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浩，欧阳娟，唐开翼，甄 杰，叶江峰
(1. 同济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1804；
2. 华东政法大学 商学院，上海 201620；
3. 安徽大学 商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产业园区是世界各国促进产业集聚、推动资源整合、完成技术转移以及实现持续创新的关键平台，其基本功能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与创新水平提升，愿景是实现可持续发展[1-3]。经过改革开放后40多年的发展，产业园区已成为我国集聚经济与实现集群创新的重要空间发展形式，其主要载体包括以发展新型工业为目标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经开区”)和以高新技术产业化为目标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4,5]。2019年，387家国家级产业园区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2.9%，税收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23.5%，其中，218家经开区的进出口总额占比达20.2%，169家高新区的发明专利授权量占比达37.5%[6,7]。然而，我国产业园区在持续发展过程中也面临政策红利减少、要素成本上升和园区竞争加剧等困境，并逐渐表现出投入规模不经济、要素驱动乏力以及创新驱动不足等问题[3]。如何有效提升园区经济绩效与创新绩效、推动产业园区持续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5,8]。在此背景下，基于可持续发展观构建影响产业园区绩效的整合性框架，探讨产业园区实现高经济绩效、高创新绩效的持续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现有产业园区持续发展及其与经济绩效、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中，大多是单独分析经开区或高新区[4]。关于产业园区持续发展的整体性分析，学者们或从产业共生、循环经济、社会效益等维度探讨产业园区如何实现持续发展[2]，或从经济水平、环境水平、社会水平等方面评价产业园区持续发展水平[9]，或基于案例讨论园区持续发展机制和规律[8]。这些研究为理解产业园区持续发展体系内涵与作用机制提供了指导，但忽视了创新载体、产业合作、公共服务等要素的作用[4,9,10]，以及要素间的互动共生关系[11,12]。此外，现有研究主要采用传统回归分析方法，探究单个要素对园区经济绩效或创新绩效的净效应影响[12]。例如，考察产业园区创新[13]、产业集聚[14]、地理区位[15]等要素与园区经济绩效的关系，或探讨经济基础[16]、创新平台[17]、产城融合[18]等要素影响园区创新绩效的净效应。这些研究为了解产业园区持续发展体系与园区绩效关系提供了参考，但关于多个要素协同影响园区经济绩效与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则不够明晰，且忽视了产业园区绩效提升是多个相互依赖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1,12,14]。此外，少有研究同时关注产业园区经济绩效与创新绩效的提升机制，对于两种不同绩效实现路径、经开区与高新区两类不同园区提升经济绩效和创新绩效的发展路径之间是否存在共性与差异也不得而知。基于组态视角的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方法能有效探索多个要素之间的协同作用与互动关系，挖掘多个要素共同对结果的组态效应，从而揭示实现同等产出的不同路径[19〗。
鉴于此，本文基于可持续发展观，构建有助于整体分析影响产业园区经济绩效与创新绩效的持续发展体系，通过引入基于组态视角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方法，探讨多个要素协同影响园区经济绩效、创新绩效的复杂因果机制。具体地，本文致力于回答以下问题：哪些持续发展路径可以产生高经济绩效？哪些持续发展路径可以产生高创新绩效？高经济绩效路径与高创新绩效路径之间有何差异及联系？经开区与高新区在实现高经济绩效、高创新绩效上分别表现出何种特征？
可持续发展观将经济、社会及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强调要素之间的协同与整合发展，为从整体视角探讨产业园区经济绩效与创新绩效提升机制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是构建产业园区持续发展体系的基础[2,8-9]。
1.1 产业园区持续发展体系
基于可持续发展观，学者们尝试从多个维度构建产业园区持续发展体系分析框架，但尚未达成共识，且分别针对经开区或者高新区建立分析框架。路正南等[20]率先从经济实力、科技能力、开放水平、集约程度、环境状况、社会贡献六方面构建经开区持续发展体系，但未考虑园区产业合作水平的影响[9]；
