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彦著
国际甲烷控排已逐渐从科学共识走向政治共识，但在控排力度和约束机制上又存在新的国际气候谈判博弈焦点。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离不开与世界各国的密切合作，同时也面临着主要大国之间在监管制度、体系标准、技术手段上的博弈与竞合关系。随着美欧发布甲烷控排战略并逐步通过国际组织平台塑造国际约束力，我国应注重了解世界主要大国甲烷排放总量差异、结构差异等特征，在循证基础之上，谋划和拓展甲烷控排双多边国际合作。
全球甲烷排放总量与结构
自工业革命以来，甲烷对全球变暖的贡献率达30%（IEA，2022），全球大气中的甲烷浓度已从1750年工业化前约700ppb增长到1875ppb1，并仍在稳步上升。快速和持续减少甲烷排放是限制近期全球变暖和改善空气质量的关键，也是实现《巴黎协定》1.5 摄氏度控温目标最具经济性和合理性的措施之一。
对甲烷排放量的估计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最近的《全球甲烷预算》（Global Methane Budget）综合估计表明，全球甲烷年排放量约为5.7亿吨。这包括来自自然源的排放（约占总排放的40%）和来自人类活动的排放（其余的60%，称为人为排放）。《全球甲烷预算》综合了自上而下的研究和自下而上的估计结果，根据2008年至2017年的全球甲烷排放数据，在全球范围，人为甲烷排放的最大来源是农业，约占排放量的四分之一，紧随其后的是能源部门，包括煤矿开采、石油天然气生产、天然气和生物燃料燃烧的排放，以及废弃物填埋等造成的排放。
美欧甲烷减排战略及其各自特点
在全球实现碳中和的抱负和全球社会经济低碳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美欧国家已率先布局甲烷控排，先后发布了《美国甲烷减排行动计划》和《欧盟甲烷减排战略》，并联合103个国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期间发起签署《全球甲烷承诺》（Global Methane Pledge），计划到2030年将全球甲烷排放量在2020年的基础上至少下降30%，并且拟构建全球甲烷监测网络和监测、报告及核查体系标准。美欧正将甲烷减排从科学研究与技术探索维度上升到国际合作与博弈的维度，在气候变化国际博弈中争夺主导权和话语权。
整体来看，欧盟與美国的甲烷减排重点领域和减排措施是基本一致的，但在具体实施方面存在标准和落实计划上的差别（董文娟等，2021；
秦虎等，2022）。
与美国相比，欧盟的甲烷减排目标和方案更加清晰和细致，在多个领域的减排目标设置得更为明确。另外，欧盟和美国甲烷战略又因其各自的排放在全球排放总量中的比重差异以及能源贸易结构差异而体现出不同的战略侧重。例如，一些学者发现“欧美甲烷减排战略最明显的区别之一在于争夺全球话语权：欧盟构建全球甲烷监管体系意愿强烈，而美国更倾向于对内实现减排”（张岑等，2021）。同时，由于欧盟是化石能源进口地区而美国是天然气和煤炭的出口国，欧盟针对化石能源进口环节出台的甲烷减排相关要求将对美国对欧能源出口形成减排规制作用。从全球控排的角度应看到，这一规制作用在2022年国际能源安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欧洲对美国天然气等化石能源进口依赖程度显著加重的背景下更具有现实意义。但同时，也应认识到，欧盟此举更是旨在引领构建全球甲烷监管体系，其倡导的甲烷排放数据披露的要求以及相关监测平台和工具的建立将不仅对与欧洲能源贸易相关的国家产生影响，还将通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甲烷承诺》等国际组织平台与国际倡议机制产生溢出效应，形成全球性的制度与规则，对整个化石能源行业和能源贸易产生广泛影响。特别是，欧盟提出的“甲烷供应指数”“透明度数据库”“排放者检测”等指标工具将对国际油气贸易格局和全球能源竞争格局形成新的约束影响，这种影响对甲烷排放持续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张博等，2022）。
G20主要大国甲烷排放结构差异
笔者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全球甲烷追踪器” （Global Methane Tracker）的数据对G20主要大国的甲烷排放结构进行了梳理和比较（表1）。比较发现：
1）G20成员中，中国、印度、美国、欧盟（EU国家）、俄罗斯、巴西、印度尼西亚的甲烷年排放量相对较大，均超过了1000万吨， 是最主要的甲烷排放国和区域。
2）G20国家中，美国、加拿大、中国、俄罗斯、南非、沙特阿拉伯的最主要排放源是能源部门，英国和韩国的最大排放源是废弃物部门，其他国家最大的排放源均为农业部门。
3）美国和加拿大的甲烷排放结构较为相似，俄罗斯与沙特阿拉伯的甲烷排放结构较为相似。
