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晓璐
［摘要］文化遗产是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一种物质性中介物，承载了我国人民对跨越时空的城市文化与家国精神的一种认同。媒介学将重点放在文化遗产的传承上，从文化和技术的角度考察和分析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符号，如何从外在物质即空间表征通过媒介的中介行为转化为内在观念的象征，即记忆的延续。
［关键词］文化遗产；
物质；
符号；
传承；
媒介化
文化遺产作为一种物质性中介物，跨越了时空界限，连接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血脉［1］。在以往传播学的视域下，文化遗产的传播局限于各类媒体的介入，利用技术性的运载工具将文化遗产相关信息简单地从某处传递到某处。这一传播方式忽略了传承载体的阶段性，倘若传承载体消失，那么许多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传承难度将加大。而媒介学注重文化与技术的关系，它把自身作为一种工具，以明晰文化遗产具有的象征和符号的意义，并探索在人类社会的变迁中，文化遗产的纪念物性质如何在媒介环境中进行转化与再转化、创造与再创造，从而延续文化遗产中的记忆、知识和价值。
一、传播与传承的内涵及关系
文化遗产分为两种：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指传统历史文化街区、文物建筑、景观遗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指被各群体、团体或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2］。文化遗产隶属于文化范畴，具备时间上的传承意义与空间上的传播功能。德布雷所研究的媒介学在区分传播与传承的基础上强调文化的物质性和媒介物的象征建构功能。
（一）传播与传承
传播与传承的概念十分相似，但媒介学中的传承概念不单是“复制性”的即时传播，而是包括了文化遗产所蕴含的精神文化的再思考与再表述、再转化与再创造。文化遗产的传承离不开记忆，文化记忆的延续需要外在结构或组织的承载，如符号形式和物质载体是一种技术性、物理性、组织性的社会过程。因此，传播是传承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二）媒介学的中介理论
德布雷将文化遗产看作具有媒介性质的纪念物［3］，而这种物质化的媒介已经不单是信息传递的载体，还包括人、技术、文化在内的所有“中介行为”，作用于文化遗产与其所象征的精神观念之间，连接了不同时空维度的历史与文化。这种“中介行为”需要技术设备与组织机构的共同介入，即德布雷所提到的组织性物质（OM）和物质性组织（MO），在文化遗产媒介化的社会实践下，其借助集体记忆将物质符号转化为观念符号。
二、物质符号：文化遗产的空间表征与文本阐释
文化遗产得以传承，一是因为其建筑或风格含有标志性的地域风味，在美学、地理学、图像学领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象征意义。二是因为文化遗产的文本阐释使一定的群体获得客观的集体记忆，从而在有限的城市空间内进行特定的意义生产，形成独特的城市文化。
（一）文化遗产的地域性风味
1.地理表征
文化遗产的诞生与发展在物质上离不开其所处的位置及当地的历史、地理和民族等因素，它不仅是当地民众引以为傲的重要的地方性特色遗产，也是城市形象的代表名片。文化遗产作为有限空间的标志性物质，其建筑、工艺、设计等都饱含当地的风土人情，形成一种独特风格，从而构建独一无二的文化空间。在物理层面，空间场所的存在是空间文化形成的前提［4］。文化遗产所处地理位置的气象、地形、景观、水土、风俗等客观因素影响地方建筑或技艺的形态，造就文化遗产的差异性。例如，黄土高原的壮阔与江南水乡的温情、南方的采茶舞与北方的秧歌舞等，各自的表现形式都透露浓厚的地域性风味。
2.精神表征
文化遗产的存在大多象征一种精神、一种观念、一种信仰，或与历史有关，或与家国有关，或与神灵有关，在相对固定的区域被不断地沿袭和填充。例如，郑州二七塔是人民对红色革命精神的尊敬，佛山三月三北帝诞庙会是民众感恩、祈福情怀的寄托，潮汕侨批是当地人民心系家国的纽带等。不同地域的群体常囿于固定的场所，其生活习惯与文化信仰都受到地方性文化的塑造和制约，在根文化的影响下，群体择定规律性的观念，寻求精神的认同。这种承袭历史经验的文化实践，不单表现为场所的延续［5］，更多的是精神的传承。
（二）文化遗产的物质性表达
1.文化遗产的文本呈现