谢守红等[21]从经济实力、经营绩效、科技创新能力、对外开放能力、生态效率五方面构建高新区持续发展体系，但忽略了园区公共服务水平在持续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10]；
王育宝等[8]从集聚经济、创新驱动、政府扶持3个维度构建科技园区持续发展体系，但未考虑园区在环境与社会水平方面的表现[4]；
叶江峰等[10]则采用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方法，对1984-2013年国家级产业园区的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发现我国有关产业园区持续发展的政策主题集中在经济发展、创新发展、产业合作、公共服务、社会发展五方面，且呈现出从单一的经济发展转向多元化主题的演变趋势。
根据现有研究成果[2,8,10,20-21]，本文基于可持续发展观，综合考虑产业园区在经济、创新、产业、公共服务以及社会环境等方面表现，从经济基础、创新载体、产业合作、公共服务、社会环境5个方面构建产业园区持续发展体系分析框架，并对经开区、高新区进行合并与研究。具体地，经济基础主要是指产业园区在经济规模、外资吸引、市场地位等方面表现出的经济发展实力与增长潜力，其构成产业园区持续发展基础[20]；
创新载体主要是指产业园区在创新主体引进与创新平台建设方面的情况，涵盖来自产业链、创新链各环节的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及工程技术中心等，它们是推动产业园区持续发展的源动力[22]；
产业合作主要是指产业园区围绕产业发展形成的产业集聚以及展开的对外合作，是促进产业园区持续发展的有效方式[10]；
公共服务主要是指产业园区在地理区位、管理制度以及配套服务机构等方面的建设情况，它们构成产业园区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15]；
社会环境主要是指产业园区在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产城融合发展方面的情况，是实现产业园区持续发展的外延扩张[9]。产业园区要素相互影响、共推共进，在不断的组织或被组织过程中协同驱动产业园区经济绩效与创新绩效提升[12]。
1.2 持续发展要素与产业园区绩效
(1)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是产业园区提高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的物质保障[20]。良好的经济基础不仅能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设备支持，还能通过吸纳人才、资本等丰富创新要素，从而提高区域创新能力[10]。实证研究表明，高新区经济基础对园区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16]，同时，对外贸易有助于充分发挥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显著促进园区创新效率提升[23]。也有学者指出，开发区在工业总产值、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展现出的经济环境水平与创新绩效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显著，两者的关联度较弱[24]。
(2)创新载体。创新载体有助于促进区内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以及产业高端化，是园区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保障[25]。研究表明，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载体有效推动了园区知识生产、转移与整合，在促进园区创新绩效提升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11,26]。高校是基础研究的承担者和原始创新的源头，产业园区发展受到所在区域大学水平的影响[27]。创新平台是企业、高校及机构合作联盟互动的重要依托。史普润等[17]论证了高新区创新平台效应的存在以及创新平台效应与高新区创新效率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并指出高新区创新平台效应尚未完全显现，具有较大提升空间。此外，随着园区创新载体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其对产业集聚的带动能力将不断增强[25]。
(3)产业合作。产业合作是园区实现产业集聚与打造产业生态的关键基础，它通过知识溢出和技术外部性促进园区经济发展与创新[4,28]。园区产业共生在推动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过程中起显著促进作用[9]，有助于促进园区内企业创新合作与创新产出[29]。徐维祥等[13]基于实证分析指出，虽然产业集聚对我国高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尚不显著，但其在园区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即提高产业集聚度有利于发挥创新对园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开发区产业集聚不仅具有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的正外部性，也可能产生阻碍园区经济发展的拥塞效应[14]。此外，随着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由产业集聚带来的技术外部性减弱[28]。