4）日本与韩国的能源部门的甲烷排放占其本国总排放的份额均较少，日本为17%，韩国为13%。日本的农业排放源最为突出，排放份额占64%。韩国除了最大排放源废弃物部门的排放份额占46%外，农业部门的排放也较为明显，份额达39%。
5）就七国集团（G7）发达国家以及欧洲所有国家的综合数据来看，北美国家甲烷排放结构相似，能源和农业分别为主要排放源；
欧洲国家甲烷排放结构相似，农业与废弃物部门为主要排放源，而能源部门的排放份额并不突出。北美国家与欧洲国家的排放结构显示出一定的差异。
甲烷控排国别战略与国际合作
综合G20国家的甲烷排放结构差异性分析，对于甲烷排放结构特征的关注，一方面应体现在制定适合各国国情的甲烷控排本国战略中，另一方面还应体现在双多边控排国际合作的差别化侧重方向上。
从国家战略和国际合作的角度而言：
一是提升温室气体清单编制能力，准确了解全球和本国甲烷排放量与排放结构。国际能源署的“全球甲烷追踪器”等数据平台持续提供各国每年甲烷排放总量和排放结构的信息，其数据综合度较高，有利于掌握世界总体排放情况。然而，我国迄今为止完成并对外报告了仅5个年份的温室气体清单，数据完整性和准确性均有不足，基础数据收集与核定体系亟待完善，过去的温室气体编制模式和能力已不能满足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张博，2022；
冯相昭，2022）。我国可通过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向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借鉴相关经验，提升温室气体清单编制能力， 健全和完善长效的国家清单模式，在掌握全球甲烷排放格局的同时尽快精确摸清家底，从而在部门行业层面制定更经济、更有效、更可持续的甲烷控排方案。
二是根据本国甲烷排放总量和排放结构的国情特征制定甲烷控排战略，并关注本国战略与国际趋势的关联与对接。根据表1，美国最大的排放源是能源部门，欧洲最大的排放源是农业，但《欧盟甲烷减排战略》仍强调“能源是能够以最快速度、最低成本降低甲烷排放的部门……欧盟将与国际伙伴合作，解决自身及进口能源的甲烷排放”。而在以美欧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中，特别是在欧洲多国弃煤的趋势之下，能源主要以油气为主。欧盟委员会（EC）、美国环保协会（EDF）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已牵头发起了油气甲烷伙伴关系（Oil and Gas Methane Partnership， OGMP），在油气领域塑造减排约束力和话语权。然而，在全球层面，煤炭甲烷排放已经超过石油或天然气领域甲烷排放。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已经提出要推动成立“焦煤甲烷伙伴关系”。中国的能源结构特征决定了煤炭甲烷在中国的人为甲烷排放中占比最高，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或将持续这种特征态势。我国制定甲烷控排战略或应充分考虑国际上“呼之欲出”的“焦煤甲烷伙伴关系”，并充分探索研究中国的气候领导力在“焦煤甲烷伙伴关系”这样的国际倡议中如何得以体现。
三是注重追踪主要大国甲烷控排的不同约束手段及其在国际层面的溢出效应。首先，美国和欧盟在针对甲烷控排的立法进程走在世界前列。2021年9月，美国的立法提案中首次涉及了将甲烷费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美国参议院2022年7月通过了《降低通货膨胀法案》，计划从2024年开始对甲烷排放征税，以作为降低通胀的众多举措之一。2022年12月，欧盟理事会就跟踪和减少各国能源部门甲烷排放的提案达成一致，通过了甲烷控排的新规则。美欧在COP26上发布的“全球甲烷承诺”协定，共105个国家签署，体现了美欧域内的甲烷控排约束力外溢到全球范围，塑造国际约束力和话语权。其次，欧盟不仅重视第三方核查，还支持发挥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并在G20峰会上启动的“国际甲烷排放观察站”（IMEO）的作用，持续追踪和发布国际甲烷排放数据。美欧已结合现代信息技术，使用移动监测、卫星监测等先进技术手段，建立了空天地一体化的甲烷排放高精度监测体系，不仅对其本国的甲烷排放进行精确的监测，还将在全球范围对他国的排放情况形成监测和追踪的约束力。此外，欧盟将于2026年开始全面起征碳边境税（张晓欣，2022），欧盟提出的“甲烷供应指数”“透明度数据库”“排放者检测”等指标工具对国际油气贸易格局的影响或将成为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对外约束力的具体体现。美欧的这些能在国际层面产生溢出效应的约束手段需要追踪、借鉴和有效应对。