传播学概念下的媒介对文化遗产的传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通过图像、文字、声音等多种媒介形式进行物质性的表达和可视化的文本呈现。社会中具有话语权的组织机构借助出版物、影视、广播等形式，整合文化遗产的相关信息与象征观念，通过文本向公众传递复刻性的信息，如文化遗产的形态、历史、元素等，在向公众介绍文化遗产的外在形象的同时，强调文化遗产的地标性，使公众产生日趋稳定的个人记忆，这种个人记忆在区域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具有趋同性，从而形成集体记忆，而文化遗产的象征意义也由此稳固。
2.文化遗产的本体活性
文化遗产是依赖一定的物质本体而构成的存在形态，其不单是虚拟幻象的要素与精神表征意义的结合，而且是具有物质属性的真实材料。文化遗产的本体活性蕴含了原始创造所需要的文化技艺与个体情感，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文字或图像精准描述的动态的本质特性。以物质性或非物质性形态存在的文化遗产跨越时空与现实的主体进行互动，在环境与文化的影响下不断地调整存在形态、本体材料与构成要素，从而实现与文化技术和审美主体的交融。
三、观念符号：文化遗产的媒介实践和记忆延续
在媒介学视角下，文化遗产以一种“在场”的方式联结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经济和文化。地域、文本、情感语境等赋予了文化遗产特殊的媒介化表征，这种表征在媒介叙事与人的行为实践下，加强了其本身的共享性、互动性和延续性，从而形成“个人—文化记忆—城市文化”［6］的历史交往空间。
（一）文化遗产的媒介行为实践
文化遗产本身是空间文化的有形组成部分，但有形的物质内容在媒介技术的支持下可以建构人与人、人与群体甚至人与文化之间的对话和关系。文化遗产的空间表征传递了当地民众的审美关照与风土人情，但更深层次的价值建构还是依靠媒介化传承来实现的。
1.媒介叙事
文化遗产的媒介叙事大致可以分为官方与民间两种叙事形态。官方的媒介叙事以渗透精神观念为主，民间的媒介叙事则侧重文化遗产的空间表征。传承主体将文化遗产这一实体转化为符号载体，通过文字、图像、视频、声音等多种媒介进行文化宣传和建构内在意义。例如，洛阳政府官方对洛阳应天门遗址进行视频拍摄，并在视频中配以历史讲解的文本和极具代表性的背景音乐，给予受众一场视听盛宴。而诸多游客的打卡往来与线上分享等则是以一种民间叙事的方式助推应天门遗址信息的传播，使得京洛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承。此外，随着技术的更新，跨媒介叙事也逐渐渗透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传承中。同一处文化遗产通过多种媒体平台展现，每一种类型的文本呈现都对整个文化遗产的故事讲解做出了迥异而有价值的贡献。文化遗产的媒介叙事不仅涉及历史学、传播学，还带有一定的文学、新闻学、社会学等多维度的演绎。社会化以及个人化的传承表述汇聚成一种强劲的力量，通过跨时空、跨媒体和多种媒体语言的形式保证了文化遗产的多元性和延伸性，从而促使传承主体的情感卷入和主动参与。
2.媒介互动
文化遗产的传播在社会空间中是一个双向动态的过程。媒介学侧重技术、空间实体与人和组织的互动关系—人和组织以技术为基础，将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符号进行文化交往和传播。媒介文本在赋予文化遗产一定的意义象征的同时，文化遗产也对公众的集体记忆进行重塑。不论是社交媒体的影像传播，还是文化遗产资源的数字化传播［3］，都在身体感知和文化传承中紧密连接人、文化遗产、媒介和文化。人通过对媒介文本的既有储存来维持记忆，并对记忆进行思考和创造，以完善文化遗产的意义建构。而人和组织也借以文化遗产在社交媒体交互实践的过程中服从集体记忆，从而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
（二）文化遗产的观念传承实践
集体记忆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是动态的。文化遗产不仅承载特定群体的精神观念，也见证技术对文化记忆的重塑。技术的变迁影响文化遗产的呈现方式，也推动集体记忆的取舍与填充。媒介学的研究重视媒介的物质性，我们在对文化遗产的媒介化传承中应克服“重文本、轻媒介”［7］的研究取向，强调对“物”，即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所依赖的物理装置的一系列技术实践。
1.文化技艺