(4)公共服务。公共服务与经济活动、创新活动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密切相关，并进一步影响园区发展绩效[15]。研究表明，有利的地理区位条件有助于园区与市场保持紧密联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园区经济绩效起显著促进作用[15]。同时，地理区位差异对园区创新国际化水平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16]。产业园区的制度规范对园区经济绩效、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9]。叶江峰等[10]基于我国国家级产业园区30年政策主题演变的分析指出，管理政策一直保持较好的延续性，产业园区通过不断完善管理制度、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实现持续性发展。
(5)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是园区企业实现持续发展的基础保障，也是判断园区能否有效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尺[20]。随着产业园区发展进入转型升级阶段，绿色园区以及园区软环境建设成为园区关注重点[10,30]。一方面，通过加大重视循环经济发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构建自然生态；
另一方面，通过提供文化、教育、卫生等更多社会服务以及承担商业、居住、休闲等更多社会功能，打造社会生态，最终实现产业园区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4,30]。实证研究表明，产业平衡与职住平衡对提升高新区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加大园区教育及医疗机构等基础设施投入也将显著提升园区创新绩效水平，但其显著程度随着园区产业集聚度提高而逐渐降低[18]。
综上所述，经济基础、创新载体、产业合作、公共服务及社会环境在驱动产业园区经济绩效、创新绩效提升过程中均发挥重要作用，且要素间的相互影响与协同互动对产业园区经济绩效、创新绩效提升存在非线性关系，但相关研究未能分析3个及以上持续发展要素协同影响园区绩效的作用机制，因此限制了可持续发展观对园区经济发展与创新活动的解释力。组态视角基于系统和整体分析思路，能有效分析多重并发因果关系、等效性以及非对称性等问题，适用于解释集群与绩效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31]，有助于剖析产业园区持续发展体系协同驱动园区绩效提升的复杂因果机制。鉴于此，本文引入基于组态视角的QCA方法，整合产业园区持续发展体系的5个关键前因条件，探讨多个要素影响园区经济绩效、创新绩效的组态效应，揭示实现高经济绩效与高创新绩效的持续发展路径，并进一步分析高经济绩效路径与高创新绩效路径的内在联系，以及经开区与高新区实现高经济绩效、高创新绩效路径的异同，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框架Fig.1 Research framework
2.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fsQCA方法探讨产业园区实现高经济绩效、高创新绩效的持续发展路径，主要基于以下原因：①产业园区本身是一个复杂的集群整体，传统的回归分析难以考虑集群要素间高度复杂的协同互动关系，而基于组态视角的fsQCA方法能有效分析集群内外各要素间的组合效应，从而揭示产业园区持续发展体系与经济绩效、创新绩效间的复杂因果关系[31]；
②通过fsQCA分析能识别多个要素协同驱动园区经济绩效、创新绩效提升的作用机制，即多个要素组合形成的不同持续发展路径[32]，从而进一步实现对高创新绩效路径与高经济绩效路径的比较分析；
③通过对fsQCA分析所得组态的比较，还能有效识别前因条件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探讨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要素之间存在的替代或互补关系[33]；
④fsQCA能精准定位每个充分性组态覆盖的案例，从而对实现高经济绩效、高创新绩效的经开区与高新区展开比较分析，进一步揭示两类园区经济绩效、创新绩效提升的差异化路径[33]。
2.2 样本与数据
