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姣
景德镇陶瓷大学 江西景德镇 333000
瓷枕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寝具，随着时代变迁，它的材料、形式和装饰也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征。[1]
（一）隋唐时期
瓷枕并非宋代独有，从现有出土文物看，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瓷枕是1956年河南省安阳隋代张盛墓中的箱形瓷枕。唐代出土的瓷枕，形制较小，种类单一，主要以三彩瓷枕和绞胎枕为主，它们与唐代其他瓷器，如：壶、盘、罐等，无论是装饰手法还是所用颜色都如出一辙，因此，从瓷枕的造型、表现形式以及釉料的使用也可说明一个时代的审美倾向和社会生产与发展水平。
（二）宋元时期
宋代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变革，市民阶层兴起，这一时期也是瓷枕发展繁荣期。此时的瓷枕器型较前代增大，生产技术、生产数量以及造型装饰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宋代瓷枕较典型的造型有孩儿枕、卧女枕、翘边枕、童子荷叶枕等。山西省的介休、河津和交城诸窑都有烧造瓷枕，密县也发现了瓷枕标本。登封窑以大瓶标本最多，腰圆枕次之；
新安窑也以烧造瓷枕为主；
观台窑瓷枕标本中有长方形及如意头面方座等两种形式；
交城窑枕面划花胖头鱼及莲花；
河津窑有腰元枕，以上各窑口具有他们各自独特的作风。磁州窑专做瓷枕的有四家，“张家造”、“赵家造”等，但张家作坊延续时间最长。多年前流往英国的一件瓷枕，枕面上刻着“家国永安”四字，右书“赵家枕永记”，左书“熙宁四年”。[2]
金国和辽国，因为北宋灭亡后，许多未逃到南宋的工匠被迫为金和辽生产瓷器，山西晋南窑出土的金国三彩划诗文六角形枕，与宋代瓷枕类似，辽国的陈国公主墓银枕，用银制成的枕其形制都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特色。
经过宋代制瓷技术的发展，元代制作的瓷枕多为雕塑瓷枕，因为商品经济发展受阻，民间手工业遭到破坏，所以瓷枕的生产逐渐衰落。[3]建筑形制瓷枕集建筑、舞台与瓷塑艺术于一体，又加入了元曲杂剧、戏曲故事、诗词曲赋等题材内容，工艺精雕细镂，尤其是景德镇的青白釉镂雕瓷枕，体现了元代时期景德镇窑工们制瓷工艺的高超。这一时期的磁州窑瓷枕制作也与宋代不同，以白地黑花为显著特征，盛极一时，在竞争的过程中胜在别致。
（三）明清时期
明代瓷枕的生产范围愈加缩小，造型基本没有变化，只是在装饰手法上加入了一些新的技法，如粉彩、五彩和青花等。[4]晚清至民国时，磁州窑还有烧制虎枕、仕女枕等，但随着软枕的推广，瓷枕日渐衰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瓷枕在华北地区还有烧制，近三四十年间才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
北宋年间政府以及民间人士积极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并且大力推广种植谷物，促使经济恢复，进而促进手工业的发展，致使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减弱，农民不再是地主的私属，而是租佃契约关系，契约期满有退佃起移的自由，因此有不少农民忙时耕作、闲时经商。手工业也由原来的强制性指派和劳役制被招募制所取代，工匠主和工匠的关系也变成了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农业生产力提高有时间参与手工业和商业，城市中心非农业人口、坊郭户单独作为法定户口列籍，并将这部分人的赋税与农业税区分，由此市民阶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登上了历史舞台。各种品牌纷纷崛起，如“张家造”、“赵家造”等，大型窑口形成窑系。制瓷行业兴盛，各种专业作坊开始蓬勃发展，制瓷技术传播范围更加广泛，促使瓷业生产繁荣兴盛。
（一）勾栏瓦舍与瓷枕装饰
勾栏瓦舍是宋元时期兴盛的民间艺术演出场所，模仿神庙戏台的建造样式，四周围满栏杆、顶部密封，打破了城市昼夜界限，吸引市民、官吏子弟、商人、士兵、农民、妇女纷纷前去观赏。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记述的“举目则青楼画阁，棱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与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如出一辙，繁华的东京城跃然眼前。
