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克，王甜甜
（山东大学 翻译学院）
随着西方修辞学在20 世纪初的复兴，尤其是新修辞学运动的蓬勃发展，修辞学领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新修辞学派把修辞与“象征行为”关联在一起，将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拓展到一切非语言层面的人类行为（李克、高婷，2021）。因此，传统上被边缘化的女性交际行为亦可在新修辞学视域下找到其“生存空间”。女性主义修辞研究打破了传统修辞理论的男权倾向，促进了修辞学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发展，被西方学术界认为“将在很长时间内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Kuypers，2009：258）。近年来，国内学者虽对女性主义修辞这一领域有所关注，但整体上对其着墨较少，且研究重点大多集中在女性主义修辞的概念内涵（吴方敏，2007；
何金梅，2008；
王志伟，2012），对这一方向的研究趋势缺乏较为全面的定量分析。
有鉴于此，本文将借助Citespace（6.1.R2）分析软件，以WOS 数据库1974-2021年间国外女性主义修辞研究的相关文献为数据源，从关键词、作者共现、机构共现、战略坐标等方面对近50 年来国外女性主义修辞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以期对该概念有更清晰的把握，并探究其在新修辞背景下的研究动态、热点与前沿，为中西修辞研究者提供可资借鉴的分析视角。
feminism 这个词源自法语，本属中性词，主要指性别概念。传统上，女性主义指女性为了摆脱压迫、追求男女平等权益而进行的抗争，但如今女性主义则泛指为了消除任何被主流文化边缘化的群体所受到的各种形式的压迫而进行的抗争，包括但不局限于肤色差异、躯体残障、年龄差异、社会经济地位、男女同性恋等（王志伟，2012：126）。女性主义的产生出于“一种让全人类、女性和男性从性别角色模式、支配和压迫中解放出来的需要”（Foss，2004：151-157），并且“自始至终将性别作为核心研究范畴，以揭示女性从属地位的根源，进而尝试重构性别格局乃至消灭性别歧视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安全隐患”（孙子尧、苗菊，2019：137）。随着女性主义的内涵从生理意义扩展至社会意义，女性主义研究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也为修辞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西方新修辞学运动以理查兹（Richards）和伯克（Burke）等人的修辞思想为理论先导，在20 世纪初逐渐传播，到20 世纪中叶盛行起来（姚喜明，2009：222），新修辞学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邓志勇，2016：40）。随着修辞范围的不断扩大，修辞学家们运用心理学、语言学、交际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寻找修辞学研究的新视点，女性主义修辞研究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1973 年，著名修辞学家坎贝尔（Campbell）发表的文章《妇女解放的修辞：一个矛盾》初步奠定了女性主义修辞研究的基础。20 世纪70 年代属于女性主义修辞研究的萌芽阶段，坎贝尔代表的女性主义学者从语言层面揭示了女性遭受的歧视与压迫，呼吁建立新的话语框架。20 世纪80 年代，这一概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女性主义学者吸收不同学科的成果，重新审视女性在修辞学历史上的作用，将女性主义视角纳入修辞研究中。20 世纪90 年代，女性主义修辞研究的内容进一步深化，研究主要探讨女性主义修辞特征、修辞策略和修辞理论与实践。进入21 世纪以来，新修辞研究蓬勃发展，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得以延展，出现了大量女性主义修辞泛化研究，女性主义修辞研究范围开始触及残障研究、酷儿研究、族群研究、文化研究等多个研究领域（王志伟，2012：126）。
西方新修辞学的不断发展为女性主义修辞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以及更加多元化的研究视角。新修辞学视域下，女性主义修辞的研究目的实现了社会转向，即研究如何用言辞加强人类的沟通和理解，用修辞手段消除群体之间隔绝的状态，缓和社会矛盾。在西方新修辞学视域下探究国外女性主义修辞研究趋势，不仅利于跟踪女性主义修辞研究热点与前沿，也顺应了新修辞学的发展趋势。
