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安 夏宇航 廖信林 邢 皓
（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蚌埠 23303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经济发展也步入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做出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论断，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开始逐渐由 “量变”转向 “质变”，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乃至未来中国经济建设的主题［1］。十九大之后，政府工作报告中先后突出强调了 “六稳”与 “六保”工作，提出背景均是经济发展受到外部重大突发事件的冲击影响。这不仅体现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对重大突发冲击时的底线思维，还体现了经济高质量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在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大背景下，房企暴雷、疫情反复、地缘政治等重大突发事件都将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政治安全等带来一定的威胁。重大突发事件对经济的冲击不仅会体现在经济增速上，还有可能体现在经济发展质量上，尤其是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后，任何一次重大突发冲击带来的影响都可能是巨大的、深远的。所以为了保障经济高质量平稳健康发展，我们有必要搞清楚重大突发事件是怎样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这种影响是否存在什么样的规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或策略，来避免或降低这种影响？
然而，现有文献研究仍主要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测度与实现路径，重大突发事件对经济的影响等，将两者综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文献明显不足。基于此，本文选取重大突发事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作为研究对象，以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简单来说就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2，3］，并同时体现五大发展理念的发展［2，4］。目前针对重大突发事件的研究角度主要是围绕损失核算、应急管理建设以及经济影响等方面。直接将重大突发事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的研究较少，大多是研究重大突发事件对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方面的影响。
重大突发事件对经济的影响可以分为短期影响与长期影响，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短期冲击，认为长期影响不显著。短期的影响主要是冲击生产、交易与消费的过程［5］，通过财富效应和投资效应等渠道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6］。对生产的冲击研究较多，许多学者认为重大突发事件会冲击劳动力与资本存量，影响经济总量，但不会对经济体造成太大伤害；
但开放经济中，重大突发事件对供给侧的短期冲击在产业层面表现为供应链中断与产业链外移风险加大［7，8］，对低收入国家的影响是高收入国家的3倍左右［9］；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供应链、产业链和资金链受到不同程度干扰、中断，产品、要素和资金流动受阻，产能利用率低，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10］。对交易的冲击主要是通过影响微观主体的风险意识与偏好影响交易。如恐怖袭击会提高风险意识、缩小保险覆盖范围、增加国际贸易交易成本［11］并导致双边贸易减少［12］，同时改变微观主体偏好，影响其交易选择［13，14］。重大突发事件对微观主体行为的改变，通过中观层面传导至宏观层面，最终影响到经济增长，不过其对经济的影响短暂，但也存在短期冲击演变为中长期滞后影响的可能性［15］。消费总量方面，新冠肺炎疫情明显影响内需增长［16］，主要是居民经济脆弱性加大，消费投资需求收紧［17，18］；
消费结构方面的研究表明H1N1流感对墨西哥旅游、猪肉行业带来巨大负面经济影响［19］， 而有利于保险业的发展［20］。
长期冲击主要是通过冲击人力资本、实物资本、自然资源与生产技术影响经济增长。重大突发事件可能会直接导致劳动力数量减少与质量下降，直接损毁人力资本与财富冲击宏观经济［21］。重大突发事件对实物资本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市场预期的改变通过影响微观主体的投资行为来影响中观层面的产业发展，进而影响经济增长［15］；
自然灾害类事件的影响主要取决于灾害重建的效率，如果重建效率过低，就会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22］；
一般情况下，自然灾害在长期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不利影响［23，24］。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冲击也存在两面性，（1）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社会经济环境巨变将促进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创新及应用［7］，灾难为更新资本存量和采用新技术提供了动力，从而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25］；
（2）自然灾害对发展中国家的知识溢出产生负面影响，阻碍技术进步，新冠肺炎疫情为经济长期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风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多元性、复杂性［26］。
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发现当前学者更侧重于研究重大突发事件对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方面的影响，多是从 “量”的角度出发，鲜有考虑对经济发展 “质”的方面的影响。在中国经济迈入新发展阶段的背景下，我们更加需要关注经济发展“质”的提升，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定义、评价指标、存在问题与实践路径等方面。相较于已有的研究，本文率先将重大突发事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联系起来，并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进行讨论分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冲击提供了参考与建议，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
为方便研究，有必要对重大突发事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界定。本文所称的重大突发事件涵盖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重大及特别重大两个级别的突发事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根据诸多学者的研究总结为以坚持五大发展理念为基础，以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为目标，保持合理经济发展水平高效、公平、绿色可持续的发展［2，27，28］。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所以本文从这3个层面对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因素进行归类。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重大突发事件从发生到平息（或有效控制）前称为短期，平息（或有效控制）后称为长期。