本文以《2018中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蓝皮书》中的百强产业园区为研究样本。在上述100家国家级产业园区中，经开区49家、高新区51家，东、中、西部产业园区分别为64家、21家、15家，覆盖我国内地27个省级行政区，各园区实现持续发展的要素投入与发展水平均具有较大异质性，满足总体同质性与内部异质性的案例选择要求[32]。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火炬统计年鉴》、各园区统计年鉴、园区所在城市年鉴、园区统计公报与官网以及政府部门官网，前因条件数据由二级指标得分加权求和得到。考虑到园区实现高经济绩效与高创新绩效相较于形成持续发展路径具有一定滞后性，本文将结果数据设定为相比前因条件滞后2年，即经济绩效、创新绩效使用2019年数据，5个前因条件使用2017年数据。
2.3 测量与校准
2.3.1 结果
(1)经济绩效。工业总产值是衡量开发区经济产出的重要指标[13,24]，本文采用工业总产值测量园区经济绩效。
(2)创新绩效。发明专利授权数能有效反映区域技术创新发展情况，是衡量创新产出的常用指标[32,34]，因此本文采用发明专利授权数测量园区创新绩效。
2.3.2 前因条件
针对5个前因条件，每个持续发展要素下均设二级指标。首先，根据二级指标体系进行原始数据收集；
其次，对二级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得到单项指标得分；
最后，按单项指标权重进行加权求和，计算各一级指标得分。
(1)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包括经济发展实力与经济增长潜力两方面[20]。经济发展实力由园区出口总额、税收收入、地区生产总值(经开区)或营业收入(高新区)等指标绝对值表征，经济增长潜力由经济发展实力指标的同比增长速度表征。
(2)创新载体。创新载体包括创新主体与创新平台两方面[22]。创新主体由园区大专以上院校数与科研机构数表征，创新平台由园区内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数表征。
(3)产业合作。产业合作包括园区产业集聚与园区产业合作两方面[9]。其中，园区产业集聚从园区上市公司数、世界500强企业数以及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三方面表征，园区产业合作由分园区建设情况表征。
(4)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涵盖产业园区位优势、组织结构、配套服务机构以及智慧化四方面[10]。其中，区位优势采用园区地理位置、交通状况及国际化情况进行测度，组织结构根据园区管理机构建设水平进行测度，配套服务机构由园区检测和认证中心数测度，智慧化根据园区是否为智慧园区试点示范单位进行测度。
(5)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包括生态环境保护与产城融合发展两方面[10]。其中，生态环境保护根据园区是否通过ISO14000认证以及园区是否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进行测度，产城融合发展根据园区周围医院数、学校数、商场数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进行测量。
2.3.3 校准
本文采用直接校准法，将原始数据转化为模糊集隶属分数[19]。结合上述对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要素以及产业园区经济绩效、创新绩效的分析，由于目前仍缺乏明确的理论和外部标准作为校准依据，因此本文基于案例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进行校准。参考既有研究[32,35]，将5个条件与2个结果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3个校准锚点分别设定为样本描述性统计的上四分位数(75%)、中位数(50%)与下四分位数(25%)。此外，对于校准后出现模糊集隶属分数为0.5的集合，按照小于1的隶属分数增加0.001的方法进行调整[35]。非高经济绩效、非高创新绩效的校准通过取高经济绩效、高创新绩效的非集实现。条件与结果的校准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条件和结果校准与描述性统计Tab.1 Calibra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conditions and outcomes
3.1 必要条件分析
首先检验单个条件(包括其非集)是否构成产业园区高经济绩效或非高经济绩效，以及高创新绩效或非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一致性是衡量必要条件的重要指标，当一致性水平大于0.9时，可认为该条件是结果的必要条件[36]。本文使用fsQCA3.0软件进行必要条件分析，由表2可知，单个前因条件影响高经济绩效、非高经济绩效以及高创新绩效、非高创新绩效的一致性水平均低于0.9，即经济基础、创新载体、产业合作、公共服务、社会环境5个要素均不构成相应结果的必要条件。
表2 高经济绩效/非高经济绩效与高创新绩效/非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分析结果Tab.2 Analysis of necessary condition of high/non-high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high/non-high innovation performance
