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雪萱
走上革命道路
1903年5月，钱瑛生于湖北省成宁县钱家庄一个贫寒的家庭。父亲早年离家，先到广东，后赴日本东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来返乡病故。钱瑛自幼聪颖，虽然19岁才正式入学读书，但入学前，已在母亲和哥哥的教导下，识得不少字，并能吟诗、作文。她写的诗在家乡广为传诵，被当地群众誉为“当今的钱六姐”（钱六姐是当地早年的一位才女）。
钱瑛意识到，女孩子想要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彻底摆脱封建枷锁，必须学会自食其力。她努力冲破各种束缚，在19岁的时候进入潜江县职业女校学习，成绩优良，结业后留校任教。但她并不满足于此，渴望学得更多的知识，争取更多深造機会。为了求学，她还与家中因婚事而翻脸。家人为她包办了一门亲事，钱瑛数度奋起抗争，最后竟用剪刀猛戳自己的喉部，幸被人发觉抢救，才免于一死。母亲见她秉性刚烈，只好把婚姻之事放下，允许她到省城继续求学。
钱瑛在族叔、进步人士钱亦石（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等支持下，投考湖北女师。她考试成绩优异，本应优先录取，但校方以她曾经缠过足、不便进行体育操练为由，不予录取。她失望，激愤，痛不欲生。后经钱亦石向校方力争，才为钱瑛争取到入校读书的机会。她学习非常刻苦，尤其是语文成绩突出，校刊上几乎每期都刊登有她的文章。
1923年冬，恽代英等主编的《中国青年》 半月刊问世。该刊用马列主义理论帮助青年树立革命人生观，正确对待和处理理想、前途、学习、工作和婚姻恋爱等实际问题。进步的青年好像在茫茫黑夜中见到了启明星，钱瑛也如饥似渴地研读这些革命文章，仿佛从中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经过严肃认真思考，她决心投身于崇高的革命事业。1925年，她积极参加本校学生运动，开始了革命生涯。
1927年初，24岁的钱瑛在湖北女师由吴瑞芝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同年夏，党组织派钱瑛到江西省九江市总工会组织部任干事，负责纱厂和火柴厂的工作。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党组织通知钱瑛立即转移。她对刚开辟的工作难于离舍，直到敌人从前门闯进，她才跳窗逃跑。党组织打算派她赴南昌参加起义，未及启程，南昌起义受挫，她又赶赴广州，找到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在恽代英领导下搞兵运工作，并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钱瑛与起义部队失去联系。后辗转跋涉，历尽艰辛到达香港，终于找到了党组织。
1928年7月，党组织派钱瑛到上海担任全国总工会秘书处秘书，负责内部交通工作。在那里她与谭寿林相识。谭寿林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文学系毕业后，被派回原籍广西担任梧州特委书记，后参加广州起义。曾两次被捕，出狱后于1928年春到上海，担任全国海员工会秘书长、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等职。钱瑛和谭寿林在革命征途中相遇、相爱。他俩志同道合，决心共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两人于同年12月结婚。新婚未满3个月，钱瑛又被派往苏联学习。谭寿林积极支持钱瑛出国学习，并特别叮嘱她在国外学习要联系总结国内斗争的实际。为使钱瑛能及时了解到国内的革命斗争形势，他们还商定，谭寿林用约好的格式、办法，定期把国内的情况写信告诉钱瑛，而钱瑛如无要事，可以不必回信，以便集中精力学习。
钱瑛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时，正值王明等教条主义者仗势整人的后期。她来自国内火热的革命斗争战场，当然不能同意王明等人的空洞教条，积极参加了反对王明错误倾向的斗争，因而受到错误的党内处分，还被遣往工厂、农村劳动。但她毫不气馁，仍然满怀信心地抓紧学习，把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 《两个策略》 等书读了又读，甚至能背诵下来其中一些主要章节。
辗转湖北、江苏
1931年春，钱瑛回到国内，马上投入紧张的革命斗争。党组织决定派钱瑛夫妇到洪湖地区工作。正待启程时，党在上海的工会组织遭到破坏，谭寿林出于高度的责任感，自愿留下来处理善后工作，让钱瑛先走，并约好等上海事毕即刻动身赶赴洪湖。不料，钱瑛走后不久的4月22日，由于叛徒出卖，谭寿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5月30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5岁。
钱瑛到达洪湖地区不久，就得知谭寿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噩耗。她把巨大的悲痛化作革命的力量，积极参与组织和领导洪湖地区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以及反渔霸、抗洪水的斗争，并很快建立起一支几百人的游击队。她领导这支游击队消灭了凶恶的地主反革命武装“白极会”，还帮助红三军歼灭了敌军范绍曾一个旅。
后来，钱瑛在《歌剧〈洪湖赤卫队〉观后》 一诗中，对当年洪湖地区的战斗生活作了回溯描绘：
回首湖滨三十秋，几番风雨几多愁;
狂飙蒋匪同为敌，鱼米家园两不留。
杀敌抗洪双苦战，红军义士血争流;
英雄智勇贯今古，一曲名扬震五洲。
