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职业教育教材建设需要以知识变革的深度反思作为实践起点。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应该坚持政治性与思维性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历时性与共时性统一的理性旨归。同时，职业教育教材依然面臨着“知识逻辑”遮蔽“能力逻辑”、“教材依赖”固化“知识边界”、“原子赋能”限制“比特传播”、“专家裁定”阻隔“读者在场”等问题。对此，应以遵循“能力逻辑”为导向，重塑教材的组织结构；
以突破“知识边界”为旨向，构建教材的内容标准；
数字化赋能“比特传播”的技术蓝图，助推教材的数字化转型；
慎思“读者在场”反身对话机制，回归教材裁定的主体。
［关键词］知识变革；
职业教育；
教材建设；
数字化；
新形态教材
［作者简介］方绪军（1982- ），男，黑龙江大兴安岭人，南宁职业技术学院教育政策与法规研究所，副研究员，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在读博士。（广西 南宁 530008）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技术时代知识变革与职业教育课程转型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2YJC880014，项目负责人：方绪军）
［中图分类号］G7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3）09-0097-09
当前，世界范围内正掀起一场以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虚拟现实等为核心的第四次技术革命，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知识的范围扩大、速度加快、周期缩短、交叉并进，进而使知识的完善、淘汰与革新成为一种新常态。知识变革不仅仅催生技术知识的不断变化与发展，引发岗位能力结构和内容的不断调整与优化，客观上也滋生了技术知识生长的假象，对职业教育教材知识内容的选择造成困惑。于是，重拾与反思“什么知识进入教材”便具有时代境遇和现实诉求。同时，我国职业教育教材建设依然“存在着良莠不齐，适应性不强，难以满足行业企业需求等问题”①，集中体现在教材旧、难、偏、同质等症结，影响到我国职业教育教材的整体质量。202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明确提出：“国家鼓励行业组织、企业等参与职业教育专业教材开发，将新技术、新工艺、新理念纳入职业学校教材，并可以通过活页式教材等多种方式进行动态更新。”这为我国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提供了指导性意见。
一、应然样态：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理性旨归
教材是职业教育课程落地的载体、工具以及中介，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必须坚守理性旨归，解读好教材对于“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应然样态，为职业教育教材高质量建设提供理性保障。
（一）政治性与思维性的统一
培养什么样的人，这是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基点问题。2017年国务院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教育部组建成立教材局和课程教材研究所，负责对各级各类教材的统筹管理，进一步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教材工作的重视程度。
所谓政治性，就是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必须扎根中国大地、服务社会大众，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②。具体来说，要始终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阵地，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国情，以社会经济发展与变革、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为依据，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材目标、内容、形式、评价等全过程中，切实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同时，在强调教材“为国育人”的政治性基础上，也不能忽视教材“赋智提技”的思维性功能。要通过整体设计教材的知识结构与内容、岗位能力的布点与衔接、工匠精神的融入与内化等，强化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形象思维能力和技术思维能力等，培养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总之，实现政治性与思维性相统一，就是要求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将育人与育魂相结合，在引导学生学习知识、习得技能的同时播种家国情怀、民族情结、文化自信。
