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鑫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0）
苏区精神是红色革命精神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1］高度概括了苏区精神。
在建国之前的革命岁月里，中国共产党通过创办许多革命媒体来宣传革命、凝聚人心和教育群众，当中影响较大的有土地革命时期的《红色中华》《红星报》，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等。从苏区走到延安，党领导下的革命媒体不断增多，从报刊到电台一应俱全，新闻事业也愈发成熟。这些革命媒体为党的红色革命精神的宣传与形成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持。苏区精神的形成，有赖于1931年12月创刊于江西瑞金的《红色中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第一份机关报的宣传与塑造。《红色中华》肩负党中央赋予的重任，在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方面做出巨大贡献，也通过宣传有力配合了党其他事业的发展，在中央苏区享有极高的声誉。
本文以《红色中华》为例，探讨革命媒体在推动革命精神形成进程中的经验。
由于蒋介石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破坏革命进程，导致国民大革命失败，中国本已显现的命运曙光又黯淡下去，走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上来。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后转移到瑞金。苏区时期，根据地物资匮乏，四面环敌，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苏区宣传报道的前沿阵地，《红色中华》需要教导人民坚定革命理想信念，提倡人民艰苦奋斗。
（一）把口号宣传与时事相结合
报刊灵活运用文字形式向人民宣传革命理想。口号作为意识的表现形式之一，不仅是时代的反映，也体现了工作的方向，起着重要作用。《红色中华》在进行宣传时，为使人们坚定革命的理想信念，采用了“口号”这种具有很强鼓动性、震撼力和感染力的宣传形式。同时口号的使用注意与时下的热点相结合。在1933年进行“八一”纪念的宣传时，《红色中华》在第一版设置了31条宣传口号，如“纪念‘八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勇敢的青年加入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万岁！”［2］等。除此以外，还有五一劳动节标语口号等系列口号，这些铿锵有力的口号对激发人民坚定信心跟党走、参加红军、保卫苏区和打倒反动派的热情起了重要作用。
（二）宣传马克思主义
坚定理想信念，必须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革命根据地，需要在人民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抵御反动阶级的蛊惑。在物质条件落后、群众知识水平普遍较低的革命根据地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培养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干部，就要采取各种报道宣传，增进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与认同。《红色中华》在报道上，通过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生平事迹，增进人民对革命导师精神品质的认识，以鼓励人民在艰难的革命年代里坚定必胜的信念。1933年，报刊发表《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该文先介绍了马克思在贫困交加的境地之下坚持理论研究和从事革命活动的事迹，接着阐述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最后号召共产主义者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并以此为武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夺取革命的胜利而奋斗。为了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干部，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举办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讲座和成立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组织的措施。《红色中华》在党的领导下，有力地配合了这一进程。该报通过刊登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举行第二次公开演讲的信息进行宣传，并要求研究会会员到会听讲，同时欢迎各机关同志参加；
积极报道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江西分会等组织成立的信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宣传的重视。
（三）配合宣传节省运动
仅有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还不能站稳脚跟，星星之火如何烧下去是苏区面临的头等大事。中央苏区建立后，各方面情况不容乐观。外有蒋介石在军事上不断调集重兵对根据地进行“围剿”，在经济上采取残酷封锁措施，妄使苏区“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
