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小瑜，秦续天
（大连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34）
在资源匮乏的国际背景下，中低收入市场存在人均收入低、基础设施有限及制度空白等问题，缺乏资源优势的企业面临着颠覆式挑战，而投入少、耗时短、易被消费者接受的朴素式创新有助于企业应对复杂的动态环境，创造更持久的竞争优势。例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为打开印度市场开发的简易便携式心电图机；
中国传音控股有限公司为非洲市场新创的美拍手机；
印度居民为省下高额电费发明的“土冰箱”等。企业实施朴素式创新已成为在有限资源的环境下创造更多价值的必然选择。
良好的政策治理可以有效提升金字塔底层市场效率（Cai等，2019）［1］，一些学者的研究证实了政策所营造出的社会氛围有助于企业实施朴素式创新。朱桂龙等（2021）指出，企业作为实施创新的主体，是区域构建良好互动网络且有序运转的基本单位［2］；
Bhatti（2013）［3］通过案例研究证实，有效的政策引导能减轻制度缺失导致的负面影响，是企业朴素式创新产生和发展的驱动力；
曲小瑜（2021）［4］指出，企业朴素式创新是一种为资源要素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而产生的创新模式，需要制定合理的创新政策；
Ploeg 等（2021）［5］证实，当企业感知环保政策压力时，会响应来自政策的号召和鼓励，形成朴素式创新动力，解释了政策对朴素式创新的驱动作用。可见，政策是有效驱动企业朴素式创新的重要方式。但目前鲜有从政策组合的角度，探究企业朴素式创新的驱动机制。从政策组合的联动匹配视角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入挖掘企业朴素式创新的前因复杂性，更有助于深入探明多种政策的不同组态对朴素式创新的作用路径。因此，本文从组态理论出发，结合公共利益理论，对我国31 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必要条件分析（NCA），分析充分和必要两类因果关系，探究单个前因条件不足是否会造成企业朴素式创新的瓶颈，以及促进企业朴素式创新的多重路径。
自Robert A.Mundell 提出“政策组合”这一概念后，越来越多学者探究政策组合如何协调联动促进企业发展（Karoline 和Kristin，2016）［6］。一些学者将“政策组合”定义为多个政策的结合体，Benja‑min 等（2018）［7］利用研发投资模型证实，本国跨领域间政策组合的联动效果有助于当地经济发展。朴素式创新多发生在企业当中，是指通过廉价有效的工具、流程和技术解决问题，以实现企业价值增值和生产边界扩大的过程（Oly，2021）［8］。在研究朴素式创新政策组合方面，Bhaduri 等（2018）［9］基于可持续农村生计和基层创新，提出应当跨部门制定政策，政策组合有助于形成朴素思维；
Lu 等（2020）［10］采用多重案例分析的方式，证实企业实施朴素式创新与其所处的政策环境密切相关；
Boon-Kwee 等（2019）［11］根据马来西亚案例，证实多项政策组合为基层创新者提供了帮助，可以使社会获得更大的收益。虽然政策环境对朴素式创新的影响一直是研究重点，但已有研究中的政策组合如何协调驱动企业朴素式创新尚未形成定论，缺乏对政策间交互作用的进一步探讨。
大量研究证实，通过完善的政策工具可以达到激励企业创新的目的，当外部政策环境改变时，为稳固市场地位，与政府、供应商、BOP群体等建立良好的关系，企业会制定相应的战略决策，良好的氛围会对朴素式创新产生正向影响。本文提出驱动企业实施朴素式创新的政策组合包括创新政策和环保政策两种，企业可以通过两种政策组合，获得人才、技术和政府补贴等朴素式创新资源，同时感受到节约资源的政策压力，推动企业开阔新市场并优化配置，进一步获得市场竞争优势，从而提高创新绩效。大量学者为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供了有效依据。一方面，一些学者着重探究创新政策对朴素式创新的驱动作用。曲小瑜（2017）［12］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发现创新政策通过改善外部环境驱动企业朴素式创新。从现有研究可以看出，驱动朴素式创新的政策因素并不唯一与独立，政策间的多元联动已成为学者分析朴素式创新驱动过程中不可忽略的理论事实。一些学者基于不同政策类型分析了创新政策的驱动作用，将创新政策分为人才导向政策、技术导向政策等多方面（苏屹和闫玥涵，2020）［13］。不可否认，创新政策影响朴素式创新的实施效果，尤其是投资导向政策（曲小瑜，2021）［4］，影响企业创新决策，而现有研究却对此缺乏充足考量。另一方面，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认识到驱动企业朴素式创新是一种涉及多个前因条件的复杂现象，推动朴素式创新的因素至少应涵盖环保政策这一层面。魏延辉和张慧颖（2015）［14］指出，朴素式创新是一种具有极大正向性的环保创新范式，包含绿色、环保、民生改善等层面的积极意义；
