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伟，于 倩 倩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5)
易地扶贫搬迁旨在通过搬迁安置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进而达成贫困减缓、生态改善和社会发展的多重目标[1]。当前“后搬迁时代”的易地搬迁工作着力瞄准公共服务、产业培育、就业帮扶、社区治理、社会融入、权益保障等重要领域和扶持措施，确保搬迁群众稳定脱贫致富。陕西省“十三五”易地搬迁安置项目已全面完成，“十四五”时期将从巩固脱贫成果衔接乡村振兴、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支持力度、强化社区管理等方面着手，计划到2025年实现“能发展、可致富”的目标[2]。陕西省“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坚持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和再完善，推进易地搬迁帮扶工作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效衔接，加强社区治理并引导搬迁群体参与当地社区服务和管理。农户是参与搬迁的主体，如何促使搬迁农户得以稳定恢复、发展进而实现“可致富”目标，成为政策和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
弹性是生态系统或社会系统应对变化和扰动的能力[3]，而生计弹性则是农户生计系统处理变化和从不良后果中恢复的能力[4]。国际学者较关注气候扰动、农林业种植和灾害安置等背景下的生计弹性，例如：Sina等[5]调查印度洋海啸后5个受灾严重村庄的重新安置情况，并构建灾后重建社区居民的生计弹性框架；
Fang等[6]从生活质量、生活促进、生活保障、灾害应激4个角度构建农户生计弹性研究框架；
Tebboth等[7]运用农村评估、访谈和家庭调查等方法，对安徽省不同迁移方式家庭生计的弹性进行对比分析。国内学者则对地质灾害频发、黄土高原干旱影响和田园综合体建设等背景下的生计弹性进行探索[8-10]。总体上，当前国内外关于生计弹性的研究多集中在灾害频发区、连片特困区和干旱区，而易地扶贫搬迁研究主要涉及生计资本[11]、空间分异[12]、社会融入[13]、风险预期[14]和生计分化[15]等方面，仅有少量文献关注易地扶贫搬迁和生计弹性的结合[16-18]，但将两者结合并从微观农户尺度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较为缺乏，而不同背景和情景下的量化研究和实地调查以及维度、指标和权重等的选择不尽相同，导致弹性测度方法和框架无法统一，也不应该统一，因此，相关研究应考虑更丰富和多样化的背景和情景。鉴于此，本文立足于陕南易地搬迁的具体情境，从微观农户视角出发，依据Quandt[19]的农户家庭尺度的生计弹性指数构建农户生计弹性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确定权重,进而计算农户生计弹性指数，选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究易地搬迁对陕南安康市农户生计弹性的影响，以期为易地搬迁工程的后续扶持政策实践提供有效参考。
1.1 研究区概况
陕南安康市地处原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带，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区，同时也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和特大灾害多发区，当地农户多居住在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落后的中高山区。该区域地形复杂，交通基础薄弱，自然灾害频发，严重制约当地经济发展，同时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陕西省政府于2011年在陕南率先开展避灾生态搬迁工程。“十三五”期间，陕西省开展的易地扶贫搬迁涉及安康地区18.6万户，68.9万人，占全省搬迁任务的1/4以上。“十四五”时期，实现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重点任务，易地扶贫搬迁的关键是强化后续扶持，持续巩固拓展搬迁脱贫成果[20]。因此，本研究选取安康市紫阳县、汉滨区和宁陕县的部分行政村和安置社区开展生计专项调查。
1.2 数据来源
根据样本选择的代表性，在紫阳县选择3个较为典型的安置社区，在汉滨区和宁陕县选择实施退耕还林等生态补偿项目的4个镇(8个行政村)，然后随机访谈当日在家的农户，调查对象主要针对18～65岁的户主及其配偶，调查的主要内容有：农户家庭基本信息(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和搬迁农户的搬迁时间、安置方式、搬迁类型、回迁意愿、宅基地管理政策等情况，详细信息参见文献[16]，最终得到657份有效问卷，有效率达98.06%，其中包括搬迁农户样本459份，非搬迁农户样本198份，并将459户搬迁农户样本作为研究数据。在数据收集调查过程中，首先在调研地进行预调研和问卷测试，修正和完善问卷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并组织访谈和问卷调查的系统培训，最后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实施严格的数据质量控制，以确保数据的真实有效性。
1.3 研究方法
1.3.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研究根据可持续生计方法[21]和Quandt[19]关于生计弹性指数的研究，从搬迁农户人力、自然、物质、金融和社会五大生计资本出发，构建易地搬迁农户的生计弹性评价指标体系(表1)。人力资本是最基础的生计资本，本文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家庭规模、是否接受培训和劳动力占比表征；
自然资本是描述农户维持生计的水源、土地等资源和环境服务的指标[22]，本文采用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林地面积和是否为退耕户表征；
