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俊熔
新世纪的中国艺术多元化日渐显现，出现众多的艺术展览与艺术活动，其中历史题材主题性创作显得尤其突出，体现其中有三处时间节点分别举办了重大展览[1]展现历史题材主题性绘画创作在新世纪展现新面貌与新特点，出现的优秀作品，艺术形态呈多元化形态。如今重大题材历史创作已经成为新世纪中国艺术中璀璨的新星。在现当代艺术形式的冲击下也充满挑战，不同风格的艺术表现形式不断进入重大题材创作领域，逐渐改变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创作领域，拓宽艺术表现语言，促进艺术家探索新空间。探索在新世纪语境下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生存领域。
20世纪40年代，产生一大批表现革命历史题材重大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2]随后绘画进入新世纪时期，中国艺术在艺术家的不断努力下完美地将现代中国艺术创作做到笔墨随时代。随着西方现代艺术思潮涌入中国艺术界，西方造型和表现语言与传统艺术相结合，给当代中国艺术注入新的能量，开启了停滞已久的中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新世纪中国艺术的发展历程得到更多元的发展。这无疑对于中国的艺术历史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近十年来所举办的一系列国家重大历史题材作品展览和活动，以及各高校所展开的关于重大历史题材的高峰论坛。这里，从不同的几个方面分析不同时期历史画的图像叙事表现。
其中，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叙事性来讲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图像叙事包括三个方面，分别为个人主观叙事、历史真实叙事、宏大主题叙事。从时间进程的更迭来看，近代红色美术创作内容主要以中国近代革命为母题和灵感源进行创作，画面的叙事性表达通常侧重于历史真实叙事。此时的中国艺术中的图像集是一部记载着抗战时期艰苦岁月的历史图集。它包含革命时期的抗战苦难与曲折，悠久的中国革命历史中出现了无数真实的重大的事件和伟大人物，这些素材共同构成历史革命体系的“文本”以及“原图像”，它们为图像叙事提供了创作源头，并且成为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高楼基地。同时，就创作本身而言，艺术家在处理革命题材创作时，更加注重历史的真实性，希望在当时通过纪录战争的残酷唤醒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新中国成立以来主体性美术创作中，选择宏大主题事件叙事即是最为常见的，而重大历史题材最为注重图像的历史性与宏观环境下的表象形式。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百废待兴，艺术家开始思考未来的道路。此时热点的话题是刚结束的战争，人民紧张的思想尚未从长久的战争环境中解放出来。这场充满了无数将士汗血的战争终于结束，战争在人民的记忆中反刍，民众需要建立灾后的信心。因此，出现了专注于历史题材艺术创作的作品与艺术家。艺术创作本身而言，艺术家在创作艺术题材美术创作时最为注重的就是表达历史事件的宏大与不可替代性。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政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意味着精神思想必然随之改变。彼时，促进中外交流大洋彼岸的西方艺术正悄然在中华大地散落，现代艺术展露其真实魅力。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受到当代艺术的影响，当代艺术元素与历史题材相结合形成一股新风。因为历史题材美术创作表现形式为个人主观叙事，所以此类作品它介于传统与当代之间。当代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与当代艺术创作几乎摒弃叙事形式不同，中国当代艺术家在创作历史题材创作时，即注重作品中叙事元素的表现同时在表达形式上跟随时代特征与时俱进，将艺术的传统类型与当代结合，形成当代中国艺术特色。反观在叙事题材中，通常画面的主导者即叙述者通常对画面的走向有绝对的话语权，在画面中一旦风格形成将会被界定相应的范围。同时在作品中体现个人对于艺术表达的素养、对历史的看法以及对于世界的看法等内在寓意。在题材上，往往关注社会重大问题以及对于社会的反思。[3]