Chris‑tian（2020）［15］认为，环保意识能够推动企业出于社会责任感而采取朴素式创新。
由此可见，一方面，创新政策有助于企业配置合适的人力、技术和经济资源，通过对企业内部资源、市场资源及上下游资源等的合理整合，达到突破技术限制的效果，实现以“保持简单、灵活思考和行动”为原则的朴素式创新；
另一方面，创新生态系统中涵盖着多种主体，主体之间存在复杂的竞合关系，环保政策在企业发展阶段起到了约束和协调的作用，可以引导企业通过学习和模仿，破解资源约束、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以此灵活地创建适宜其发展的商业模式［16-17］。因此，创新政策和环保政策的组合，通过内部、外部综合影响企业创新战略的制定，政策组合的建立可以帮助企业与其他企业建立联系，指导、扶持企业重构与再造资源，推动其主动寻求低成本创新，突破束缚条件，协调企业组织网络运行，充分激发资源转移活力，快速打入新兴市场，形成互利共赢的局面。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影响朴素式创新的创新政策、环保政策两种关键因素，创建“政策组合—朴素式创新”的理论分析架构，研究创新政策与环保政策组合对朴素式创新的影响。其中：创新政策参照苏屹和闫玥涵（2020）［13］、Lim 等（2021）［18］的研究，分为人才导向政策、技术导向政策、投资导向政策；
环保政策参照李子豪和袁丙兵（2021）［19］、Bhaduri 等（2018）［9］的研究，分为政府环保立法、政府环保执法、政府环保投入。
综上，本文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一）创新政策层面
人才导向政策是指政府通过引进、教育、培训等政策，直接影响创新主体的供给，对企业人才队伍的布局和结构具有重要作用。企业拥有的人力资源影响着企业的信息研判、评估能力及对外部环境的感知等。人才导向政策可以通过引导企业人才主观创新能动性、简约意识及节俭意愿，帮助企业实现减少资源浪费、降低成本、节约时间的愿望。
技术导向政策是指政府通过技术辅导、咨询及设施、设备供应等政策的发布，保障企业技术研发活动的顺利开展，凭借开发、整合已有资源实现最高利用率，增强企业朴素式创新竞争力。完善的技术政策有助于实现新旧资源组合，推动企业满足金字塔底层客户负担能力有限、却对产品功能和性能有一定要求的消费，通过节约生产成本的方式，快速响应动态市场环境变化，提高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
投资导向政策是指政府通过补贴、税收和基金等政策，直接刺激和干预企业创新研发活动，进而促进企业实施朴素式创新。当政府通过建立风险孵化基金、提供融资担保或创新基金等投资政策引导企业采取朴素式创新活动时，可以有效缓解资源束缚，推进企业设计、生产出低成本、质量与功能兼备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底层消费者需求，帮助企业扩大低收入群体市场。
（二）环保政策层面
政府环保立法是指政府下达的环保相关政策，企业通过政府的环境保护力度感知到对其实施朴素式创新期望的压力，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会更注重与安全、环保等整体社会效益的协同。除此之外，政府对朴素文化的认可、出台相应环保政策的行为，会使这种文化不自觉地被创新者推崇，最终转化成企业实施朴素式创新的意愿，促进朴素式创新行为的产生。
政府环保执法是指通过环保来访信件数、突出环境事件次数等方式，将环境保护视为一种规范和约束，迫使企业执行具有绿色、可持续特点的朴素式创新，否则可能会受到法律法规的惩罚。换言之，在企业受制于资源约束的同时，又感受到严明的环保执法，若不执行朴素式创新，便无法快速响应新兴市场的需求。因此，企业更容易自发地产生朴素式创新意愿，倾向于通过采取朴素式创新来提高自身竞争力和市场地位。
政府环保投入是指企业感知到政府部门扶持政策对其实施朴素式创新行为的支持和激励。根据行为增量，政府环保投入可以改变企业创新行为，当政府部门愿意为企业提供朴素式创新所需的资源时，有利于缓解企业创新过程中存在的技术劣势、市场感知不灵敏等约束情况，会触发企业愿意实施朴素式创新的倾向，并将感知、能力等转化为具体行动，进而促成企业朴素式创新。
（三）创新政策、环保政策及其组合对朴素式创新的影响
