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智彬 王艳君
“冬学”一词最早出现于宋代陆游《剑南诗稿》卷《秋日郊居》第七首中“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诗人注释道：“农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1]，可见早在南宋时期就已经有“冬学”一词。当时的“冬学” 实施于每年秋末初冬十月至十二月间，农民利用农闲时分将儿童集中，由穷书生授课。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帮助农民“换脑筋”，加强引导农民认同新事物、新现象以及新政权，中国共产党利用乡村有利条件，与农民紧密联系，在农闲时面向农民实施教育活动，组织农民集中学习，并于1936年将冬学改造为大规模的农民教育组织形式，正式命名为“冬学运动”（简称冬学），从此形成一种对我国农民和乡村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教育形式。
冬学坚持农民自愿原则，从农民自身需求和乡村现实情况出发，在思想上指导农民，从行为上引导农民，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和民族意识，通过积极动员农民参与学习，为民族独立解放、新中国建设夯实了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基础，形成了有效的社会动员模式，促进了乡村治理秩序形成与乡村发展。冬学的文化传播功能也极大地推动了扫盲教育和教育普及的进程，通过提高农民识字率，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形塑了新的乡村社会关系。在乡村振兴与乡村现代化的现实背景下，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教育经验，深入探索冬学运动，意义重大。
1936年，冬学发轫于陕甘宁边区，随后逐步在抗日根据地扩散，并得到逐步推广。从历程上看，1936—1945年，冬学在根据地开始发展并迅速壮大；
1945—1949年，冬学蓬勃发展并成为一种非常成熟的农民教育模式；
1949年后，冬学继续繁荣，重点转向生产生活与宣传主流思想；
1953年，我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教育部根据需要，逐步将冬学转为民校；
至1956年，全国冬学正式转为民校。根据发展历程和各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我们将冬学划分为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冬学承载了不同的目标和功能，并形成了相应的内容和特征。
（一）抗日战争时期：为抗战胜利积蓄乡村基础力量
许多学者对抗日战争这一时期的冬学进行了系统论述。按照敌后抗日根据地区域划分，实施冬学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陕甘宁、太行、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陇东、太岳等抗日根据地，其中以陕甘宁地区的冬学最具有代表性。从抗日根据地相关部门发出一系列关于冬学的通令中不难看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准确把握中日民族矛盾的基础上，主要借助冬学向农民宣传抗日思想，传播民族解放教育，其内容大都关于动员民众抗战，宣传抗日。如1939年发出《关于一九三九年冬学问题》第二十号通令指出：“边区为更深入的动员一切力量，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必须更高度发扬群众抗战情绪，提高其抗战认识，使之……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奋斗到底”，诸如此类的通令及社论高度密集，不胜枚举。从抗日战争时期冬学的政策文本梳理来看，政策高频词汇主要是“动员”“抗战”“发动”“胜利”等。由此看出，以贴近农民的方式，高强度密集向农民进行抗战宣传，提高农民对抗战的认识与热忱，争取广大农民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到组织领导农民掀起全民族抗战热潮，进而赢得抗战全面胜利[2]是这一时期通过冬学进行农民教育的主要目标。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本着“群众自愿参与”“与群众的生产生活相联系”“适应群众要求” 的原则，以“村村有冬学，人人入冬学”为宣传口号，以“帮助群众从思想上、文化上翻身”为指导思想，通过开展群众性文娱活动、编写与实际生活相关的教材等方式，对农民进行民族精神、科学常识与政治信念等方面的教育改造。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讲授基础的政治知识和抗战道理；
第二步，教授反蚕食、反扫荡的抗战常识及与战争相关的基本技术，教授如扔手榴弹、埋地雷、打游击等抗战作战技能[3]；
第三步，配合根据地的政治工作，如宣传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三三制”原则，引导农民从改造乡村政权入手，懂得真正的民主内涵，使农民和民主政府进一步结合，加快革命根据地的民主建设。同时，将冬学与生产生活相结合，全程辅以生产教育，发动农民实行劳动互助，如三冬运动①、四冬运动②，农民在不耽误生产的情况下接受了教育，又为前线抗战提供了物资与经费保障。
