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超劲，刘秀珍
(1.盐城师范学院 人事处，江苏 盐城 224007；
2.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由以阶级矛盾为主变成以民族矛盾为主，阶级矛盾居于从属地位，因此，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都要遵循实际，服从和服务于主要矛盾。即教育必须围绕抗战这一中心。敌后根据地教育从教育方针到各项教育政策，从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从儿童教育到青年教育，从人才培养、课程设定乃至教育教学方法，都要迅速建立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新型教育组织与机制。根据地必须充分利用已有教育资源，将改革与改良同时进行。基于此，苏北抗日根据地基础教育围绕抗日建国这一中心任务，积极发挥辐射功能，构建了基础教育与社会教育多元互动融合机制。基础教育通过多种路径作用于社会教育，社会教育成果则反哺基础教育发展。这一互动机制既有效推动了抗战胜利，建构奠基了新型教育体系，也凸显了苏北根据地教育管理的新四军经验与苏北特色，对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体系的建构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分为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和普通教育(国民教育)。本文论及的基础教育，主要指普通教育中的中小学教育，不包含以培养干部人才为主要目标的相关中学及中等教育。小学是根据地基础教育的主要构成。社会教育也称群众教育，从教育对象来说，包括农民、工人、妇女等；
从教育内容来说，包括政治思想教育、文化教育、各种初步的科学知识教育；
从教育形式和教育方法来说，有识字牌、识字组(班)、问字所、夜校、半日校以及读报组、俱乐部等。所谓基础教育与社会教育的互动研究，是指作为社会教育最重要根基的基础教育的强有力辐射影响功能及二者关系研究。农民作为苏北地区体量最大的社会教育对象，基础教育(主要是小学)与其互动距离最近、影响最直接、效果最明显。一方面，抗战期间的小学，凝聚了极大向心力，充分发挥了“堡垒”中心及辐射效应，在组织实施群众教育活动中，学生、教师和学校组织均发挥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广大群众作为社会教育主体也在反哺和影响基础教育的发展，推动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创新。二者的良性互动不仅对彼此也对苏北教育史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抗战岁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教育发展之路，完成了苏北农村由封建文化主体向新民主主义文化主体的转型。以上也构成了研究苏北基础教育的历史意义与教育创新性的重要路径。
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曾多次提出教育改革并把它作为全面抗战应采取的方针政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和重要力量。“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1]348“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1]356教育必须围绕抗战建国这一中心，迅速改变一切不适应抗战需要的旧制度和旧办法，从而建立不同于传统旧型教育的新型教育组织与机制。苏北抗日根据地地扼华中、华北联系的枢纽，为中共中央中原局(后为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是抗战时期华中敌后战场的政治领导和军事指挥中心。刘少奇、陈毅及黄克诚等均曾在此直接领导抗日斗争，指导经济建设、军事斗争及文化教育等各条战线工作。盐城，吸引和团结了大批来自上海、杭州等地以及东南亚华侨知识分子，在当时有“小延安”的美誉。苏北抗日根据地既在敌人的后方，也为敌人所包围，敌伪顽特匪各种势力犬牙交错，对敌斗争形势十分复杂。苏北地区已有中小学或是在国民党反动思想掌控下陷入“读死书”“死读书”的畸态教育，或为敌伪所控制，被灌输侵略者文化和殖民思想。因之，苏北抗日根据地教育从建立、巩固到规模建设经历了曲折历程。苏北抗日根据地基础教育根据复杂斗争形势的变化，不断创新办学形式与办学方法，探索与社会教育融合的路径，积累了新型教育经验。