3.2 组态分析
采用fsQCA3.0软件分析园区实现高经济绩效、高创新绩效以及非高经济绩效、非高创新绩效的组态，这些组态表示产生相应结果的不同持续发展路径。
3.2.1 高经济绩效与高创新绩效组态分析
分别对高经济绩效和高创新绩效进行组态分析。参考已有研究[35]，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案例阈值设定为1，PRI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7。由于缺乏支撑前因条件影响结果确切方向的证据和理论，在进行反事实分析时，本文假设单个条件出现与否均可贡献高绩效[36]。通过对比中间解与简约解识别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其中，同时出现在中间解和简约解中的条件为核心条件，仅出现在中间解中的条件为边缘条件，结果的呈现形式遵循Fiss[35]的研究。组态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产生高经济绩效的组态有3个，产生高创新绩效的组态有两个，说明产业园区实现高经济绩效、高创新绩效均具有多重路径。
表3 产业园区实现高经济绩效与高创新绩效的组态Tab.3 Configurations with high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high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industrial parks
(1)高经济绩效组态分析。3个高经济绩效组态均包含经济基础这一核心存在条件，说明良好的经济基础在提升经济绩效方面发挥普适作用，其它条件均需要与经济基础协同联动才能实现高经济绩效。
组态HEP1显示，以经济基础、创新载体以及产业合作为核心存在条件的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路径有助于实现高经济绩效，本文将其命名为“以经济基础为支撑的创新载体与产业合作协同驱动型”。该路径表明，对于经济基础良好的产业园区，还需要同时拥有丰富的创新载体与良好的产业合作，才能实现高经济绩效。此时，公共服务与社会环境对实现高经济绩效的作用并不必要。代表性案例有中关村科技园区、上海张江高新区、苏州工业园区等17家产业园区，其中，经开区8家、高新区9家。
组态HEP2显示，以经济基础、创新载体以及社会环境为核心存在条件的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路径有助于实现高经济绩效，本文将其命名为“以经济基础为支撑的创新载体与社会环境协同驱动型”。该路径表明，对于经济基础良好的产业园区，还需要同时拥有丰富的创新载体与良好的社会环境，才能实现高经济绩效。此时，产业合作与公共服务对产生高经济绩效的作用并不必要。代表性案例有北京经开区、合肥高新区、南京经开区等16家产业园区，其中，经开区8家、高新区8家。
组态HEP3显示，以经济基础、公共服务以及非创新载体为核心存在条件的持续发展路径，也有助于实现高经济绩效，本文将其命名为“以经济基础为支撑的公共服务弥补型”。与组态HEP1、HEP2不同的是，组态HEP3存在一个核心缺失条件(创新载体)，该路径表明，对于经济基础良好的产业园区，如果缺乏创新载体，则需要叠加完善的公共服务，即只有当经济基础与公共服务两者协同联动时，才能共同弥补园区创新载体缺乏的不足，从而实现高经济绩效。此时，产业合作与社会环境对产生高经济绩效的作用并不必要。代表性案例有昆山经开区、宁波经开区、无锡高新区等12家产业园区，其中，经开区6家、高新区6家。
通过组态比较还发现，组态HEP1中的产业合作与组态HEP2中的社会环境存在替代关系。该替代关系表明，当园区经济基础雄厚、创新载体丰富时，产业合作与社会环境可以等效替代并实现高经济绩效。
(2)高创新绩效组态分析。两个高创新绩效组态均包含经济基础与创新载体这两个核心存在条件，说明良好的经济基础与丰富的创新载体在提升创新绩效上发挥普适作用，经济基础与创新载体在产生高创新绩效过程中存在互补关系。即只有当产业园区同时拥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与丰富的创新载体时，才能通过进一步协同其它条件实现高创新绩效。
组态HIP1显示，以经济基础、创新载体以及产业合作为核心存在条件的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路径有助于实现高创新绩效，本文将其命名为“以经济基础与创新载体为支撑的产业合作促进型”。该路径表明，当产业园区拥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与丰富的创新载体时，需要叠加良好的产业合作，才能促进园区创新绩效提升。此时，公共服务与社会环境对实现高创新绩效的作用并不必要。代表性案例有广州经开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成都高新区等18家园区，其中，经开区、高新区各9家。