1932年八九月间，洪湖苏区大部失守，钱瑛到荆潜一带寻找淞江县委书记所带领的独立团，恢复荆潜地区的工作。她几次偷渡敌人的封锁线，和同伴走散后，孤身一人，被白军抓住。她凭借自己的机智勇敢，骗过敌人，脱离了虎口，然后化装成一个跛足农妇，手提破篮，沿途乞讨到汉口，在亲友的掩护下，稍作休息，即赶往上海去寻找党组织。
敌人以为钱瑛已在洪湖突围中战死。国民党的一些报刊上除宣布钱瑛已死的消息外，还有这样一些报道：“匪中一贞姑，誓抱独身志” “其为匪中省委兼潜江伪保卫局长，著名共产党员钱秀英（钱瑛的曾用名），年仅23岁” “常骑马率共匪冲锋陷阵，与剿匪军作殊死战” “匪首贺龙，甚尊敬之，常呼之为钱先生，外传系贺龙之妹，误也。”从敌人的这些报道中，也可看出当年钱瑛在洪湖地区的影响。
钱瑛在上海钱亦石家中看到国民党报纸上的这些报道，知道敌人以为她死了，十分高兴地说：“这下子好了，我可以更好地活动了。”
1933年初，钱瑛受党的委派，到江苏省委妇委工作。不久，她的直接领导人被捕叛变，带领特务逮捕了她。她痛斥叛徒、特务，愤怒地打了他们耳光，因此遭到特务毒打。在敌人的法庭上，钱瑛以压倒敌人的气势，和伪法官展开辩论，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
1933年7月，钱瑛被押解到南京模范监狱，化名彭友姑，始终未供认共产党员的身份。她在狱中利用各种机会做难友的思想工作，鼓励难友们锻炼身体，努力学习，充实自己。为争得政治犯的合理待遇，反对敌人暴行，她和难友们先后进行了4次绝食斗争。
1936年春，钱瑛被押解到南京反省院。敌人对她软硬兼施，她都针锋相对。在国民党留下的敌伪档案中，记载着不少钱瑛在敌人监狱中的坚贞表现。如伪反省院的反省人员一览表中，在“彭友姑”名字下边注的是“隔别训管”，评语是“思想顽固、言行不良，继续留院反省”。钱瑛对敌人俨然是一把闪烁寒光的利剑，凶残的敌人都败在她的正气剑光之下。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8月，周恩来到南京，向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几经周折，钱瑛终于在9月获释回到党的怀抱。
开展白区工作
钱瑛出狱后，尽管身体十分虚弱，革命激情仍非常饱满。她先后担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代理省委书记、鄂中区党委书记及湘鄂西区党委书记等。在近3年的时间里，钱瑛不仅领导了当地的革命斗争，而且做了大量组织建设工作，为后来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0年冬，钱瑛被调到南方局，担任驻川康特委代表、西南工作委员会书记。这段时间，我党的地下工作非常艰巨，斗争复杂而又尖锐。在抓党的发展和巩固工作中，钱瑛以极其慎重的态度，亲自逐个找干部谈话，对每个党员及重要关系都进行认真分析研究，作出妥善处理。
1943年夏，钱瑛奉命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她也在受审查之列。面对康生等人搞的“抢救”運动，她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为被冤枉的同志申辩，曾两次到社会部作报告，以大量雄辩的事实，阐述我党在白区地下工作的情况、特点和规律，有力地回击了康生之流的谎言，保护了不少同志。
1945年冬，钱瑛任重庆局组织部长。在周恩来和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她昼夜操劳，做了大量组织工作，深受周恩来、董必武的器重和信任。由于钱瑛对同志亲切、体贴，同志们都把她当成贴心人，称她“大姐”。当时，到红岩汇报、联系工作和接组织关系的同志，大都由她安排。她针对每个同志的具体情况，做出周密的设想，把可能遇到的问题和麻烦尽量估计到，以保证他们安全。
1946年，八路军办事处由重庆迁到南京梅园新村，重庆局改为南京局。钱瑛跟随周恩来到达南京，继续担任组织部长。当时的南京，情况险恶，梅园周围都有国民党的特务监视。过去在重庆，大后方的党员各自有职业掩护，到南京以后，还得把他们安排到合适的单位隐蔽起来，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省市的党员也纷纷找到南京来接关系。工作千头万绪，而当时的处境是，随时有可能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袭击，因此所有人员的来往、安排、转移、结论等都不允许留下文字记载。钱瑛就在这没有文字记载、更没有档案可查的情况下，靠着对党、对同志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和惊人的记忆力，不但对分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党员的姓名、职业熟记无误，而且对他们的履历、特点、家庭情况、社会关系等细节都如数家珍。多年之后，一旦见面，还能直呼其名，共叙往事，使人倍感亲切。由于她的精心考虑和周密安排，所有来接头、谈工作的同志，都从未出过问题。
1946年7月，国共和谈破裂，办事处的同志分批撤退。钱瑛奉命赴上海，开辟第二条战线，继续坚持白区斗争。她在上海担任上海局常委和上海局组织部长，分管组织工作及学生运动、青年工作等。除上海局领导的地区外，原在西南联大的学生党员随校北迁后，组织关系仍按原来的组织系统，归南方局，后来转归上海局领导。于是，在当时北平、天津等地的大学里，存在着平行的南系、北系两套组织系统。钱瑛领导南系党组织一直到1948年暑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两年里，北平、上海等地的学生运动开展得既活跃又稳健，震撼了敌人，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为了部署力量迎接全国解放，1948年4月，钱瑛到达香港，把各省的学生骨干分期分批地调到香港进行培训。她亲自制定培训计划，亲自讲课，仔细摸清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特点及其具备的社会条件，分别派往各地。有的参加了武装斗争，有的在当地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做迎接解放的工作。
