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帆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 大连 116400）
“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1]”娱乐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综艺节目也被这一浪潮所裹挟而摒弃节目的文化性，泛娱乐化成为一种流行趋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其未来生存发展之路的反思。
当前综艺节目多以满足观众窥探、猎奇心理为目的，其受众成为娱乐的附属品。在泛娱乐化思潮影响下，综艺节目如何在保持娱乐的同时兼具审美意蕴与文化底蕴，成为其改良需要应对的实际问题。
（一）唯收视率论驱使下的刻意煽情
凯尔纳认为：媒介具有构建媒体奇观的能力，并且奇观化的媒体事件大多具有戏剧性效果，豪华、夸张、新奇甚至是荒诞。[2]与国外政治娱乐化的综艺节目不同，中国综艺节目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倘若综艺走上情感刺激之路，由此导致节目出现大量刻意煽情。综艺被收视率牵制，各种煽情故事涌入其中，节目价值感染力被削弱。煽情泛滥化解构节目真实性，消解媒体公信力。煽情文化病毒式传播，影响受众理性分析与思考，节目失去趣味同时，也易使观众产生逆反心理，不利于节目长远发展。
（二）娱乐至死下的低俗化狂欢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里说到：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3]中国综艺节目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类型不断丰富的过程，满足大量受众需求，带动整个电视行业发展。但是，一切公共话语都是以娱乐方式出现的，综艺节目从为宣传教化服务变成专为流量服务，被认为存在大量泛娱乐化现象，以教化为主的综艺难以吸引观众眼球，于是便朝着低俗化方向发展，明星各种无下限尺度竞争层出不穷，各类“污”段子、袒露性话题，折射出如今消费文化低俗化、去高雅化。例如，在网综《火星情报局》中，张宇调侃沈梦辰和杜海涛没有看恐怖片，看的是另一种不能看的片。低俗化狂欢从观众、明星嘉宾、媒体从业者到整个网络空间屡见不鲜，成人化倾向日益明显。在健全监管体制未形成的前提下产生的低俗化狂欢，势必引起用户跟风模仿，青少年被裹挟其中，由于其缺乏理性判断力，不足以应对网络中各种乱象，处于价值观建构时期的他们面临令人堪忧的窘况。低俗化娱乐浪潮充斥综艺世界，造就“粉丝经济”和“眼球经济”，具有巨大浸染力、吞噬力文化资源被纳入其中，综艺由以政治和意识形态为纲的教育符号，演变为以粉丝文化为纲的娱乐符号，导致主流意识形态遭到冲击、媒介公信力被消解等危害。
（三）主持人专业素质低下致使言行轻佻化
“主持人文化影响力既是一种权力，是电视权力的‘软化’表现，又是一种效果，是电视文化经由主持人作用于受众的传播效果。”[4]市场激烈竞争、智媒融合发展给其带来危机意识，被淘汰的风险在整个主持行业蔓延，这对其应对挑战、适应多元化发展趋势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主持人被推向追求收视率和经济效益最前线，使之出现言行轻佻化的情况。泛娱乐元素以信息化平台为媒介渗透进主持人一言一行中，是内容生产者追求视觉奇观的重要体现。主持人以暧昧的方式对明星嘉宾进行挑逗，带动着现场及屏幕前观众的情绪，使节目收视率一路飙升，但是也损害了媒体形象。由于主持人专业素养欠缺，致使其没有起到意见领袖的作用，反而给观众造成误导，不利于节目长远发展。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消解传统主持人中心化地位，使其不得不做出各种轻浮举动来稳固自己的位置。加强主持人专业素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整个媒体行业持续推动，这关涉到文化自觉的问题。
综艺节目泛娱乐化是忽视其文化认知功能、寓教于乐初衷的必然结果，而此必然性受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影响。因此，大众需求娱乐化、唯收视率论和海外泛娱乐化思潮成为驱动国内综艺走向泛娱乐化的“三驾马车”。
（一）大众需求呈现的娱乐化倾向