本研究以TS=（feminism rhetoric）或TS=（feminist rhetoric）为检索式，检索类型为article，检索到的最早文献是1974 年发表的The Rhetoric of American Feminism: A Social Movement Course 一文。该文中，作者林库格尔（Linkugel，1974）探讨了女性主义修辞的课程大纲，指出了女性主义修辞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地位。此外，本文收录数据的最终日期为2022 年9 月16 日，而数据库尚未收录2022 年的全部数据。为保证年度数据的完整性，本文收集数据时间截止2021 年12 月31日，因此，检索时间跨度为1974-2021 年。经标准化处理后，获得文献数621 条。下文将基于所得数据从历年发文量、关键词共现、作者共现以及机构共现四个方面分析挖掘女性主义修辞研究的发展脉络与研究热点，为分析把握该领域的发展动向和知识关联状态提供科学依据。
3.1 国外女性主义修辞历年发文量
某一学科科研成果发文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和发展状况。图1 为WOS 数据库中1974-2021 年间，以feminism rhetoric 和feminist rhetoric为主题词检索到的发文数量的统计结果。如图所示，女性主义修辞研究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基于不同年份发文量的分布状况，国外女性主义修辞研究的发展趋势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萌芽期（1974-1993）与攀升期（1994-2021）。
女性主义修辞研究是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而兴起的研究方向，与女权主义运动发展状况密不可分。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20 世纪90 年代。由图1 可知，1974-1993 年是国外女性主义修辞研究的萌芽期，20 年间发文量总计15 篇。该时期女性主义修辞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较为缓慢，但该阶段是女性主义修辞学研究的关键时期，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图1 女性主义修辞历年发文量
1994-2021 年国外女性主义修辞研究成果呈现快速增长趋势，进入攀升期，发文量逐年攀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女性主义修辞研究已经相对成熟。1991 年，美国黑人女作家丽贝卡·沃克（Rebecca Walker）发表的《成为第三次浪潮》一文标志着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的开始，它强调女性主义问题涉及多种族、多族裔、多宗教信仰、多民族习俗、多元文化、多性取向、多元价值等各种问题，主张跳出原有的女权主义思维框架，呼吁消除社会性别角色和偏见。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提出的各种实际问题得到了学界的呼应，由此涌现出了大批优秀成果。同时，西方修辞学在20 世纪后期不断突破传统的、狭窄的范围，将目光投向社会，开辟了广阔的新修辞研究时期。在此背景下，女权主义修辞理论不断得到完善与发展，学界掀起了女性主义修辞研究的热潮，这恰好与此阶段发文量的显著增加相吻合。
3.2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论文主题的高度概括，关键词知识图谱可以客观呈现出女性主义修辞研究的热点及研究路径的演变。利用Citespace（6.1.R2）中keyword 分析功能对发文的关键词进行分析，设置时间跨度为1974-2021 年，以1 年为一个时间分区，在阈值选择区域选择前N%（Top N%），N 取5，得到共341 个节点，1 020 条连线。女性主义修辞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可参看图2。
图2 女性主义修辞关键词共现图
图中节点和字号越大，代表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通过节点之间的连线颜色深浅，我们不但可以判断节点之间的共现关系，也可以将其视作把握研究动向的标准之一。如图所示，women（女性），gender（性别），politic（政治），feminism（女性主义），discourse（话语）等节点较大，关键词之间的连线较丰富且连线颜色较深，属于女性主义修辞研究领域中的热点内容。
为直观体现该领域研究的高频关键词，我们在隐藏检索词feminist rhetoric 及feminism rhetoric 后，将文献关键词共现性较强的45 个共现关键词提取出来（见表1）。其中，出现频率前十位的关键词为women（女性），gender（性别），politic（政治），feminism（女性主义），discourse（话语），race（种族），social media（社交媒体），feminist（女性的），masculinity（男性），body（身体）。
