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仲 陈先红
内容提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和合文化是面对全球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基础。我国传统的和合文化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协和万邦”的天下观是讲好中国故事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与世界“共享”和合文化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思想“共情”，世界文明和谐共生、世界人民追求和平发展是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必要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讲好“和”、“合”中国故事的终极语境。要把握好“人类”作为中国故事的讲述者，聚焦讲述“命运共同体”中的故事，关注“和合”在故事中的核心角色。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1)习近平：《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频主旨演讲》，《光明日报》2021年4月21日第2版。进入到“一个多元、多维、多媒体化、跨时空、网状化、个性化甚至是碎片化的传播新秩序”(2)洪浚浩：《传播学新趋势》(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46页。。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上，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文化影响力等软实力与经济、科技等硬实力并不均衡。我国立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价值，提升国际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着我国对人类前途命运的使命担当。“中国伦理道德品质的某些方面非常高明，为现代世界所急需。”(3)〔英〕伯兰特·罗素：《中国问题》，田瑞雪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讲好中国故事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在人类不同文化的深度互动中，如何做好国家形象塑造和跨文化传播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故事、现代中国发展故事、全球中国的“一带一路”故事在不同文化人们之间交流活动，产生文化分享的共享价值过程。(4)参见爱德华·霍尔对“跨文化传播”的定义、陈先红对“中国故事”的定义及郑永年相关论述。〔美〕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陈先红、宋发枝：《“讲好中国故事”：国家立场、话语策略与传播战略》；
郑永年：《中国的文明复兴》，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年。讲好中国故事，把握好“中国观”、“故事观”、“传播观”，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观”，在全人类共有价值基础之上讲好中国故事，是实现我国“文化价值观国家话语权—政治性国际话语权—全球治理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国文化的感召力、创造力、公信力”(5)陈先红、宋发枝：《“讲好中国故事”：国家立场、话语策略与传播战略》，《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的重要路径。
习近平指出，“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6)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0页。罗安宪认为，“‘多元’、‘共生’、‘共在’、‘和合’、‘协和万邦’是中国话语，‘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故事。如何使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我们所要宣扬的是‘多元和合’。要向世界表达：中国文化最根本性的因素是‘和合’；
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理路是‘和合’、是‘协和万邦’。”(7)《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罗安宪：“多元和合”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4470707828278117&wfr=spider&for=pc。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是“中国观”的核心，和合文化不仅是讲好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基础，也是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论依据。
我国传统的和合文化蕴含着人类文明演进的伟大智慧。古代先贤在《国语·郑语》中就有记载，“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也”，“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8)习近平：《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访问欧洲四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盟总部时的演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2页。。笔者认为，这些经典概括蕴含着古代中国人“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回答了讲好中国故事的可能性、必要性、重要性，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中国观”、“故事观”、“传播观”提供重要的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指导。
(一)“和而不同”的文化观：讲好中国故事的认识论