（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
为谁培养人，这是职业教育教材建设价值取向的问题。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和普遍必然性是哲学家们普遍认同的观点，自斯宾塞提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观点后，便衍生出韦伯关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讨论。工具理性作为一种重要工具和手段，深深地影响到当今西方社会的价值体系和理解惯习；
价值理性则注重行为本身所代表的价值，强调社会价值要比行为结果更重要。
工具理性要求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坚持“实用主义”原则，紧跟知识变革的发展趋势，准确地掌握知识数量增长、技术升级、技能革新的方向和属性，促使职业院校主动对接产业链发展、岗位能力要求以及新技术研发趋势，进而将技术标准、岗位标准、员工标准等融入教材之中，以便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同时，在强化工具理性的基础上，还需要将价值理性的基因注入教材建设精神内核之中，使人文知识、工匠精神、劳模精神等与技术知识实现融合，并且插入案例解析、创业故事、风土人情等内容，从而丰富教材内容、吸引学生注意、激发学生兴趣，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知识观、技术观、职业观等。
（三）历时性与共时性统一
如何培养人，这是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方法的取向问题。世界万物都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具体到职业教育教材上体现为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特点。
就历时性角度而言，从最开始的渔猎和农耕技术发展到如今各行各业的岗位能力，职业教育教材体现出知识在不同时代所呈现出的样态，会根据知识变革与技术革新适时而变。这种变化并不是颠覆性的、批判性的，而是在原有教材体系的基础上，从整体思维视角来考量教材内容的增加和减少，以使教材可以体现出最新的知识与技术要求。但是，在实践中存在“小修小补”的思维误区，认为教材仅仅需要增加一些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减少过时的技术与工艺，忽视了教材内容结构体系以及技能链条系统性的变化，呈现出碎片化的思维定式，其本质是局部性思维定式僭越整体性思维定式，客观上导致教材知识链、技术链和技能链无法有机链接，从而影响到教材内容的整体逻辑序列。同时，职业教育教材还需要在尊重教材原有结构和体系的基础上，注重教材内容和逻辑与岗位结构和能力相匹配，特别是既要满足当前工作岗位对人才培养“共时性”的需求，同时也要顺应数字化、智能化产业发展的趋势实时向数智化转型与升级，以便更好地适应知识变革时代对于人才质量和规格的要求，实现“教材育人”的目的。
二、现实审思：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理性反思
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理性反思是教材类型化发展的自觉性。教材建设问题涉及教材内容、教材受众、教材媒介、教材编者等多个客体，呈现复杂性与关联性并存的特點，可以从知识、受众、媒介以及编者视角出发，对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现实进行多维反思，从而在反思中审思现实。
（一）知识视角：“知识逻辑”遮蔽“能力逻辑”，深陷“思维逻辑”