综上所述，这一阶段冬学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和做法不仅适应了当时抗战动员的需要，提高了农民抵抗侵略、救亡图存的政治觉悟，还激发了农民共同参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积极性，全民同仇敌忾，乡村人心空前团结。冬学的宣传与教育有力地整合了根据地的乡村社会，为打败日本侵略者积蓄了坚实的乡村基础力量。
（二）解放战争时期：为促进乡村社会整合奠定群众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是冬学发展的新阶段，彼时国内政治与社会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主要矛盾也随之悄然转变，由全民抵抗外来侵略转变为中国人民与美蒋反动派之间的阶级矛盾。在这一背景下，冬学继续发展，但与抗日战争时期不同的是，这一阶段的冬学已经发展为一种非常成熟的农民教育模式。其组织发动、领导管理、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与改进。从背景来看，抗日战争已取得胜利，国民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如何动员与利用乡村力量，发动农民参与到解放战争，并通过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与重构，为未来乡村社会的发展与治理奠定基础，成为这一阶段冬学的重要内容。如1946年《山东省政府关于今年冬学运动的指示》中提到：“启发群众的思想觉悟，宣传‘耕者有其田’的合理政策，解除其封建思想束缚，尤其在新解放区更应结合农民的翻身运动，进行翻身教育，巩固既得利益，动员转入生产”[4]。根据这一精神，中国共产党对广大中国农民进行了“耕者有其田”式的土地改革教育[5]，彰显了冬学的内容、重点及手段已经逐步转变。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冬学本着“与土地改革、发展农业生产和支前参战相结合”等原则，运用贴近农民生活、说服教育等方法，将党的方针政策作为主要学习内容，开展以“谁养活谁”的阶级启蒙教育、土地征购条例及征购中扭转农民对征购性质认知的双重教育等[6]。中国共产党又结合“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动员农民共同参与革命，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扩大了后勤补给，壮大了农民武装，也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有力地促成了党和人民更紧密的联系，为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以及新中国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和巩固奠定了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也为日后实现党、政、民、地四者整合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强化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提供社会条件
与之前相比，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冬学在动员机制方面如出一辙，都是通过政治教育灌输思想、重塑意识形态和动员农民来完成。这一时期的冬学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主要目的是巩固胜利成果和新中国政权，宣传主流思想。基于相关文献发现，新中国成立后的冬学主要集中在1949年至1953年，此后冬学逐步向民校转变。
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冬学本着“方向性、实效性、层次性”等原则，采取放映红色电影、组织文艺演出等方式，宣传政府的政策法令，加强农民阶级观念、爱国思想和集体主义的教育[3]。如1950年《关于加强农民业余教育中抗美援朝时事教育的指示》指出，要对“农村中的一切人民”进行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教育。1953年《关于一九五三年冬学工作的指示》指出：“利用冬学向农民群众宣传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教育农民组织起来……支援国家建设事业”。新中国成立后的冬学正是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展开教育，形成了农民教育对政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的积极回应。
在形势与时事问题方面，冬学结合土地改革运动开展“谁养活谁”的阶级教育，结合抗美援朝战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际形势教育，结合镇压反革命运动增强对党和政府的政权及政治认同。在理念与思想方面，开展政权建设与过渡时期总路线教育，使农民逐渐了解、接受和认同社会主义。让他们通过“对比”和“算账”的教育方式认识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不同道路的区别，加强集体主义和工农联盟的教育，引导农民将个人“小”利益融入集体“大”利益之中[7]。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强化了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而且也使得主流意识形态逐渐深入到农民群众的内心之中。