内有苏区的自身基础条件较差，极度匮乏的物质条件和艰苦危险的境地。若要存续星星之火，在艰苦环境之下必须努力奋斗。《红色中华》在宣扬艰苦奋斗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配合宣传节省运动，号召人民节省经济，支援前线。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报道：宣传不同战线的节省情况、报道不同地区的节省运动、鼓励开展节省竞赛。《红色中华》通过鼓励生产、宣传节省运动，鼓励苏区人民努力生产，减少浪费。《红色中华》对苏区节省运动的系列报道有力支援了前线的军事斗争，也展现了苏区人民在面临“围剿”威胁、物质匮乏的情况下所迸发出的强烈的艰苦奋斗精神，同时也达到了用新闻报道来影响人民的目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石，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习近平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3］毛泽东崇尚实事求是，注重深入调查，主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4］。在苏区时期，《红色中华》的工作人员就秉承这种优良的工作方法，深入群众进行调查，使深入调查蔚然成风。
（一）主张深入基层调查
组织开展调查研究的新闻活动。早在1933年3月15日第61期，《红色中华》刊登了题为《欢迎！欢迎！春耕运动的报告》征文启事。目的在于充分动员通讯员深入基层、把文章写在苏区大地上，将各地春耕的实际情况展现出来。在这样的号召下，红校政治部下乡帮助红军家属春耕，并调研耕田队、犁牛站、播种日期和种子的改良等，写出了《在田野里——春耕运动的实际材料》，刊登在《红色中华》上。《红色中华》主张深入调查的主张及行动，真实反映了苏区当时的状态，赢得了苏区人民的喜爱。
（二）注意培养通讯员队伍
为了及时获得最新最真实的基层材料，《红色中华》还注重通讯员队伍的建设及其调查能力的提升。当时通讯员的主要工作有五方面：一是搜集各方面的实际材料，如有关战争胜利、苏维埃建设等的具体情况；
二是整理材料并写成通讯稿寄到编辑部；
三是大力发展通讯网，尤其注意将下层群众纳入通讯网中；
四是帮报社推销报纸；
五是建立读报小组，为报刊吸引读者。在工作人员的努力下，许多红军战士、工人、农民都投身于通讯员这一队伍中来，积极访写，为该报提供最新的基层消息。通讯员队伍建立起来后，《红色中华》对通讯员如何进行深入调查进行指导。报纸的“红角”栏目上刊登了“写给通讯员”的系列文章，如在1933年7月17日的《写给通讯员——（二）怎样写通讯？首先怎样搜集材料？》一文中，指导通讯员针对不同的采访任务，找不同的人来做采访。如通过农民来了解秋收情况；
找乡代表、红军家属，或者普通农民，了解他们实际生活和战争动员工作情况；
找机关和部队有关同志，了解最近的工作情形；
在每一次战役之后，找一个政治兵或战斗员谈战斗的情形等等。总之，通讯员“要不知疲倦、不嫌烦腻地想尽一切方法去找材料。”［5］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传家宝，也是我们党百年来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取得成功的法宝。这一路线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号召全体党员干部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红色中华》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紧紧围绕这一根本工作路线，为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做了大量工作，推动密切联系群众的观念深入人心。
（一）结合民众习惯进行宣传
《红色中华》把宣传内容与人民大众的习惯相结合。苏区的日子并不太平，为了粉碎“围剿”、保卫苏区的安全以及进行抗日宣传，就要进行战争动员。《红色中华》多次强调必须采取适当的方法对人民进行动员，不能搞摊派式、命令式，要将战争动员活动与人民群众的习惯、喜好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为了宣扬这一主张，1934年8月10日的第224期报纸上，专门刊登了两篇文章——《夜校里的问答晚会》《两支山歌煽动全屋》，向大家介绍优秀的宣传方法。如《两支山歌煽动全屋》中专门谈到唱山歌这种宣传方法所收到的良好效果，“宣传员郭人凤女同志，就很活泼地唱起山歌来，没有唱得几支，就全屋子的群众都拥挤到夜校来听山歌了。”［6］由此可见，把抗日宣传、战争动员与苏区人民听山歌的习惯结合起来，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宣传效果。
（二）报道内容与民众生活相关
《红色中华》在报道内容上体现自身的人民性。这一点首先体现在《红色中华》的发刊词上，其工作“要组织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和“尽量揭破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及一切反动政治派别进攻革命欺骗工农的阴谋”［7］。然后是《红色中华》所刊载的报道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当中包含有宣传党的土地政策，第118期至第120期连载三期《关于查田运动中宣传材料几个严重的错误》，纠正了查田运动中的问题，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宣传开展群众性的熬盐运动，推广熬制硝盐的方法；
宣传卫生防疫知识，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报道投诚的白军战士对反动派的血泪控诉，引起人民的关注与共鸣。这些报道内容不胜枚举，体现了《红色中华》在新闻报道的实践中始终紧紧扣住群众路线，真正做到为人民大众而报道，彰显了该报的内在人民性。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起，就一直将反腐败视作攸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作为第一份党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在《发刊词》中明确表示要“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了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需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检阅工作的成功与缺点，找出正确的方法”。［8］这明确指出了《红色中华》自身承担着舆论监督的责任。在苏区揭露批判腐败、提倡廉洁奉公的过程中，《红色中华》做了如下工作：一是向人民大众介绍苏维埃政府关于腐败的看法、反腐的措施等；
