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虎，金佳满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严歌苓的长篇小说《小姨多鹤》主要讲述了日本战败后，张家为传宗接代在已有儿媳的情况下花七块大洋买下了日本遗孤竹内多鹤，畸形的养育关系使张家陷入窘境。为掩人耳目，竹内多鹤以朱小环的妹妹、自己孩子的“小姨”的身份生活。历经时代风雨，这种畸形的关系在朱小环和竹内多鹤人格结构此消彼长的过程中达到平衡。严歌苓在一次采访中说道,自己有过长期的失眠症状，最长的时候失眠能持续30多天[1]。而在其接受失眠治疗的同时，“美国心理学界出现了‘弗洛伊德回潮’的壮烈现象。严歌苓正是在这最脆弱的时期，在这双重‘机遇’的影响下，创作了意识回眸中的作品”[2]。可以说，精神分析理论对严歌苓的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的人格结构理论出发，审视女主人公朱小环和竹内多鹤的心路历程，探讨人性的特点。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可以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次。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牵制。“本我作为人们无意识的结构是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所有本能、热情源于其中。本我的唯一功能就是发泄内外部引起刺激的兴奋，获得无拘无束的本能欲望满足”[3]。朱小环因为怀孕在家人面前变得肆无忌惮，面对“空降”的竹内多鹤，其嫉妒和排斥都是本我为寻求内心世界的欲望和对外部社会不满的发泄。竹内多鹤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下依旧设法逃生亦是本我与生俱来的对生命的渴望。这种无意识或者潜意识下的本我状态都影射着人性的本真。
(一)“使命”的幻灭
从古至今，传统的文化思想在中国的土地上影响深远，延续后代的观念亦是深深烙印在每个人的骨子里。古代妃嫔们争相用生“龙子”的方式来保全并巩固自己在后宫的地位；
如今，入门的儿媳也需要通过用生儿育女的方式来获取公婆或者外界对自己的认可。人们到一定的年龄，结婚生子的“使命”随之而来，朱小环也难逃这种命运。
以前朱小环脾气不好，有身孕后的朱小环是全家人的“宝”，不论朱小环怎样生气发脾气，全家人都顺着她、惯着她。无论是朱小环的任性亦或是家人对朱小环的隐忍，都与这个“使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朱小环之所以肆意发脾气，是因为她心里清楚自己有着坚强的后盾——腹中的孩子。而家里的其他人对此也无可奈何，在延续“香火”和隐忍之间也只能选择前者，进而容忍朱小环的任性。此时的朱小环作为整个家庭的大功臣，人格本我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获得独特的荣耀感和价值感，任性、发脾气便成为其内心宣泄欲望的一种方式，以发脾气为渠道来获得本我的兴奋感。而家人的不断迁就和隐忍同时也助长了外部世界对本我的刺激，强化了欲望满足下本我的快感。这种对欲望的满足和由刺激带来的快感促使本我更加地肆无忌惮、无拘无束，促使朱小环的脾气不断见长。
然而这种任性的时光并不长。朱小环在日本兵追赶逃跑时流产，致使她从此以后都不能再生育，这也成为了朱小环一生的遗憾。自从朱小环流产后，朱小环在家中性格温顺了很多，因为她心里清楚地知道与自己比起来，张家更需要一个传宗接代的人，就像张俭母亲在朱小环生命危急、事关存亡的关键时刻选择“保孩子”是一样的道理。尽管张俭在手术的危急时刻坚定地选择了保大人，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人们的伦理观念中，不能生育的朱小环失去了她绝大部分的价值。自我价值的流失和使命的幻灭，使得本我无法在内心世界和外界环境中寻求到快乐和兴奋感。而本我欲望的破灭，也使朱小环的性格逐渐温顺了下来。