个人主观主题叙事创作，从微观的角度和人感受表现在艺术创作中。个人创作中创作者通过不同的表达语言和手法，将风格取向和创作理念揉搓结合。故在图像及题材角度选择形成不同的变化产生新的火花。清初画家王履提出“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他认为艺术家创作师法自然，但艺术家本身的心境和艺术观念才是最终艺术作品的意义。图像并不等于形象，而是源于本心。在“图像—形象”所构成的结构中，有一个过程，现实图像由艺术家反刍过后形成初步构想。反刍在心理的发生通常是对于令人痛苦的事件，艺术家要做到这一步就必须身历其境将自己的感受与战争时期相连，通过艺术的共情表现，这一过程将艺术家的内在情感、世界观、人生观相连，最终观众看见的不仅是作品本身还有艺术家的对于整个社会的见解。
W.J.T.米歇尔认为：“物体的形象是依托精神而存在的，如果没有精神那么就不存在形象，但是反过来说物质世界是不会依存于精神世界，而世界上的形象则不同，可比作水中的鱼儿离不开作为依托的类似水似的精神世界。”[4]辩证的阐述了在图像中艺术观念与现实物质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观者对于图像的理解并不是肉眼可见的简单，这样是无法真正理解精神形象。真正的精神形象必须要艺术家倾注所有激情，正式的表达，同时需要观者运用感官感受艺术作品，这样作品中的“精神”才能完全发挥作用。图像只是视觉的一部分，潜在感情和其他感知和精神相联系是另一部分，因此叙事模式再多元，图像叙事的表达丰富的同时，不能忽视精神表现。因此，任何一种叙事模式下的美术创作都不应满足于图像的照搬和无感知、无精神的形象，而应最终塑造出“精神形象”。例如，个体化叙事中郭润文创作的《北伐北伐》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北伐展示浴血奋战，最终取得辉煌成绩。画幅巨大，表型的场景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表现战争的真实性。褚朱炯、郭建濂、井士剑合作的作品[5]不同于以往表现宏大历史图像叙事采用西方绘画常表现的运动中的一瞬的场景，而是采用传统中国绘画散点构图法。作品色彩安排，基本遵循叙事要求以及主题风格，运用红与绿的补色关系作为画面基调，作者采用强烈的色彩形成色彩上的视觉冲击，同时通过色彩安排突出主题以及画面主次关系。
艺术创作中图像叙事无疑是最早运用，且运用最广泛的一种表现形式。图像叙事主要有两种表达模式，一种是常见的艺术创作，其中大部分都是单幅图像叙事；
另一种则是系列性叙事，即常见的有连环画，或者早期的蒙太奇电影变现形式。其中，单幅图像叙事又有三种，即单一场景的图像叙事，综合性叙事和循环叙事。单幅图像叙事，即只能在一个画面上表现作者的创作，其中包含客观物体和作者的艺术理念安排，显然这并不容易，也是优秀艺术作品的难得可贵之处。
例如郑工提出：新时代作品与20世纪90年代后时期年的同类型艺术创作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主体意识与观看策略，即艺术家在创作艺术作品时对于创作主题的把握有了改变，创作做题从神坛走入民间，从令人敬仰的“神话”的姿态变得“平易近人”，因此构建双重视野厦大艺术创作的现场对话。[6]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宏大叙事在这里悄然退去了概念化的框架，个人化的叙事方式逐渐显现出来。具体变现为，在之前的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作者通常追求一种夸张的叙事表现，通常将故事的历史性和故事情节作为表达的主要部分，例如此类作品中表现历史重大事件、历史人物，和具有典型教育意义的场景等等。
在全球化进程下，中国当代艺术飞跃的发展，经典作品具有唤醒民族文化记忆的功能，给我们留下艺术回味。那些曾经的经典作品不仅只是记录历史或者作传声筒，重要的是穿越艺术现象表面，中华儿女的历史基因中天然带有的纽带，由艺术作品中民族精神所展现的民族认同感藏于中国传统文化中。
从历史进程来看，历史画的流传通常是因为作品受到市场认可，而造成认可的标准的通常由统治阶级决定，近代历史画由近代资本家的需求而服务，像听话的金丝雀一直生活在金丝鸟笼中。然而，在当代中国艺术中，历史画则赋予时代使命的重则，以艺术表达国家政治实体层面，让其形成的具有权威性的精神形态这也是国家对于历史画试验。
