖学金就有更多学习的机会，也减轻了家庭的负担。”一位孟加拉国的青年留学生告诉我们，在他的家乡学医绝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在孟加拉国学医，他需要一次性支付30万人民币以上的学费，而他的家庭根本无法负担。但如果选择到中国学习，不仅学费低，他还能够获得奖学金资助，甚至可以省下钱来补贴家用。很多像他一样来华学医的印度青年，父母都是农民，他们是贷款来昆明学医的。幸好中国的学费一年一付，减轻了他们的经济压力。中国对外医学教育的这些特点，使国际医学生能够突破国内固有的阶层限制，实现学医梦想。中国相关政策的支持还让他们能够通过争取奖学金的方式，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
在很多南方国家，由于文化、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女性难以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其中，高昂的大学学费是制约女性进入大学的重要原因。中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资助，使一部分女性得以走出国门，走进中国大学校园，接受现代高等教育。在我们的调研过程中，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柬埔寨等国的女学生都跟我们简述了各自来华学医的经历。其中，一位就读于临床医学专业的印度女性谈到自己从小就想学医，但是她所生活的村落中，还没有女性能够上大学。他的父亲虽然并不反对她继续上学，但是学医费用高昂，家里的亲戚大都反对。后来她通过向中国留学基金委申请奖学金，得以来华学医。她的经历也感染了家族里、村落中的其他女孩。她们希望能够像她一样来华学习，提升自我，获得独立发展的机会。
知识是一种全球商品，各个国家发展国际高等教育，是为了争夺更高的市场份额［49］。高等教育被很多发达国家视为一个潜在的经济增长点，甚至是主要收入来源［25］。但中国开展对外医学教育并非为追逐经济利益，而是开拓全球知识共享和共同发展的可能。正因如此，从生源的家庭情况来看，来华学医景观具备显著的平民化特征。大部分来华学医的国际青年来自于南亚、东南亚、非洲地区的中下阶层家庭。对于全球各国，尤其是南南区域内中下阶层家庭来说，中国的对外医学教育是一个“寒门再出贵子”的向上流动方案。
来华学医景观具有区域化特征。来华医学生不仅主要来自较为落后的南部地区家庭，而且他们未来流动的方向同样具备南南区域内部流动特征，其影响效应将作用于南南共同体发展。大部分青年学子表示，回生源国或留在其他南方国家是决定来华留学时的计划，也是现在继续努力的目标。很多坦桑尼亚、尼泊尔、老挝、柬埔寨等非洲、南亚地区的青年医学留学生出生寒门，自身成长的经历使其具有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责任感。不少来华医学生向我们传达了对自己国家医疗卫生状况的担忧，他们期望在中国接受的医学教育能够有效纠正全球医疗资源发展的不平衡，帮助他们“为穷人服务”“拯救那些贫穷的家庭”“支援自己的国家”。一位来自非洲尼日尔的青年告诉我们，在他的国家只有三位泌尿科医生，来华研修泌尿专业的他，学成之后将成为自己国家的第四位泌尿科医生。他迫切希望通过在中国专业系统的学习，以及到中国医院实习，回国后医治饱受泌尿疾病困扰的病患，其中尤以女性患者居多。
当越来越多的来自南方国家的青年来华学医，且他们将未来目标致力于促进南方国家自身以及南南区域各个国家医疗健康事业共同发展，南方国家将有可能实现人才流失到人才回流的转变，甚至出现南南区域内人才环流的良性循环。随着来华学医的国际青年数量稳步提升，越来越多国际青年从中国医学院毕业，成为连接中国与当地的人才纽带，由他们组成的跨国网络将进一步驱动更多新一代的国际青年来华学医，跨国医学教育流动将继续呈现南-南横向流动的景观。
一位由昆明医科大学培养的泌尿外科专业的博士归国之后致力于促进中国和尼泊尔双方医学交流合作，他深度参与中南亚地区泌尿外科国际会议前期的准备工作，将中国专家介绍到会议中，还多次邀请云南的泌尿科专家前往尼泊尔，为当地医生进行现场培训。中国基于庞大人口基数之上的医疗临床实践经验，以及由于国家整体发展带来的医疗健康事业的长足发展，使对外医学教育不是给来华学生提供一个“不得已”的妥协选择，而是超越以往西方知识的，综合的医学专业知识教育学习方案。这一方案能够为其他南方国家培养高技能的、服务于南南区域健康合作的人才纽带。
阿帕杜莱提出，新的全球化发展模式已经出现，基于代表平民利益的全球化战略、愿景和眼界，衍生出一系列新的“知识转换与社会动员形式”，与“辩驳、质询与反转”日益分化的、不平等的发展趋势。这种全球化被阿帕杜莱称为“草根全球化”，亦被视为是“自下而上的全球化”。他认为，学界人士“需要参与这个变动的公共领域，关注组成他们的知识分子，从而创造一种教育和研究的伙伴身份，以便让我们的区域图景不再停留在局限于我们一阶的、必然狭隘的世界图景上”［50］。因为区域是构成全球图景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不同区域的行动者，尤其是不被重视的穷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开始具备相当的能力，进入复杂的利益关系网络中，参与到世界图景的建构中来。因此，我们应当谨慎地从平民视角切入，挖掘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区域的平民互动的新景观，了解庶民文化的语境，以避免学术研究被“精英”阶级的文化所控制。
