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平
后世注解《文选》影响最大的就是五臣注和李善注，二者不同的注解方式和目的在后世研究中各有利弊体现。本文站在客观的角度，在仔细研究文本的基础上以《文选》所选阮籍咏怀诗十七首为例，概括五臣注解文本的特点，分析其产生的原因，略述其对后世的影响。
(一)君臣关系的延伸比附
五臣在注解阮籍十七首咏怀诗中，有十三首都联系时代背景，将其中的典象与君臣关系、君子、贤人、小人和佞人等进行比附，认为阮籍诗中隐含的是对政治时局的看法和感叹。
以第十四首(灼灼西聩日)为例。五臣对全诗的注解都围绕着当时的政治现实，点出魏尚存余德而晋虎视眈眈，解读诗人对大臣媚晋的失望，以及表达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而被排挤的悲伤。“周周尚衔羽，蛩蛩亦念饥”一句，吕向注：“周周、蛩蛩同善注以喻君臣相须而济，有晋不如于此。”[1]423五臣将周周、蛩蛩的特性与君臣关系作比，指出君与臣应该相互扶持，而司马氏却不能做到这一点。“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二句，吕延济注：“燕雀喻奸佞，黄鹄喻贤才。言世人宁与奸佞相济，其要安于爵禄，不能与贤才尽力于君，而受其黜退也。”[1]423其余四句也是如此，颓日、回风、四壁、寒鸟、当路子都被解读为诗人对“国家危亡，小人媚晋”政治现实的映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大臣们大都“磬折忘所归”，顺从司马氏，忘记自己作为臣子忠君爱国的道理。在五臣的解读中，阮籍在诗中隐晦地表达自己的忠君思想，悲叹国家有危亡的征象，摈弃追求荣禄而不事君的小人，哀伤自己遭受排挤的境遇。
五臣像这样比附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在十七首咏怀诗中这种君臣关系的比附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指魏与魏旧贤、奸臣之间的君臣关系，另一部分是指魏晋之间的主臣关系，且以后一部分为主。前者贬斥追求利禄的媚晋之臣，褒扬不仕晋的忠贞之士。后者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不承认篡权的司马氏的正统地位，将其解释为奸臣、权臣，多有讥讽。从例子中可以看出五个人的注解风格是一致的，与李善注的“释事忘义”相比，五臣注可以总结为“附事见义。诗中出现的物象、典象和社会人事都会形成固定的君臣比附关系，所指代的人、事都十分具体。
(二)创作缘由的森乎可观
五臣注在注解文本时会解释题旨与创作缘起，这十七首咏怀诗按五臣对作者创作目的的分类，可以分为四种：忧生、怨刺、言志以及表达归隐的愿望。五臣注在有意地引导读者朝着有益于政治与社会教化的方向理解诗歌，这可能与初盛唐时期盛行的“文学需发挥政治教化作用”的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对咏怀诗注解的共同出发点是对当时晋文王篡权、大臣媚晋现实的不满。
《文选》所选的阮籍咏怀诗十七首中，有大量五臣揭示作者创作缘由的注解。如其三(嘉树下成蹊)中“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一句，吕向注：“已，尽也。言霜凝岁暮，野草当尽，我值今日，身亦固然，此乃阮籍忧生之词也。”[1]420其四(昔日繁华子)中“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一句，吕延济注:“誓约如丹青分明，虽千载不相忘也。言安陵、龙阳以色事楚魏之主，尚犹尽心如此；
而晋文王蒙厚恩于魏，不能竭其股肱而将行篡夺，籍恨之甚，故以刺也。”[1]420其九(昔闻东陵瓜)中“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二句，张铣注:“膏以明而受煎熬，人以财而见患害，岂如邵平复为布衣，终身不仕。至于宠禄，何足恃赖。顾朝廷若是，愿以退居，故有此词。”[1]422在这些诗歌的注解里，五臣将阮籍塑造成一个心忧曹魏，被奸臣排挤，以至于决定归隐的忠臣形象。
阮籍素以出言谨慎闻名于世，因其“口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被司马昭称为“天下之至慎者”。他情怀深邃但因时代原因不便直接阐明，因此其《咏怀诗》在创作过程中，大量使用包括“语典”和“事典”在内的“典象”，模糊作品真实的内涵指向性，造成思维的跳跃，让读者不明白作者创作的缘由和想要表达的情感，这也成为他避祸的手段。在五臣注之前的李善注分析阮籍创作咏怀诗的缘由和主旨时，只提出一个总体的印象，说它“志在讥刺”“忧生之嗟”，并不会具体为某一首诗的创作目的下定义。而五臣对作者创作意图的解读是建立在知人论世基础上的，结合当时魏晋易代的历史真实，以意逆志去推理阮籍的创作意图。