2.1 重大突发事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短期影响机理分析
首先进行短期影响机理的分析。其影响机理如图1所示。
图1 重大突发事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短期影响机理传导路径图
（1）重大突发事件短期内导致质量变革受损。重大突发事件由于事发突然，不确定性程度高，因此很难做到百分之百的有效预防，在事件发生后，会造成短期内的供需失衡，对部分行业造成重创。如餐饮业、娱乐业、养禽业受传染病疫情的影响，旅游业、交通运输业受传染病疫情、自然灾害、社会安全类等重大突发事件的多重影响。另外，区域性重大突发事件还会导致区域经济形成新的不平衡，如2008年汶川地震加剧了西部地区的发展不平衡，不利于高质量发展。自然灾害类的重大突发事件会破坏生态环境，增加生态修复成本；
企业管理不到位、压缩成本增加利润等造成的化工厂爆炸、流域性水污染等事件，反映在产品上的问题就是质量不高，不利于微观层面的质量变革。
（2）重大突发事件短期内导致效率变革受阻。具体来看，重大突发事件会对市场活力造成巨大冲击，导致经济发展质量的必然下降；
重大突发事件还会导致进出口受限、外国投资减少，如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除了抗疫相关产业的出口受影响不大外，其他行业的外贸订单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锐减，在出口受阻、内需受限的情况下，企业的生产效率必然下降。外国投资的减少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一定影响，还不利于外资投入行业形成有效竞争，也将导致经济发展质量的下降。重大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与不确定性的特点，决定了政府预案难以对其进行充分准备，短期内的决策多以非程序化的应急决策为主，而制度完善往往在重大突发事件平息后进行，所以短期内制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不明显。
（3）重大突发事件短期内导致动力变革变缓。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限制了个人与家庭消费、企业采购与生产，导致消费下降、企业进出口受限、投资环境恶化，在消费、净出口与投资均出现下降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水平必然下降，经济增长质量也会下降。如SARS疫情导致2003年外商投资受到影响的项目达到500个，金额超过100亿美元，占当年实际利用外资值的18.7%以上［29］。自然灾害类重大突发事件短期内可能会造成企业财产损失，科研设备损害，传染病疫情、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等重大突发事件会造成企业停工，正常的科研活动无法进行，虽然一些应急物资、设备企业会加大研发投入，但其相对全部受影响企业来说，占比相对不高，所以从总体来看，重大突发事件在短期内会对创新水平带来负面影响，从而导致动力变革变缓，不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2 重大突发事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期影响机理分析
除了恐怖袭击或特别严重的传染性疾病影响时间较长外，一般情况下重大突发事件都具有阶段性特征，所以在考虑长期影响时，本文考虑重大突发事件本身已经基本结束或得到有效控制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重大突发事件平息后通过滞后效应与提升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双重影响，其机理如图2所示。
图2 重大突发事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期影响机理传导路径图
在长期重大突发事件通过滞后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滞后效应主要是指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所产生的间接影响在时间上的滞后反映，如个人或企业预期的改变影响到未来投资、消费与储蓄，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供需平衡恢复缓慢等。重大突发事件会改变人们对风险的认识，增加预防性储蓄，减少当前的消费与投资；
同时根据实物期权理论，企业也会为了降低当前的投资风险而减少投资；
另外，重大突发事件造成的人力资本损失往往会存在较长时间，如夏威夷岛的西洛市在海啸发生15年后，与未发生海啸相比，人口下降了9%［30］。这种预防性储蓄增加、消费下降、投资减少与人力资本损失对经济增长水平提升产生的滞后影响，会导致动力变革缓慢，不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重大突发事件的滞后效应还通过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联程度影响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的关联程度越高，受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就越大，滞后影响时间就越长，经济结构恢复、优化的越缓慢，区域经济一体化均衡化发展就越慢。同样，重大突发事件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与供需平衡上也会存在滞后效应，需要一定的时间恢复，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质量变革与效率变革，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在长期重大突发事件通过提升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影响。重大突发事件的提升效应主要是指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会通过激发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加快灾后恢复与重建、促进制度完善并优化等方式促进经济发展。重大突发事件会限制原有的交易活动并激发创新市场交易环节，如2003年的SRAS疫情有效的促进了电商行业的发展，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促进了线上教育、办公、娱乐、医疗等服务业的 “上线”服务。这都显著提升了商品市场与服务市场的生产效率、流通效率与交易效率，促进了效率变革与动力变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都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推动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升效应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重大突发事件会促进存量资本的更新，通过增加投资而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变革。自然灾害类的重大突发事件在这方面的表现最为明显，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后的灾后经济恢复效果就主要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31］。同时，重大突发事件平息后还会通过促进制度的不断完善与优化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变革。2003年SARS疫情过后，我国关于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一系列制度的完善让我国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能够快速反应、科学应对，实现经济的快速恢复。
一般情况下，这两种效应会同时发挥作用，不存在明显的时间节点划分，所以很难确定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究竟是正向影响还是负向影响。如果两种效应的叠加影响最终为负向的，那么重大突发事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就是负向的，反之则亦然。不过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目前还没有任何一次的重大突发事件阻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步伐，所以将时间跨度拉伸到足够长时，本文认为重大突发事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大。