朱小环失去在张家的价值后，张家自然而然地将竹内多鹤从保安团的麻袋中按斤买过来，继续完成为张家传递香火的任务。竹内多鹤的出现，畸形家庭关系的形成，使得朱小环在张家的地位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此时朱小环对竹内多鹤是充满敌意而又嫉妒的。一方面是因为朱小环恨日本人，是日本人让自己失去孩子致使自己丧失了生育的能力，而恰巧买回来的多鹤是一个日本女人；
另一方面是因为多鹤被卖到张家的任务就是传宗接代，这也意味着多鹤要做自己永远都完成不了的事情，并且在此过程中，小环要与多鹤共同拥有原本只属于自己一个人的丈夫。尽管张家原本只是打算让多鹤生下张俭的孩子，为张家延续香火后，仍然将多鹤装在麻袋中，随便找个荒山遗弃。但是朱小环的地位还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此时的朱小环遵循“快乐原则”，为了发泄本我内在的压抑和对外界的不满，处处针对竹内多鹤本人和有关于竹内多鹤的一切人与事。她戏谑张家人“好茶好饭喂了一头日本狼，喂得溜光水滑了，人家归山了”[4]。还在张俭着急出门去找竹内多鹤时，心生嫉妒地说“急成那样？别一跤把牙磕掉，亲嘴儿跑气儿”[5]。本我通过使别人不痛快的这种方式释放自己内心的情绪，进而获得本我自身的愉悦和满足。
(二)对生存的渴望
就像余华在《活着》中所说的那样“人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6]。人类在任何灾难发生时最本能的想法就是保命，这种本能的反应是不分种族和国籍的，就像代浪村的村民们赶在村长到来之前选择日夜兼程地逃命一样。小说的第一章，作者便描述了竹内多鹤在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逃亡之路后存活下来的险境。这种逃亡之路是本我对死亡的恐惧和排斥，更是本我与生俱来的对生存的渴望和对生命的向往。
护村墙的发明就完美地诠释了本我对生命的渴望。带着“垦荒开拓团”的使命，第一批日本村民迁移到满洲最北端，他们的日本首长在驻扎的同时就开始建筑护村墙，半米厚的护村墙上安设了两排射击口，环绕着整个村落。随后日本人陆续抵达的六个村子也都筑起了护村墙。人们为获得更大的安全保障筑起了护村墙，来防御外部袭击。这种无意识的自我防护是本我追求生存欲望的表现，是人们对于生命的渴望。日本人向来崇尚武士道精神，他们推崇毫不留恋、毫不顾忌、毫不犹豫地面对死亡。就像崎户村村长和各村元老们脑海中的认知那样：大日本国人是太阳的臣民，战败的奇耻大辱远比死亡更加痛切[7]。但当人们真正面临死亡时，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继续生存。就像崎户村的其他女人们在村长面前语无伦次地找着各种各样的理由，请求村长别带领她们去死，进而试图摆脱村长为她们安排的所谓“好死”的结局。就像多鹤眼睁睁地看着外祖母形影单只地离开，她也想陪伴外祖母，但相对于这种形式下的天伦相依，本我强烈的生存欲望使多鹤决定逃跑，选择继续存活在这世间。多鹤目睹了整个崎户村被枪杀的血腥场面。为了活命，为了让代浪村村长替大家选择“好死”之前，让村邻们多一些选择，多鹤这个并不善跑的女孩子，竟也可以狂奔起来。为了穿过苏联人看守的铁道桥，她强忍着石头、土块、牲口粪蛋等污秽物对她的袭击寻找福旦掩护自己。在和大家一起逃亡的路上，多鹤通过穿深色衣服，在脸上涂抹河中的黑泥来装扮自己，从而降低被敌人发现的风险，增加生存的概率。面对子弹穿梭的险境，她顾不得被手榴弹炸死的家人，也没有时间去想自己孤儿的新身份，她只能被迫地跟着村邻们继续突围，然后一边为全家人哭丧。本我对生存的渴望使得多鹤顾不得来自外界的各种艰难险阻，尊严、亲情和信仰在死神面前显得脆弱不堪。这时多鹤的唯一想法就是活命。枕着土疙瘩的阿纹，铺的盖的都是自己的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旧不停地对身边的人说：“别杀我，我一会儿就赶上你们！”[8]因为被孩子们束缚而耽误了行程的千惠子最终选择以杀婴的残忍方式来保全自己。不论是多鹤、阿纹、千惠子还是那些奔波逃亡的人们，他们痛失亲人，忍受种种磨难却依旧选择继续逃亡都源自于本我与生俱来的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存的渴望。