(三)情感内容的清晰贯通
五臣作为对文学创作过程熟悉的文人，能更好地以敏锐的情思体会作者创作时的情感和思想。因此在注解时五臣会在揭示作者创作意图基础上，解读作者引用典故、名词的想法思路，点明其引申含义，帮助士人在疏通文意的基础上更好地体会作者情感。
从情感的解读上来说，阮籍咏怀诗因为将情感寄托于曲折隐晦的语言之中，因此被评价为“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而五臣在注解时却结合“晋篡魏”时代背景，对诗人悲伤与感怀的原因做了明确的情感解读。如其十二(徘徊蓬池上)中“羁旅无畴匹，俛仰怀哀伤”一句，李周翰注:“代多奸佞，故我无畴匹，而俯仰悲伤。”其十六(北里多奇舞)中“焉见王子乔，乘云翔邓林。独有延年术，可以慰我心”二句，吕延济注：“籍见时代若此，但以全身为止，故美矣。”[1]423五臣不仅解读出阮籍诗中情感的内涵，而且还会从站在一个失意文人的角度揭示其情感产生的原因。
五臣注对诗歌情感与内容的解读不是分开的，五臣注解释文词的隐藏含义，串联文章整体内涵，是为士人更好理解作者情感做铺垫。如其五(天马出西北)第一句“天马出西北，由来从东道”，李善注：“《汉书》曰：天马来，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来，历无草，经千里，循东道。张晏曰：马从西而来东也。沈约云：由西北来东道也。”[1]421而五臣注除了解释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更是揭示了这句话隐藏的“万事不定”的人生哲理，这就为读者理解这首忧生之诗，体会世事难料的情感打下基础。其十七(湛湛长江水)“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一句中，李善注分别解释了三楚、秀士、朝云的含义及出处。而五臣注则指出此处秀士指代的就是宋玉，并且解释了《高堂赋》里宋玉运用“朝为行云，暮为行雨”就是想要借此讽刺随波逐流的大臣，向君王进谏。阮籍在诗中运用这个典故，也是为了表达同样的隐含意义。在理解这句话的基础上，就可以明白下文作者情感为什么跳跃到担心曹魏朝局，泣涕不止了，有助于读者感受阮籍担忧国事但无能为力的哀伤。
除了对情感、内容的解读，五臣注还会注解句中的语法。如其十三(炎暑惟兹夏)中“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一句，吕延济注：“忉怛，忧伤也，莫我知，莫知我也”。[1]423这就是一个对宾语前置的解释。与李善注相比，五臣的注解更契合一般知识阶层对《文选》学习与接受的需求，即学习写作和揣摩文章，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唐代中后期五臣注一直比较盛行。
“五臣”虽称“臣”，但这五人中只有吕延济和吕向曾官居微职，其余三人皆为处士，五人在政治上并不得志。且五臣作为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传统文人，忠君思想浓重，君臣父子纲常作为礼制道统的核心思想难免会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所以从自身身份出发，在注解阮籍诗歌时难免会寄托个人政治诉求，体现其关心家国政治、维护君主统治的使命感，出现“以意逆志”的主观情感投射。或许还因为五臣所注《文选》将进呈皇帝，所以他们希望借着著书的机会在注解中体现自己忠君爱国的思想，将阮籍诗中的典象与君臣关系进行比附，联系朝局对奸佞叛国之人进行讥刺，对忠贞之士进行赞扬，或可得皇帝青睐从而获得官职。
再从阮籍本身来看。阮籍早年受业于儒学教育，儒家思想深入其心，期望有朝一日能够有一番政治作为。当阮籍面对司马氏篡权且自己不愿仕新朝的现实下，他的诗歌中很有可能会包含着对时政的讥刺与映射。心理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作家的创作心理与他所受到的压抑、精神的创伤有着直接的关系，作家内心深处的冲突构成了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因和动力”。而叶嘉莹先生在其书《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谈到了咏怀诗的创作背景，正是处于司马氏篡权的魏晋易代之时。而且李善也认为阮籍创作这些咏怀诗的目的是“多刺时人无故旧之情，逐势利而已”。因此，纵使阮籍的咏怀诗发言玄远，使用了大量的典象隐晦地吐露胸臆，联系他所处的政治现实来看，五臣这样注解也有一定的原因。