所谓“知识逻辑”，是指按照人类认识自然所遵循的知识认知序列而形成的完整知识结构，呈现出由简入繁、由知识点到知识群的知识序列。在理性主义感召下，“知识逻辑”催生并形成了以知识逻辑为核心的学科知识体系，将清晰地认识自然的原貌作为知识使命，侧重于运用严谨的学科知识逻辑构建起知识大厦，呈现出严谨的逻辑性和结构性，衍生出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Jerome Seymour Bruner）的结构主义课程论、德国教育学家瓦根舍因（Martin Wagenschein）的范例方式课程论等。但是，建立在“知识逻辑”基础上的学科知识体系诠释知识合理性、普适性和科学性的同时，对于具有独特性的“诀窍”“技巧”等经验知识或隐性知识却表现得不尽如人意，甚至对于职业教育教材而言出现了“知识至上”的思维误区，呈现出知识本位的教材观。特别是深受学科课程和结构主义教学观的影响，职业教育专业课教材的结构设计、编写体例、内容逻辑和教学评价等基本上被禁锢在学科知识逻辑的架构中，不仅仅陷入了学科本位的“思维陷阱”，更限制了教材对学生能力养成与职业能力发展的赋能。
20世纪20年代中期，能力本位教育理念在我国职教界广泛传播，出现了基于职业行动逻辑的教材结构设计，价值取向由学科知识学习转向职业行动能力培养。但是，从学科知识逻辑向职业能力逻辑转型、从知识学习向技术学习转向、从显性知识养成向隐性知识内化、从专业通才向职业专才转变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职业教育教材依然在“知识本位”与“能力本位”中间游走而难以选择。诚然，“能力本位”主要是以“能力逻辑”为知识主线，以岗位实际需要为出发点，以能力养成作为知识学习走向，以模块化技能点作为教材组织结构，侧重于工作胜任力，具体是指成功生活或谋生所必需的工作能力、专业技能、劳动态度、价值观以及鉴赏力等，而不是传统能力观所指的对知识的掌握。但是，由于以“知识逻辑”为理念的教材编写方法发展时间长，且具有客观性、稳定性、逻辑性等特点，更加容易被学科知识体系下的教师所接受，已经固着为教师的心理图式，短时间内难以得到扭转。虽然经历过多次课程教学改革，但“知识逻辑”遮蔽“能力逻辑”的现象依然广泛存在，教材建设中也依然将“知识逻辑”作为先验经验潜隐默化地影响着教师。由此，“许多本应该通过实践过程来获得的知识被错误地按照认识过程来让学生获得，从而使职业教育课程呈现出学问化倾向”③。
（二）受众视角：“教材依赖”固化“知识边界”，误入“思维躺平”
教材以文字符码为主要语言，记载了学生所要掌握的学科知识和技术知识。从教材发展的历史来看，教材不仅仅是职业教育课程知识的有效载体，同时也是人类知识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阵地，对于教育公平化、平民化、规模化以及制度化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承载着课程知识的印刷教材文本并不是完美无瑕的，许多教材的文字表述质量不够高，对课程原理与学习原理的体现不够，具体内容与职业岗位要求脱节严重。为了扭转教材内容与职业岗位要求脱节的问题，《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等文件中均积极倡导使用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以及配套的数字化教学资源，以保持课程内容的动态更新。但是，多数职业院校还是将教材作为技术传授的金科玉律，将教材内容作为技术知识学习来源、将教材知识组织方式作为技术技能学习序化模块、将教材知识分布点作为技术技能学习的要点，无形之中强化了以教材为学习中心的“教材依赖”现象。
所谓“教材依赖”，就是教师习惯性地将教材内容视为开展教学的唯一来源，在认知层面上对教材产生严重依赖的心理图式，表现为“以教材为中心”的教学思维。长期以来，受学科化课程的影响，职业教育教材内容的组织理念、形式等与普通教育基本一致，主要是系统地阐述专业理论知识，并形成了“以教材为中心”的刻板印象，导致“知识边界”固化为以“教材为中心”所划定的范围，客观上窄化了知识的来源，其本质就是“教材依赖”。可以说，“教材依赖”客观上导致教材知识预设了严格的边界和范围，不仅仅使教师的教学局限于有限性的知识来源，同时也限制了学生学习课程内容的范围，并逐步影响到学生对于世界的认知与再理解，导致学生的思想表达和技术思考也变得静默、僵化。
同时，职业教育教材虽然具有动态性、发展性和跨界性，但如果想对教材中的技术知识进行修改、补充和更新，就必须额外承担更多的时间、精力和经费等，而且即便实现动态更新也无法消除形式独立性与思维对抗性的基因。特别是在知识变革背景下，知识的边界呈现出无限扩张、学科交叉、迭代更新等发展趋势，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的冲击下，传统的形式僵硬的教材文本可能瞬间就被灵活性更强的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以及数字化形态教材所瓦解，这迫切需要职业教育摆脱“教材依赖”而走向更为宽广的知识空间。
（三）媒介视角：“原子赋能”限制“比特传播”，造成“数字鸿沟”
人类历史上经历了四次大的媒介革命，包括从口语媒介到文字媒介、从手写媒介到印刷媒介、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从电子媒介到网络媒介。每一次媒介革命都引发大众传播工具的革新，在促进知识和技术在不同种族、阶层和个体之间传播的同时，也实现了人类文化基因和精神火种的传承。