2.3 重大突发事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概括
通过短期影响与长期影响两个角度的影响机理分析，本文得出重大突发事件在短期的典型特征就是负外部性，这种负外部性通过宏中微观冲击导致质量变革受损、效率变革受阻与动力变革变缓，进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面影响。重大突发事件在长期通过滞后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面影响，通过提升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影响，两种效应叠加影响的正负决定长期内重大突发事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分别构建SAR、SEM、SDM等空间计量模型与PVAR模型来论证重大突发事件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和时间规律。
3.1 重大突发事件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规律研究
3.1.1 计量模型设定
由于重大突发事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与空间依赖性，因此有必要在研究重大突发事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时考虑空间效应，所以本文在OLS回归的基础上引入空间计量模型，分别使用OLS、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进行回归，并对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具体构建的模型如下：
其中，TFP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SE表示重大突发事件，X表示控制变量，ρ为自相关系数，W为空间权重矩阵，μ与ε表示随机误差项。
3.1.2 变量选取
（1）经济高质量发展——全要素生产率（TFP）
衡量重大突发事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首先需要找到代表经济高质量发展效果的代理变量。目前大多数学者试图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测度或评价［1，32，33］， 但尚未达成共识。
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之一就是判断经济发展的驱动方式是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还是创新驱动，而衡量创新最好的标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34］，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指出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鉴于目前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没有统一的标准，同时为避免因指标选择标准问题影响到研究结论，在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的同时，本文借鉴已有学者研究的思路，选择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效果的代理变量［35，36］。
本文使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利用1999～202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及各省（区、市）2000～202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参照已有研究的测算方法［37-40］，以劳动和资本为投入变量，GDP为产出变量；
劳动投入以就业人口数度量；
资本投入量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衡量［41］。经过DEAP2.1软件测算，在表1中列出部分年份中国各省（区、市）全要素生产率，在图3中绘制了部分研究学者与本文测算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时间趋势比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由于大家在计算方法与数据选择上的不同，结果也有所不同，但大致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从图中可以看出在2003～2004年、2007～2009年、2010～2015年、2018～2020年间存在明显的下降趋势。
图3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时间趋势图
表1 部分年份中国各省（区、市）全要素生产率
（2） 重大突发事件（SE）——经济不确定性
对于重大突发事件来说，若有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次数、损失金额、人员伤亡等与其直接关联的连续数据作为代理变量最佳。但由于突发事件的判断标准很难把握且出于政治需要，突发事件数据难以找到公开资料［42］，而使用不连续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会对结果产生影响，因此需要一个连续的变量作为重大突发事件的代理变量。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经济运行状态变坏的可能性增加［43］，所以可以使用经济不确定性作为重大突发事件的代理变量，采用我国省（区、市）GDP增长率的3年移动平均标准差来衡量经济不确定性。
图4展示了全国及个别省（区、市）的GDP增长率的3年移动平均标准差的变化趋势图。可以看出，2003年、2008年、2009年、2013年与2020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使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如2003年的SARS疫情，广东省作为重灾区，其经济不确定性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及全国水平，2008年的汶川地震导致四川省的经济不确定性比2007年显著增加，加之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全国各地区在后续几年经济发展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在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致使国内疫情始发地的湖北经济不确定程度最高，随着疫情的蔓延，也导致了全国各地的经济不确定程度明显上升。还可以看出，重大突发事件与经济不确定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也从数据层面进一步验证了Baker等［43］的说法。
图4 GDP增长率的3年移动平均标准差变化趋势图
（3） 控制变量
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诸多，所以要增加一定的控制变量：①教育水平（EDU）。我国各地区教育发展水平不平衡，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溢出效应，本文以平均教育年限衡量；
②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外开放度显著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外商投资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44］，本文选择外商投资企业投资额占GDP比重增长率衡量；
③产业结构（PTI）。产业结构服务化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在东部地区更加显著［36］，因此将第三产业产值在GDP中占比纳入控制变量；