处在“本我”阶段的朱小环和竹内多鹤都处于一种排斥的状态。朱小环排斥竹内多鹤这个不速之“客”，因为这个“客”的到来，自己的生活变得不再那么平静，本我为宣泄不满的情绪与竹内多鹤针锋相对。而竹内多鹤排斥的则是死亡，她拒绝和同族人一起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本我中与生俱来的对生命的渴望引导她想方设法地逃亡。这种排斥状态下两位主人公的行为都是自己内心真实想法的外化，表现出人性的真实性。
在社会的影响与作用下，本我中的一部分会分化出自我。与本我的“快乐原则”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自我遵循的是“现实原则”，然后在本我与自我的环境中起到调节平衡的作用，将那些不被社会接纳允许的东西压抑和储存到无意识中，进而帮助本我趋利避害。小环和多鹤两人在自我结构中处于截然不同的境地，双方在各自矛盾的境地中反复徘徊，最终选择理性地面对现实。
(一)利己与良知
为掩人耳目，张俭带着小环和多鹤到了鞍山的炼钢厂。此后，多鹤“变身”为小环的远房表妹，成了张俭的小姨子，成了大女儿春美的“小姨”。在多鹤第三次怀着身孕，一个人跑到山上去摘野花却面临分娩的时候，是小环在多鹤生命危急的时刻出现在多鹤的身边。在多鹤顺利分娩出一对双胞胎儿子时，小环心想大半夜自己没有办法将孩子和多鹤同时抱回家，她计划先抱孩子回家，然后再叫张俭上山背多鹤。黑夜中的山林里，小环看着快没气的多鹤忽然想到了狼，一种邪恶的念头油然而生“一群饿狼你牵我拽地争食之后，世上再也没有一个无亲无故的孤女多鹤了”[9]。但是小环立刻掐灭了这种罪恶的念头，她抱着两个孩子重新回到了多鹤的身边，耐心地安抚多鹤，自己不能够把她一个人留在这荒山野岭中，因为谁都不能确保这山上有没有狼。本我控制下的小环在这个阶段对多鹤还是有些许的敌意，有时候也会蹦出多鹤突然间就消失不见的想法，如若只剩下自己和丈夫拉扯着孩子慢慢长大，一家人一起幸福的生活该是多么美好。但是这种念头是短暂的，因为自我会帮助小环趋利避害，让小环清楚地认识到多鹤是一个人，事情也并不像最初想象的那样，可以随意拿钱买来用麻袋装着的一个人，等其实现了自身价值之后，再用麻袋装起来丢到荒山扔了那样容易。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并不是一件物品，想拿来就拿来，想丢就随手丢掉。与此同时，自我帮助小环逐渐接受多鹤才是孩子的母亲这个现实，也接受多鹤必将在家中与她和丈夫共同生活的这个事实。
处于利己主义的想法，竹内多鹤的“消失”或许会让朱小环自己的生存处境变得不那么艰难，所以本我下的朱小环心生邪念。但自我下的小环是有良知的，让自己亲手将一个活生生的人置于危难之中不予理睬，任其自生自灭，这是小环说什么也做不到的事情。良知战胜利己的过程是“本我”分化并升华至“自我”的过程，良知战胜利己是自我帮助本我趋利避害的结果。在本我与自我的纠结中，自我最终将不被社会所接受的邪恶念头储存起来。因此，小环最终还是选择留下来，勇敢地面对黑夜，面对现实。
(二)逃离与回归
在小说的开始，作者花费大量的笔墨交代小说的时代背景以及竹内多鹤如何从拥有外祖母和母亲等诸多亲人朋友至后来沦落到无家可归，甚至是被贱卖的地步。这样的开始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多鹤后来的生活轨道和命运走向起到了铺垫和引导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代浪村人对于死亡的果敢在潜意识中一直左右着竹内多鹤的一言一行。独在异乡，竹内多鹤面对这个举目无亲的国度和复杂的社会环境，有着多次轻生的念头，进而实现自我的逃离和苦难的解放，也在一次次细微的感动中放弃这种念头，回归到生命的轨道，继续前行。逃离是本我对追求快乐的反映，回归则是自我接受现实的表现。