考虑朴素式创新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及高风险，政策组合某种程度上成为推动企业朴素式创新的重要驱动力量。基于公共利益理论，通过政策组合的形式，有利于进一步明晰主体责任，以创新为导向的政策可以引导企业进行技术、产品等方面的改革，以实现在有限资源下通过工艺改进、流程创新等方式为底层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与此同时，环保政策的监督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环境治理压力，迫使企业通过合理利用资源、提高利用效率的方式达到环境治理的效果。综上所述，政策组合能够有效解决企业资源困境，促进企业快速、高效地对企业原有资源进行整合，有助于提高创新资源在市场中的流动性，进而形成良好的朴素式创新氛围。当企业觉察到政策组合对企业实施朴素式创新有利时，就会有更多的企业参与到朴素式创新活动中，迫使没有实施朴素式创新的企业面临舆论及市场压力，压力转换成动力，进而转化成行为，触发其愿意实施朴素式创新。
（四）不同层面因素组合的因果非对称性
组态理论认为前因条件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因此应当分析各个前因条件之间如何联动匹配对结果变量产生影响，而不是单独研究每个前因条件对结果的影响。一方面，组态理论强调不同组合间具有等效性和并发性。等效性是指结果变量是由多个前因条件共同作用导致的，不同的前因条件组合均有可能导致同一结果的发生，这意味着实现某一结果的路径可能是复杂多样的（Park等，2020）［20］；
而并发性是指结果变量由多个前因条件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产生的，单个前因条件的作用效果取决于与其他前因条件之间的相互配合（赵云辉等，2020）［21］。另一方面，组态理论认为结果变量与前因条件之间具有非对称性。非对称性是指多个前因条件共同作用会产生同一结果变量，因果非对称性是指导致结果变量产生与否的前因条件组合并不是简单取反。举例来讲，M为结果变量，X、Y为前因条件，导致M发生的组合有可能是X×Y，但事实上，也有可能是X×～Y或者是～X×Y。这与因果关系互为对称的回归分析截然相反，在回归分析中，若P与Q之间证实为负向因果关系，那么P的增加（减少）必然引致Q的减少（增加）。换言之，任何两种或多种政策组合都存在两面性，无论哪一种政策组合都有可能促进朴素式创新，也有可能减少朴素式创新。如技术导向政策既有可能提高资源利用率而驱动朴素式创新，也有可能让实施朴素式创新的企业陷入高投入的风险中；
政府环保执法既能约束、督促企业减少生态污染，同样可能产生打压企业创新积极性的问题。同理，其他创新政策、环保政策亦是如此。这种情况又称为非对称性，即无论哪一种创新政策与环保政策组合路径均非简单的同向或反向关系，需进一步考察推动朴素式创新的政策组合路径。
政策组合可以推动企业实施资源约束型的朴素式创新，而企业实施朴素式创新也有助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政策组合可以有效协调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问题，为我国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引领的深化革新奠定基础。
（一）研究方法
本文选用定性比较分析（QCA）和必要条件分析（NCA）两种方法结合进行分析，原因如下：第一，QCA 方法可以在解释多条组态路径如何产生高朴素式创新的同时，更好地回答企业管理实践中高朴素式创新与非高朴素式创新的非对称性问题；
第二，由于QCA 方法不能定量地衡量在什么水平上存在必要因果关系，采用NCA 方法可以有效弥补这个缺口。因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可以得到各前因条件的隶属分数，所以本文采用fsQCA与NCA 结合的方式进行分析，两者的结合使本文对条件组态的分析更加细致和稳健［22-23］。
本文采用直接法将条件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并校准为模糊集。将条件变量的3 个校准点设定为案例样本描述性统计的完全隶属（75%）、交叉点（50%）和完全不隶属（25%）（杜运周等，2020）［24］。同时，非高朴素式创新的校准通过取高朴素式创新的非集实现，见表1所列。
表1 集合与模糊集校准
（二）数据收集
本文数据选自2020 年《中国统计年鉴》，同时结合北大法宝数据库、《中国知识产权统计年报》相关资料，对我国31个省份的人才导向政策、技术导向政策、投资导向政策、政府环保立法、政府环保执法、政府环保投入、朴素式创新7个变量进行测度。
（三）变量选取
1.前因条件
（1）创新政策。为测度创新政策对企业的影响程度，本研究在北大法宝数据库中进行人工筛选。首先，判断政府是否根据企业发展需要，积极完善各种教育、培训体系等，对人才导向政策进行测度；
其次，判断政府是否通过科技辅导、技术咨询等有效措施，协助企业实现朴素式创新，或是采用加强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促进企业朴素式创新，对技术导向政策进行测度；