物质资本指机器、厂房、设备等用于维持生计、提高生产力的物化资本[22]，本研究选取住房面积、住房结构、家庭固定资产数量、居住便利性和房屋估价表征；
金融资本指用于谋生的金融资源，主要包括现金资产、贷款和个人借款等[22]，本研究采用人均纯收入、信贷可能性和信贷资本表征；
社会资本指农户在进行生计活动时所能调动的社会资源[23]，本文采用是否为低保户、公职人员数量、可求助户数、拜年网规模、集体事务参与程度和社会影响力测量。
表1 易地搬迁农户生计弹性评价指标体系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relocated rural households
1.3.2 指标权重确定 指标权重的确定方式主要有主观赋值法与客观赋值法，主观赋值法有德尔菲专家咨询法、层次分析法等，其主观性强，易受人为因素影响；
客观赋值法有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等，可降低人为因素造成的偏差[24]，本文选择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
1.3.3 影响因素选取 为进一步分析影响易地搬迁农户生计弹性的关键因素，将搬迁特征采用安置方式、搬迁时间和搬迁类型表示，根据刘伟等[25]的研究，安置方式包括集中安置、分散入住、自主外迁和其他方式，搬迁时间划分为3年及以下、3～5年和5年以上，搬迁类型划分为扶贫移民、工程移民、生态移民、减灾移民和其他移民；
进一步根据安置方式和搬迁时间将搬迁农户分为集中安置和非集中安置以及短期移民(搬迁时间在5年及以下)和长期移民(搬迁时间在5年以上)。
2.1 陕南农户家庭生计资本特征描述
本文选择探索性统计分析农户搬迁特征和生计资本之间的关系(表2)，对比不同安置方式农户生计资本可以看出，人均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是否接受培训、劳动力占比、人均林地面积、是否为退耕户、住房结构、家庭固定资产数量、人均纯收入、信贷可能性和信贷资本有显著差别，且集中安置方式搬迁农户的健康状况和住房结构显著高于非集中安置；
对比不同搬迁时间农户生计资本可以看出，人均受教育年限、劳动力占比、人均耕地面积、是否为退耕户、住房面积、住房结构、居住便利性、信贷资本、是否为低保户有显著差别，长期移民搬迁农户人均耕地面积、住房结构、居住便利性和是否为低保户显著高于短期移民。可以看出，不同安置方式和搬迁时间影响农户的生计资本，缩小不同搬迁农户之间的差距是提升农户生计弹性的有效措施。
表2 不同安置方式、搬迁时间农户家庭资本特征描述Table 2 Description of capital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resettlement modes and relocation time
2.2 农户生计弹性分析
在已构建的搬迁农户生计弹性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SPSS 26.0软件对农户生计弹性指数进行分析并绘制箱线图(图1)。1)不同安置方式农户生计弹性指数(图1a)存在明显差异且分布不均，每种安置方式的农户之间均表现出不同的生计恢复程度。不同安置方式农户生计弹性指数集中在0.4～0.5之间，说明该安置方式下农户生计弹性较强，集中安置和分散入住搬迁农户生计弹性指数的中位数均偏向于箱体上部，且上端截断点距离箱体较远，下端截断点较靠近箱体；
自主外迁搬迁农户生计弹性指数的中位数偏向箱体下部，呈偏态分布；
其他搬迁户生计弹性指数的中位数大致处于箱体中部，分布较均匀。2)不同搬迁时间农户生计弹性指数(图1b)也存在差异，搬迁时间小于3年的农户生计弹性指数中位数大致处于箱体下部，且下边缘有特异值，上下截断点与箱体的距离相当，分布相对均匀；
搬迁时间在3～5年的农户生计弹性指数的中位数偏向于箱体上部，且两端均有特异值，说明该类型农户生计弹性指数偏高，总体表现为高位集中分布；
搬迁时间大于5年的农户生计弹性指数的中位数偏向于箱体中间，大体呈现正态分布，数据对称性较强。调查显示，农户生计弹性表现出显著不同，缘于不同年份所实行的易地搬迁政策和搬迁补贴有差异。3)不同搬迁类型的农户生计弹性指数(图1c)存在明显差异。扶贫、生态和减灾移民搬迁农户弹性指数的中位数大致处于箱体中部，且上下截断点跨度较大，分布相对均匀；
工程移民的生计弹性指数分布相对集中且偏向于箱体下部，表明该类型农户生计弹性指数相对接近但恢复程度欠佳，总体表现为低位均衡分布；
其他类型搬迁农户生计弹性指数的中位数最高，且偏向上四分位，呈偏态分布，总体表现为高位均衡化。
图1 不同安置方式、搬迁时间和搬迁类型的农户生计弹性指数Fig.1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dex of rural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resettlement modes,relocation time and relocation types
2.3 搬迁农户生计弹性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将搬迁特征作为解释变量，将搬迁农户的生计弹性作为被解释变量，选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易地搬迁农户生计弹性的影响因素，其中搬迁特征使用安置方式、搬迁时间、搬迁类型、回迁意愿、宅基地管理政策、购房贷款政策和培训政策表征,控制变量用人均受教育年限、劳动力占比、信贷资本、公职人员数量、集体事务参与程度、住房结构、居住便利性、社会影响力、是否为低保户表征。变量的膨胀因子检验结果显示，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各方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从回归结果(表3)看，搬迁特征变量对搬迁农户的生计弹性有显著影响，说明易地搬迁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农户实现自我发展。模型1结果显示：集中安置、分散入住、自主外迁变量均对农户生计弹性产生显著负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依次减小，其中集中安置的生计弹性最差，说明搬迁农户享受到的政府补贴偏低，在生计恢复过程中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冲击。