初入张家的多鹤在逃亡的过程中侥幸生存下来，被卖到张家。作为生育工具而存在是多鹤不能左右的，也是她无法改变的。或许是代浪村人祖祖辈辈骨子里的傲气使得多鹤并不想向这种委曲求全的命运妥协，多鹤不愿接受这样的安排，本我为获得内心的愉悦和对自由的向往，使得多鹤在一进家门时就暗暗开始筹备自己的逃跑计划。半年后，多鹤终于成功逃出了张家这个“牢笼”，逃离了这本就不属于自己的地方。事与愿违，逃跑后的多鹤意外地发现自己已有身孕，肚子里的孩子是自己的亲骨肉，于情于理多鹤都不能让这个无辜的生命还未降落就已消亡。自我的理性让多鹤接受了怀孕的现实，也接受了和张家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自我的调解下多鹤不得不重新回到这个她日日夜夜想要逃离的“家”。
除了第一次的逃跑之外，多鹤的脑海也浮现过三次想要自杀的念头，这种念头的产生归根结底也是本我想要逃离现实的反馈。多鹤第一次自杀的念头来源于张俭的无情抛弃，张俭借着带多鹤和孩子们出去游玩的借口将竹内多鹤带到遥远的陌生城市，以竹内多鹤自己走失为理由将其丢弃。多鹤经历了二十几天的磨难后，回到家里。此时多鹤唯一的想法就是可以同自己的孩子们同归于尽，让三个孩子毫不疼痛、毫不害怕地和她一块儿走。就像逃难时以千惠子为首开始杀婴的母亲们，至少可以保证孩子的苦难不再恶化下去，为孩子们所遭受的疲惫、惊恐和饥饿划上一道界限，了结孩子们在这世间的痛苦。本我为逃避磨难选择以死亡方式获得自我解放。然而回家后，面对小环的热情，听着孩子们近期琐碎的事情，多鹤竟意外地和小环搭起话来，并在小环的笑声中不自觉地笑了起来。摸着女儿掉的第一颗乳牙，听着女儿想要撮合自己同女儿的班主任王老师结婚的如此逗乐的话时，多鹤终究没能做成那件同归于尽的事。在自我的干预调解下，多鹤又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回归到现实生活。多鹤第二次想要自杀是在与张俭幽会的事情被发现后，面对张俭的无情，多鹤想要找根好绳子来完成生命中最后一刻的仪式感。本我无法接受张俭的冷漠，为逃离现实，多鹤选择自杀。想要回家找根绳子自杀的多鹤发现了受伤的二孩，在陪伴二孩检查看病的过程中，人格自我下的多鹤看到了小环在不同情景下的喜怒，看到了小环那凑合的生活理论。生活哪有尽善尽美？不都是一边凑合一边继续往前走吗？在自我的理性调节下，轻生的多鹤释然了，找根好绳子干什么？还是凑合着活吧。多鹤第三次想要自杀是在张俭的公审大会上，受刑者的名单上张俭的名字如阴魂般凝结不散。失去“主心骨”的多鹤想要跳进池塘，立马了结自己。本我在失去生活欲望后，想要以死来获得身心的解脱。但在自我的干预下，多鹤想到自己还没有和张俭和好；
和小环的最后一次吵架也吵得凶狠，她不愿小环内疚一辈子；
还没有送二孩去淮北当兵……这一系列的遗憾将想要自杀的多鹤拉回到现实。在自我的调节下，多鹤也学会了为自己活下去而找借口，就像小环借没人给大家包茄子馅儿的饺子来证明自身的存在价值一样。然后大家都在这种借口中继续理性地生活。
朱小环和竹内多鹤两人在这个阶段都遵循着“现实原则”，不管两人在截然不同的境地中有着怎样杂乱无章的想法，最终都会在自我的约束下选择理性地生活。小环在自我利益与良知的纠结中选择理性地接受多鹤在这个家中的一席地位；
多鹤在逃离和回归的徘徊中选择继续“凑合”着生活。人性的复杂和纠结也伴随着选择的结束平息下来。
“超我是道德化了的自我，遵循至善原则。它指导自我，限制本我，是人格的最高境界。”[10]小环和多鹤本就属于一种“情敌”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注定两人将持续处于一种水火不相容的状态。但最后，小环和多鹤之间的感情已然成为一种超我状态下的姐妹之情。从对峙到情同姐妹是需要两人在至善至美的基础上共同努力，在这种共同努力的双向互动中，两人都充分展现了人性的善与美。