1953年以后，冬学作为政治教育和动员机制的功能逐步弱化，季节性的冬学转变为常年的民校，并侧重于教育功能。由于当时乡村基层干部文化素质整体不高，该阶段冬学的教育对象特别强调乡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因而更类似于干部培训。1954年，第一次全国农民业余文化教育会议召开，确定了农民业余教育的方针、任务和实施原则。之后，教育部或其他中央党政机关再没有发出有关冬学的正式文件，但“冬学”一词还偶尔出现在一些新闻报道的内容中[8]。1956年，冬学正式整体转为民校。此后，除1966年11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农村冬学、民校大学毛主席著作的通知》、1980年媒体发表 《农忙干农活，冬闲学文化，甘肃省十八个县恢复农村冬学》的报道之外，不管是相关部门或是新闻报道中再难觅“冬学”一词，冬学完全被农民业余文化教育所替代。
冬学是近代以来农民教育的主要形式，既提高了农民教育水平与科学技术文化，也成为促进乡村治理的重要方式，在农民教育发展历史上地位特殊。冬学开展之后，乡村形成了“村村有冬学，处处读书声”的学习氛围，使得广大农民逐步脱离了缺少学习机会的状态，从目不识丁的“睁眼瞎”逐渐转化成能够读书看报的“明白人”，也促进党的思想、宗旨与原则传递到了最基层，传递到了每一个农民。这其中，以适合农民的内容、以贴近农民的方式以及通过多方力量合作实施是冬学成功的重要法宝，也是保证冬学中农民主体性和奠定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基础。下文将于农民教育功能定位、农民动员方法、农民教育实施方式三个方面，从乡村治理的视域分析冬学的历史经验。
（一）功能定位：以思想和文化教育引导农民现代化
冬学在抗战时期兴起绝非一时偶然，它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教育问题一贯重视的必然结果[4]，其成功充分展示了教育在农民动员、乡村治理以及国家长治久安方面的重要意义，也凸显了农民教育内容、教育重点与教育方式的关键所在，冬学通过教育解决农民的思想认识问题、精神文明风貌以及基本的文化素质问题，奠定了乡村治理的现实基础。
农民精神建设和思想教育是解决农民问题和乡村问题的关键所在。农民精神建设是一项全面的、全局性和长期性的群众工作，影响农民整体面貌与形象，也直接形塑着乡村社会，是乡村社会的底色。通过回顾冬学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冬学在促进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传播提升思想认识水平过程中充当了“启蒙”和“唤醒”中国民众的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使农民尽快摆脱愚昧无知、迷信保守的状态，中国共产党根据各阶段现实需要，对农民进行了不同内容、不同方式的精神建设与思想教育，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教育及民主精神教育，从而促进中国农民走向现代化之路。
从施教效果看，第一，冬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影响了农民的价值取向与选择，促进了农民拥军和参军等工作的顺利进行。如山东解放区，在经过思想政治教育后，大多数农村家庭妇女争先恐后地鼓励丈夫和儿子上前线参军打仗，这在之前的中国农村是不可想象的。第二，科学教育改变了农民的习惯。具体内容包括反封建、反迷信、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等，这些农民教育内容拓展了农民的精神世界，帮助农民建立了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华北地区有很多农民之前生病了，不是去看医生，而是去求神仙或是请巫师，原因无外乎是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在普及了科学知识后他们也逐渐意识到生病必须科学医治，而妇女接受科学教育后，也开始意识到自身拥有的权利，逐渐摆脱了一系列封建落后的思想桎梏。第三，民主精神教育武装了农民的思想。它让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每一个环节，提高了农民对乡村治理的“主人翁”意识，并实际地配合了选举等工作。如山西解放区的民主精神教育活动，不仅让农民参加普选，还手把手地教农民如何具体改造乡村村政。
（二）动员方法：以榜样动员为主，组织赋能形成合力
冬学在动员农民时，注重榜样示范作用，重点抓关键群体。首先，冬学关注对干部、积极分子等宣传动员，以榜样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发挥榜样的模范带头作用；
其次，中国共产党利用冬学和社会基层组织，召开各种动员大会，积极发动农民参与冬学和其他活动；
最后，结合“民办公助”政策③作为冬学的政策保障从而形成教育合力。
在个人作用上，冬学动员村干部、党团员、教员及先进积极分子发挥榜样作用。如“锦县四陈村冬学，支部保证党员、妇联保证妇女、村政府保证组长和村干，使这村冬学顺利开展”[9]。部分地区的冬学采取“一揽子学校”④形式，要求村干部全体入学，发挥村干部的带头作用。少许地区还通过小学教员来发动小学生、儿童团动员其家人参加冬学。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提高了基层乡村干部的文化水平，有利于党和政府更高效地开展乡村治理工作。