基础教育如何体现社会教育，如何服务社会教育，如何更好融合社会教育？就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实践而言，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将基础教育与社会教育深度融合，二是基础教育力量直接参与推动社会教育，三是社会教育成果反哺基础教育，充当支持与监督力量。
(一)基础教育与社会教育的融合
1. 学科教育中的社教融入。抗战时期，中学被纳入中等教育范畴，一般作为教师或干部人才培养学校，故参与社会教育的基础教育机构主要指小学。盐阜区文教政策明确规定：“小学为推广教育及供儿童实践机会，应兼办社会教育，从事群众教育及其他抗建工作。”(1)盐城市教育协会编《盐阜区教育资料选编(政策法令部分)》，1984：31。文教管理机构将活动情况作为考核师生的标准之一。“中小学应将群众教育工作列入学生成绩考核之一，文教行政机构应将群众教育列为学校考绩之一。”(2)盐城市教育协会编《盐阜区教育资料选编(政策法令部分)》，1984：64。由此形成了自上而下、逐层推进的教育互动机制。
第一，在开展学科教育时，务必融入社会教育之内容。“小学各科教学应与服务社会之社教工作，力求联系。”(3)盐城市教育协会编《盐阜区教育资料选编(政策法令部分)》，1984：31。基本学科特别凸显“实际”“实践”等。如“社会”科目“应配合根据地各种实际设施及时事等”，“自然”应包含“根据地生产建设之研究”，“算术”则须“着重培养儿童在实际生活上需要之计算技能”，“生产劳作”则要“增加儿童生活技能及实际增加生产获得产品”能力，等等，均强调现实关注和技能获取。第二，在教材内容上，无论中小学，均要求不拘泥于现有教材，围绕时事变化，加以删改、编纂，与抗日根据地建设融合一致，学用一致。也即“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师不限于科目，对于现实生活与现实社会，应随时予以注意研究实施”(4)盐城市教育协会编《盐阜区教育资料选编(政策法令部分)》，1984：64。。如在自然与劳动教学中，结合根据地沿海地区特点，介绍“苏水之特征”，人与海斗争(水碱田、海啸等)，人利用自然(风车晒盐、烧盐)，种植蔬菜(如棉花、稖头等)，都体现了与实际相联系的根本原则，教材编写遵循“活的、真的、动的、用的”原则，积极贯彻了陶行知“活的教育”及教学做合一的思想。
2. 通过抗建活动推动校内外社会教育。除国语、自然、算术、体育、音乐等基本课程外，还特别设有抗建活动课程。在校内外抗建活动的具体内容方面，苏北文教政策有专门规定，即“抗建活动”课程“系指自由活动，即集体活动而言，其目的在养成儿童自动学习的能力及从事抗建活动，以培养民族、民主革命之知能”(5)盐城市教育协会编《盐阜区教育资料选编(政策法令部分)》，1984：41。。第一，强调“抗建活动”与传统学科教育的课外活动在精神上基本不同。抗建活动是在全民抗战时期为激发国民抗战精神而开展的针对性活动。教师在此项活动中负有教导责任。第二，抗建活动内容分为校内和校外两种。校外可归入典型性社会教育范畴，校内则是社教内容的课程化实践。校内活动包括训练学生过有组织的生活、民主的生活，并组织课后自学活动，如共学小组、互助小组、问答会、讨论会、报告会、各类研究会等，出版壁报，迎接挑战，成绩竞赛及旅行参观等，培养儿童自动学习的精神。要发动校内学生参与劳动运动，如园艺、种田、饲养家畜家禽、编织、纺织等，打扫校园卫生、帮助低年级学生温习功课等。
(二)基础教育力量直接参与社会教育活动
一是各类形式的抗战文化宣传。在抗日战争中，学校师生参与演说、演戏、写标语、出壁报、写墙头诗等多种活动，广泛宣传“反对内战”“团结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早在1938年，新四军挺进纵队进驻镇江高桥及江都新老洲一带，就曾组织当地及邻近乡镇20多所小学在高桥镇举行抗日歌咏比赛，对民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以淮海区丁集为例，在1944年上半年文娱宣传活动中，全区16所学校除韦庄没有儿童剧团外，其他15所学校都有一个儿童剧团，正常进行宣传活动。阜东县教救会教师在抗战中撰写标语口号、打油诗等进行抗战鼓动，参与演剧活动做好文艺宣传。抗战期间，滨海地区利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办学，小学教师帮助农村文工队写剧本，充分利用苏北民间文化形式，重填小调，修改歌词，编写新词(7)中共盐城市委党史办公室编《盐阜区革命史料(第6辑)》，1986：123-165。。