当时瓦舍娱乐项目繁多，如：蹴鞠、马戏、狩猎、熊戏、杂技、柳岸观鱼、杂剧、讲史、说书、角抵、舞蹈、皮影、傀儡戏、散乐等等。[5]李清照撰写的马戏图谱一卷中所记载的打马戏说明了宋代打马戏的流行，于是出现了迎合时下的马戏图瓷枕。
宋代娱乐行业的兴盛从宋代文献、绘画以及词曲中可见，北宋打破了坊市分离的界限，使得商业活动更加频繁，人民生活更加便捷，北宋风俗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体现了北宋良好的营商环境，从繁华的街市的说书人与从事各行各业贸易的商人等等无不诉说着东京的络绎不绝。瓦舍勾栏在宋朝已经成为了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普通百姓的最佳娱乐消遣之地，勾栏瓦舍里的娱乐活动也成为了工匠绘制瓷枕装饰图案的灵感来源。
（二）市民文化与图案装饰
从陶先生所藏瓷枕底部书写“新婿”等字，可知瓷枕并非都为明器，当时也为奁妆品，从瓷枕所带铭文如“崇宁二年新婚之庆”、“长命枕”等来看,瓷枕可用于喜庆时日使用。瓷枕上描写男欢女爱的这类文字有时下流行的诗歌、词牌和曲牌，如“如梦令，曾醉桃源西宴，花落水晶宫殿，一枕梦初惊，人世光阴如电。双燕，双燕，不见当年人面”。[5]部分瓷枕的枕面上有类似“招财利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文字，体现出对财富的偏爱以及对待财富的正确态度。[6]
瓷枕装饰上有展现个人内心世界，体现市民阶级关注自身世界以及家庭、克己守礼的人生观念。出土的瓷枕上饰有“忍”、“高枕无忧”、“家和生贵子，门善出高人”等，体现了孝道文化在瓷枕上的反应，是儒家忠孝观念的再现。
瓷枕上题谚语和诗词，体现了宋代市民的喜怒哀乐，展现了人们的内心世界，记载了当时社会的风俗人情，是研究宋代民俗很有价值的史料，凸显了宋代手工艺人富有创新精神。
除了以上从瓷枕的功能、图案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与民俗，从瓷枕的造型由小变大的发展衍变，也说明了瓷枕越来越适用于市民阶层使用，多变的造型，兽形枕、长方形枕、人物枕等都贴合当时的流行趋势，顺应时势。
“根据前河北天津第一博物院出版的该院半月刊第六期‘宋剔花枕’片段的说明，证实了瓷枕是宋代人民生活中的用具。”陶万里在巨鹿出土的瓷枕中发现有平置、立置不同的状态，由此可以得知：当时的瓷枕在使用时是平置，不用时则是立置。
温英杰曾在《瓷枕，见证时代变迁的藏家珍宝》一文中提到唐代人使用瓷枕可能有四种用途：一是文人雅士书写时垫手腕的腕枕；
二是医生给病人把脉的脉枕；
三是外出露宿的袖枕；
四是睡觉时枕颈的颈枕。这四种用途是根据唐代出土的瓷枕大小推测的，具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未找到具体的文献记载，因此有待商榷。宋代瓷枕作为奁妆品和纳凉的功用，陶万里在收藏的瓷枕底部发现记有“第一枕足底题‘崇宁二年新婿’六字”，由此可知当时是用为奁妆品。
瓷枕作为寝具使用，在唐代的造型与装饰图案多为兽形，具有辟邪的功能。唐张《朝野笺载》记载:“逆韦之妹冯太和之妻号七姨,信邪。见豹头枕以避邪,白泽枕以去魅,作伏熊枕以为宜男。”宋代欧阳修《唐书》五行志中亦引此说，[7]意味着在唐代兽头枕的用意是辟邪、辟魅、宜男、服妖。近年来也发现过印有“张家造”的跑兽枕，枕面有镇宅大吉四字，体现出当时人们对动物的崇拜，从流传下来的狮子或其他动物塑像，如从唐代乾陵前的狮子到清代故宫的铜狮子也可看出中国古人自古以来就有用动物来镇宅的雕塑。
瓷枕被宋代文人赋予它更雅致的意义——纳凉，李清照的诗《醉花阴》云：“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8]其中的“玉枕”为仿青白玉的青白釉瓷枕，根据记载可知，宋人以瓷(玉)枕纳凉消暑。在巨鹿古城遗址中也发现枕面上书写着：“久夏天难暮，纱橱正午时，忘楼堪书寝，一枕最幽宜。”由此可见，瓷枕是夏季宋代市民消暑的良方。
纵观瓷枕的这些功能，都体现了瓷枕在宋代大量流行并且被使用。
对于宋代瓷枕如何在宋代大量流行，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宋代经济体制变革所导致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是多方面的效应促使瓷枕在宋代兴盛一时，其文章主要说明瓷枕装饰贴合市民日常生活，瓷枕功能也更适应宋代百姓使用，因此瓷枕的枕面装饰和功能设计包含了工匠的智慧和创新，以及以整个社会的文化、风俗等为依托作为动能，使得各行各业的手工业商品更适于当时的生活方式，更好地服务普罗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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