当前，职业教育教材正处于由“原子赋型”向“比特传播”转型期，纸质版教材难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技术认知方式和惯习，而电子化、数字化的教材已经逐步成为“数字移民”一代的新宠儿。依托其独特的泛在性、便捷性、多样性等技术特点以及“超链接”“数字在场”“超文本”等技术优势，泛在学习、数字赋能等成为现实。同时，借助于多维空间的开放性和流动性的特点，知识化身为“比特”在网络空间中跳转、流动，打破了原有教材所划定的知识边界，使知识边界弥散、知识传播连续以及知识范围无限拓展。但是，也应该清楚地看到，在数字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对数字化信息与网络通信技术的拥有和应用程度不同，信息落差、知识隔离以及贫富差距等普遍存在，导致“数字鸿沟”和“数字依赖”等数字异化问题的产生。生活在“原子赋能”学习场域中的一代正面临着“比特传播”中“望梅止渴”的尴尬境地，最终造成新的“数字鸿沟”。这种新的“数字鸿沟”主要表现为信息技术的可及性差异（第一类数字鸿沟）、技术的使用差异（第二类数字鸿沟）以及互联网获取知识多少（第三类数字鸿沟），呈现为信息技术基本设施缺乏、信息素养能力不足以及信息检索能力欠缺等问题。这在客观上导致纸质版教材依然是职业教育教材的主体，“原子赋能”依旧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甚至电子化、数字化的教材被贴上低效、无序等标签，成为职业教育教师不敢踏入的“禁区”。
（四）编者视角：“专家裁定”阻隔“读者在场”，导致“群体沉默”
教材既是编者创作和表达知识的产物，也隐含着作者的生命体验和生命表达，具备组织系统的逻辑性。当然，教材不仅具有吸收知识的他组织特质，无论是学科知识还是技术知识都可以成为教材内容，体现出全纳性的特点。同时，也秉持着自我改造与创新的自组织惯习，掺杂着过多的“他者观点”和“一家之言”，体现出选择性的特征。
在从知识到教材的过程中，以编者为主导的知识教材化已经成为职业教育教材编写的习惯，但受编者能力所限和视野范围等影响，凝聚着人类智慧的教材其实并不是完美无瑕的，甚至存在“教材开发思路不清晰、内容质量不佳、文字表述水平不高”④等问题。编者对于知识的“选择性”僭越了知识的“全纳性”，导致教材的编写带有浓厚的人为性色彩。虽然对于知识基数和增长速度而言，知识的选择性有利于将专业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以及新方法编入教材之中，缩短学生学习与岗位能力之间的距离，有利于学生从自然人蜕变为职业人，但是教材一旦成为出版物无形中就会被贴上权威性、依赖性的标签，读者容易陷入“专家裁定”的话语体系之内，以教材作为知识的来源和技能养成的圭臬，阻隔了“读者在场”，导致“他者的消失”，甚至产生“群体沉默”现象。同时，教材出版本身就代表着作者独立性和僵固性的自我表达。知识变革背景下，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以及新方法层出不穷。但如果想对原来的教材内容进行修订、更新和补充，必须经过来稿审稿、编辑加工、装帧设计、排版校对、签批付印、复制印刷、装订成册等流程。即便可以缩短这一流程，也无法消除印刷文本与生俱来的形式固定性与思维排他性，最终难免陷入教材“专家裁定”的困局。
三、未来图景：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理性进路
考察“知识的可能性”无非就是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映射到职业教育教材层面上无疑是如何实现“知识的可能性”，进而打通知识与行动的通道、缩短理论与实践的距离。为此，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既要秉持复杂性、科学性、先进性为内核的研究态度，把握好教材设计、编订、使用、评价等技术性环节的理性进路，更要立足于职业教育类型化特征的理性进路，凸显职业教育教材的本质特色。
（一）判断与拆解：以遵循“能力逻辑”为导向，重塑教材的组织结构
课程是教材的基石，决定着教材的定位、目标、内容、结构和评价。然而，受课程知识主导、学科影响、逻辑至上等价值取向的影响，我国职业教育教材被貼上知识化、学科化、逻辑化的标签，其“类型化”的特点被“等级化”所掩盖，成为“他者教育”的复制品，学生则被打造成为“知识的存储器”和“技能机器人”，从而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问题解决的能力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对此，职业教育教材要聚焦学生能力的培育，应将“要使一个‘自然人’或是一个‘生物人’，成为一个社会所需要的职业人”⑤作为职业教育教材的价值旨向。