其三，从五臣注出现并兴盛的原因来看。唐工部侍郎吕延柞在《进五臣集注文选表》中谈到李善注时就提出“忽发章句，是征载籍。述作之由，何尝措翰。使复精核注引，则陷于末学，质访旨趣，则岿然旧文，只谓搅心，胡谓析理”[2]，这段对李善注的评价虽然偏激，但也从侧面证明当时一部分文人的看法，李善的注释意图已经不符合时人的需求。因此，由吕延祚所主持的五臣注在一出现就承担着弥补上述李善注缺陷的责任，即揭示诗歌述作之由、作者之志，疏通文意，真正实现文章的教化作用。因此，虽然五臣注有牵强附会之嫌，也有颇多荒唐可笑之处，但其撇开烦琐引证，直截了当地去诠释作者用意、分析作者情感、解读文章思想的方法，对于只为应试而不研究学问的大多数人来说更为便宜。
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说，五臣注咏怀诗中君臣关系的比附是特定时代的特定解读，但若回到文本上看，有些没有涉及时代背景的诗歌确实存在被过度解读之嫌，成为后世批驳五臣注的主要原因。就如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提到:“咏怀之作，其归在于魏、晋易代之事。而其词旨亦复难以直寻。若篇篇附会，又失之也。”[3]沈德潜也在其《说诗晬语》中指出，阮籍咏怀诗归趣难寻，有时可能只是纯粹的情感抒发之作，如果每首诗都要去探寻他的创作背景，找到诗人因何事而发感慨，就会掉入“穿凿附会”的误区之中。五臣注确实弥补了李善注“述作之由，何尝措词”的缺失，但这种解读是对阮籍面对魏晋易代之时思想情感假设的结果，并没有太多的史料加以佐证。过度穿凿会破坏诗歌原本的美感，同时也会误导后人对诗歌的解读。
与此相对，五臣注对某些诗文的内容的解读却很为后世所赞同，对某些典象的注解也为后世所沿用。如咏怀诗其二(二妃游江滨)中，五臣对全诗的解读都在影射现实中的魏晋，诗中所提的金石之交被解读为“魏晋之间曾经的主臣关系”。而元人刘履在《选诗补注》中也认同这一观点，将君臣朋友之间的这种无比信任依赖的关系比作情爱，认为“金石交”是比喻曹魏皇帝和世为曹魏重臣的司马氏。称魏氏将司马氏视为股肱大臣与心腹，但司马氏却专权篡逆，背叛旧主。阮籍咏怀诗因为它的旨意遥深，所以后世大都“怯言其志”，而五臣注则是主动揭示阮籍《咏怀诗》隐旨的开端。
五臣在注解诗歌时联系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的方法，后世逐渐发展为“以史言诗，诗史互证”。这种注解方式在《文选》诠释史上影响深远，其引领着意旨诠释之先路，后世继踵者有《选诗补注》《选诗演义》等。其都在注解诗文时联系作者所处时代，而不只对意象本身进行说明，如咏怀诗十七首(嘉树下成蹊)中“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二句，五臣与曾原一都将“嘉树”“桃李”和“秋风”三个意象理解为对当时魏晋朝局的映射。嘉树、桃李指魏兴盛之时，而秋风凋桃李则是指司马氏趁魏衰弱篡权，魏室零落自此始。而刘履在《选诗补注》中注明“此言魏室全盛之时，则贤才皆愿禄仕其朝，譬犹东园桃李，春玩其花，夏取其实，而往来者众，其下自成蹊也。及乎权奸谮窃，则贤者退散，亦犹秋风一起，而草木零落，繁华者于是而憔悴矣。”[4]虽然其解读从讥讽司马氏篡权变为表现贤人在乱世中面对的局面及其选择，但是其联系时局解读意象的本质没变。
五臣注从注释本身来说不如李善注的渊博翔实、征引详细，且存在训诂、释义不严谨，诗文臆解等问题。但其在疏通章句，有利于后学方面，确有被后世所公认的价值。接受美学理论认为，读者是文学作品的中心和文学作品价值的实现者，一部作品价值的实现和地位的高低取决于读者的接受意识。而五臣注的出现适应了当时士人学习《文选》的目的“在于中举而不在学问”，它的简约畅明让普通学子更好地接受《文选》。所以可以试想，如果没有五臣注，如果没有广大士子的参与，《文选》或许不会在文学文化史上占有那么高的地位，它对于《文学》的流传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
五臣注为后世学者注解诗歌提供了“以史证诗”这种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这对后世解读内容隐晦的阮籍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其过度的主观臆测，让其几乎把阮籍咏怀诗中每一句写景物的诗句都解读为包含政治意义，影响后人对诗歌本来面貌的理解和对诗歌美感的体会。
五臣注与李善注形成的互补关系满足了不同的阅读目的，不同的学习能力，不同的文化需求的读者。对于五臣注的评价不能基于一个特定的时期，而需要从文学史的长远角度上来看对它的接受与批判。它经受过不公正的学术评价，也获得过超越实际的吹捧，随着后世学者对《文选》五臣注研究的深入，其对于五臣注的评价将会更加客观、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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