如滨海小学师生曾以《十劝郎》的调子，填写名为《老母劝伪军》的新词：“儿在镇上当伪军，家中老母真耽心。鬼子都是无情兽，眨眼举刀要杀人。盼望我儿快归来，全家老小都等待。你是中国好男儿，理应把我祖国爱。早下决心莫延挨，带枪回来更光彩。”抓住群众节日追求团圆的心理，在中秋节填写新词《夫妻团圆亲又亲》劝导伪军反正：“八月中秋团圆节，家家户户皆欢喜。只有我家儿和女，哭哭啼啼泪不止。邻居问道为何事，为的丈夫当伪军。张家轻视李家笑，都说卖国太可耻。劝声丈夫你听清，早日觉悟快清醒。脱离伪军回家转，夫妻团圆亲又亲。”上述事例，苏北各地均有典型。如汤涧张湾抗日小学戏剧组和秧歌组到三黄庄演出《五鬼害人》等节目，群众冒雪看戏，有一妇女竟头顶锅盖坚持看戏，被传为佳话。
二是师生直接参与冬学、村学等形式中的社会教育。冬学是所有社教类型中体量最大、效果最显著的形式。冬学运动利用冬季农闲开展，主要目的是发动人民积极参加抗战，提高文化水平。苏北根据地从1941年起开展冬学运动，统一编印《冬学课本》，以乡村为单位，以成年农民为主要对象，以中小学教师和合格的“小先生”为教员，充分发挥了小学师生的重要作用。冬学相关规定中明确冬学责任部门为各级文教机构，指出：“冬师之来源，可由政府通令所有中小学教师塾师及中小学生，一律担任义务教师。”“采用小先生制，将小学三年级以上学生予以组织与训练，要他们去教自己的父母姊妹及失学儿童。”[3]冬学运动的主要形式是民校和识字班。识字的儿童都当小先生，其任务是耐心教自己的爸爸妈妈、兄姐和邻居识字，夏季则开办乘凉讲座会、街头讲演站，让小先生给群众讲解国家大事。有的学校还组织了冬学宣传队和服务队，挨门挨户地动员群众上冬学。许多地方还请儿童担任冬学里的副教员。1942年，仅两三个月时间，盐阜区共办冬学32 023所，参加冬学的冬师2 371人，学生(多为农救会员)7.3万人，行政公署发出课本约3万册，发了持久战讲话册1.03万本[4]。上述充分表明了抗战时期苏北基础教育在社会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及突出贡献。
(三)社教成果反哺与支持基础教育发展
1946年，在华中宣教大会上，苏皖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刘季平指出：“八年来的体验告诉我们：在开展文化教育工作中最大的力量，并不是政府和教师，而是广大群众。”(8)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史编写组编《华中苏皖边区教育资料选编(一)》，1986：63。人民教育人民办，苏北根据地的群众对这一原则有着高度认同。但这一认同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建立在持久有效的社会教育基础之上，特别得益于小学开展的各类社教活动。其一，由于基础教育为群众服务，使基层群众在经济上获得改善，得到群众支持和认同。如配合了减租运动、增加工资运动、优待抗日军属运动等，因此工人、农民、抗日军人家属说：“先生是我们自己人。”“不是共产党来，我们穷人哪能念得起书，又怎能做事。”其二，源于对学校开展社教融合效果的认可与肯定。学校除了教小孩子以外还大力去教育成人，并通过培养小先生去教成人，学生通过生产劳动还获得收益。所以群众赞扬道：“小伢子，真能干，会说，会唱，拿得出。”“又有书念，又领到衣裳穿，先生真是活财神。”“先生日里教小伢子，晚上教我们，再不好好学，不是对不起人吗？”(9)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史编写组编《华中苏皖边区教育资料选编(一)》，1986：137。群众的朴素回应展示的拥护认同立场，正是社会教育显著效果的生动呈现。因此，随着社教深入推进，依靠群众路线办学成为基础教育的主要办学路径。
1. 广大人民群众为中小学办学提供主要物质条件和财力资源，充分保障了各个时期学校教育的顺利开展。第一，民间办学、私人办学或民办公助，是根据教育依靠群众办学的重要路径。民办学校一般都是各村村民筹资，采取“收学粮”“给教师轮流供膳”及“种学田”的筹资方式设立。出现了公办、民办、民办公助、公办民助等办学形式。私人办学以乡绅兴学为代表，一些开明士绅或捐出房舍或赠与田地，出现了一批办学典型。《解放日报》曾专门予以报道(10)仅阜宁一县，地方士绅在4个月里已投资10余万元，兴办国民小学45所，初小8所，高小8所，新建校舍50余间。另外，各地庙庵主持也纷纷捐赠庙产支持办学。详见《盐阜区文教事业开展地方士绅捐资兴学》，《解放日报》1943年2月2日第1版。。第二，在校内设立校董会。苏北各类小学里均设有7至19人不等的校董会组织，由有声望的地方人士共同推定，选定一名为董事长。校董会的权利主要包括监督办学、提议聘请校长、教员或提出改进意见以及必要时代管学校等，其责任是在精神上支持、宣传办学，物质条件上予以筹集资助(仅盐阜区曾达一万多人)。以上造就了苏北根据地小学的繁荣景象。以阜宁县为例，至1945年，全县共兴办小学43所，干校18所，比前三年的总和还要多。第三，对民间私塾的改革利用，也为基础教育发展提供了多元平台和办学资源。苏北专门出台了《私塾暂行规程》及《私塾整理办法》，为改造大批私塾提供了政策依据。而在反“清乡”与反“扫荡”的艰苦斗争时期，群众更是给学校师生提供了生活保障与安全掩护，有力支持了基础教育的持续发展。