④交通基础设施（TI）。基础设施作为一种投资既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溢出效应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45］，本文以公路里程、内河航道里程与铁路里程之和占省区国土面积的比重衡量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⑤城市化水平（URBL）。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产业集聚对于全要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会显著加强［46］，本文以城市人口占比衡量；
⑥科技创新水平（TECH）。国家科技创新水平具有积极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且发达国家效果更为突出［47］，本文以万人专利拥有量增长率衡量科技创新水平；
⑦财政支出（FE）。政府干预对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溢出效应为正，东、中部地区政府干预抑制相邻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48］，本文以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衡量财政支出水平。
（4）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研究所需要的数据包括城市人口数、总人口数、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公路里程、内河航道里程、铁路里程、第三产业产值、外商投资企业投资额（已按当年汇率转换为人民币计价）、专利授权数量、财政支出等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所有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2。
表2 变量的描述统计
3.1.3 实证结果与分析
（1）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在使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研究之前，需要确定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本文使用Moran"s I指数进行空间相关分析，选取目前使用比较成熟的地理邻接矩阵作为自相关检验及回归中的空间权重矩阵，其公式分别为：
全域空间自相关Moran"s I指数：
局部Moran"s I指数：
其中，xi与xj分别表示i、j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wij为i与j地区的地理邻接矩阵，即两省（区、市）相邻为1，不相邻为0；
n为研究对象个数；
S2为方差；
为均值。I取值范围在-1～1之间，小于0则表明存在空间负相关性，反之存在空间正相关性，若I＝0，表明无相关性。
根据式 （1）可以测算出各地区2000～202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Moran"s I指数。如表3所示，2000～2020年全要素生产率Moran"s I指数全部为正，且基本上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在样本期内具有空间相关性，其中最大值为2002年的0.355，最小值为2018年的0.022。
表3 2000～202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Moran"s I指数
对2020年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局部相关性分析，具体如图5。第一、二、三、四象限分别为高-高集聚、低-高集聚、低-低集聚和高-低集聚状态。可以发现，中国大部分省（区、市）处于高-高或低-低集聚状态，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正相关性。
图5 2020年全要素生产率局部散点图
（2）模型回归结果分析。经过Hausman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选择随机效应模型，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重大突发事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的实证检验结果
通过上述4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都是一致的。其中，在OLS模型下，核心解释变量重大突发事件（SE）对被解释变量全要素生产率（TFP）在1%显著性水平上产生负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011；
在空间模型中，这种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系数分别为-0.009、-0.008和-0.008。SDM模型中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均不显著，而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同时SAR模型中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系数也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空间溢出效用的存在，但这种溢出效用是通过影响本地的被解释变量传递给临近地区的。具体到核心解释变量上，就是重大突发事件通过冲击效用、滞后效应与提升效应，对本地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再由本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影响到临近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在其他一些能够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变量中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和科技创新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具体来看，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有利于促进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这对于产业结构优化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从而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原生动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毋庸置疑。交通基础设施、教育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与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其中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存在负向作用，这与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不一致，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非线性的［49］，即在交通基础设施密度达到某一顶点值后，可能会出现反方向的变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一定需要较多的高学历人才，而是需要人才结构与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教育体系；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高质量合理地利用外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也有可能对我国的自身经济带来较大冲击，即产生负向影响；
财政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为负，说明单纯的依靠加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不能够换来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应该在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表5为SAR模型与SDM模型的空间溢出效应分解。直接溢出效应为解释变量（重大突发事件、产业结构、教育水平、外商投资等）或被解释变量对本地区的影响；