在团体组织上，也有通过乡村中的社会组织，如农会组织、妇联组织和共青团组织等进行动员[10]。如妇联组织召开老太婆会和妇女座谈会，是动员妇女积极参与冬学的一种方式。资料显示，冬学的学习小组还与当地的各种群众生产组织如变工队、札工队、妇纺小组等相结合，得到了地方上的热烈支持，从效果来看，也大大提升了冬学的效率。
在政策上，有利的“民办公助”政策为调动多方力量积极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政策保障，帮助组织赋能形成动员合力，在推进冬学的同时，也形成了多元参与的格局，激发了乡村办学活力。在办学过程中增强人民群众自身的管理意识，促进乡村人心治理，进而在冬学展开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相对有效的社会动员模式，推动了乡村治理秩序的形成，为我国乡村现代化奠定基础。
（三）教育形式：开展文娱活动促成乡村隐性治理
冬学不仅仅是农民群众接受教育、参加社会活动的重要方式，冬学场所也是“农村中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1]。从乡土文化的意义上来说，冬学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文化改造、重新整合中国乡村文化的一种大胆尝试。其在教学形式上十分注重寓教于乐，倡导农民参加喜闻乐见、健康向上的文娱活动，不仅巩固了冬学的教育成果，也帮助乡村自身从内而外形成了稳定而强大的隐性治理力量。
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是传承乡村文化的载体。先进的文娱活动在争取抗战胜利、整合乡村社会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凝聚了乡村价值共识，增强了人心凝聚力、向心力，起到了以文化促进治理的效果。如果将乡村文化按照显性与隐性进行划分，那么冬学的文娱活动，就可以看作是乡村隐性文化的一种显性表达，这种文化治理可以引导社会成员形成共同的价值目标和思想观念[12]。在冬学中，农民的价值观念因各种复杂主客观因素存在差异，而文娱活动作为一种具有共享意义的文化形式，可有效破除农民价值差异背后可能产生的行动混乱。这得益于正确的价值观对乡村文娱活动的引领和改造，通过将中国共产党所秉持和宣传的主流思想嵌入到乡村集体文娱活动中，将农民个人的价值追求与集体信仰相联结，促进农民之间、农民与治理主体之间形成紧密关系。如黑龙江省龙江县发达村过新年时开展唱歌、扭秧歌、组织娱乐晚会等文娱活动，内容大都与抗战时事紧密结合，将农民的个体价值融入集体的信仰当中，形成无形的隐性治理力量，使乡村在文娱活动的无声浸润中形成一种朝气蓬勃的乡村文化环境，从而赋予乡村精神力量[13]，促进乡村隐性治理。纵观历史长河，无论古今中外，如果深入观察就不难发现，文娱活动都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娱乐，在热闹之余，它们几乎都传达出鲜明的思想内涵和价值观念。赵超构在《延安一月》中对扭秧歌评论道：“都是教育重于娱乐。它把共产党所要求的事情化为故事，再加上艺术的糖衣”。英国人斯坦因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中鲜明地指出：新秧歌就是一种“政治的舞蹈”。
冬学将春节、戏剧、秧歌等文娱活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理念、农民生活以及乡村社会治理相结合，发挥了提升乡村治理软实力的作用，对民众的生活习惯也起到一定的影响，净化了农村的社会风气。从乡村治理的角度来看，农民参与各项积极、先进的文娱活动后，让身心得到放松的同时，也在重塑乡村社会关系。冬学所开展的文娱活动是以一种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使农民享受娱乐生活的同时，接受先进观念，学习新知识，从而在隐蔽中实现农民群体治理，这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
作为一项农民教育实践活动，冬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效，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冬学紧扣时代主题，把时代需要、农民现实需求和农民特点紧密结合。农民不仅是教育对象，也是教育的组织者、实施者，更是教育的受惠者。农民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在冬学中得到充分体现，农民的教育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6]。冬学虽已成为历史名词，但它对当今农民教育和中国乡村治理仍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当前仍存在着群众对基层治理参与度不高、中坚力量流失、主体参与水平低下、乡村社会联系松散等一系列普遍而又棘手的难题。一言以蔽之，不外乎是乡村的“人散”“心散”。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从乡村治理的视域来分析冬学的当代价值与现实启示，必须以农民教育为基点，整合农民群体，把农民主体意识培育、农民主体能力增强及贴近农民生活实际三者相结合，发挥农民教育功能，提升乡村内在价值，激发农民治理的主体意识，凝聚人心，促进农民积极主动参与乡村治理。