2. 社教组织变革推动建构了基教与社教双向互动机制。1944年，随着抗战形势的转变，扫除农村文盲、培养抗建新公民和新力量成为建设未来新中国的迫切和新要求。为此，苏北根据地实施“以成人教育为本”，改革现有学制，初级小学一律改为村学，为新学制最基层组织；
以成人为主，儿童为次；
高小改为初级干部学校，为新学制第二层机构(11)盐城市教育协会编《盐阜区教育资料选编(政策法令部分)》，1984：142。。这就意味着，在村学这一机构形式中，虽保留了学科教育的基本内容，但实质将儿童教育处于边缘化位置，而将社会教育置于中心位置。村学要求设置的基本组织机构，是以村民大会(村长为负责人)为基本单位，设立村文教委员会(设正副主任)，下设村学会议为教育执行机构，由校长负责组织教学，通过成人班、儿童班、农村剧团、秧歌队、通讯小组、读报小组、黑板报宣传、讲演台等多种教育形式展开，充分凸显了以成人教育为中心的教育模式建构。也就是说，村学的核心功能已转变为成人教育的重要载体，也即“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开启了基础教育与成人教育合办模式。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合办，使得学校与社会的结合更加紧密，改变了教师与群众脱节的现象。一方面，教师可以利用儿童教育的有利条件去推动成人教育。儿童既是小先生，也是“电台”(连接学校和家庭)。儿童也在互动中受到教育。另一方面，成人群众中产生的部分教师既开展自我教育，又带动了儿童教育。而教师则成为原动力的发动者与组织者，由于他的推动，使成人教育和儿童教育都能放光(12)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史编写组编《华中苏皖边区教育资料选编(一)》，1986：142-143。。这一办学机制继承了抗战以来基础教育与社会教育的融合经验，强化了已有互动模式，为内力与外力结合搭建了稳固平台，巩固了以儿童教育为载体，培养、充实、巩固内力；
以成人教育为核心的战时教育互动机制，形成了一整套协同互动体系，推动了社会教育的迅速发展。但是，这一教育改革也产生了因轻视儿童教育而带来的不良后果。例如，戴伯韬曾指出，由于受急功近利思想误导，改革初期甚至出现群众教育轰轰烈烈，而大批小学垮台的现象。“群众教育重于儿童教育的方针，仍须贯彻，但不能机械执行，尤不可放弃儿童教育。”[2]152-153这一历史实践表明，发展教育既要注重当下，也要放眼长远。基础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根基，任何时候都必须予以足够重视，才能发挥其奠基与辐射功能。
3. 社会教育引领群众参与基础教育办学改革。苏北根据地群众作为接受社会教育的主体，基础教育助力唤醒其民族意识与文化觉醒，这种翻身意识则助推苏北民众深度参与基础教育的建设，不仅是物质上支持，还表现为对办学理念、办学策略的监督和建言献策。这些随着教育改革的逐步推进不断凸显。抗战初期，由于历史认知及缺乏社会教育的启蒙，加上苏北民众对共产党兴办的基础教育持怀疑心理，基础教育面临生源不足与办学资源困难等多种问题。随着“新型教育”体系的建立与“人民自己的教育”形象确立，根据地基础教育为广大群众所高度认同和真正关心，教育切实发挥了“黏合剂”功能，唤醒了人民的政治觉悟与民族意识，也将群众与学校紧密联系为一体。
一方面，苏北民众开始由被动接受教育者向社会教育实践者转变，参与基础教育办学改革是重要表现之一。阜东县月港小学正是在抗战后期实施“民办公助”教育改革后涌现的成功典型。归因在于：一是群众借助社会教育路径构建的协调机制与组织平台，实现了对学校教育领导权的掌握，他们决定教师人选，民主解决经费，实现了学校办学方式的革新；