表1 女性主义修辞关键词共现频次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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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2 和表1 所示，该领域关键词数量较多，但频次较低，这说明女性主义修辞研究内容较为丰富，但集中度较低，学者关注的侧重点存在差异。就研究范围而言，该领域的关键词总体分布较广，主要涉及权力、社交媒体、社会运动、地理、历史、经济、科学等诸多领域，“显现出新修辞学多学科交叉性及其巨大的、迷人的实用价值”（鞠玉梅，2003：65）。当代修辞学的综合性特征不仅体现在修辞学对其他学科的借鉴上，还体现在它以修辞学的视角对其他学科的涉猎，如广告、新闻、甚至意识形态方面（柴改英、张翠梅，2007：23）。无独有偶，女性主义修辞研究不仅运用语言学、逻辑学等学科的理论，还广泛使用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来阐释人类情感与行为的动机，这即是新修辞学背景下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
就研究重点而言，从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women（女性），gender（性别），politic（政治），feminism（女性主义），masculinity（男性）等来看，该领域的重点仍然集中于对其概念内涵、研究对象等方面的探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代西方新修辞学既是一门实践艺术又是一种话语研究的综合理论（冯志国，2015：25）。修辞学除了关注口语和书面语等传统的修辞语篇外，还应该把目光投向传统演讲技巧以外的话语，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话语，如法律、经济、政治、数学等学科的话语，甚至诸如建筑、绘画等非语言形式的话语（邓志勇，2009：102）。根据对该领域高频词的分析，女性主义修辞研究既包括狭义修辞学领域中的传统书面话语分析，如discourse（话语）和discourse analysis（话语分析）也包括广义修辞学领域中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话语分析，如politic（政治），social media（社交媒体），social justice（社会公平）等，正如福格蒂（Fogarty）所说：“新修辞学是任何语言形式、视觉符号、象征符号的劝说表征；
它是促使人们相互理解并产生合作的方式”（冯志国，2015：25），这符合新修辞学的发展趋势。
3.3 作者共现知识图谱分析
研究人员是推动学科进步的中坚力量。对作者和研究团队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掌握研究中发文作者之间的合作程度。我们利用Citespace（6.1.R2）中author 分析功能对发文的作者进行分析，在阈值选择区域选择前N（N 取5），结果出现478个节点与173 条连线，生成了发文作者共现知识图谱（见图3）。
图3 女性主义修辞作者共现图
就作者共现的总体分布而言，图中节点分布较为分散，作者之间连线较少，仅呈现五组有合作关系的作者群体，且多为两两作者之间连线。由此可见，研究者之间的合作不明显，相关话题研究团队尚缺，研究群体及机构的合作与交流仍待加强。值得注意的是，图中显示作者与作者之间连线数大于2 的作者群体有两组。其一是迈森巴赫等（Meisenbach et al.，2008）四位作者合作完成的They Allowed: Pentadic Mapping of Women’s Maternity Leave Discourse as Organizational Rhetoric 一文。这项研究考察了21 位至少休过一次产假的女性访谈话语，将戏剧五位一体的应用从传统的修辞文本扩展到访谈话语，体现了新修辞学不局限于研究劝说，而是关注一切话语的研究趋势。
其二是萨拉萨尔等（Salazar et al.，2010）七位作者合作完成的Applying Ecological Perspectives to Adolescent Sexual H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 Rhetoric or Reality?一文，该研究从生态学的角度分析了美国的青少年性健康问题，体现了女性主义修辞的跨学科交叉融合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主义修辞研究受制于学缘关系的影响。如萨拉萨尔（Salazar）、布拉德利（Bradley）、达卢加（Daluga）、朗（Lang）和迪·克莱门（Di Clemente）均属埃默里大学行为科学与健康教育部，其中萨拉萨尔和迪·克莱门还同属埃默里艾滋病研究中心，学缘关系密切，因此存在合作关系，而后因工作调动而产生地域差异，合作发文量有所减少。因此，女性主义修辞研究应该加强各研究群体及机构的合作与交流。
根据表2，就作者发文量频次而言，排位最高的作者发文量为3，分别为M. G.Mcdonald，C. Bulbeck，C. L. Griffin，Wang B.，S. Hayden 五位作者，发文量为2 的作者有27 位，其余作者发文量仅为1。由此可见，女性主义修辞研究已经受到了较多学者的关注，但是鲜有学者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就研究内容而言，高产作者的作品题目涉及的研究内容较为丰富，包括体育、政治、经济、医疗、外交、种族等。此外，高产作品中出现较多新颖的研究视角，如体育叙事、酷儿理论、新自由主义、地缘政治等。刘亚猛（2008：20）认为，任何自命为新修辞的学科都有责任和义务将其思考范围拓展到整个话语实践领域。女性主义修辞研究呈现出的多维视角、跨学科与跨领域特征与新修辞学的发展特征相符合。