（一）以农民教育聚拢精神思想，激发农民乡村治理主体性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囿于各种因素，农民群体均居于最弱势地位，农民对于发挥自身能力推进乡村治理的主体作用缺乏认识，在乡村治理进程中逐渐沦为被动接受的角色。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采取“政党下乡”，在动员农民壮大革命队伍过程中逐步实现乡村治理[14]。在此过程中，冬学通过选举等形式保障农民的各项权利，提高村民的“主人翁”意识，打破了传统乡绅治村方式，在保障国家权力和主流意识渗透乡村的同时，充分发挥了农民的主体作用，将乡村社会的农民组织状态由“一盘散沙”转为“聚沙成塔”，农民逐渐作为治理主体登上历史舞台。
近年来，不少农民认为乡村治理只是党委政府的事，“政府拼命干，农民一边看”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农民又变回了“一盘散沙”，根源就在于农民“心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在当代治理体系中，政府引导是外因，农民思想及行动是内因。农民的行为受到其思想和价值取向的支配，价值取向则根据思想决定、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15]，因而改造和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是乡村治理的基础。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就是要优化乡村人心，激发了乡村治理的基础动力，把治理对象的思想看作变革的源动力，让农民打心底认为自己才是乡村真正的主人，从根本上激发农民主体性[16]，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就在于农民教育。
从冬学的历史经验看，农民教育应以农民为主体，以加强思想教育为重点，以关注农民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为基础，以思想引领行动，让广大农民参与到乡村各项事务当中，发挥农民的聪明才智，逐步实现自我认同，最终使农民群体成为乡村治理的中坚力量。具体来说，通过农民教育促进乡村治理主要应关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在农民教育中渗透国家治理的理念与意识，将党的思想、国家的意志以农民容易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加大乡村治理宣传力度，使用通俗易懂的形式讲政策、树典型，让农民真正明白“乡村治理是为了我”“我才是乡村真正的主人”等基本道理。采用适应时代、体现农民认知特点和生活习惯以及工作要求的形式，加大农民教育在转变农民思维、促进农民接受现代治理理念、强化现代法治理念等方面的力度，为农民主动参与乡村治理奠定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就如同冬学曾是连接中国共产党与农民日常生活的重要方式一样，当前农民教育也要关注农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将精神层面的教育与生活层面的需求结合起来，在农民教育过程中广泛听取农民的意见和建议，切实维护农民根本利益，保障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农民利益，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引导农民转变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培养农民的公共参与意识，从而实现基于乡村治理主体性的自我认同。
（二）以教育增强农民行动能力，提升农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
解放前，我国绝大多数农民是不识字的文盲，农民常因教育缺失造成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能力较低，这也是民国时期大批乡村建设者希冀通过农民教育，提升农民教育水平，从而将农民组织和发动起来的原因。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虽然有了全面提高，但与乡村现代化的要求仍有一定距离，在参与现代产业和乡村治理方面还稍显不足。增强农民行动能力，关键在教育。在经历了革命农民、公社农民、家户小农、流动小农、市场小农到专业农户的身份转变之后[17]，新时代农民从思想观念、身份状态以及行动模式上都有了根本转变，外部环境也与冬学时代迥然不同，因而需要不断改革农民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与教育手段以适应农民需求，不断提升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与能力。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背景之下，要通过改进教育方式与方法来提升农民的行动能力。一是要推动农民教育分类设计，按照乡村振兴与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要求，规划农民教育的组织形式。政府要根据农民群体不断分化和专业农户逐步崛起的现实变化，基于实际需求构建目标明确、形式灵活的农民教育体系，关注实施主体、内容结构、实施方式、保障体系及考核评价等全方位的体系化设计。二是将农民教育与相关工作衔接起来，进行一体化设计。如落实农民教育与就业制度、资格认证制度以及技能等级制度等，推动农民教育走向规范化、专业化。三是创新农民教育协同实施理念，充分发挥基层乡镇政府、社会组织、村两委等力量的教育协同作用，形成以农民为教育对象，“政、社、委”三方为教育主体的协力互动的教育模式，把不同教育主体的优势融合在一起，使多元教育主体能充分了解农民的各种需求，保障多元主体在参与农民教育过程中的协同性。相关教育主体要充分挖掘“三教统筹”的历史经验与现实优势，整合多方资源，不断提高农民教育的效率与水平。与此同时，政府要积极设计和制定乡村振兴的相关农民教育制度，充分利用城市职业院校、县域中等职业学校等资源，对接农民需求和乡村产业发展要求，培养一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和乡村治理人才，从而不断提升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三）贴近农民生活实际，以教育改进乡村治理方式