新中国成立后“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一直作为中国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中心主旨。尤其毛泽东明确提出艺术应以“人民大众服务”[7]。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下，中国艺术找到与当下社会相适应的模式，开展以人文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一时在中国遍地开花形成中国特色，并在世界舞台成为独树一帜的东方艺术风格。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理论引入中国，开创别开生面的艺术新领域。这与此同时期的西方当代艺术极度彰显自我完全不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艺的策略与纲领有了改变，人民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以及对于艺术的“民族化”这两种观念作为文艺思想的最根本地位，试图以文化意识形态凝聚人民信仰，使得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有了鲜明的自我属性。具体来讲，以人民所乐见的文艺形态为导向，对于文艺发展有全方位的影响。此时文艺工作者对于文艺发展方向有了新的思考，面临灾后重建的中国文艺，发展方向有所确定，先进学者提出，应当将近代艺术与外来艺术进行资源整合与转化，要求艺术工作者做到既能返本开新，又能中西合璧。由此，构建艺术构架，同时也希望艺术具有新时代民族特色，最终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特有的艺术体系。[8]
西方现代艺术发展进程下，艺术发展一日千里，艺术家不再满足用架上绘画实现艺术表现，因此21世纪当代艺术更加注重艺术跨学科的发展。20世纪艺术发展呈多元化，为当代艺术的高潮，出现不同形式艺术形式。今天电影等媒介手段在题材叙事上相比绘画有大得多的能力，电影可以很好地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18世纪由于摄影技术的发明对于西方叙事美术创作有巨大打击，同时随着世界进程的推动，艺术大融合，西方绘画融合多种艺术形态如东方艺术、原始文明等。西方绘画逐渐走向现代艺术，古典绘画中的叙事性逐渐退出西方艺术舞台。
中国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国家意识的体现是中国历史画的特别所在。这意味着在中国历史题材创作中首先在对于题材的选定应慎重选择，其次要体现当下国家与历史发展下的国家意识。同时，一幅具有代表性的经典著作，对于艺术家个人的艺术修养同样有一定要求，不仅在绘画技术必须能达到作品绘制所需，更重要的是艺术家的个人意识需要主动的与国家保持一致。[9]不仅仅是历史现场的复刻，历史画并不是国家意识的传声筒，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与国家意识的表达并不冲突。艺术创作是人类特有现象，是人与人之间除生理感应的第三种方式沟通方式，通过以往的艺术历史来看，它的力量在人类的心理作用不亚于核武器。图像艺术作为一种工具，人类在原始时期就存在，原始功用就是用于沟通，作画者想表达的语言，无须华丽的形式，呈现作者内心的炙热。作品的艺术性体现要如何与严肃的国家历史题材相结合也是历史画创作的关键，国家意识如何以艺术心态表现，使它在艺术层面也能成立。即将历史事件转换成史诗性的视觉图案，对历史的叙述方式可以分为三个类型：“史传性，史诗性和演义性。”[10]
中国艺术家在不断学习的同时常重新审视本民族传统文化。新时代艺术的视线中，该如何找到合适的艺术形式让传统艺术，如何继承中国艺术的文脉，重新发掘那些曾被我们忽视的本土艺术精神于形式，重拾历史上中国美术的价值体系以理论范畴。成为当代艺术家的时代使命，让中国艺术的传统文脉这颗在过去灰暗历史中蒙尘的明珠重新璀璨，重新照亮中国艺术的方向，作为中华艺术创作源泉能够不断地为中华民族艺术创作提供素材，技术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重大题材历史创作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尤其是进入21世纪，重大题材历史创作在国家资助扶持下，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登上从未有的高度。十年间，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组织了两次重大题材美术展览。例如在2019年举办的十三届全国美展综合材料展出现许多当代性表现的历史画，如巴图的《远古之声》运用综合材料表现作者对于远古和当代艺术的思考。十三届美展漆画金奖作者张玉惠《我们生活在阳光下》画面中以艺术家主观情感对于当下生活，用借喻、表现手法表达对于生活在当下社会中，艺术家主观对于国家的感恩之心。