表2 女性主义修辞高产作者作品
就文献发表时间而言，高产作者发表时间主要集中在20 世纪末至21 世纪初，与女性主义修辞研究1994-2021 年的攀升期相吻合，但文献还是主要集中于近十年，说明女性主义修辞研究发展势头较为强劲。此外，同一作者的研究之间具有连续性，其作品间隔年限以1~5 年为主，最长的间隔年限为20 年。如作者麦克唐纳（Mcdonald）分别于2005、2008 和2015 年发表的三篇文章都涉及在体育领域中的女权主义话语分析，其研究从运动员经历、体育奖学金、女子篮球协会三个角度揭示了体育在支持性别平等方面的作用，研究有逐步深入的趋势。
3.4 机构共现知识图谱分析
基于Citespace（6.1.R2）中的机构institution 分析功能对发文机构进行分析，我们选择前5%的机构，生成了女性主义修辞发文机构网络知识图谱（见图4）。
图4 女性主义修辞机构共现图
如图所示，图中节点最大的是发文量最多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总体来看，女性主义修辞领域研究机构的发文量不够集中。图中机构各节点之间的连线数较少，只有极少数为两至三个机构之间的连线，这说明女性主义修辞研究间的联系较少，学术交流有待加强。
值得关注的是，图中左侧连线数较多的是以兰卡斯特大学为中心的机构合作研究群体。语言学与英语语言系是兰卡斯特大学的王牌院系之一，也是英国最大的语言学系之一，拥有40 多名语言学领域的专家和先进的语言学实验室。位于图左下方的是兰卡斯特大学与分别来自普渡大学、密苏里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索尔兹伯里大学、伊隆大学的五位学者完成的论文Standpoints of Maternity Leave: Discourses of Temporality and Ability，该研究对21 位从事粉领职业的女性进行了立场分析，其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女性主义修辞学的当代文化意识形态系统和逻辑（Buzzanell et al.，2017）；
而位于图左上方是兰卡斯特大学与巴黎国立高等矿业学校社会创新中心、科克国立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学院、科英布拉大学社会研究中心、爱尔兰科克大学凯尔特研究与社会科学学院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性别与妇女研究中心合作完成的Practising Childbirth Activism: A Politics of Evidence 一文，该研究探讨了生育组织提供的产科实践经验对妇女分娩活动的重要作用，并提出生育组织应该参与政策制定，成为合法的利益相关者（Akrich et al.，2014）。合作机构的所在地涉及法国、爱尔兰、葡萄牙、美国等国家，这说明女性主义修辞研究开始突破空间上的局限，存在跨国合作的研究现象。此外，合作涉及社会学、经济学、性别与妇女研究中心等专业机构，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顺应了新修辞学的发展趋势。
就高产发文机构来讲，由表3 可知，发文量最多的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 State Univ）（发文量为7），其次是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 N Carolina）（发文量为6），多伦多大学（Univ Toronto）、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 Texas Austin）和威斯康星大学（Univ Wisconsin）的发文量均为5。发文量为4 的机构为2 所，分别是普渡大学（Purdue Univ）和马里兰大学（Univ Maryland），发文量为3 的机构为8 所，发文量为2 的机构为38 所，其余机构发文量均为1。就高产机构所在地区来看，发文量大于3 的14 所高产机构中，有9 所位于美国，2 所位于英国，2 所位于加拿大，1 所位于澳大利亚。美国凭借其领先于各国的研究实力和优势，占据西方修辞学领域的主导地位（李红满、王哲，2014），因此率先成为女性主义修辞领域的研究重镇。此外，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实力和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高产机构所在国家及地区佐证了新修辞学研究的发展布局状况。
表3 女性主义修辞高产机构发文量
当代修辞学的跨学科性集中体现在修辞意识、视角和方法在人文社科的不同领域和不同学科的广泛应用，也表现在通过引进、吸收和利用所有这些不同学科提供的理论资源构建起一个20 世纪新修辞研究这一事实（刘亚猛，2008：295）。以上高产研究机构均为国际知名的综合类院校，学科种类齐全，便于开展深度的女性主义修辞跨学科研究。一般来讲，传播学被认为是修辞学的当代形式。发文量靠前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多伦多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威斯康星大学的传播学专业的排名均较靠前，学科实力强劲，均设有专门的修辞学或传播学学院（研究中心），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安南伯格传播学院在政治传播、民意波动等领域卓有建树，学院下设多个研究中心，包括公众政策中心、全球传播研究中心、儿童与媒体实验室等，具有学科交叉的特点，符合新修辞学的学科融合趋势。