首先，坚持价值导向，判断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教材的逻辑起点。知识变革背景下，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以及新方法更新速度不断加快，职业教育教材不仅面临着对知识的选择、加工、呈现、评价等问题的慎思，也需要遵循教材的周期更新规律，以更好地适应产业发展对于人才培养质量与规则的要求。为此，职业教育教材建设要立足于类型化本质特征，从逻辑起点找寻教材的内在价值与时代使命。一方面，教材是体现出国家意志的重要事权，是学生获得知识和技术的重要载体，也是国家对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与规格的具体体现。202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明确提出：“为了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制定本法。”同时，又将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作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定位。由此可见，职业教育教材承载着为国育人与以文育人双重价值，并将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作为编制的起点。另一方面，知识变革背景下，无论技术知识如何变革、职业教育政策如何发展，学生能力培养自始至终都是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核心所在，凸显出人才培养的类型特色与本质属性。而“以能力为基本单位更能发挥职业教育教材的优势”⑥，因此其定位应主要聚焦在学生能力的养成。职业教育教材的组织不仅要呈现出是什么的学科知识点，还要使学生掌握怎么做的操作知识点，进而提升学生认识知识的内容、掌握知识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反思技术的能力，充分体现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
其次，聚焦能力养成过程，拆解具体岗位能力，进而组织模块化教材。能力养成既是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理念和目标，同时也是职业教育教材编制的组织结构和内容依据。能力养成必须以实际的岗位能力需求为导向，以真实的工作规范和岗位操作要求为依据，将一项工作或某项能力按照能力逻辑分为若干个完整的、系统的能力模块。这既有利于学生职业能力的养成，也有助于学生的自主性学习、个别化学习以及协同化学习，进而破解“学科逻辑”教材“难、偏、繁、旧”的问题。特别是与职业教育传统教材“章—节”体例的组织不同，职业教育教材组织的模块化是以能力养成为组织原则，侧重于模块化的知识组织方式，一个“模块”就是“一个单位的课程内容，它有自己的起点和终点，可以对之增加一些模块，以完成更大的任务，或达到更为长期的目标”⑦，彰显出模块的相对独立性、能力完整性、绝对灵活性等特征。正是由于这些特征，学生既可以在模块化教材中学习到完整的、真实的、可操作的知识和技术，还可以根据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对模块化教材的模块进行更新，而不会对教材的整体结构产生太大影响。为此，职业教育教材建设要以提升学生能力为核心要义，明确教材编写理念、内容选择、组织结构等，以模块化的组织方式构建教材的能力逻辑体系，以实现以文育人、以文化人的时代使命。
（二）倡导与厘定：以突破“知识边界”为旨向，构建教材的内容标准
由于知识域迭代重叠，边界知识交叉互补，边界的知识粒度分布各异，导致知识边界呈现出重叠、交叉和差异等特点。同时，知识边界的建构是专业形成的重要机制，是以学科专业知识和学科交叉知识为基础而形成的无形边境，在职业教育传统教材的设计理念中专业知识与专业知识之间存在“异质性”，是区别于专业类型的重要判断标准。但是，“知识边界”既在客观上成为“教材依赖”的直接原因，同时也是知识变革背景下职业教育教材编制可能性的根源。为此，要以突破“知识边界”为旨向，构建教材的内容标准，生成具有特色的职业教育知识观。
首先，倡导使用新形态教材，突破职业教育专业“知识边界”的限制。“知识边界”在客观上携带着学科化、知识化和逻辑化的思维惯习，使职业教育教材让位于抽象化的知识概念和符号，不仅无法提高学生的技术技能水平，同时也削弱了职业教育的学科本质。为此，职业院校应该积极探索并倡导使用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等新形态教材，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凸显“新”“活”“用”三方面的特征，将学科知识转化为技术知识，将教师教学转化为学生学习，将接受知识转化为创造知识。其中，“新”即理念新、内容新、形式新，主要是校企在先进理念的指导下，根据知识变革适时调整内容，并以活页式、工作手册式等形式呈现，体现出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以及新方法的融入，凸显出教材编订的与时俱进，进而突破现有知识数量边界，实现学生知识数量的增长；