最后，判断政府对企业朴素式创新是否提供资金扶持，如研究与开发经费、技术教育经费等，对投资导向政策进行测度。
（2）环保政策。为测度环保政策对企业的影响程度，本研究在北大法宝数据库中人工筛选出各省份与环境、生态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数量，对政府环保立法进行测度。在《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分别选取各省份环保来访信件数、地区突出环境事件次数，共同测度政府环保执法。在《中国统计年鉴》中选取环保固定投资占各省份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对政府环保投入进行测度，其中，环保固定投资的基础数据是指建设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总和。
2.结果变量
本文结果变量为朴素式创新。参照高太山等（2014）［25］、刘旭红和揭筱纹（2018）［26］等学者的研究，本文选取非职务专利授权数量（33.33%）、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数量（33.33%）、规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33.34%）作为代理变量，其分析数据分别取自《中国知识产权统计年报》和《中国统计年鉴》。
（一）必要条件分析
NCA可以处理连续变量和离散变量，同时可以得到结果变量必要条件的效应水平，包括上限回归（CR）和上限包络分析（CE）。生成函数后，可以得到效应量（0 采用NCA 方法中CR 和CE 两种方式得出分析结果，见表2所列。其中，政府环保执法、政府环保投入p值不显著； 表2 NCA方法中CR和CE方式的分析结果 NCA 中瓶颈水平是指产生特定结果的必要条件时的最低水平，即瓶颈水平（%）是指达到最大观测结果变量范围的某一水平时，前因条件需要达到的水平值（%）。 采用NCA中CR瓶颈水平方法分析结果见表3所列，数据显示，要达到20%的朴素式创新，需要4.8%的投资导向政策。 表3 NCA方法中CR瓶颈水平（%）分析结果 进一步采用fsQCA 检验产生朴素式创新的单个条件必要性。根据表4，单个条件必要性普遍低于0.9，显示不存在产生高朴素式创新的必要条件。 表4 基于fsQCA方法的单个条件的必要性检验 续表4 鉴于对必要条件的判定方式不同，NCA方法通过上限线上移或旋转，从而得到不同水平结果变量所需的必要条件，而QCA方法主要以散点图对角线为参考线，进而获得产生高结果变量所需的必要条件，因此，QCA得到的结果往往是NCA结果的子集。 通过上文对企业朴素式创新前因变量的必要性检验，证实人才导向政策、技术导向政策、投资导向政策、政府环保立法、政府环保执法、政府环保投入对于企业朴素式创新属于非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下文将把这些前因条件纳入fsQCA组态分析中，进一步探索产生高/非高朴素式创新的政策组合组态。 1.结果分析 在fsQCA3.0 软件中定性比较分析产生朴素式创新的条件，案例阈值定为1，一致性阈值定为0.80。同时出现中间解和简约解的条件视为核心条件，单独出现中间解的为辅助条件，具体见表5所列。可见，高朴素式创新3条路径的一致性约为0.872，总体覆盖度为0.568； 表5 在fsQCA中实现高/非高朴素式创新的组态 （1）产生高朴素式创新路径分析。表5中S1和S2 在条件构成上存在差异，但是两者驱动企业朴素式创新的逻辑相同，因此合并解释（张明等，2019）［27］。本文总结出两种有助于驱动企业朴素式创新的路径，并根据组态理论化过程，进行命名。①人才与技术导向下环保执法驱动型。组态S1和S2：本文以共有的核心因素为分析单位，即只要企业所在地区拥有完善的人才导向与高效技术导向政策组合，同时政府环保执法严明，就能驱动企业朴素式创新。其中，S1 辅助条件表现为投资导向政策可能缺失或不存在，环保投入缺失，环保立法存在或不存在； （2）产生非高朴素式创新路径分析。本文通过fsQCA3.0 软件得到非高朴素式创新的组态，N1 和N2 合并解释。因此，产生非高朴素式创新的路径只有1条，见表5所列。 组态N1 和N2：核心条件表明，只要该地区投资导向政策、政府环保执法不高，就会产生非高朴素式创新。其中，N1辅助条件还表现为人才、技术导向政策缺失，环保立法缺失或不存在，环保投入存在或不存在； 通过分析上文3 个组态，发现2 条高朴素式创新路径并不是非高朴素式创新路径的对立面，即企业朴素式创新的前因条件存在非对称性。 2.稳健性检验 本文选取非高朴素式创新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将案例数阈值由1提高至2，产生的组态大致一致； 本文基于组态视角，结合fsQCA和NCA两种方法，以中国31 个省份为研究样本，探究了政策组合中创新政策和环保政策两个层面中的6 个前因条件是否会造成企业朴素式创新瓶颈以及如何影响企业朴素式创新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政策组合驱动作用显著，但不同政策的组合效果存在差异性，需充分合理利用政策组合。