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薇
（中南大学 本科生院，湖南 长沙 410083）
“形式”是作品的符号系统，也是文艺创新的一个生长点。刘震云是一位有自觉形式追求的作者，在创作之路上一次次华丽转身，不断创新，不断超越，成为极少数既能保持旺盛生命力，又能登上作家富豪榜的纯文学作家，其众多作品已成为纯文学与商业模式相得益彰的经典案例。在一个机械复制的时代，与商业文化市场、主流文学体制均保持冷峻疏离状态的刘震云，却轻松驾驭着大众传媒和网络资源，既成功坚守了精英作家的立场，又巧妙抓住了审美主动权。“刘震云现象”内蕴着文艺诸多层面的思考价值，“形式”即是其中之一。
叙事结构是文本形式的重要方面，与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共同构成文本的叙事模式。叙事结构关系着故事的呈现方式和叙事风格，是文本创新的重要切入点。传统的经典叙事结构对文本的展示，已经难以构成审美惊异。而刘震云个性化的叙事结构，是其文本形式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自身独特的叙事风格标签。
刘震云热衷于叙事结构的形式实验，他说：“《故乡相处流传》对我的创作历程意义非常大，是战略性的转移。
”［1］早期的“单位系列”，叙事庸常、琐屑，备受争议也令人耳目一新。如果说这尚易于被模仿，甚至被超越，那么，“绕”“拧巴”［2］，却是不可复制的“刘式”叙事结构。“绕”表述的是一种不通畅、不正常、背离常理的社会生活与生命状态，而这一目标正是通过“刘式”转轴循环叙事达成的。
刘震云是“讲故事”的高手。其作品叙事结构庞杂、语言繁复，鲜少直指故事本身，而是捡起一个线头，慢慢“绕”。如刘震云甚为看重的《一句顶一万句》，上部命名为“出延津记”，下部命名为“回延津记”，组成一个大循环：叙事从“老杨”到“老马”，再到“老李”“老段”……一大串人物，无名但个性鲜明，精彩纷呈然而错综复杂，受众在眩晕中会猛然发现，故事早已被妥当地安置在一个个顺手布就的或大或小的场景和境域中，而主要形象也在不经意中一次次走到作为故事轴心的前台。
文本语言的“绕”，指向事情背后的生活逻辑与思维方式的“绕”，最终指向所描述的“绕”的人生状态的深层原因，即生存伦理与语言逻辑的双重错位——从“老裴和老蔡打架因为几张饼，但娘家哥放下饼，一竿子支出去几十年，先从老裴的爹娘说起”，到感叹“原来世上的事情都绕”［3］20。
“绕”是理性思维与审美判断力的行走、回环、阻碍、释放，展示出思维过程中想象力的线性迂回之态；
“绕”表征着芸芸众生思维的纠缠状态和逻辑推进方式。刘震云敏锐地捕捉到这种思维的奥秘，并以夸张的方式放大了这个过程。因此，刘震云自觉呈现的“绕”，具有了一种形式美，展现出辨识度极高的“刘式”风格，创造了文本独特的韵律与节奏。
刘震云对叙事结构的试验，甚至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如《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第一部分非常隆重，前言、正文、附录齐齐整整，第二部分却出人意料，除了前言一句话，不分章节，且正文也就一句话：“一年过去了。”［4］第三部分单刀直入，故事极为简洁利落。当然，这种“创新”也引来了争议。形式上对常规范式的变形和扭曲，未必助益了内容的独特传达，但确实是对固化了的心理形式的唤醒，由此激发出接受过程中的新异感、鲜活感，从而达到一种奇特的审美效果。
叙事结构之外，刘震云同时有着鲜明的语言个性化自觉。作为文本基本构成因素的“语言”，成为这个创新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打造独特形式的材料，被肆意捶打、任意收放，语言试验频频发生且极具形式感。