跨国教育流动从历史上的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单向流动，已经出现了双向甚至是多向流动的新趋势。在多元化的人口流动景观之下，南方国家内的流动如何产生，形成何种景观是值得关注的，特别是全球南方的青年为寻求符合想象的留学目的地，而进行流动所形成的教育景观，对于回应和丰富“草根全球化”内涵是极其重要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外交流与往来越来越频繁。中国留学教育对发展中国家青年的吸引力越来越大，“留学中国”品牌成效逐步显现。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了南南区域范围内新的流动聚集中心。由于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医生是一个有着较高收入和社会地位的职业，但国内医学教育资源匮乏，普及率和可及性低下等，中国的医学专业成为了国际学生的热门选择。越来越多来自南方国家的“草根”前往中国寻求发展机遇，形成了来华学医景观。这对于突破全球发展不平等限制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青年选择中国为留学目的国源于他们对于中国的多重想象。本质上，这些想象源于中国的崛起。中国快速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南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中，无数年轻人看到了自己、家庭、国家的未来。对于国际医学生来说，他们期望通过留学中国获得发展的能力，来华学医是“圆梦之旅”，是追求美好生活的途径。很多国际医学生接受中国提供的医学教育服务，渴望掌握足够的专业知识，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凭借职业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即使暂时无法在本科生毕业阶段就获得最终“收益”，例如：要想成为专业医生，他们回国还须参加从业资格考试，那又是另一场残酷的竞争淘汰赛，但是国际医学生仍然对职业前景抱有乐观估计。因为在掌握本科教育的知识基础上，他们还能够获得前往美国、墨西哥、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医学院继续进修，甚至参与这些国家医师资格考试的机会。此外，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国际青年给予掌握汉语技能同样积极的评价。在世界大变局中，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这为掌握汉语技能的国际青年提供了在经济贸易、外交等其他领域工作的机会。正因如此，来华留学被非洲、南亚、东南亚地区中下层阶级的家庭视为一种跨越国界的向上流动方式。
中国的大国担当为国际青年提供了最具性价比的留学学医方案。相较于英、美等发达国家，中国面向南方国家医学生打造了一个更经济实惠的教育平台。中国医学院校以公立学校为主，学费便宜。中国45所高校提供全英文教学，这不仅降低了国际青年接受知识的难度，而且中国的全英文授课专业比美国、英国便宜70%。中国政府为来华留学生提供大量奖学金支持。“奖学金改变命运”已经成为国际青年来华学医体验的共识。中国医学教育质量也在国际社会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中国有187所医学院校被列入《世界医学院校名录》。大部分“一带一路”合作国通过资格考试对医学本科生在华所获得的学历给予认证，老挝、越南和缅甸等国则直接认可学生在中国获得的医学学历。
“平民”一词是相对精英而言，因为历史上的大多数跨国教育流动都是精英家庭的特权，而普通家庭的学生往往被排斥在国际高等教育体系之外。本文通过“想象的中国”这一概念入手，追问南方国家医学生来华学医的渴望与行动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在此基础上总结来华学医景观形成的“平民化”和“区域化”两个特征，由此对基于西方优越视角之上，以往国际学者得出的“平庸之才”论进行反驳。中国培养的国际医学生的确大部分来自经济较为落后的南方国家，他们往往属于中下层阶级，但是这样的平民化图景并不意味着中国是在培养“平庸之才”。中国为南方国家那些原本没有机会获得医学教育的青年学子提供的受教育机会，不论是对其个体、家庭，还是为生源国的医疗健康事业发展，都具有现实及更深远的意义。
同样，将中国的留学教育视为对边缘国家的新殖民主义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尽管当前，中国的对外医学教育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具体困难，如师资力量不足、对外医学教育特色不够等。但是中国提供的留学舞台实际上是为中国和其他南方国家共同发展所开启的新路径。中国是南方国家不可或缺的一员，中国与其他南方国家始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通过来华留学，南南区域内的医学人才逐渐形成新的环流。
中国用自身的发展燃起了南方国家青年对于自身、家庭、民族发展的新想象，这些想象不断地在流动的跨国医学教育领域集聚。当中国作为南方国家的一份子积极参与到区域人民想象图景的建构中，为这些国家的年轻人提供可行的、追求梦想的舞台，越来越多的国际青年到中国探索成长之路的新景观也就由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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