达拉斯•斯迈赛提出受众即商品理论，其认为受众注意力是大众传播媒介争夺的主要商品，并由此产生以流量为王的工具理性，从而抛弃注重社会效益的价值理性。以人的类特性为核心的大众需求可以被视为媒体的生命，是媒体获得市场竞争力的保障。对于面对身心巨大压力的大众来讲，以平面化、娱乐化为特征的综艺节目为其情感宣泄提供宽松空间。节目生产者利用大众情感需求来降低节目生产成本，实现情感营销，虽然有助于大众释放不满情绪，但是低成本制造的流量爆点极容易让制片方流水线式生产同类节目，导致娱乐主义倾向。情感赋权之下综艺的娱乐性被无限放大，流量至上、负面热点、无底线审丑等泛娱乐问题层出不穷。就广大观众而言，在泛娱乐化氛围中，容易丧失自我批判能力和内在审美感知，甚至丧失健全人格。娱乐至上取代理性思考，不但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冲击，还阻碍大众身心健康发展。
（二）“唯收视率论”导致娱乐泛化
布尔迪厄形象地指出：“收视率是个隐匿的上帝,它统治着这个圈子,失去一个百分点的收视率在某种情况下无异于直接走向死亡。”[5]换言之，收视率是节目设计的最终目的。综艺节目要想维持竞争地位，需要通过广告、媒体营销等商业逻辑以增强消费者黏性。而收视率是追求商业逻辑的必然结果，这使得追求盈利成为节目最大的生产逻辑，生产者有意弱化节目内涵，而娱乐化显示出巨大的消费潜力，凸显其强大的经济价值。资本大量投入导致综艺节目以“唯收视率”论英雄，这种基于商业因素建立起来的观念体系，使媒体舆论导向受到干扰，大量缺乏创意的同质化节目涌现，侵蚀节目精神内核，曲解受众即市场理论。同时，这种理念在走向夸张、急功近利的错误道路时，也容易破环整个行业良性发展。唯收视率成为综艺发展趋势，为其提供收视率造假的可能。通过操控少量样本户进而控制收视率的方式，为提高综艺身价和排期、平台收益及投资方利润搭建一个利益空间，由此导致买卖数据成疯、节目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同时，收视为王带来的商业价值又为吸引资本注意力提供可能性。
收视率被当成判断节目好坏的标准，进而被当成娱乐行业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唯收视率论”以牺牲媒体社会责任感为代价，影响综艺节目良性发展，还会造成公众对媒介的信任危机。
（三）受国外综艺泛娱乐化思潮冲击
2013年是中国海外综艺节目模式引进的井喷之年，之后海外模式便成为综艺收视率保证。海外模式具有成熟的制作范式，节目制作方为盘活收视率将其视为救命稻草，给观众带来新的审美取向。国外综艺更倾向于经济属性，娱乐色彩更加明显，被国内观众大肆追捧。国外综艺具有独特文化语境，尤其与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观念相矛盾，完全照搬照抄会衍生出如节目立意不远、畸形审美、投票打榜等泛娱乐化问题，受众媒介素养缺失也为综艺纵娱式接触提供可能性。现阶段规制节目引进的措施大多为不具有法律强制力的通知、规定等，管制效果并不理想。面对国外泛娱乐化思潮冲击，仅仅依靠公众自律意识远远不够，解决问题根源在于要依据我国综艺发展特性来建立符合本土化发展的新型综艺模式。
综艺节目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节目类型，但也被认为是过度娱乐化的重灾区，催生巨大经济市场同时影响着大众价值观。所以，只有打造饱满且具有精神内涵的内容，才能实现审美表达、价值传递、社会凝聚等社会效益。
（一）以慢节奏撬动大众需求杠杆，促进节目正能量传播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指出,如果文化生活被定义为周而复始的娱乐,幼稚的婴儿语言取代严肃的公众对话,那么这个民族离文化灭亡的命运就不远了。大众需求决定综艺节目发展方向，过度娱乐化使节目忽视精神内核，基于受众本位产生的泛娱乐化倾向使综艺节目缺少深度与价值，成为解构主流价值观的风险隐患。
当综艺泛娱乐化成为红海市场的时候，“快”似乎成为综艺成功的不二法门，即追求流程推进快、呈现方式快等，“快”往往是吸引大众注意力的制胜秘笈。快节奏是综艺陷入泛娱乐深渊的重要因素，微综艺的兴盛依托于快节奏传播，综艺短视频化，也盖因短视频碎片化传播特点。不过，综艺在快时代与慢生活两个维度空间中有着难以架构的平衡点。快综艺催生节目看点，如，节目中多样化人设打造就是“快”制作下的产物，即便像《你好生活》这样关注现实的慢综艺也陷入蹭热度“快”旋涡中。而慢综艺会因为过度“去娱乐化”变得枯燥无亮点，从而不能产生经济效应，但其具有的烟火气又决定它是一种契合大众对于高品质慢生活追求的文化样态。因此，如何在具有“慢”文化涵养同时兼顾“快”的商业价值，无疑是综艺进行正能量传播的康庄大道。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要领导指出，针对当前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创作领域泛娱乐化问题，各个方面要对照政策要求，认真自查自纠、做好整改落实，在解决突出问题同时，不断完善长效机制，推动健康持续发展。[6]目前，许多综艺将主流意识形态与流行文化元素相结合，发挥其价值引导作用，并实现综艺节目的主流价值回归。如，第七季《明星大侦探》延续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传统，并与最高人民法院合作向公众进行普法宣传，体现网络媒体的社会责任感。推动综艺节目形成正确价值导向还离不开政府部门规制措施，通过出台精品综艺激励机制、设立文化专项基金等举措构建文化自觉以提升节目价值导向性。