组态HIP2显示，以经济基础、创新载体、社会环境以及非公共服务为核心存在条件的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路径也有助于实现高创新绩效，本文将其命名为“以经济基础与创新载体为支撑的社会环境弥补型”。与组态HIP1不同的是，组态HIP2存在一个核心缺失条件(公共服务)，该路径表明，当产业园区已具备良好的经济基础、丰富的创新载体且公共服务不佳时，则需要叠加良好的社会环境，即只有当经济基础、创新载体、社会环境三者协同联动时，才能共同弥补园区公共服务欠佳的不足，从而实现高创新绩效。在这种情况下，产业合作对产生高创新绩效的作用并不必要。代表性案例有杭州高新区、苏州高新区、成都经开区等4家园区，其中，经开区1家、高新区3家。
通过比较两个高创新绩效组态发现，组态HIP1的原始覆盖度和唯一覆盖度均明显高于组态HIP2，说明以经济基础与创新载体为支撑的产业合作促进型路径是目前产业园区实现高创新绩效的主要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拥有良好经济基础与丰富创新载体的情况下，大多数高创新绩效园区主要通过聚焦产业合作促进创新活动，而社会环境优化则相对不足。
3.2.2 非高经济绩效与非高创新绩效组态分析
本文也分别检验了导致园区非高经济绩效和非高创新绩效的组态，其中，导致非高经济绩效的组态有4个，导致非高创新绩效的组态有5个，如表4所示。
表4 产业园区非高经济绩效、非高创新绩效组态Tab.4 Configurations with non-high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non-high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industrial parks
4个非高经济绩效组态中，组态NHEP1表明，当园区经济基础脆弱，且产业合作与公共服务均不佳时，将产生非高经济绩效；
组态NHEP2表明，当园区经济基础脆弱，且公共服务以及社会环境均不佳时，将产生非高经济绩效；
组态NHEP3表明，当园区经济基础脆弱，且产业合作以及社会环境均不佳时，将产生非高经济绩效；
组态NHEP4表明，当园区经济基础脆弱，且创新载体缺乏时，即使拥有良好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环境，也将产生非高经济绩效。非高经济基础出现在所有非高经济绩效组态中，说明前期经济基础薄弱是制约园区经济绩效提升的普遍原因。
5个非高创新绩效组态中，组态NHIP1表明，当园区经济基础、创新载体以及公共服务均不佳时，将产生非高创新绩效；
组态NHIP2表明，当园区经济基础、创新载体以及产业合作均不佳时，将产生非高创新绩效；
组态NHIP3表明，当园区经济基础与创新载体均不佳时，即使拥有良好的社会环境，也将产生非高创新绩效；
组态NHIP4表明，当园区创新载体、产业合作、公共服务以及社会环境均不佳时，将产生非高创新绩效；
组态NHIP5表明，当园区经济基础、产业合作、公共服务以及社会环境均不佳时，将产生非高创新绩效。
整体比较高经济绩效与非高经济绩效的7个组态，以及高创新绩效与非高创新绩效的7个组态发现，产生产业园区高经济绩效与非高经济绩效的路径之间以及产生产业园区高创新绩效与非高创新绩效的路径之间均存在非对称关系。
3.3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调整原始一致性水平的方法对高经济绩效、高创新绩效的前因组态进行稳健性检验[33]。对于高经济绩效组态，原始一致性水平从0.8提高到0.9，新模型组态仍为3个，是原模型组态的完美子集。对于高创新绩效组态，原始一致性水平从0.8提高到0.85，新模型组态仍为2个，也是原模型组态的完美子集。同时，两类绩效新模型组态的一致性与覆盖度相较原模型仅发生细微变化，符合QCA结果稳健性标准[36]，表明上述研究结果稳健。
3.4 讨论与比较分析
3.4.1 高经济绩效与高创新绩效持续发展路径的比较分析
通过整合产业园区高经济绩效组态与高创新绩效组态，得到高经济绩效、高创新绩效的持续发展路径，如图2所示。首先，无论是提升经济绩效还是实现创新绩效，均需要多个持续发展要素协同联动才能实现，验证了产业园区实现高经济绩效、高创新绩效是多个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11,12]。高经济基础出现在所有高绩效组态中，表明相较于其它4个持续发展要素，良好的经济基础在提升园区两类绩效上均发挥普适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高创新绩效路径中一定包含创新载体，而高经济绩效路径中不一定包含创新载体，表明丰富的创新载体是促进园区协同创新能力与创新绩效水平提升的重要基础[22,25]。
图2 产业园区高经济绩效、高创新绩效的持续发展路径Fig.2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ways of high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high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industrial parks
其次，实现高经济绩效与高创新绩效的持续发展路径均有多条，且高经济绩效路径数量多于高创新绩效路径。可能的原因是，我国产业园区经过40余年发展，在提升经济绩效与创新绩效上探索出了多条既符合自身发展禀赋又具有差异化优势的路径，但相较于经济绩效提升，其创新绩效提升的发展经验不足，这与产业园区经历的发展阶段是匹配的。在产业园区40年发展政策主题的演进过程中，涉及经济发展主题的政策数量最多，其次为创新发展政策[30]。由此可见，促进经济增长贯穿产业园区持续发展全过程，实现创新驱动则是园区持续发展进入稳定提升阶段后关注的重点。