“全球语境中的国家叙事始终受到来自在地性与世界性之间的矛盾张力”(9)王昀、陈先红：《迈向全球治理语境的国家叙事：“讲好中国故事”的互文叙事模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7期。，传统和合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回应了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传播主体如何理性面对不同文化差异、消除不同“世界观”隔膜这一现实问题，如何正确面对与解决传播的目标受众差异和多重话语空间等问题。(10)陈先红、宋发枝：《“讲好中国故事”：国家立场、话语策略与传播战略》。文中指出，“‘中国’的自我认识与世界认识也在发生深刻蜕变，面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中国的崛起给西方带来的战略性警惕，消除中西方‘世界观’和‘中国观’的隔膜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问题”，“我国尚未形成一套系统完整的话语体系，如何根据目标受众差异，构建不同叙事的中国话语体系，尚缺少实质性、一贯性、系统性的‘中国话语’研究”。《国语·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记载，西周末年，史伯有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
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11)徐元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70页。。意即世界万事万物都是具有差异性的，不同元素的组合或本性不同的事物互为“他”，在一起达到平衡的状态是为“和”，这种组合在一起的“和”才能长久，如果去除这种差异性，仅取其相同之处在一起，那就离灭亡不远了，“他”的和谐共存才有世间万物。后又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第十三》)的经典概括，“和而不同”的思想是先贤们教导后人在认识事物和处理实际问题时，要尊重事物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在一定原则条件下，允许这些事物的差异性及多样性的存在，和睦相处，承认“不同”，反对苟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化解矛盾冲突，形成和谐统一。
讲好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传播实践之前提就在于认可不同文化之间既有共通性，也有异质性。故事既有来自“元话语体系”母体的共性，也有其内容及形式的独特性；
叙事方式既要坚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传播世界观，也要坚持“二元对立的价值观”。(12)陈先红、宋发枝：《讲好中国故事的融合叙事策略》，《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5期。从中国大熊猫到美国电影《功夫熊猫》，从叙事诗《木兰辞》到迪士尼出品的电影《花木兰》，从2004年第一个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挂牌到如今分布在全球162个国家(地区)的541所孔子学院和1170个孔子课堂，“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13)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第2版。，“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1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68页。。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交流传播方式。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宗教教义各有差异，但其中蕴含的向善、向上精神及追求和平的基本价值是一致的。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推动下，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主张，为中国故事在不同文化交流场域中广为传播并引起共鸣消除了壁垒，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故事要立足于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在“和而不同”的认识论中形成“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15)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下)，《群言》2005年第2期。。
(二)“天人合一”的生态观：讲好中国故事的方法论
“天人合一”观念是中国古代和合文化意识基本形成的标志，(16)张立文：《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下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30页。构成了东方道德基本原则—社会正常运行的道德规范—“和”的哲学基础，(17)季羡林：《“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哲学动态》1994年第2期。季羡林指出，“只有东方的伦理道德思想，只有东方的哲学思想能够拯救人类。”是古代中国人关于宇宙与人类一体的生态观思想，是“中国文化及其传播学理论的本体论基础”(18)杨柏岭：《道、人、象:天人合一视阈下中国古代传播观念》，《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也是全球化视域和人类文明视角下讲好中国故事的元叙事方法论的理论来源之一。“天人合一”思想里有许多经典的概括，从“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到“赞天地之化育”(《中庸·第二十二章》)，从董仲舒的“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到张载的“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后张载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为如何达成“天人合一”至善境界作了经典诠释。儒释道中“天人合一”的内涵虽各有差异，但都强调天地万物相连共生共荣的生态。“天”不仅指自然，也指宇宙最高主宰和道理。(19)张岱年：《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天人合一”不仅是实现天人和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是“人”不断趋向于“天”的过程，(20)赵光辉：《“天人合一”生态阐释的回眸与省思——兼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齐鲁学刊》2022年第4期。也是实现不同人类群体之间文明互鉴、友好沟通、互通有无的方法论。