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
1949年春，在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周恩来亲自部署南下任务。钱瑛被任命为华中局委员、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干部南下后，华中局改为中南局，钱瑛任中南局常委、组织部长兼中南妇委书记、妇联主任、中南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人事部长等职，工作非常繁忙。她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勤奋、严肃、认真负责、大公无私。
解放初期，党从苏联接回一批孩子，钱瑛非常高兴，她多么希望能与自己的女儿团聚。但经过了解，她唯一的女儿早已夭亡。钱瑛缅怀英勇就义的丈夫，思念生下来就未得到母爱的女儿，心情极为悲痛。但坚强的钱瑛并没因个人的不幸而有丝毫消沉，她更加奋力拼搏，忘我工作，把全部身心奉献给了党的事业。
1953年初，钱瑛奉命调到中央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兼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检查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部长、党组书记，内务部长、党组书记和中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等职。1954年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当选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委员。
钱瑛长期担任党的纪律检查及党和政府监察机构的领导职务，为维护党风党纪和国家政纪尊严而呕心沥血。在她主持和参与下，不仅认真处理大批案件，为许多同志平反冤假错案，还注意抓那些起于青苹之末的倾向性问题，做了大量防患于未然的工作。
钱瑛身居高位，牢记基层群众的疾苦，每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基层作调查研究，检查案件。她对工作极其热情，但一贯保持冷静头脑。对一些错案冤案，她敢涉禁区，予以甄别平反，许多干部称颂她为“女包公”。
钱瑛坚持原则，维护正义，不畏权势，鄙视逢迎，因此遭到江青、康生之流的忌恨。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钱瑛就预感到狂风恶浪将要向她袭来，但她并不为自身的得失与安危忧虑，而是为党担心。她看到党的事业、党的传统遭到破坏，一些优秀同志蒙受不白之冤，曾忧心忡忡地对一位老同志说：“现在有些事情，我们得讲话了。我们不讲，谁还讲？！”她还意味深长地对同志们说：“过去，我曾经抱定必死的决心和敌人进行斗争，现在我还是这样，不过斗争比那时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她曾和中监委的领导同志反复商量如何向党中央反映情况。
1967年，钱瑛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抓了起来，进行“隔离审查”。1972年4月，被改为“监护审查”，住进日坛医院就医，经诊断患了肺癌。在钱瑛的病历上，未经本人同意，由他人代填一个化名“陈平”，其他项目均为空白不填。她住的病房不许外人随便进出，窗户连同纱窗都被钉死，不允许她随意走动或凭窗眺望，连入厕、更衣也不允许关门回避，身强力壮的6名男看守两人一班轮流看守着。此时的钱瑛，虽已年近七旬，身体也十分虚弱，但她态度沉着，目光坚毅，仪表整洁。医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李冰出于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崇敬，身负众多老同志的嘱托，借查病房之名，设法把病房里的看守支开，走近钱瑛的床前看望，并轻声对她说：“我是李克农的女儿。钱阿姨，多少同志在关心你呀！你要好好吃东西，把病治好。”钱瑛静静地听着，安详地吐出4个字：“我朝前看！”李冰走后，钱瑛落泪了。看守们以前从未见到过老人这样悲伤，便向上级汇报，李冰于是受到了警告和追查。由于李冰、吴桓兴两位同志的亲自关照，医护人员的悉心尽力，钱瑛的病情一度有所好转。但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不允许继续为她治疗，于1972年11月下令“监护出院”。由于得不到起码的护理，钱瑛病情恶化，于1973年5月第二次住进日坛医院，7月26日含冤去世，终年70岁。
曾经为钱瑛治疗过的医护人员回忆起钱瑛两次住院的情景，都不禁落泪。这位革命老前辈坚毅、慈祥的精神风貌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一位从内心里对钱瑛十分敬佩的护士说，她曾多次询问钱瑛想吃些什么饭食，而这位即将离开人世的革命老人，什么要求都没有提。
钱瑛逝世后，“四人帮”不允许将她的骨灰放进革命公墓，她的所有遗物被全部没收。直到1978年3月23日，錢瑛的骨灰才被移至革命公墓。
（责编 曲星）
（本文选自：党史文汇 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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