冬学所有的教育活动均以群众的实际需求和切身利益作为首要原则，以群众喜闻乐见、务实管用的教育内容和方式去影响和改造农民，如戏剧、秧歌等形式。
当前，得益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农民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也极大丰富，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囿于多种原因，不论是农民教育过程或是农民教育方式均存在脱离农民生活实际的状况，出现流于形式的现象。由于相关机构监管不严与机制漏洞等原因，导致培训内容难以落实，甚至为了争取政策支持和项目资金，培训课堂上甚至出现一些不从事本产业的“凑数”村民。目前，专门负责农民教育的机构数量少且分散，教育内容“高级”且晦涩难懂，而且大多培训仅此一次，无法保证农民教育长期稳定[18]，导致效果欠佳。因此，政府在激发农民参与的兴趣上还需要多借鉴冬学的经验，在内容上以农民需求为导向，在教育方式上凸显农民知识和能力特征，从而提升农民教育的实效。
从冬学在形式与内容上尽可能切合农民的需求与特征这一基本经验看，当前的农民教育要充分围绕农民所需要的现代化农业技术与农业知识，根据时代需求不断优化农民教育的内容，确保“农民在哪里，农民教育就到哪里，教育资源就送到哪里”，保持农民教育的可持续性，以固定的场所或者渠道保证农民教育的长期稳定，保持农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一是建立农民教育资源“最后一公里”机制。目前，不管是“精准扶贫”项目还是乡村公共服务，我国都已经基本实现了资源直通农民的基本目标，但优质农民教育资源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却没有得到重视[19]，农民真正需要的教育资源又难以精准到达。建立农民教育资源“最后一公里”机制，要利用乡村社区基层组织在农民教育资源传导中的枢纽作用，利用乡村各种基层组织构建教育资源通向农民的机制，打通农民教育渠道。
二是创新农民教育载体，变“冬学”为“时学”。冬学作为季节性的教育组织形式，这一教育载体的优势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有效性。但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农民教育载体如何因时而变值得深入研究。农民教育需要通过多渠道、多载体来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农民教育应抓住信息化时代大潮，推动媒体融合，构建“融媒体+农民教育”模式，将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传统媒体进行资源整合，运用“两微一端”（微博、微信和客户端）克服时空障碍，变“冬学”为“时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就过程而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任务、最广泛最深厚基础和最大潜力依然在农村[20]。要通过农民教育，推动农民群体的人力资源开发，发掘农民群体的潜能，充分发挥广大农民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角色，并充分汲取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历程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从而促使我们不断地探究与学习，从历史中对中国乡村未来图景作出前沿性思考。
注释：
①三冬运动：苏南、苏中、苏北各地在冬学运动中把冬学、冬防、冬耕结合起来进行，称为“三冬运动”。三冬运动的要求是“通过冬学运动，提高群众的抗战觉悟、生产热情和文化水平，并把青壮年学员吸收到群众组织中来，加强扩大群众组织的力量”。
②四冬运动：在淮北根据地开展，以冬防自卫、冬耕生产、冬荒救济和冬学教育为主要内容。
③民办公助：这项政策开展于1944年，由陕甘宁边区首先倡导。“民办公助”是指在政府监管下由个人或团体出资办学，并由政府给予相关补助。
④一揽子学校：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农民群众办的一种学校。办学形式将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生产与学习结合在一起，群众称“一揽子学校”。村里男女老少入学后，按年龄、生产、性别编组，学习内容按学员需要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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