在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跨文化调查中，有学者将孙悟空列为中国人物符号。自14世纪末传入朝鲜为起点，《西游记》的海外传播已走过600多年的历程，是我国古代名著在国外传播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作品之一，被誉为“中国文化全球化的超级代言人”(21)陈先红：《中华文化的格局与气度——讲好中国故事的元话语体系建构》，《人民论坛》2021年第11期。。在唐僧师徒取经路上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中，诸如白龙马、石猴、牛魔王、猪八戒等动物形象的角色定位，玉皇大帝、王母娘娘、阎罗王、太上老君、如来佛祖、观音菩萨等神仙形象的设置，通天河、流沙河、花果山、芭蕉洞、火焰山、水帘洞等自然景观的出现等，蕴含着丰富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宇宙之间敬畏、和谐、尊重的关系，同时展现了反其道而行之、不遵天道的因果效应。七十二般变化、如来佛祖、长生不老之术等神话元叙事的运用，在天、地、人甚至宇宙中拥有着“联系天地、沟通阴阳、追本溯源”的特殊功能。在文化传播活动中，这种“立象尽意”、“言象互动”意象化媒介重在改变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被动关系和传播效果不明显的情形，“强调信息交流与共享过程中不失真”，强调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角色互换”以及传播环境的影响，这种叙事方法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感知、交流与共享中，呈现出独特的魅力与影响。(22)杨柏岭：《道、人、象：天人合一视阈下中国古代传播观念》。
“天人合一”为打破“中国故事很精彩，话语很贫乏”传播现状和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以相互依存、敬畏相待的“自然之道”讲述人与自然的相处法则，以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天道”阐释人与人、群体与群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共生哲理。“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23)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共谋人民幸福》，https://m.gmw.cn/baijia/2021-07/07/34975746.html。“传者”、“受者”、“媒介”、“环境”在故事中不但处于一个利益共同体中，而且是在一个生态系统中共生共存。中国故事不止于“中国”的故事，而且是关于“地球村”的“中国故事”，更是事关人类与世界万物前途命运的“中国故事”。
(三)“协和万邦”的天下观：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论
当下的世界面对百年变局、疫情泛滥、战乱频仍，西方大国凭借话语霸权，在国际舆论场不断散布“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抹黑中国形象，意在阻挠甚至打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指出，“要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讲好中华优秀文化的故事，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12页。，“中国梦需要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实现梦想”(25)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62页。。中国自古就有“协和万邦”的天下观，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经验中形成的终极价值追求，这与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和平美好幸福生活的呼声不谋而合，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民族是禀有坚强的持续性，而同时有具有伟大的同化力的”，中国文化“自始即在一个广大和谐的环境下产生成长”，“中国世界早已是一个共通的世界了，中国社会早已是一种和谐而有秩序的社会了”(26)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3、217、218页。，中国人的文化观念早已突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具有宏阔的世界视野。
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有记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意即帝“尧”的品德，使得族人之间和睦相处，族人和睦相处后，再协调其他各族事务，其他各族事务处理好后，通过协助万邦各国，让各邦国、天下和睦相处。足见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着追求和平的优良传统。从鉴真东渡弘扬佛法到玄奘西行求取真经；
从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丝绸之路到郑和七下西洋促进多元文化交融；
中国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播的道路上始终秉持“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反对战争、反对霸权。“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十分珍惜和平安定的生活。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27)习近平：《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http://www.gov.cn/ldhd/2013-01/29/content_2321822.htm。“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向传播者提供了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方法，为受众认知与理解中国故事提供了价值指引。
和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是我国古代先贤对人类活动的智慧总结与概括。虽然世界其他文化中没有“和合”这一表述，但“和”、“合”理念在其中均有着不同的呈现载体、表达方式，存在一定的共识。与世界“共享”和合文化，有助于增进中国故事的传播理解度、传播接受度、传播影响度，缩短跨文化国际传播中的文化距离。由于“和”、“合”理念在不同文化价值观中的地位差异，使得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传播受到多维制约，但笔者认为，只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传播理念，最终会突破“瓶颈”。