再次，高创新绩效路径一定是高经济绩效路径，但高经济绩效路径不一定是高创新绩效路径。组态HIP1与组态HEP1完全一致，组态HIP2为组态HEP2的完美子集，说明高创新绩效组态是高经济绩效组态的完美子集，所有高创新绩效路径均属于高经济绩效路径范畴。可能的原因是，部分高经济绩效产业园区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出实现高创新绩效的发展路径，逐渐从传统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进一步促进园区经济绩效提升，形成了经济增长与创新拓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该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呼应并拓展了关于我国高新区已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结论[13]，事实上，不仅是高新区，经开区也逐渐走上创新驱动的内涵式发展之路。
最后，以经济基础、创新载体以及产业合作为核心存在条件的持续发展路径，既能产生高经济绩效也能产生高创新绩效，且由于在两类路径中均具有较高覆盖度，因此是促进经济与创新双重绩效同时提升的关键路径。研究表明，良好的经济基础、丰富的创新载体、良好的产业合作三者协同联动，其所形成的集聚效应降低了行为主体获得各项资源的难度与成本[28]，不仅有助于强化规模经济与外部经济效果，也有利于推动创新升级与创新生态发展，从而形成促进产业园区持续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4-5]。
3.4.2 经开区与高新区持续发展比较分析
通过对高经济绩效组态与高创新绩效组态覆盖的解释案例进行整理发现，经开区与高新区在高经济绩效、高创新绩效产业园区中的占比均衡，在提升经济绩效、创新绩效的具体发展路径上基本一致。
首先，分别比较高经济绩效组态与高创新绩效组态覆盖案例的分布情况。在高经济绩效组态覆盖案例中，经开区案例22个，高新区案例23个，两类园区案例数量在高经济绩效案例中的占比均衡。在高创新绩效组态覆盖的案例中，经开区案例10个，高新区案例12个，两类园区案例数量在高创新绩效案例中的占比也基本均衡。即无论是高经济绩效组态覆盖的产业园区，还是高创新绩效组态覆盖的产业园区，经开区与高新区的占比都呈现出均衡性。其次，具体比较每个高绩效组态覆盖案例，无论是3个高经济绩效组态，还是2个高创新绩效组态，在每个高绩效组态覆盖的产业园区中，经开区与高新区的占比都基本均衡。该发现表明，无论是促进经济绩效，还是提升创新绩效，经开区与高新区的具体发展路径都呈现出一致性。
从经开区与高新区在两类高绩效产业园区中的数量分布特征以及实现高经济绩效与高创新绩效的持续发展路径特征可以看出，经开区与高新区的持续发展逐渐进入殊途同归阶段。虽然在产业园区发展初期，我国经开区与高新区的发展重点存在较大差异，如经开区强调发展外向型工业，推动经济集约化发展，高新区则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以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4,30]。但经过近40年的持续发展，无论是驱动经济增长，还是促进创新能力提升，经开区与高新区均呈现出齐头并进、协同发展特征。同时，在提升经济水平与创新能力的具体发展路径上，经开区与高新区也表现出实现方式趋同的特点。
4.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可持续发展观，以100家国家级产业园区为样本，其中，经开区49家、高新区51家，采用基于组态视角的fsQCA方法，整合产业园区持续发展体系中经济基础、创新载体、产业合作、公共服务、社会环境5个关键前因条件，探讨产业园区实现高经济绩效、高创新绩效的持续发展路径，主要结论如下：
(1)单个持续发展要素不构成园区实现高经济绩效、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但良好的经济基础在提升经济绩效上发挥普适作用，良好的经济基础与丰富的创新载体在提升创新绩效上发挥普适作用。经济基础薄弱是制约园区经济绩效提升的普遍原因。
(2)产业园区实现高经济绩效、高创新绩效的持续发展路径有多条，每条路径均需要多个持续发展要素协同互动、共同作用。具体地，实现高经济绩效的持续发展路径有3条，分别为以经济基础为支撑的创新载体与产业合作协同驱动型、以经济基础为支撑的创新载体与社会环境协同驱动型以及以经济基础为支撑的公共服务弥补型；
实现高创新绩效的持续发展路径有2条，包括以经济基础与创新载体为支撑的产业合作促进型、以经济基础与创新载体为支撑的社会环境弥补型。产生非高经济绩效的路径有4条，产生非高创新绩效的路径有5条，分别与相应的高绩效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
(3)持续发展要素在协同驱动园区实现高经济绩效与高创新绩效过程中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当园区拥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与丰富的创新载体时，产业合作与社会环境在实现高经济绩效过程中存在替代关系；
经济基础与创新载体在实现高创新绩效过程中存在互补关系。