(一)维以护之，免受外害
多年的相处，小环在不知不觉中已将多鹤视为自己的亲妹妹。此时的小环褪去了尖酸任性的本我，并将理性的自我全然升华为善良的超我。面对多鹤，曾经的失子之恨和夺夫之痛在小环心里都已淡化。超我下的小环放下了以往交错的纠葛，以前总幻想没有多鹤的日子该有多美好，现在却开始珍惜守护多鹤的存在。当张俭假借带多鹤出去玩，从而故意弄丢多鹤，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回到家时，小环愤愤地责备张俭“咱家不舒坦也是个家。再不合适也是她家，她出了这个家活得了吗?”[11]然后拉着张俭返回弄丢多鹤的地方寻找多鹤。因为不信赖张俭，小环一个人跑到周围市、县收容所，查被收容的人，寻找多鹤的身影。超我在指导自我不应该任多鹤自己在外漂流的同时充分释放人的道德感，使得小环倾其全力去寻找多鹤。此时在小环心中，多鹤俨然成为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这个家是自己的家，同时也是多鹤的家。在道德情怀的影响下，小环在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给予多鹤足够的关怀。当多鹤几经波折回到家中，多鹤麻木的神情让小环既着急又心疼。在随后的日子中，善解人意的小环用她的豁达和爽朗安慰并温暖着多鹤，使得多鹤放弃了同孩子同归于尽的念头。在小石利用多鹤的软肋占多鹤便宜，并用检举多鹤和张俭的关系来威胁多鹤，被小环发现后，小环当机立断借聚会喝酒的理由，将隐藏多年的“秘密”摆在桌面上来讲，以兄弟之间肝胆相照的友情变相“警告”小石，巧妙地替多鹤解围。在多鹤的身份暴露，楼上居委会的人说多鹤闲话的时候，小环已经忘却了自己曾经也是受日本人迫害的可怜人，忘记了自己的孩子和自己自此之后的命运都是日本人所赐，据理力争地替多鹤说话“日本人就该你们祸害？”[12]当女干部们犹豫要不要做一个“日本间谍”的白袖章让多鹤戴时，小环也是和她们翻了脸。多鹤作为被仇视的异族人，身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中。小环作为亲人，超我散发出道德的光辉，保护弱者在无形中成为小环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使小环处处维护多鹤。
超我是理想化的自我，它不断激发人的亏欠感和犯罪感，来调教生命的犯禁和越轨，呼唤自我回归到道德规范和社会理想之中[13]。多鹤虽然是日本人，但超我下的小环在道德感化中也明白了多鹤其实也是一名受害者。多年来，张俭、多鹤和孩子们无法以合理合法的名义生活，小环清楚自己其实是横在其中的阻碍，所以超我激发了小环心中的愧疚感与负罪感。经过多年的风雨波折，家庭身份能够透明化与公开化，张俭和多鹤可以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孩子们可以认回自己的亲生母亲，这些也是超我状态下，小环的心愿与理想。所以，在监狱中探望张俭时，小环故意给两人独处的时间，毕竟张俭生命中的另一部分是属于多鹤的。最后，张俭出狱后卧病在床，多鹤从日本回到中国，两人办理了结婚手续并前往日本疗病生活，孩子们认回了多鹤这个母亲，大女儿与儿子张铁也跟随父母回日本生活。在成全张俭与多鹤的同时，小环自身也得到了身心的解放，实现了超我中的自我理想。
(二)是依赖，亦是牵挂
超我是由社会规范、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等内化而来的，它始终遵循“完美主义”的原则。竹内多鹤对家务的高标准和对家人生活习惯的高要求便是超我在尽善尽美原则下的具体体现。不论是春夏还是秋冬，多鹤都会把家里的水泥地擦得青蓝发光；
张家人的衣服不论是新是旧，只要是穿在身上的，多鹤都会把它们熨得笔挺；