(一)世界文明和谐共生：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
追溯世界不同文明的价值体系，“追求和谐共生”始终是主流。儒释道是中国文化的思想符号，(28)陈先红：《中华文化的格局与气度——讲好中国故事的元话语体系建构》。其他文化也有着各具特色的表现形式不同的思想符号，但内蕴的“爱”、“善”、“慈”等理念是相通的。相较于中华文明中伦理道德的特殊地位，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世界一些重要文明多脱胎于宗教文化。欧美各国“是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基础之上以血缘种族为基础的行政区域划分”(29)郭瑞：《从儒家“天下观”到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广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尽管世界各大宗教在教义、信奉对象、仪式等方面各有差异，但从“本体论”理解，宗教就是人对神的信仰，(30)何光沪：《多元化的上帝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页。“神”代表着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东西方文明对“神”的认知是有区别的。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神是造物主、创世的，是不可模仿和超越的；
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神”脱胎于“人”，人是可以通过修身、修行，实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或得道成仙的。尽管中西方文化对“神”的态度、人神关系的理解各有不同，但在劝人向善等方面有着共通之处。《佛说十善业道经》讲修“五戒十善”，《太上感应篇》首言“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圣经》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神”爱世人，并教导人要爱世人，要与人为善，与儒家文化中“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思想，在本质上讲是一致的。“爱”与“善”是世界各宗教的核心价值，笔者认为，作为世界不同文明间的重要相通点，宗教和谐可以成为中国故事里的“故事”，可以成为跨文化传播中国故事的重要媒介。在“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协和万邦”等传统文化观的影响下，中华各宗教和睦相处、和谐共生，虽多元但一体，“中国历史上，鲜少有宗教冲突的现象”。(31)姜辉：《在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21·宗教学)暨“传承与发展：世界文明交流与互鉴”国际会议上的讲话》，《世界宗教研究》2021年第5期。可为世界不同文明和谐共处提供“中国智慧”。
(二)世界人民追求和平发展：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的必要性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更是人类文明孜孜以求的永恒事业。数千年以来，人类期待和平发展、反对战争的呼声始终如一，凸显了“和”、“合”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的必要性。
世界不同文明对如何实现和平有着不同的见解。1795年，伊曼努尔·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从公民、国家、国际三个层面提出了关于实现永久和平的理论，(32)〔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8—115页。反映了在频繁的王朝战争中民众对和平的期待。其后的亚当·斯密、杰里米·边沁等功利主义学派思想家从功利角度思考战争得失，民主的政府能够给民众带来幸福满足感，自然会放弃对外战争。由此“和平”从“至善”“降格”为实现“功利”的“工具”。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民主和平论”宣告破产。在经历了冷战时期的沉寂后，“民主和平论”改头换面重新在西方世界的流行，将西式“民主”设定为实现世界“和平”的前提，为西方国家维护话语霸权、进行对外干涉提供的“理论依据”，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而非全人类利益的“颠倒的”世界观。尽管如此，中西方对“和平”仍存历史性共识。“和平”即非战状态。当代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理念一脉相承，与人类追求世界和平的终极价值不谋而合。讲好爱好和平的中国故事，实现“和平”理念的跨文化“共情”，对于确树展示中国爱好和平的大国形象和作为，汇聚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力量贡献“中国力量”。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和合文化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且高度一致的，是中国传统和合文化在新时代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世界共同体(33)廖文伟、胡梦圆：《从西方的世界主义到中国的新世界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超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9期。的全新解读。和合文化是“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易过程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34)张立文：《和合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8页。在当前国际话语体系的型塑过程中，需以“和”、“合”文化的话语为引领，优化跨文化传播格局，实现国际化叙事的转变，“把共建、共治、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讲好中国故事与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世界观”(35)陈先红、宋发枝：《“讲好中国故事”：国家立场、话语策略与传播战略》。，构建凸显“多元一体”的跨文化传播话语体系。