“活”即体例活、教学活、学习活，主要是指职业院校要根据能力模块编制模块化章节、可拆可分的教材，同时根据能力知识点灵活地设计采用任务导向、工作过程导向等教学方法开展理实一体化教学，进而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个性学习，凸显出教材学习的灵活多变，进而突破现有知识组织边界，实现学生理实知识的融合；
“用”即教师用、学生用、实操用，新形态教材应以学生为中心，既要满足教师的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也要通过兴趣驱动、项目导向、能力进阶来引导学生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还要配有任务目标、任务过程、学习测试、评价总结等技能操作训练引导学生实现自主实操，进而突破现有知识学习边界，使学生成为创造知识的主体。
其次，厘定知识变革的内在特征，构建教材的内容标准。处于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前沿，知识的变革不仅仅促使知识数量增多、种类繁多，更衍生出知识学科分类细化、知识交叉性加强等现象，特别是在不同专业的知识之间、不同课程的知识之间也形成了技术逻辑上的关联，导致教材组织在模块的基础上知识交叉性日益明显，集中表现为交叉性课程知识、交叉性技术知识、交叉性专业知识等形态，在对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提出挑战的同时，也为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指明了改革方向。基于此，职业院校应该重塑教材的内容标准。根据《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中“教材审核应依据职业院校教材规划以及课程标准、专业教学标准、顶岗实习标准等国家教学标准要求”的规定，职业教育教材应该在政治标准、课程标准、专业教学标准、顶岗实习标准、职业标准（规范）以及技术质量标准和规范等基础上构建教材的内容标准。具体来看，既要在政治标准上突出立场坚定、遵紀守法，课程标准上体现技术导向、模块设计，专业教学标准上彰显尊重学生、丰富教学，还要在顶岗实习标准上实现任务驱动、理实一体，职业标准上反映前沿技术、紧密对接岗位，技术质量标准上科学合理、梯度明晰，进而实现教材内容的标准化。
（三）延展与优化：数字化赋能“比特传播”的技术蓝图，助推教材的数字化转型
当前正处在由纸媒化向数媒化转型的时期，人类的认知图式不再局限于天然的物理空间中选择知识，而是游离于数字化营造的图文声像一体呈现的虚拟空间中猎取知识，进而突破教材所带来的“教材依赖”的屏蔽，使职业院校学生的认知空间从“物理空间”走向“数字空间”。
首先，延展数字化工具，探索数字化赋能“比特传播”技术蓝图。随着知识变革日益深入，职业院校学生学习不再是“从A到Z的漫长旅程”，而是由网络化的知识勾勒出的“一个无定形的、相互交织的、不可掌控的大网”⑧。借助教育数字化转型，职业教育领域引入“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支持的‘数字画像’、‘多模态数据支持的作业分析’、‘人机协同的个性化辅导’、‘需求导向的精准作业推送’等信息技术手段”⑨，进而延展了数字化工具的种类和功能，使知识的权利组织从“垂直分布”转变为“平行分布”，大大缩短了知识在传递过程中的自然距离。同时，借助网络技术和大数据等手段，更是开辟了一种非阶级、非种族、非功利、非封闭的知识传播渠道，使“比特传播”的蓝图从理想图景变为现实可能。特别是随在知识变革引发产业结构性调整、岗位工作能力要求变化的背景下，职业教育教材承载着技术传播、技术育人双重任务，更应该直面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与教材深入融合对于印刷教材的挑战，尤其是印刷教材更新必须经历调研、编写、审核、出版、发行等一系列程序性工作，客观上导致“现实教材”与“理想教材”之间巨大的时间鸿沟，并呈现出固着性、滞后性等后天性不足。然而，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技术化身成为课程转型的利器，在打破纸媒知识体系中严格的科学逻辑与学科边界的同时，还使知识化身为“比特”在网络空间中灵活流动，“在客观上促使课程内容的联接性加强、情境性逼真、交互性更高、空间性更延展、边界更模糊，进而实现职业教育课程动态更新，使泛在学习、具身化等概念得以实现”⑩。