第二，创新政策和环保政策均无法单独构成高与非高朴素式创新的必要条件，这一结论在经过多种方式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三，产生高朴素式创新的路径有两种，即人才与技术导向下环保执法驱动型、人才与投资导向下环保投入驱动型。两条路径中均包含人才导向政策，说明人力资源在企业朴素式创新活动中十分重要。产生非高朴素式创新路径有一种，但其并非高朴素式创新路径的对立面，说明高与非高朴素式创新路径具有非对称性。 第一，各省份应不断强化政策组合的影响力。以提升企业朴素式创新水平为目的的政策组合有必要分地区进行设计与推进，各地可以依据区域特征选择与其匹配的政策组合，优化技术研发、创新投资、环境保护及人才引进等相关政策，落实政府主体责任，适当提高环保投入，并加大主要部门的环境执法力度，以此来加大对企业实施朴素式创新的支持力度。在驱动企业创新的同时，把握好各核心条件间的匹配作用，发挥好引导作用，利用创新政策与环保政策协调并进，构建有效的政策组合，激活企业朴素式创新潜力。 第二，各省份应重视人才导向政策在朴素式创新中的引导作用。人力资本有利于企业将技术及管理经验等落到实处，促进朴素式创新成果的产出与转化。可以通过完善人员编制管理、强化薪酬管理、提高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开设相关培训等方式提高企业朴素式创新人才数量和素质，以此激励企业实施朴素式创新，驱动企业提升新兴市场竞争优势。
人才导向政策、技术导向政策、投资导向政策、政府环保立法符合NCA方法对p值的要求，且效应量属于中等水平，因此认为它们是朴素式创新的必要条件。
（二）组态分析
非高朴素式创新2条路径的一致性约为0.939，总体覆盖度为0.558。
而S2 辅助条件表现为投资导向政策存在，环保立法及投入可能存在或不存在。这种类型的典型省份有江苏、浙江、广东、广西、福建、四川、山东、河南、辽宁和上海。这类省份通过不断提高环境保护执法强度，迫使相关企业改善高污染、高耗能的创新方式，实施朴素式创新；
同时，实施人才引进政策为企业朴素式创新提供优秀的创新主体；
加之大力落实技术导向政策为企业朴素式创新提供先进理念、技术等核心要素，进一步助力企业构建朴素式创新架构，提高朴素式产品研发的成功率。例如，江苏在《江苏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江苏省“十四五”专业技术人才发展规划》及《江苏省“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等多项政策中强调要建设完善的生态环境执法体系，采取举报有奖的方式，坚持预防和惩治并举、自律和监督并重，且通过吸纳社保补贴、培训补贴等，不断引入、培育创新型人才；
加之构建工程技术创新平台、产业技术研究院等相关推动技术发展的政策，督促企业采取朴素式创新，以此提升新兴市场竞争力。②人才与投资导向下环保投入驱动型。组态S3：表示即使技术导向政策、政府环保立法不够完善，政府环保执法不够严明，只要企业所在省份拥有健全的人才导向、投资导向政策组合，并且政府环保投入充足，就能驱动企业朴素式创新。当企业感知到外部政策取向时，会选择适合于企业发展的战略。这种类型的典型省份包括江西和四川。这类省份通过制定有效的环保投入政策，引导企业创新方式向绿色、环保和可持续的方向转变；
通过制定人才导向政策，促进企业拥有更多的创新人才开展朴素式创新产品研发和推广；
通过制定投资导向政策减少企业进行朴素式创新投入过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从而促进企业将资源投入到识别市场需求上，有益于其为消费者提供市场信心，同时满足底层市场消费者的需求。例如，四川为了引导朴素式创新人才聚集，出台了《加强现代产业发展人才支撑的十条措施》《关于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等多项政策，以引导高校、科研院所等建立创新基地的方式，强化朴素式创新人才支撑，提高对技术创新平台的支持力度；
同时，加大环保投入，促使企业为了响应政府环保号召，实施朴素式创新。
N2辅助条件表现为人才、技术导向政策存在，环保立法、投入缺失。这种类型的典型省份有青海、黑龙江、海南、甘肃、贵州、云南、天津、宁夏、西藏和内蒙古。由分析结果可知，产生非高朴素式创新路径解释了结果变量（0.558），这验证了缺乏投资导向政策的支持与激励，加之政府环保执法欠佳，致使企业朴素式创新举步维艰。
其次，将一致性阈值由0.80提高至0.85，产生的组态结果一致。由此，证实本文结果较稳健。（一）研究结论
（二）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