(一)把握“人类”作为中国故事的讲述者
媒介技术进步带来的传播环境的改变推动着话语传播体系的深刻变革。当前，从传播主体来看，中国故事的讲述主体是我国政府、政党、媒体、社会组织及个人，还包括国外政府、国际组织、跨国企业及一些对华友好外籍人士，尤其“洋网红”。需要指出的是，跨文化传播除了注重官方话语、宏观概念输出这种自上而下的“公传播”外，还应多关注个人故事和微观叙事这种自下而上的“共传播”，融合“故事、神话、音乐、舞蹈、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绘画、人工智能等多种不同的艺术和技术类型和营销、新闻、公关、广告等一切传播资源和叙事手段”。(36)陈先红、宋发枝：《讲好中国故事的融合叙事策略》。新西兰导演梅沃德摄制的《走进红色中国》、BBC制作的《中国新年：全球最大庆典》、英国导演柯文思的《柴米油盐之上》分别讲述了红色中国、中国新年、复兴中国的故事。北京冬奥会得到了一些国外媒体的高度评价：“它可能改变今天的世界”，“完美且温暖”。多国运动员通过“脸书”、“Intergram”等社交平台等点赞冬奥会，花样表达对北京、对中国的喜爱。抖音等社交平台上十分活跃的外籍博主郭杰瑞，以短视频的形式向世界讲述他眼中的中国，包括美食、高铁、疫情下的社会治理等。在把握“人类”作为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之外，也不能忽视诸如云南大象这类特殊“主体”，借助网络直播它们北上南归的迁徙，以大动物、小视角呈现出一个可爱的中国形象。
(二)聚焦讲述“命运共同体”中的故事
正如赵汀阳所言：“中国是个故事，而天下是个理论。”(37)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页。在“地球村”，所有个体、组织、国家之间的利益息息相关，生活在共同的生态体系之中。讲好中国故事，不仅仅局限于讲好在中国发生的故事，更应该讲好在政治互信互助、经济互帮互利、文化互融互通的命运共同体里的中国故事，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问题积极贡献的故事。“任何一种文化走向世界，它能否成为世界所承认并乐意融入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中，需要依靠自己的文化实力。文化实力的判断标准是，在现代它能否为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化解之道。”(38)张立文：《中国和合文化导论》，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第55页。Discovery探索传媒集团等共同出品的纪录片《战疫启示录》，客观呈现了中国在抗疫中的经验与贡献，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阿德希尔认为“中国在世界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榜样”(39)《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为全球抗疫所作贡献》，http://news.cnhubei.com/content/2022-06/06/content_14812829.html。。新华社《舌尖上的“一带一路”探析：一滋一味总关“情”》，从生活视角讲述“一带一路”给国内外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电影《共同命运》以五个不同国籍的普通人物作为主人公，以肯尼亚、新疆喀什、广州港、西班牙、约旦安曼等“一带一路”的重要地理节点为空间背景，呈现了“一带一路”如何改变普通人的生活，通过叙述小人物实现大梦想的故事来折射天下大同、共同命运的主题。
英国学者汤因比曾言，“中国从公元前221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恐怕可以说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40)〔日〕池田大作、〔英〕阿诺德·J.汤因比：《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289页。历史与现实赋予了中国以讲述“命运共同体故事”的责任与使命。新时代中华文明为人类提供了解决共同危机的“实践性智慧”(41)干春松：《“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12期。。
(三)关注“和合”在中国故事中的核心角色
“‘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42)习近平：《之江新语》，第150页。在讲述中国故事中充分调动和运用“求同存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等“和”“合”元素，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的战略传播观。
第一，讲好求同存异故事是对传统“和而不同”思想的继承。“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43)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http://www.gov.cn/xinwen/2014-09/24/content_2755666.htm。，“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4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44页。。讲故事要正视这种差异，并在故事母题库中探寻契合“他者”文化价值观的共同性，增进传播的广度与深度。第二，讲好和平发展故事以澄清消解“中国威胁”的邪恶论调。“中国威胁论”是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更需要讲好和谐共生、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多元一体的故事，让世界了解追求和平发展是传统中国的文化基因，更是人类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第三，讲好合作共赢故事对人类共同发展的战略意义。“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45)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3页。面临种种危机与挑战，要讲清楚世界人民“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合作共赢的价值和意义”(46)徐朝清：《讲好中国故事的三重境界》，《新闻战线》2020年第16期。。既要讲好共建“一带一路”、开展区域合作推动国家发展的宏观故事，又要讲好平凡民众生活变化的微观故事。传统和合文化要在跨文化互动传播中实现“共享”、“共情”，就必须讲好“和”、“合”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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