模型2结果显示：搬迁时间在3年以下的移民对生计弹性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可能是由于在短期内政策支持力度不够或者政策落实不到位，而搬迁时间为3～5年的移民对生计弹性的影响不显著且系数较小，说明搬迁时间越长，搬迁农户对迁入地的风俗习惯和生活环境逐渐适应。模型3结果显示：扶贫移民、生态移民、工程移民、减灾移民变量对生计弹性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不同搬迁类型可以降低农户的生计弹性。农户自身发展能力较差且缺乏应对风险和外力冲击的能力，搬迁后容易陷入低谷，因此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需要给予更多支持。模型4结果显示：回迁意愿变量对生计弹性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农户的回迁意愿越低，生计弹性越高。要降低农户的回迁意愿，应提高农户在迁入地的生计资本，同时做好搬迁后的政策宣传。模型5-模型7结果显示：宅基地管理政策、购房贷款政策、培训政策变量均对生计弹性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说明三者对于提升农户生计弹性具有积极作用，政策制定越完善，为农户生计提供的支持就越多，越有利于搬迁农户生计弹性的提升。此外，表3显示，除是否为低保户外，其余农户特征变量对农户生计弹性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更有利于安排农户自身资源与生计活动；
劳动力越多，家庭整体抵御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拥有一定的信贷资本有助于农户在迁入地快速适应及恢复，进而为提高农户生计弹性提供支持；
公职人员数量越多和集体事务参与程度越高，生计弹性越容易提高，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农户有更稳定的关系网和社交能力，有利于搬迁农户在受到意外冲击后得到及时援助；
社会影响力越高，家庭在面对干扰时获得的帮助越多，抵御风险的可能性就越高。
表3 农户生计弹性影响因素的拟合结果Table 3 Fitting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ivelihood resilience for relocated rural households
本研究采用陕南安康农户实地调研数据，从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五方面构建易地搬迁农户生计弹性评价指标体系，结合陕南地区易地扶贫搬迁背景，评价当地农户的生计弹性。结果表明：1)集中安置、分散入住和自主外迁对搬迁农户的生计弹性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依次减小，集中安置的生计弹性最差。2)不同生计弹性水平搬迁农户之间的特征存在明显差异，搬迁类型、回迁意愿和短期移民对生计弹性表现出明显的负向作用，而中期移民对生计弹性未见显著效应。人均受教育年限、劳动力占比、信贷资本、公职人员数量、集体事务参与程度、住房结构、居住便利性、社会影响力和是否为低保户等指标均是影响农户生计弹性的重要因素。3)政府在迁入地进行的宅基地管理政策、购房贷款政策和培训政策均对农户生计弹性产生明显的正向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1)建立健全易地搬迁政策制度，促进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加强安置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升农户搬迁环境、健康服务资源可及性，引导搬迁农户合理利用和有效开发安置地资源，并为实现非农就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搭建就业平台，增加就业机会以提高移民的收入水平。针对搬迁农户这一特殊群体，政府仍需进一步完善移民搬迁安置方案和对农户的精准帮扶措施，提高其生计弹性。2)完善易地搬迁安置社区治理体系，提升搬迁农户社会能力。搭建人际关系网络，重建安置社区农户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提升搬迁农户集体事务参与度，促进社区融入，提高农户抵御风险的可能性。同时考虑宅基地管理政策、购房贷款政策和培训政策等对生计弹性的正向影响，建立完备的培训制度和体系，加强安置社区各种就业培训力度并扩大培训范围，实现农户生计方式多样化，创立灵活多样的借贷方式，拓展农户金融获取途径，助力农户生计转型，实现生计可持续。3)着力提升搬迁农户的人力资本，积极制定相关措施促进农户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合。在维持搬迁农户自身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努力加强并扩展其社会资源。
随着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进入后续扶持阶段，如何加快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成为新时期的重要任务。本文基于陕南安康市的实地调查数据，将农户尺度生计弹性研究与易地扶贫搬迁相结合，对农户应对易地搬迁工程扰动时的恢复能力进行研究，有利于推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后续完善。在当前后续扶持阶段以及“后疫情”时期不确定性风险和冲击下，如何通过政策完善和提升农户生计系统应对可能的外部冲击和扰动，是保障脱贫质量、防止返贫的关键。同时，本研究有如下局限：1)未对农户类型进行细分，缺乏对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弹性的对比研究，后续研究中需补充完善，为后扶贫时期治理工作提供有益参考。2)调查范围未涉及关中和陕北区域，后续研究应扩大研究区范围，进一步细化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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