（二）转变趋利观念，打造精品综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唯收视率论之所以成为制约综艺节目创作发展和质量提升的重大因素、容易导致忽视思想内涵和美学品质的问题，最主要原因是收视率与经济利益直接挂钩。当收视率成为综艺关注的重点问题时，综艺泛娱乐化便成为唯收视率选择下的必然产物。综艺泛娱乐化实际上是综艺转型的一种模式，是在对文艺本性曲解和误读前提下，对其的“去价值化”改造。当前我国正处于文化自信建设的关键阶段，如何创作出有意义的精品力作已成为当前文艺工作者面对的重要课题。打造精品综艺离不开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尤其对于青少年综艺节目而言,其更是重中之重。文艺作品反映主流价值取向，一是从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经典中汲取养分，打造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类综艺；
二是从不同导演擅长的方向出发，进行团队协作，创造多样化且耳目一新的文化类综艺，实现节目差异化发展。综艺模式探索与创新是生产精品综艺的永恒主题，文化则是其核心要义。
要破除唯收视率困境，就需要以内容为王，打造精品综艺，并将其作为媒体的核心竞争力，使其在传媒产业中发挥积极作用。观众应当积极参与到节目中来，通过弹幕、投票、评论等形式对节目进行再生产，从而形成参与式文化。节目制作人要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深度娱乐替代表层娱乐，向大众传递积极、正确观念，提高大众审美能力，特别对于代表着一个时代最深层精神状态的青少年群体。唯收视率不是节目发展长远之计，泛娱乐化也不是社会发展良性趋势。实现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需要文艺工作者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三）对域外综艺进行本土化改造
综艺域外模式是由于国内综艺节目起步较晚且缺乏创新力而发展起来的，国外综艺展示的文化属性也与我国综艺泛娱乐性相契合。此种模式实则对个体的媒介素养、文化自信提出更高要求，而大众对于文化自觉的培育不可能一步到位。以外国综艺中个人主义价值取向为例，其冲击着当前中国媒介环境，而此种价值观又反作用于当代中国青年。受其影响，我国学生中追逐国外高薪和舒适条件而选择更换国籍的例子屡见不鲜，不思如何以学报国，造成我国人才大量流失。当国外泛娱乐思潮引发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时，每一个人都不能独善其身。因此，引进域外综艺在提升节目竞争力、学习先进制作理念中固然重要，然而需要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在满足受众文化和娱乐需求时要凸显出民族美学内蕴，这需要媒体和公民拥有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信心。此外，我们还要考虑到中国观众的审美习惯，剔除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产生排异的元素，其中包括来自西方综艺中的“性暴露”“符号暴力”等，引导受众坚持正确价值观，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正面传播。
对具有较强娱乐性的综艺节目进行重新规划体现政府加大对文娱圈整治力度的决心,这种整治并非偶一为之,而是立足当下文艺创作领域泛娱乐化现象的重拳出击。国家对文娱产业进行综合整治,体现我国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文化类综艺作为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像文本,坚持文化本位，弱化明星光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品,这是去泛娱乐化背景下的新产物。其虽然面临收支难以平衡、同质化等困境,但是因其能够平衡综艺节目的文化性与娱乐性,不啻为对泛娱乐化的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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