间接溢出效应为对相邻地区的影响；
总效应为对整体的影响。从SDM模型来看，重大突发事件对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对相邻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不显著。对于大多数重大突发事件，如地质灾害、突发事故等会对本地区经济造成直接影响，其不会直接影响到临近地区，其对临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递路径是通过影响本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的，这点可以通过SAR模型分解的溢出效用得到验证。在SAR模型中，重大突发事件的间接效用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其通过影响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对临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向的溢出效用，这也说明某一地区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对临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也会产生消极影响，其中，重大突发事件每增加1%，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就下降0.009%，临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会下降0.006%。
表5 SAR与SDM的溢出效用
3.1.4 稳健性检验
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回归结果与之前保持一致。此外，为排除直辖市更高行政、财政优势对结果的影响，剔除直辖市数据后回归结果也支持前文结论，说明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稳健性（表略）。
3.2 重大突发事件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间规律研究
3.2.1 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重大突发事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时间上的影响规律，本文通过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利用PVAR模型的动态面板估计、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分析重大突发事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并进一步细分了这种影响在东、中、西部的不同表现。本文所设计的PVAR模型如下：
其中，Y为变量的矩阵形式，在本文中仅研究重大突发事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态影响，所以Y＝（TFP，SE）T；
i与t分别表示省（区、 市）与时间；
p表示滞后期数；
Ci与Φj为待估计的参数矩阵；
Ξi，t为随机误差项矩阵。本部分使用的数据为空间计量模型中TFP与SE，并采用广义矩（GMM）方法估计PVAR模型。
3.2.2 实证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在PVAR模型估计前必须保证变量是平稳的，非平稳变量进行估计可能带来 “伪回归”现象。为保证检验结果可靠性，本文综合使用LLC检验法与IPS检验法，同时对面板数据的同质单位根和异质单位根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在LLC检验法下（表略），全样本下的TFP和SE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TFP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西部地区TFP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全样本、东部、中部与西部的SE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在IPS检验法下，除东部地区SE和中部地区SE在5%显著性水平下和西部TFP在10%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外，其余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因此可以认为TFP与SE变量是平稳变量。
（2）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估计PVAR模型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确定最优滞后阶数，本文使用AIC、BIC和HQIC3个准则来确定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结果如表6所示。其中，全样本和西部地区滞后项选择为3，中部3个准则的结果是一致的，滞后项均选择为1，东部地区滞后项选择为2。
表6 VAR模型滞后项的选择准则
（3）模型估计与脉冲响应分析。在确定了最优滞后阶数后，本文对模型进行GMM估计，模型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PVAR模型估计结果
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在全样本下，当TFP作为依赖变量时，滞后期为1时，SE对TFP有负向影响，系数值为-0.014，且通过显著性检验，滞后期为2和3时，SE对TFP有正面影响，对应的系数分别为0.006和0.004，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负向与正向影响，短期内负向影响显著，长期看正向影响不显著；
当SE为依赖变量时，TFP对SE存在负向影响，说明通过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重大突发事件所带来的冲击，但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分区域来看，当TFP作为依赖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SE对TFP在滞后期为1时均存在负向影响，其系数分别为-0.025、-0.011和-0.003，但只有东部地区通过显著性检验，东部和西部在滞后1期之后，这种影响转变为正向；
当SE为依赖变量时，只有中部在滞后1期时TFP对SE存在负向影响，其系数为-14.020，其余全部为正向影响，但是系数均较小，与全样本一样，也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用脉冲响应图来分析重大突发事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如图6、图7所示。图6为TFP对SE冲击的脉冲响应，图7为SE对TFP冲击的脉冲响应。
首先分析图6，在1标准差的SE冲击下，无论是在全样本下，还是分区域看，其对TFP的冲击都微乎其微，几乎为0，总的趋势是在冲击发生时会出现稍微的下降，但随后开始回升，这说明重大突发事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确实存在破坏作用，但是冲击只是短暂的，其中全样本、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一直为负向影响且向0靠近，但是西部地区在滞后2期以后转向了正向影响，这说明重大突发事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确实出现了提升效应，即提升效应超过了滞后效应与冲击效用之和。
图6 TFP对SE冲击的脉冲响应
其次分析图7，在1标准差的TFP冲击下，TFP对SE一直负向作用，尤其是从长远来看这种负向作用更明显；
分区域来看，中部地区与全样本状态下基本一致，而东部与西部地区则表现出一定的正向作用，但是东部地区不明显，西部地区则比较显著。但总的来看，TFP对SE的正向影响与负向影响均不大，这种正向作用可能是因为片面的追求TFP的提高，而引起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次数的增加，如一些安全生产类、交通事故类和环境污染类等重大突发事件，负向作用主要是技术进步等原因带来TFP的提高，在预防重大突发事件上会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会降低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次数。
图7 SE对TFP冲击的脉冲响应