一是语言之“收”。虽然刘震云笔下的生活混沌凝滞、人物语言絮叨缠绕、故事情节复沓回环，但其行文的具体语言，却拒斥芜杂，纯净、干脆、利索，从不追求表层的华美，大多采用白描手法，尽显干练气息：“老裴就在黄河边上支起剃头挑子，给老曾围上剃头布，用热水给老曾洗头。待洗泛了，比划一下，就下了刀子。
”［3］13寥落几句话，却境域宏阔，不乏细节，犹如一帧大气的速写。对修饰语词的弃用甚至杜绝，使刘震云的故事，犹如一棵棵挺拔、疏朗、遒劲的大树，斫枝弃叶，刚毅果断，直指高空，打造出鲜明的个性风格。语言的纯净，同时导致另一个美学效果：节奏明快。对芜杂的抛弃，既突出了句式的主干，也使刘震云的叙事得以快步如飞、急速推进，但即使以这种语言方式推进的结果，仍是叙事与人物的转轴循环。在《我不是潘金莲》中，这种从不拖泥带水的语言，尤其使作品叙事清晰、节奏明快，排斥想象力的耗费甚至分歧，直指文本的意旨传达，生成独特的审美效果。
二是语言之“放”。虽然“冷峻”是刘震云语言风格的一个特点，但奇特的是，刘震云的某些文本，又被公认为一场场语言的狂欢。现实生活中沉默寡言的刘震云，在二百二十万字的《故乡面和花朵》、二十二万字的《一腔废话》中，极尽铺排之能事，“语言”的洪流甚至淹没了故事情节和意义本身，行云流水、胡言乱语却一本正经，让人目不暇接、不知所云。这种汪洋恣肆的语言爆发，显然是一种与后期文本形成对照的语言试验，想象力在语词符号的杂多中自由组合，生成一组组表象，造就思维过程的形式狂欢。《手机》之后，刘震云尝试新的语言试验，风格渐趋收敛和沉静。
三是首句之凝练。文本的开头，是作品与受众审美关系的起点。刘震云对语言形式的自觉追求，也体现于对文本开头的凝练设计：“二楼的厕所坏了”“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县委书记到省城开会，就像生产小队长进了县城，没人管没人问”……这种客观、中性、日常的陈述短句，看似波澜不惊，却酝酿着千头万绪。“在工地，大家都知道，刘跃进是个贼”“杨百顺他爹是个卖豆腐的”“镇上看电话的老牛，1968年和严守一他爹一块卖过葱”……这种表述让人深感时光流转，寥落的几笔尽显生命轮转的悠长。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开头，其实暗藏着人物命运的汹涌波涛，也让行文具有了凝练、厚重的气息。
母题叙述的审美个性化，是优秀文艺作品形式价值的重要表现。对“母题”的创新表达，是刘震云形式追求的一个重要动力。刘震云的叙事，铺排琐细，却不至于变成原始混沌的生活之流，母题巧妙地隐现其中。在其多变的艺术世界中，充满了繁复的技巧，诸如反讽、复调、语言狂欢、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存在主义等等，这些斑驳陆离的色调，使其文本成功跃出同类母题叙事的汪洋大海，极具审美个性和表现力。
“刘震云是一位保持创作主题连续性和具有自觉的哲理之思的作家，在他的小说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表达荒诞、揭示荒诞、对抗荒诞的主题”［5］。这个一以贯之的母题，即人生的“西西弗斯”悖谬，或是“事儿本身很荒诞”，或是“事儿的理儿拧巴”，又或是“悲剧之中，一地喜剧”［6］。刘震云一直在以不同方式切入关于存在的无奈与荒诞的母题。
刘震云关注小人物的生存悖谬。刘震云有着浓重的草根气质，从底层的新兵，到机关的小职员，再到《温故一九四二》中的卑微者，到延津和某某省形形色色的百姓，这些一代又一代混迹于各行各业的小人物，徒劳地生成理想，顽强地坚持信念，又在不知不觉、顺理成章中走向失败，绝望却又不放弃。刘震云温和地接受悖论化的现实，又极力突显小人物们荒诞中的隐忍与执着、小奸小恶中的真诚与善良，在现实的夹缝中，争出各自的一条存在之路。