其次，优化配套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助推教材的数字化转型。202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指出：“开发职业教育网络课程等学习资源，创新教学方式和学校管理方式，推动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与融合应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知识增长的数量和速度均令人惊叹，对于教材是否可以承载人类认知的欲望也产生了“促逼感”。借助于数字化教材强大的比特传输能力、便捷的文字处理技术等，可以自由灵活地增加新技术、新工艺以及新方法等内容，随时在数字文本增加相关网络拓展知识、技术等资源，从根本上打破传统印刷教材“一家独大”的垄断格局，使教材学习从“实在”走向“云在”成为一种可能。为此，职业院校要抓住专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期，优化配套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特别是在“数字化生存”日益成为人类生活、学习以及工作的新常态下，数字化教学资源并不是简单的资源“数字化”过程，而是需要现有教学资源的数字化、拓展性教学资源的链接化、教学资源内容的多样化以及教学资源呈现的多维化，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教材的数字化转型。
（四）解蔽与重拾：慎思“读者在场”反身对话机制，回归教材裁定的主体
职业教育教材既可以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等产业的变化与发展，同时也遮蔽了教材应有的面貌，导致教材“固化”与读者“躺平”并存，客观上偏离了职业教育教材的类型化特点。为此，必须加强读者与编者之间的平等对话，慎思“读者在场”反身对话机制，回归读者作为职业教育教材的裁定主体地位。
首先，解蔽职业教育教材的学术权威禁区，构建“读者在场”反身对话机制。《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中明确提出“专业课程教材要充分反映产业发展最新进展，对接科技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及时吸收比较成熟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等”的要求，无疑是在强化职业教育教材的科学性与规范性相结合、动态性与发展性相结合。但是，目前教材客观上还是存在内容滞后、“专家裁定”等情况。为此，要解蔽职业教育教材的权威禁区，松绑读者对于教材的绝对依赖，就必须坚持慎思“读者在场”反身对话机制，使“读者在场”成为现实。第一，“读者在场”必须实现“多元到场”，破解“一家之言”。这就要求教材编写吸纳相关学科专业领域专家、教科研人员、一线教师、行业企业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学生等人员参与其中，发挥多元主体的学科优势和技术经验。第二，“读者在场”必须恪守“层级监督”，破解“一叶障目”。这就要求教材必须以体现党和国家意志为前提，在国家教材委员会宏观指导和统筹下加强分级管理。同时，强化教育行政部门牵头负责实施中观管理，有关部门、行业、学校和企业等多方治理主体微观参与，特别是要强化职业院校对于教材具体的管理权限和自主权。不仅要落实学校党委对教材工作的总负责制，进一步健全内部管理制度，严格地执行国家和地方关于教材管理的有关政策规定，更要强化职业院校教材编写的灵活性，根据产业发展對于人才培养质量和规格的要求编好、选好、用好教材，以便实现教材的政治性、科学性、合理性、及时性等目的。第三，“读者在场”必须倡导“反身对话”，破解“故步自封”。这就要求职业院校教材建设坚持“自反”与“反思”相结合，既要体现教材编者对于教材本体的理性反思，以便实现纯粹理性，又要克服各种非理性因素的作祟，以便追求自知和确定性的理性。
其次，重拾职业教育教材的类型本质，回归教材裁定的主体。类型决定着职业教育教材既具有教育普适性的一面，更需要具有职业教育特殊性的一面。知识变革使知识数量激增、迭代速度加快，导致教材无法承载如此多变、多量和多质的知识。教材编写者凭借着知识占有的权威，通过教材加强了知识权利配置差序格局，成功地塑造了“无所不知”的教师和“一无所知”的学生，教材学习往往被视为对于知识真理明灯的朝圣，被压抑的学生异化为知识的容器，客观上使学生沦为了仅仅掌握一种或一门单一技术的，失去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为此，必须彰显职业教育教材的类型本质，将专家从“一家独大”的知识权威神坛上拉下来，重新审视并回归教材裁定的主体——学生。从“学生成才—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而言，职业教育教材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升级新动态及时进行修订，以满足学生智能与能力的生长；