为了对女性主义修辞领域的研究前沿及趋势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本文将基于Citespace 所得的关键词341*341 共现矩阵，对该领域进行共词聚类分析及战略坐标图解读。
4.1 战略坐标图分布概况
依托Citespace（6.1.R2），我们勾勒出女性主义修辞领域的关键词聚类表（见表4）。根据所得到的69 个聚类，我们进行新颖度与关注度的计算，并以关注度为横轴、新颖度为纵轴建立战略坐标图（见图5）。
表4 女性主义修辞领域关键词聚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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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女性主义修辞研究战略坐标图
战略坐标图分为四个象限，根据女性主义修辞研究所得关键词聚类在不同象限中的分布情况可揭示新修辞背景下国外女性主义修辞的研究热点与趋势。如图所示，上述所得69 个聚类中，11 个聚类位于第一象限，23 个聚类位于第二象限，29 个聚类位于第三象限，6 个聚类位于第四象限。
处于第一象限的聚类的新颖度和关注度值为正，属于核心型聚类。第一象限中的聚类研究潜力大且受到研究领域的密切关注，属于整个研究领域中较成熟的研究内容和方向。由此可知，当下女性主义修辞研究中，女性与社交媒体、女性政治参与、社会再生产、女性生育、网络媒体与女性主义研究、性别差异、女性批评话语、大众女性主义、新闻内容分析、女权主义外交政策、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等的关注度与新颖度较高，潜在研究动力较足。
处于第二象限的聚类的新颖度高，关注度低，属于潜在型聚类。可见，诸如女性学习与教育、墨西哥女权主义修辞、跨种族修辞批评、妇女健康、女性语言策略、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地缘政治、妇女政治权利等成为该领域新近产生的潜在研究领域。
位于第三象限的聚类的新颖度和关注度都低，属于整个研究领域中的边缘主题。可见，女权主义浪潮、女权主义心理学、女性主义实践派、女性主义艺术创作、后殖民女性主义等已得不到学界的充分关注，属于该领域中的边缘话题。处于第四象限的聚类的关注度高，但新颖度低，属于基础型聚类。
4.2 女性主义修辞战略坐标解读
4.2.1 研究热点分析
根据第一象限聚类，我们可归纳出新修辞学背景下女性主义修辞领域的研究热点。第一，新媒介和电子化时代女性主义修辞研究。20 世纪出现的种种典型修辞形势无一不呼唤着一个其外延拓展程度此前根本无法想象的大众传媒（刘亚猛，2008：288）。修辞学是一门有效使用话语的综合性的语言理论（胡曙中，1999：3），随着突破时空限制的传播技术不断得到发展，女性主义修辞研究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符号或语篇，如何在网络时代更好地促进语言的有效使用成了该领域的热点话题，如韦斯特（West，2020）通过对网络博客文章和评论的分析，旨在建立医疗卫生系统中的权利框架，将生育倡导与女权主义健康正义运动联系起来。科尔皮恩（Colpean，2020）认为，数字空间有助于增进对女权主义非殖民化的理解，而克莱因曼、科普和威尔逊（Kleinman，Copp & Wilson，2021）则对AlterNet 和Vox 上的两篇抵制性别中立语言的文章的评论进行了定性分析，并对女权主义者如何挑战性别中立语言使用现状和促进社会变革提出了建议。以上女性主义研究揭示了在当今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时代中，积极探索网络媒体中语言发展和进步的修辞进路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热点，但这些研究主题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化。
第二，跨学科语境下女性主义修辞理论与实践研究。目前女性主义修辞结合政治学、经济学、医学、外交学、哲学等开展的跨学科研究成为修辞学界普遍关注的核心和热点问题，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揭示修辞与政治、权力之间密切关系的女性主义修辞批评研究。女性主义修辞批评是对修辞话语进行分析，揭示压迫、支配和歧视是如何通过话语的修辞运作而产生的，从而挑战这个过程，使人们知道他们有选择的方式和行为的能力（邓志勇、王懋康，2008：12）。语言不仅是性别发生的主要空间，还是斗争和协商的场所。科利和怀特（Colley & White，2019）对四位澳大利亚保守派领导人的话语进行了修辞批评分析，揭示了保守派男性纯粹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接受女权主义，以提高他们在投票公众中的地位，他们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政策抱有消极态度。加利普（Galip，2021）则运用女权主义修辞批评和话语方法，审视了一些现有的库尔德女性研究，试图揭示库尔德女性的建构及其含义。不难看出女性主义修辞学者们已经开始将社会学、政治学等研究成果运用于修辞理论构建和实践应用中，其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符合新修辞学跨学科融合发展的趋势。