二是揭露各种腐败行为，发挥监督作用。报刊编辑部多次指出要对苏区内的贪腐行为、官僚主义等问题大力揭发，以彻底消灭这些不良行径。为着建设更稳固的苏区政权、革命的胜利，《红色中华》在从1931年12月到1934年10月的240期里，发表了为数不少的批评文章，有关党内作风的有71篇，有关财政经济方面的有105篇，有关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有23篇，另有5篇关于邮政运输方面的批评文章。从数量上看，篇数如此之多的监督批评文章体现了《红色中华》对腐败行径的彻底揭发；
从覆盖面上看，《红色中华》监督批评文章覆盖了党内党外的许多领域。这样使得贪腐无所遁形。
（一）刊登中央反腐倡廉的文件
《红色中华》用大量篇幅刊登中央反腐倡廉的重要文件，如当中的训令、决议等。《红色中华》从1931年12月到1934年10月的240期里，刊载了不下180篇关于苏维埃政府反腐倡廉的公文。如刊登苏维埃政府对下级政府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指示信《中央政府对会昌工作的指示》一文，痛斥会昌贪腐现象频发，“打埋伏吃油饼等贪污现象，在会昌非常普遍”［9］。此外，该文还指出会昌各级政府违背中央要求，一直不实行预算决算制度，导致公款浪费、账目混乱，磨蚀了一部分工作人员对苏维埃政府的信仰。在会昌出现这种严重的腐败现象背景之下，中央指示会昌苏维埃政府要大力开展反贪污腐败的运动，给予贪污分子以沉重打击。《红色中华》通过大量刊登苏维埃政府反腐倡廉的公文，展现了中央对于贪腐行为“零容忍”的坚决态度。
（二）无情揭露苏区腐败现象
大力揭露苏区内各种腐败贪污现象，呼吁打击腐败分子。为开展批评工作，《红色中华》先后开辟了许多特色栏目，如“铁棍”“铁锤”“警号”“警钟”“铁帚”“生活批评”等，这些特色栏目为苏区的反腐倡廉做出了重大贡献。1933年3月27日的第167期上，刊登《赌钱打牌的突击队》，“但是廖振邦在该乡的工作布置始终是毫无具体计划，所以至今一点成绩没有，反而在该乡第一村调弄一班负责人赌钱打牌，在该乡第一村的总代表瑞明家中开庄”［10］。1932年8月30日《拿公款贴伙计婆的头陂军事部长》一文中，对苏区官员的腐败行为进行了细致的揭露，头陂赤卫军为战争筹款300多块钱，“可是该区的军事部长，首先将此款暗中拿了10余元，去津贴他的伙计婆”，为了堵住悠悠众口，他“分给每个队员1块多钱，大家不好讲话，结果公款只得100块”［11］。《红色中华》不仅仅是揭露苏区各级机关内部的贪腐及消极怠工行为以警醒全苏区的群众，还时常向群众发出揭发这些机关内的坏分子、并将其逐出苏维埃的号召。在1933年5月2日《两个“宝贝”的公审》一文的末尾，称要对不法官僚主义者“给以无产阶级的铁锤痛击，叫他们一个个滚出苏维埃去！”［12］这种掷地有声的号召，极大地掀起群众对监督工作的热情，也有效震慑了各机关内的腐败分子。
苏区的建立与存续，都离不开共产党人的无私奉献、勇创一流。在苏区的艰苦环境下，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不畏艰难，勇往直前，不计功名，发挥无私奉献的精神，创造苏区一流工作，为我们党赢得了苏区民众的衷心拥戴。苏区民众对苏区干部的态度及看法，集中反映在一首歌谣上：“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
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从苏区群众的态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干部的无私奉献是创造一流工作的重要前提。
（一）号召青年加入红军
由于苏区面临着“围剿”的威胁，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无私奉献精神主要体现在战斗过程中的不怕牺牲、一往无前、顽强斗争上。这与革命精神的弘扬是处于同一历史轨迹的。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苏区必须扩大红军规模。《红色中华》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动员广大民众加入红军队伍，共同应对反动派的战争威胁。如1933年3月6日的第58期，《十二天内扩大红军四百二十四名》写道：“胜利县在中央局中央政府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口号之下，十二天当中扩大红军肆［四］百二十四名”，桥头区排脑乡的妇女同志“表示亲爱非常，个个帮新战士背着包袱，沿途唱革命歌曲来欢迎”［13］。瑞金当初总人口仅24万，共有11万人参军参战，5万多人为革命牺牲。当时赣南13个苏区县的青壮年人口为50万，先后参军的有33万。《红色中华》在版面上刊登的扩红号召，吸引了大量怀揣革命理想的有志青年参军入伍，投身于保卫苏区、打击反动派的行列中去，该报对苏区扩红工作采取了发出号召、树立典型的报道方法，凸显了参军青年的无私奉献，营造了“参军光荣”的良好氛围，使得为革命事业做出奉献成为苏区民众的向往与理想。
（二）鼓励做好党群工作
《红色中华》不仅仅是通过报道扩红这一工作的典型来弘扬无私奉献，更通过报道苏区中的因无私奉献而创造了一流工作的事例，以鼓舞苏区人民。如1933年4月29日第74期中的《妇女帮助春耕的热烈》一文就说到，由于兴国成冈区委发现各乡的男同志多数已加入了红军，或者参加了地方工作，所以在家的妇女党团员便来领导广大妇女进行春耕，“特别对于优待红军家属，大家实行共产党礼拜六工作”［14］。这一报道充分说明了苏区内的党团员通过自身的无私奉献，与民众同甘共苦，急民众之所急，忧民众之所忧，创造了在苏区内的一流工作，赢得了苏区的民心。同时这一类的报道也鼓动了更多苏区干部放下身段，奉献自身，为革命做出更大贡献。
苏区时期，《红色中华》能够成为推动苏区精神形成的重要力量，除了上述五个路径的合理运用之外，还与其自身的特色、任务密切相关。首先，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创办的第一份机关报，它“组织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15］，监督苏区各级政府的工作等，找到了推动苏区精神形成的正确工作方向。其次，《红色中华》有坚强的领导集体，党中央从上海搬到中央苏区后，迅速地抓住对《红色中华》的领导，对该报的发行周期、内容、形式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提供了坚固阵地。最后，《红色中华》还肩负着揭露一切反动派“进攻革命欺骗工农的阴谋”［16］的任务，通过宣传和报道，提升了人民的思想水平，增强了人民的“思想免疫力”，从思想上给人民构筑坚实的保护屏障。综上所述，《红色中华》的种种举措，不仅对苏区精神的形成影响巨大，为当今运用新闻媒介建构革命精神、充实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提供了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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