从“学生生长—职业适应”之间的关系而言，职业教育教材要从学生生长中选择知识、从学生发展中建设教材；
从“学生学习—教材呈现”之间的关系而言，职业教育教材要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工具，不仅借助数字化教材在文字处理、知识编辑与比特传输技术等方面的优势，随意随需增删、润裁、优化内容，使学生的想法观点、思想以及创意可以在灵动的网络空间内率性释放，还要创设网络空间的职业教育技术文化环境，使知识在网络空间内情境化、操作化、体验化，真正实现“读者在场”。
［注释］
①曾天山，马建华，刘义国.以国家规划教材提升职业教育教材质量［J］.课程·教材·教法，2021，41（5）：27.
②曾天山.我国教材建设的实践历程和发展经验［J］.课程·教材·教法，2017，37（12）：18.
③徐国庆.实践导向职业教育课程研究：技术学范式［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17.
④徐国庆.职业教育专业课教材建设（笔谈）——如何提升职业教育专业课教材质量［J］.当代职业教育，2021（4）：5.
⑤姜大源.职业教育要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0.
⑥李政.职业教育新形态教材：内涵、特征与编写策略［J］.职教论坛，2020（4）：23.
⑦Warwick D.Modular Curricula［A］.In Husen T，Postlethwaite T N （eds.）.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Great Britain：BPC Wheatons Itd. Exeter，1994：3886.
⑧（美）戴维·温伯格.知识的边界［M］.胡泳，高美，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147.
⑨赵健.技术时代的教师负担：理解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一个新视角［J］.教育研究，2021（11）：151.
⑩方绪军，施渊吉，梁晨.数字化时代职业教育课程转型：理据、风险与辩证［J］.职教论坛，2022，38（10）：51.
［参考文献］
［1］方绪军.技术知识变革：职业教育课程本体遮蔽与适应性选择［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14）：12-20+28.
［2］宋文文，曾瑶，张广君.走向“超越知识观”：智能时代的知识观变革与教学知识观取向［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6-10（4）.
［3］马桂香，邓泽民.我国职业教育教材研究40年综述［J］.职教论坛，2019（10）：57-64.
［4］周慧珺，邹文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鸿沟的现状、影响与应对策略［J］.当代经济管理，2022（12）：1-12.
［5］石伟平，徐国庆.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技术［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6］（美）约翰·杜威.民主与教育［M］.薛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7］周小李.媒介教育哲学引论“苏格拉底之疑”及其传承［J］.社会科学战线，2020（9）：221-230.
猜你喜欢教材建设职业教育数字化家纺业亟待数字化赋能纺织科学研究(2021年6期)2021-07-15高中数学“一对一”数字化学习实践探索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19年1期)2019-09-10高中数学“一对一”数字化学习实践探索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19年1期)2019-05-28关于核科学技术专业英语教材建设的思考科技创新导报(2016年21期)2016-12-17湖北民间舞蹈课程体系的建构戏剧之家(2016年22期)2016-11-30中高职衔接教材建设的思考与实践价值工程(2016年30期)2016-11-24数字化制胜中国卫生(2016年2期)2016-11-12“动能教育”模式下的工匠人才培养路径研究职业(2016年10期)2016-10-20论七年一贯制体系下本科学科建设中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职业(2016年10期)2016-10-20刍议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有效性考试周刊(2016年76期)2016-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