（4）方差分解分析。由表8可知，①5期以后的各变量的解释程度与5期的解释程度基本一致，因此认为至多为5期后，SE对TFP误差项的解释程度基本保持不变，故在此以5期结果为例进行分析。另外，TFP的波动大部分均由自身的变动解释；
②在全样本下，TFP有96.1%的波动由自身变动解释，仅有3.9%的波动由SE的变动解释，说明在全国层面上，SE对TFP的影响不够明显；
③分区域来看，SE对TFP的解释能力与全样本下类似。通过观察方差分解的结果，以及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可以得出：重大突发事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能产生影响但不明显。
表8 方差分解分析
4.1 本文的主要结论
本文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代理变量，运用DEA-Malmquis指数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选取PVAR模型与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重大突发事件影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规律，结果发现：（1）总体来看，重大突发事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负面影响，重大突发事件每增加1%，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下降约0.01%；
（2）从空间维度看，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正的空间相关性，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每提升1%，临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平均提升0.44%左右；
重大突发事件通过对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消极影响，进而降低临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重大突发事件每增加1%，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下降0.009%，临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下降0.006%；
（3）从时间维度来看，短期内重大突发事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负面影响，长期来看重大突发事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影响但不明显，5期后这种影响基本上占3%左右。
4.2 应对策略
基于上述结论，为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好的应对所面临的各种重大突发事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冲击共生型”经济系统的构建，加大对 “预防”和 “应对”系统的投入，提升经济系统的抗冲击能力，保障并促进经济高质量平稳健康发展。
4.2.1 统筹构建重大突发事件冲击预防系统
（1）结合现阶段 “新基建”的建设要求，统筹构建重大突发事件的预防、预测、预警智能监控系统，尽量将重大突发事件扼杀在萌芽状态，从根本上减少重大突发事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①统筹好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应采取国家牵头、地方参与的方式进行，由国家制定系统建设总体框架，各地方结合自身实际予以完善补充；
②统筹好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整体建设过程中加大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的应用，同时加强基础监测点的投入，以便数据采集、漏洞扫描、风险识别，为科学制定处置措施提供决策依据，降低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概率或减少带来的损失；
③统筹好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关系，重大突发事件预测预警智能监控系统的建设需要大量资本持续投入，针对此类投资，政府可以创新政策工具，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这样既可以加快系统建设进程，又可以提高系统建设效率。
（2）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因地制宜化解潜在风险。本文实证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积极的溢出效应，这也有力地从数据上解释了目前国家在大力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重大意义，所以各省（区、市）之间要继续加强合作，做好产业分工，推进资源共建共享，实现要素自由流动，积极推动区域一体化建设。但在区域一体化建设中，要摒弃各自为政的传统观念，综合考虑区域内潜在重大风险点，做到因地制宜，统筹施策，预防、化解区域内潜在重大风险。同时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逐渐缩小区域内发展差距，提升区域整体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4.2.2 持续完善重大突发事件冲击应对系统
（1）目前依赖于政府应急部门的应急指挥系统技术落后、相互独立，在面对不同类型重大突发事件时，协同效率较差，信息传递不畅，稳定程度不高等问题限制了政府危机处理机制的实施效果。因此，以 “新基建”建设为契机，综合运用新一代通信技术、无人机、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一步完善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指挥系统，实现中央到地方、指挥部到处置现场的无缝对接，信息传递的零时差。这有利于提升政府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与水平，也通过加大“新基建”的建设投入，有利于提高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水平。
（2）推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建设，提升突发事件处置效率。重大突发事件一旦发生，其对本地区及临近地区都会产生消极影响，所以各省（区、市）之间要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区域之间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联防联控机制建设，提升突发事件处置效率。①建立区域信息网络共享机制，改变属地管理模式，进行区域联防联控；
②建立区域应急物资储备统筹协调机制，实现应急物资相互调配，做到区域之间的统筹协调；
③建立区域综合性应急联合演练机制，通过加强应急队伍建设，开展风险隐患普查监控，落实综合防范和处置措施，深化应急处置评估研究，促进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置效率，将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缩至最小范围。
（3）支持应急产业发展，建设 “海绵型”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系统在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有效 “吸能”，并逐渐实现 “自愈”，完成自我调节。应支持发展一批现有产业链中没有的应急设备与物资的生产，形成全新的应急产业，专门负责专业应急设备与物资的生产、销售与储备；
还可通过政策与资金引导现有相关产业扩充或改制生产线，实现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快速切换生产与自身产品相关的应急设备或物资。从而实现资源节约、设备与物资快速供应，进而减少重大突发事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的非必要影响。
①注：感谢钟契夫国民经济学科发展基金会对本文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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