四是基于G20成员国甲烷排放结构差异性研判和谋划主要大国之间甲烷控排合作方向及领域。根据表1所示以及上述对G20成员国甲烷排放结构的分析讨论，尽管欧盟与美国均将能源部门作为“最快速度、最低成本降低甲烷排放”的领域，但对于主要欧洲国家而言，农业与废弃物分别为主要排放源，能源的排放份额相对较小。一方面中国与北美国家甲烷排放结构相似，应积极拓展和夯实中美能源领域的甲烷控排合作，同时中国与欧洲在农业与废弃物部门甲烷控排的合作则有更大空间；
另一方面应充分关注七国集团（G7）和二十国集团（G20）在甲烷控排合作上的趋势与差异性，掌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甲烷控排政策和技术上的差距。此外，尽管能源部门控排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中之重，应看到周边国家日本与韩国的能源部门的甲烷排放占其本国总排放的份额均较少，与日韩在农业和废弃物领域的甲烷控排合作在技术交流和周边外交层面具有潜力和政治前景。建议在充分了解大国间甲烷排放结构差异性的循证基础之上， 谋划主要大国之间甲烷控排合作领域、方向与路径。
五是在国际合作层面注重区域内合作的重要意义，特别是以中日韩环境合作为抓手形成甲烷控排模式与技术的亚洲合力。全球气候治理已展现出较为明显的多层治理趋势，区域合作是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欧盟甲烷减排战略》明确提出“欧盟、中国、韩国以及日本占全球天然气进口的 75%以上，欧盟计划与中日韩建立买家联盟，推动建立国际甲烷监测、报告和核查制度（MRV）标准”3。因此，欧盟与中日韩三个重要油气进口国在甲烷减排技术合作以及监测、报告和核查标准上的合作具有显著的潜在国际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针对欧盟的战略动机，中日韩作为G20成员国中的主要亚洲大国，更应从强化应对气候变化亚洲能力的角度出发，加强区域内政策交流与技术合作，从而在甲烷减排的国际大趋势中树立东亚模式、形成亚洲合力。从区域合作的角度看，我国应注重日本、韩国的甲烷行动计划或战略。在欧盟提出“计划与中日韩建立买家联盟”的背景下，建议以中日韩环境合作为抓手形成甲烷减排模式及技术的亚洲合力，一方面在与欧盟的竞合关系中不失亚洲重心，另一方面尽快实现对周边的东盟国家在甲烷控排上的示范效应与外溢效应，积极引领亚洲的甲烷减排区域合作。
1. SAUNOISM，R.STAVERTA，POULTERB， et al. The global methane budget 2000-2017[R/OL]. Earth Syst Sci Data. 2020，12.
2. IEA. Methane Tracker 2021[R/OL]. https：//www.iea.org/reports/methane-tracker-2021
3.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EU Strategy to Reduce Methane Emissions[EB/OL]. 2020. https：//energy.ec.europa.eu/topics/oil-gas-and-coal/methane-emissions_en
参考文献：
[1]冯相昭.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的现状分析及改进建议[N].中国环境报， 2022-02-28.
[2]董文娟，孙铄，李天枭，杨秀，李政.欧盟甲烷减排战略对我国碳中和的启示[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21，46（02）：37-43.DOI：10.19758/j.cnki.issn1673-288x.202102037.
[3]秦虎，冉泽.欧美甲烷减排政策最新进展分析及对中国的启示[J].世界环境，2022，No.194（01）：77-81.
[4]张博，李蕙竹，仲冰，高俊莲.中国甲烷控排面临的形势、问题与对策[J].中国矿业，2022，31（02）：1-10.
[5]张岑，李伟.欧美甲烷减排战略与油气行业减排行动分析[J].国际石油经济，2021，29（12）：16-23.
[6]The European Commission. EU Strategy to Reduce Methane Emissions[EB/OL]. 2020. https：//energy.ec.europa.eu/topics/oil-gas-and-coal/methane-emissions_en
作者為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高级项目主管、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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