(4)高创新绩效路径一定是高经济绩效路径，但高经济绩效路径不一定是高创新绩效路径。以经济基础、创新载体以及产业合作为核心存在条件的持续发展路径，既能产生高经济绩效也能产生高创新绩效，是促进经济与创新双重绩效同时提升的关键路径。
(5)经开区与高新区在高经济绩效、高创新绩效产业园区中的占比均衡，在实现高经济绩效、高创新绩效上的具体发展路径基本一致，经开区与高新区持续发展逐渐进入殊途同归阶段。
4.2 理论贡献
(1)基于可持续发展观构建影响园区经济绩效、创新绩效的前因条件体系，有助于系统梳理影响园区经济与创新绩效的关键要素，将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视角拓展应用到多要素组合与园区经济绩效、创新绩效之间复杂因果关系的研究中[2,8]。进一步地，借助组态视角，通过系统整合产业园区持续发展体系的5个要素，实证探讨多个持续发展要素协同影响园区经济绩效、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识别要素之间存在的潜在替代、互补关系，有效弥补了现有研究对多个持续发展要素间协同作用与互动关系探讨匮乏的不足[12]。
(2)通过对产生高经济绩效与高创新绩效的持续发展路径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了两类高绩效路径之间的异同与内在联系。一方面，无论是提升经济绩效还是提升创新绩效，均需要多个持续发展要素协同联动才能实现，且具有多种实现方式，呼应了产业园区绩效提升是一个多要素协同作用的复杂动态过程的研究结论[11,12]。另一方面，高创新绩效路径是高经济绩效路径的完美子集，高创新绩效路径一定是高经济绩效路径，反之则不然，从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产业园区已逐渐走向以创新为驱动的内涵式经济增长道路[13]。上述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探讨产业园区高经济绩效与高创新绩效路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借鉴。
(3)将经开区与高新区合并纳入研究范畴，基于对高经济绩效与高创新绩效组态覆盖案例的分析，实现了对两类园区高经济绩效、高创新绩效持续发展路径的比较。无论是促进经济增长还是驱动创新能力提升，经开区与高新区呈现出发展目标相同、发展路径相似的特征，两类园区的持续发展进入殊途同归阶段，从发展路径视角有效补充了两类园区的比较研究[5,30]。该结论为进一步深入比较研究经开区与高新区的持续发展机制提供了重要参考。
(4)将fsQCA方法应用于产业园区持续发展体系与园区绩效关系的研究，既提高了可持续发展观对园区经济与创新活动的解释力度，也拓展了组态视角与QCA方法的应用领域。一方面，不同于现有研究主要采用案例分析或传统的净效应分析方法，本文利用QCA方法在分析复杂因果关系上的显著优势，有效揭示了产业园区持续发展体系多个要素共同影响绩效的组态效应[12]。另一方面，本文将fsQCA方法应用到对产业园区复杂集群整体的研究，响应了学者关于使用组态视角和QCA方法的独特优势分析集群与绩效间复杂因果关系的呼吁[31]。
4.3 管理启示
(1)无论是经开区还是高新区，其实现高经济绩效、高创新绩效的持续发展路径均有多种，园区管理者应综合考虑园区在经济基础、创新载体、产业合作、公共服务及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异质性，合理有效配置各种资源、制定符合园区资源禀赋与发展阶段的发展策略。
(2)以经济基础、创新载体以及产业合作为核心存在条件的持续发展路径，是有效促进产业园区经济绩效与创新绩效同时提升的关键。园区管理者应当高度重视良好的经济基础、丰富的创新载体以及良好的产业合作三者之间的协同联动，当三者中有一方面欠缺时，需努力补足相应短板，推动产业园区真正形成集聚效应，强化集聚经济效果、优化创新生态体系，从而持续推动园区经济发展与创新活动。
(3)高创新绩效路径一定是高经济绩效路径，但高经济绩效路径不一定是高创新绩效路径，两类高绩效路径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园区管理者妥善处理园区持续发展与经济增长、创新能力提升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尤其是经济绩效好但未实现高创新绩效的园区，园区管理者应优先注重创新载体培育与引进，从传统的要素驱动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通过提升园区创新水平提高园区经济增长质量，为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4.4 不足与展望
本文也存在以下不足，值得未来进一步研究。①基于可持续发展观构建前因条件体系，尽管已涵盖并归纳了具有代表性的影响因素，但难免有不足之处，如该框架未包含政府支持方面的影响因素[8]，此外，虽然公共服务已涉及对园区智慧化水平的考量，但考虑到数字技术在产业园区持续发展中日趋重要，未来可将数字化单独作为一个前因条件纳入分析框架；
②仅探讨了产业园区持续发展体系与园区绩效的静态关系，未来可考虑收集园区不同发展阶段数据，引入多时段多线性增长QCA方法[31]，分析产业园区在不同阶段的发展路径，并分析路径演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