文化技艺是德国媒介理论独有的特征，但文化技艺不是片面地看到媒介的物质性，而是包括使用媒介的主体、客体以及技术操作的过程［8］，是实践层面上所涉及的所有知识与技能。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中，媒介的作用在于传播相关信息，实现信息的有效到达，但其中少不了文化技艺的参与。有关文化遗产的出版物、影视作品在传播学范畴中隶属于媒介，但媒介学中的文化技艺不仅涵盖这些可分类的媒介，还包括出版人对出版设备的操作能力、受众在观看影视作品时的心智技巧以及语言文字声音等对公众的规训功能。文化遗产的记忆延续需要身体技术的参与，在整个传承的过程中，传承主体利用身体技术和符号技术掌握媒介的操作方式，从而将文化遗产的精神观念传递给传承客体，传承客体依靠听说读写的心智技巧和文化的规训来理解文化遗产，再将其传承给新的群体，如此循环重复。比如，传承主体通过书写向公众展示文化遗产的历史，那么文字作为一种“符号”便将“不可见”之物变为“可见”［9］。这个动态的传承过程所涉及的书写能力、纸质媒介、符号系统、传承双方的文化实践等都属于文化遗产中的文化技艺，这是连接媒介与文化的关键。
2.文化记忆
群体的文化记忆首先依靠特定的物质空间来完成，即重现过去的仪式和情景，激发群体的意识觉醒，使其与过去的物质环境产生联结，在重复的身体参与下形成相对稳定的集体记忆。例如，中国传统祭祀的手势、贡品、场合大多与庙会相关，早期的公众在祭祀大会时前往固定的祖庙进行祭拜和祈福。长此以往，固定的庙会就成为当地公众共同认同的祭祀场所，仪式流程与形式也会在群体间达成一致。社会的经济需求造成群体的流动性，而媒介变迁与技术的更新使得集体记忆的呈现由固定的物质场所逐渐转变为形式各异的行为实践。文化的再现不再受到地方的限制，而是根据群体的差异重塑成不同的参与行为。比如，在中国各地，虽然很多地区都不再组织肃穆庄重的大型祭祀活动，但在特定节日期间，公众还是会不约而同地在各自的空间进行私人化的祭祀和祈福，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延续文化记忆。
四、结语
在传播学范畴下，媒介技术的现代性使文化遗产的历史联结性越来越弱。作为连接现实空间和文化空间的记忆载体，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传承应适当融入媒介学的考察，强调物质性组织的重要性。文化遗产这一现实空间的物质通过传承记忆逐渐成为一种媒介，具备信息传递和文化象征的功能，实现从物质符号到观念符号的转变，而技术的参与使文化在人的具身传播中得以延续和扩展。回归到文化遗产本身，考察其作为媒介，如何在技术层面和组织层面将现实空间和媒介空间相勾连并形成互动，以赋能文化传承，也是媒介学研究的重点所在。
［参考文献］
［1］王梓涵.技术、文化与集体记忆：从媒介学视角看侨批与潮汕文化的传承与嬗变［J］.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2021（02）：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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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许丽霞，陆羽婕.数字时代文化遗产的媒介化境遇与展望：基于德布雷的媒介学理论［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6）：31-38.
［4］覃琮.从“非遗类型”到“研究视角”：对“文化空间”理论的梳理与再认识［J］.文化遗产，2018（05）：25-33.
［5］萧放，席辉.非物質文化遗产文化空间的基本特征与保护原则［J］.文化遗产，2022（01）：9-16.
［6］张智妍.从物质到符号—“二七纪念塔”的媒介化建构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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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继周.“以技术观技术”作为中介：德国“文化技艺”理论及启示［J］.新闻界，2021（02）：85-94.
［9］SYBILLE KRAMER.Writing，Notational Iconicity，Calculus：On Writing as a Cultural Technique［J］.MLN，2003（03）：518-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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