刘震云也写了“大人物”的表里悖谬。那些掌握着话语权的“大人物”，有履职时的兢兢业业，选人用人时的眼光与讲究，也有为人处世的谨小慎微、遇事时内心的惴惴不安。“李安邦”因妻子贪图小利而叹恨，“杨开拓”为侄子将五分之三工程款理直气壮装进私人腰包而义愤填膺，“马忠诚”淡看名利置身事外不争抢副局长之职，他们看起来清正、有操守，但在刘震云叙事中，这些“大人物”在小利面前的节操都是表象，在商人“赵平凡”开出的“安全”的两千万面前，在限量款名表面前，在“犒劳自己”的欲望面前，他们才展现贪婪、腐化的最真实一面：“安邦”无德安邦、“开拓”无能开拓、“忠诚”毫不忠诚，极有可能在军队中冉冉升起的“李栋梁”，也必然成不了栋梁。正如《我不是潘金莲》中的司法人员“董宪法”“王公道”“史为民”，这些“表”与“里”的悖谬，展示着表象世界的荒诞性。
刘震云还重视“一句话”的悖谬。《乡村变奏》中，小水因为恋人说“我看李发也比你强”，愤而从事运输行业出了车祸；
《被水卷去的酒帘》中，郑四因被质问“你会干什么”，搏命挣钱买缝纫机和自行车，却仍没有赢得青子的心；
《手机》讲述民国期间的一个口信、1968年的一通电话、手机时代的一条短信，对严家祖孙几代人生活与命运的拨弄；
《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因为一句话，挣扎半生、徒劳无功，反而误了整个人生。在刘震云笔下，“西西弗斯”式的荒诞无处不在。
在一个技术日益发达并疯狂碾压日常领域的时代，借助情节、台词、角色、环境甚至主题、思想、意象等重复性因素的随机选取，文艺作品的机械复制，已易如反掌。随着数据库与样本量的增加，借助人工智能，类型化的文艺“产品”数量可按需呈几何级数增长。但为什么是刘震云的作品，而不是唐家三少、天蚕土豆、叶非夜等写手的玄幻、仙侠、宫斗类作品，引发着关联真金白银的电影业持续的改编热情？答案是哲学。刘震云以对形而上的终极追求，回应与引领着电影观众精神超越的向度。
刘震云现象，奠基于其文本对现实人生、人性、人情的深层追问，也有赖于形式因素对这一追问的强力支撑。他笔下总是有两种生活：话语呈现出来的生活与实际的生活。语言是人的存在方式，然而语言有时词不达意、有时易于被伪装，这就使语言无法真正呈现生活，或者语言所呈现出来的生活极不可靠。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所有的语言都无法真正表达自己，人物的精神荒漠揭示着中国人的千年孤独。无论语言的多寡和言说方式如何，都缺乏对“孤独”的形而上破解，无法抵达真相。文本中，各色以“老”命名的、具体而又虚幻的人物，错杂登场、自说自话、各成体系，所有尝试构建纯粹的交流共域与话语中心的努力，均宣告失败。话语的所指相互替代、无限循环，言语的滑稽逻辑以真理的假面出现，有效沟通遥遥无期，绝对孤独就在这样的语言游戏中被彰显出来。
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宋彩霞、朱菊花、齐亚芬、苏爽……究竟是正直实诚的老实人，还是狡诈可耻的骗子？一个个语言的陷阱，让精明能干如牛小丽这样一个不失为“大女人”的人，也无从辨识。而恰恰是牛小丽这个自强不息、眼中不揉沙子的 “励志姐”，最后成为被吃瓜群众不齿与唾骂的妓女。令人深感荒诞、悲凉的是，她确实堕落成一个妓女。在机缘巧合与命运的捉弄下，她无可奈何地走向了这样一个身份反转的结局。刘震云对这种悖谬命运的关切，正是对人的存在的严肃的哲学追问。
刘震云的独特地位，既在于切中了时代脉搏，又在于多变且个性化的形式追求。正是凭借这双峰并峙，刘震云将自我与追逐商业利润、缺乏形式创新的各级“写手”区分开来，也超越于孤高自诩、无视市场的某些纯粹精英创作，借助与影视的深度互动，大力拓展了纯文学的领域。有着高度写作自觉的刘震云，以其对人类认知与审美各环节的深度了解，走出了一条独属于自己的，既尊重商业现实又坚守文艺理想的光明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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