二是建言定策，促进学校走群众路线改进教学。如督促学校补充设立群众需要的应用文课程，保障儿童习得写信、记账等实用技术，推动了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三是为学校补充师资，提拔了一些土知识分子做教师等，催生了新的教师人才选拔制度。推选民间知识分子成为教员，改造塾师，把塾师吸收到小学教育事业中，“打破旧的干部政策、教师政策、干部路线和教师路线”，“勇敢地动员、发现、培养和组织这批群众中的办学的干部和教师，学习组织的骨干，传习教师和小先生”(13)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史编写组编《华中苏皖边区教育资料选编(一)》，1986：62。。盐阜区明确规定，应当设置“基本教师”和“流动教师”岗位。后者指“村里的民兵英雄或劳动模范、劳动英雄及有一技之长的人，均可当教师”(14)盐城市教育协会编《盐阜区教育资料选编(政策法令部分)》，1984：87。，类似现今的特聘或外聘教师，可谓村学师资的有效补充。这一灵活机动、不拘一格的人才遴选方式，极大丰富了师资来源。
另一方面，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透过舆论评价与社会监督，直接影响了基础教育办学的方式方法。苏北根据地小学办学成功的五点经验总结，印证了上述结论。一是适合群众需要，学生的知识、能力都有提高；
二是实际活动与教育能密切结合起来；
三是教师对新教育的认识清楚，工作负责；
四是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困难；
五是能走群众路线，为群众解决困难(15)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史编写组编《华中苏皖边区教育资料选编(一)》，1986。。这里的“新教育”之“新”，与“群众需要”“群众路线”“实践活动”“从实际出发”等表述相比，具有本质互通性，根本上都呼应了群众对学校教育的强烈现实需求。而群众之所以能够对基础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予以有效建议和历史性推动，正是社会教育成果的有力辐射效应。
(一)苏北抗日根据地教育互动探索的历史意义
首先，苏北抗日根据地基础教育有力参与和推动了抗战时期的社会教育，为中华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苏北根据地基础教育与社会教育相辅相成、相互融合的互动关系史，既是苏北抗日根据地教育发展史的具体演绎，也是新民主主义教育建设的辩证实践，推动了抗战走向最终胜利。
其次，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史虽然不长，但教育发展迅速，教育体系建构较为完善，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根据地教育一面积极推动封建传统教育向新民主主义教育转型，服务于抗日建国这一核心，一面着眼于教育的长期发展，紧紧围绕苏北根据地教育实际与苏北地域文化特点建立教育互动机制，其中蕴含的教育智慧与教育经验，凸显了“新四军经验”与“苏北特色”。苏北根据地教育界以新民主主义教育建设为宗旨，既借鉴了苏区教育模式，也结合了新四军文化教育经验。戴伯韬、汪达之、刘季平等教育家充分践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倡导学用一致，实行教学做合一，在教育方针、政策制定、教育教学方法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理论资源与实践经验。苏北基础教育与社会教育在互动进程中，从淮剧、墙头诗、秧歌队，乘凉讲座到新旅儿童团建设，灵活采用了多种教育结合的路径与方法，凸显了苏北特色。同时，从抗建人才培养到苏北“新公民”、新文化建设的强调，表明苏北抗日根据地教育立足未来新中国新文化建设的高度，提出了更为高瞻远瞩的人才培养目标。可以说，苏北根据地的教育融合实践，充分发挥创新思维，从民族意识启蒙到民主教育再到新公民思想的输入，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生活教育思想的推广与改革，对依靠群众办学的群众路线等教育互动的探索，既为建设苏北的新教育、新文化书写了光辉一页，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苏北教育乃至江苏教育奠定了科学基础。
(二)苏北抗日根据地教育互动探索的当下价值