还有进家门必须得换鞋，洗脚必须用肥皂搓洗的习惯，这些不成文的规矩都离不开多鹤这个完美主义者。超我对完美的追求不仅体现在对待他者上，同时也体现在对自我的严格要求上。多鹤是这个家里最勤奋、最兢兢业业的一个人，家里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多鹤会背着十几块钢块回家刻字，同时兼顾在外的工作和在内的家务。即便是和张俭吵了架，多鹤还是按部就班地做着自己的家务活，没有一句怨言。
超我在道德的感化下，多鹤对待小环的态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多鹤的内心是孤独无助的，小环对她而言只是搭伙过日子的一个人，所以她不断地孕育着一个个的小生命，想在家中构建起一个“小代浪村”，一个只有他们能懂的世界。在与小环的朝夕相处中，多鹤看到了小环为了孩子撒泼和乞求的样子，为了守护家庭“秘密”的委曲求全以及对自己的竭力保护。多鹤看到了小环身上散发的人性光芒，在这种道德和良知的感化下，多鹤人格结构中的超我逐渐被唤醒。和张俭幽会完回家时，多鹤会把张俭送给自己挂在衬衫上的白兰花放在口袋，减少被小环识破的端倪，也会在进门时胆战心惊地微笑着面对小环。这种善意的隐瞒是超我被道德伦理制约束缚的表现，是多鹤对小环的特殊保护，因为不被小环知道，小环就不会伤心难过。而且在此过程中，多鹤慢慢视小环为自己的精神支柱，逐渐依赖起小环，两人也滋生出情同姐妹的特殊情感。多鹤自己也会奇怪，小环的撒野也好、愚昧也好，都会慢慢冷却她对死亡的那份炽热之情。多鹤也被小环凑合的生活理论所征服，而且自己也会在这种凑合中获得一些满足，得到些许乐趣。
超我在社会的影响下也产生了人活着不止是为了自己这种崇高的价值观念，因此多鹤在想要自杀时，因为不想让小环内疚、还没有和张俭和解、还没有亲自送二孩去当兵等等为他人而活的想法放弃自杀。自己宁可穿鞋尖塞着一大团棉花的旧皮鞋，也要攒钱给家里所有人带礼物，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环境，自掏腰包给厨房贴白瓷砖。多鹤自己在日本的生活已经是万般艰难，却还要替他人着想。仅凭一份清洁工的薪水，既要负担起张俭看病治疗的费用，还要接济大女儿一家在日本的生活，更要在这紧张的开销中凑齐大儿子去日本的盘缠，满足大儿子想去日本的心愿。在多鹤心中，家人的平安幸福才是最重要的。也正是这种超我状态下替他人考虑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使得多鹤即使遭遇残酷的现实，依旧坚持继续向善生活。
小环对多鹤的维护、多鹤对小环的依赖和牵挂，两种不同方式的表达，都展现了超我在调解本我与自我的过程中最终达到理想的平衡状态。小环与多鹤在经历多重困难后，两人最终寻求到亲情这个平衡点，互相维护、互相依赖、互相扶持。
严歌苓说：“我的写作，想的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走到极致。在非极致的环境中人性的某些东西可能会永远隐藏。我没有写任何‘运动’，我只是关注人性本质的东西，所有的民族都可以理解，容易产生共鸣。”[14]小环和多鹤两位主人公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时代都承受了各自的苦难。小环从牛背上摔下来，掉了孩子之后，便开始默默接受张俭从肉体到精神的双重背叛，承受爱情和家庭的双重分离，她逐渐从家里的中心位置转移到边缘地带；
多鹤是一位被祖国抛弃的异国遗孤，在他国的多鹤是被仇恨的异族人，多鹤必须有意隐没自己真实身份才能存在。小环和多鹤面对如此艰难的生存境遇依旧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小环像仙人掌一般，外刚内柔，虽刺犹人爱；
多鹤像梅花般，外柔内刚，凌寒独自开。两人一动一静、一热一冷、一多言一寡语、一马虎一认真。不论是本我的纯真，还是自我的纠结，在生命的长河中，她们最终都坚守着人性的美好。而人性的向善向美也正是严歌苓想要通过作品传达给读者的一种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