4.2.2 潜在研究热点分析
根据第二象限聚类，我们可归纳出新修辞学视域下女性主义修辞的潜在研究热点。第一，女性主义修辞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关注的对象逐渐多元化，与多个学科的交叉越发明显。新修辞学关注的是几乎无所不包的人类交际行为，用伯克（Burke，1966：172）的话来说，“哪里有劝说，哪里就有修辞；
哪里有意义，哪里就有劝说”。女性主义修辞研究不仅包括针对女性的各种压迫与统治，还包括其他任何种族与群体遭受的各种不公平待遇。因此，如同新修辞学一样，女性主义修辞的研究领域亦无所不包。就研究对象而言，女性主义修辞研究包括且不限于医疗话语（de Hertogh，2018）、军事国防话语（Leuschen，2018）、政治话语（Enoch，2020）等。与此同时，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及其在修辞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女性主义修辞研究与信息技术的关系日益密切，逐渐呈现出较强的数字化多模态趋势，如哈洛、罗利特和胡斯（Harlow，Rowlett & Huse，2020）使用女权主义幽默理论对肯塔基州的职员金·戴维斯（Kim Davis）相关的政治表情包中使用的修辞进行了定性、定量分析，认为网络表情包推动建立了性别化的政治和传播体系，但忽视了潜在的同性恋权利问题。
第二，女性主义修辞在社会关系方面的调节功能得到广泛关注，实用价值日益显现。理查兹（Richards，1936：3）早在20 世纪30 年代就把修辞学作为研究交际中产生的误解及其纠正方法的一门学问。伯克（Burke，1950：14）也提出，修辞是联结人类隔离状态的桥梁，因而可促进人们思考，增强社会的内聚力，创造和平。修辞的目的不再是寻求在每一件事情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法的能力，而是为了增进理解，把相隔绝的人们联系起来（温科学，2003：29）。从劝说到交往，这是当代新修辞学与传统的古典修辞学的根本差别。目前女性在不同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和语境下的话语模式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跨性别背景下的女性主义修辞（Peters，2015）、跨族群背景下的女性主义修辞（Slotkin，2020）以及跨国籍背景下的女性主义修辞（McGee，2021）研究不断涌现出来，女性主义修辞在揭示两性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促进人类理解、调节社会矛盾等方面展现出的实用功能日益凸显。
第三，女性主义修辞研究更加注重修辞过程，强调交际双方的互动性。与古典修辞学相比，新修辞学更重视受众对话语交际的影响，明确了话语交际是修辞者与听众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因为“修辞是在人们的互动中发生的”（Borchers，2011：11）。美国修辞学家福斯（Foss）教授提出的邀请修辞学就表现了这一发展趋势，它“以女权主义修辞学思想为指导原则，不以改变、控制他人为目的，而以尊重他人的价值与观点，增进理解、建立平等关系为目的”（张玉芳，2016：106）。它更加注重探讨交际的过程，是致力于“邀请对方理解自己，以此理解为手段创立基于平等、内在价值和自主决定权的一种相互关系”（Foss & Griffin，1995：4-5）。邀请修辞学至今仍在女性主义修辞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赫斯等（Hess et al.，2020）在其研究中肯定了邀请修辞在化解交际双方冲突、挑战偏见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海登（Hayden，2021）则在其文章中探讨了修辞封闭（rhetorical closure）与邀请修辞在19世纪和21 世纪女权主义话语中的共同运作方式，体现了女性主义修辞对交际双方互动过程的重视。
新修辞背景下女性主义修辞的研究观点与研究方法呈现出多元开放的格局。明晰该领域的研究趋势，跟踪研究热点与前沿，将为国内开展女性主义修辞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当然，由于数据库收录材料的有限性，本研究所收集的文章可能无法涵盖该领域国外研究的所有文献，因此亟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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