首先，根据地教育融合中凸显“人民性”的方式路径，为当下文化教育工作提供了积极借鉴。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均强调人民的中心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教育事业主要面向的是最广大的中国农村。农民群众一方面是文化教育的最大受众，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新文化最重要的创造力量。推动基础教育与社会教育互动融合的最终目的，是推行大众文化教育，让人民成为文化的主体，成为新中国的主人翁。根据地抗战教育为解放区教育提供了三点最重要的经验：一是为工农服务的方针，二是人民大众革命需要的内容，三是适合农村环境的方式方法[2]110。这其中包括了深刻的“人民性”内涵。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教育的服务对象始终是最广大的民众，教育最终目标是通过教育使全体人民得到个人的普遍发展，走向幸福生活。联系当下，各类型及不同层次教育均需面对同一问题，即在快速崛起的当下中国，学校需要为人民提供何种教育，以满足民众就业、生存与发展需求，不同阶段的教育如何针对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设置合理的课程、学时以及教学方法。时代虽不同，本质都是要回答如何在教育活动中凸显人民性这一问题。
其次，教育必须与社会实际相结合这一优良传统的创新性传承与创造性发展。这个“实际”包括很多内容，如社会发展需求何种人才，受教育对象及其家庭实际，生产生活的现实需求等，蕴含了教育必须不断创新的议题。其中，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抗战时期教育融合的优良传统，显然有待创新性传承与创造性发展。抗日根据地实行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初步改变了旧社会传统教育脱离生产劳动的现象，既促进了学习理论和实际结合，取得了书本没有的生产实际知识，也使知识分子与民众增进了解与感情认同，彰显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又一特色。从基础教育开始，结合区域地理气候、文化民俗及历史政治特点展开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对乡土文化的认同与文化归属感，减少城镇化背景进程中人才“逃离”家乡的情形。通过生产劳动教育，重在培养师生正确的劳动认知与劳动价值观。过度追求物质与劳动认知的异化，造成当下青少年中出现了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劳动的独特育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劳动教育正被淡化、弱化。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提出，一要将劳动教育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之中，必须构建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体系，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二要发挥劳动教育综合育人作用。在此情形之下，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实施方案》，要求中小学生从炒菜做饭开始，体验劳动生活，可以说正是对自抗战以来形成的基础教育优良传统的新时代创造性传承。
1939年，毛泽东指出，抗战时期的小学教育(含初小与高小)既教育学生，又教育老百姓，地位“很要紧”，执行这种教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必须“努力把我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基础教育直接联结了儿童与家庭、教育与社会，既是公民教育的起点，也是父母新角色扮演的起点。时代与教育内涵在变化，但学校作为教育的主要组织者与践行者，其沟通学校与家长的关联、肩负双重教育的历史使命赓续不绝。这一互动机制持续发挥着重要的教育合力效应。在中华民族追求伟大复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今天，苏北基础教育与社会教育互动中凸显的新四军经验与苏北特色仍旧值得借鉴。新时代教育亟需树立“大教育观”理念，促使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等形成有效协同机制，合力发挥互动影响力与辐射作用，苏北根据地的教育互动实践为此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历史经验，值得深入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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