进入21世纪后，艺术多元化发展越演越烈，艺术作品突破架上绘画，艺术跨学科逐渐成为当代热点的话题，艺术与科技的关联越来越紧密，艺术家表达的方式早已不满足于单一的图像叙事。改变了传统的艺术与艺术观念，对于传统美术创作有了巨大冲击。在此背景下，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对当代艺术有所吸收，从题材上看，跟随时代先后出现许多新的题材，如航母远舰，反恐救援，军事器材，军事训练；
其次在表现手法上看，艺术表现形式早已不拘泥于架上绘画，影像艺术、装置艺术都已经越来越常见；
最后从图像的构成上看，现代艺术观念的冲击下，艺术家自觉发掘现代新视角，打破传统不变格局，构图形式从创作理念出发，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因此，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对于现代的图像运用与取舍就有了新的样貌，同时艺术创作者在创作时同样将历史图像的认知以及其背后所隐含的精神寓意，历史价值合理安排，他们运用各种不同表达形式表现。虽然图像叙事不似影像可以表达丰富，但确有其独特魅力。比如，王本奎的《亚丁湾一日》表现中国军人执行任务的画面。以平涂和构成的方式来表现图像叙事被的利用在上述作品中，形成有所参差的图式和语言，然而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图像叙事的方法，但为单幅图像叙事增添了丰富性。杨文森的《平安行动》运用仰视的角度从城市群划过；
时间和空间一直是艺术家所痴迷探讨的话题，同时时间的空间化，也是单幅图像叙事所得以扩展美术创作的内蕴和外延的手段，全心和陈炳佳的《海陆丰·1927》就是运用时间的空间化表达，用这种空间化来表现1927年农民运动的历史节点，大胆的在图示的绘画语言中探索，通过创作画面氛围，运用象征性的绘画语言，和在画面中创造舞台般的光影效果，将人物从画面中突出，将画面的历史感和主体性发挥至最大效果。身体不仅可以存在于空间中同时可以存在于时间中。他们处于不同关系中，且他们呈不同的表象，因此它们在其连续时间的任何一个时刻都能继。还有张蕊的《中国鲲行动》从飞机的俯视角度来描绘画面，通过作者的想象，将天空想象成海洋，落下的伞兵形象似水母，鲲作为背景，这种主观性的表达创作了更多可能性。
叙事的历史中出现的艺术作品记录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出现的历代历史事件，历代中国名画更迭对于现今而言具有表率作用，当代艺术由西方现代视角的经验重建过程。尚辉提出：“视觉历史的遗存是视觉历史真实性的基础，视觉历史的遗存的存在是视觉历史真实的铁证，假如没有视觉历史的遗存就无所谓视觉历史的真实。”[11]在中国漫长的岁月中，如何延续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是当代文艺工作者的工作。那些在博物馆静静伫立的历代名画，这便是中华民族文化灿烂的印记。这也是历史画不同于其他作品的原因之一，历史画对历史的贡献不仅在于纪录，历史画的存在就是故事本身。
同时，在历史题材创作中每一位美术家在创作时，在画面上呈现出的表现手法、题材选取、艺术表达之间的比例都有不同，故在历史画作品成为历史画中的个性艺术魅力。绘画是艺术创作者的构建与表达，这特质决定了不可能完全客观的表达史实，且对于艺术品而言，客观表达并不是一件有益处的事情。在中国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中，艺术家有必要厘清作品中图像叙事的真实性、历史性以及艺术性的比重。
海德格尔提出:对于历史的看法，它并不是对于过去的事物的简单说明，而是对于生命的另一种阐述，是对于所有生物的‘命运的缘起’，同时也表示在世界的共存，生命的进程不单是个人存在的命运，同时与其他现实物质有关联，就是所谓的命运共同体。[12]因此，这意味着观者需在此基础上，将自己从身处的历史长河中脱离出来，把过去所存在的事物作为研究的客观对象，从而研究区别于命运本真的历史缘起。这也是海德格尔在其研究中将历史性置于历史学之先的优势体现。
（一）新世纪中国重大历史题材中历史叙事特征有三点：
1.具有时代的民族精神性。蕴含在作品中的民族性是新世纪中国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核心，也是作品的灵魂。代表在新世纪下中华民族于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独特性。中国的艺术家是天然具有历史文化记忆的群体，在他们的记忆总是若隐若现制约着艺术家创作的方位、路径、趣味边界，并为其作品注入历史厚重感与文化辨识度。在2019举办“新中国成立70周年美术作品展”和恰逢五年一届的全国美术作品展的产出中我们发现新世纪中国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无论从创作理念层面，还是创作实践中，历史记忆都出现了极大的现实需求。展览中出现的历史事件宏大叙事作品越来越多，这些作品无不体现当下中国在发展进程，这依托于记忆的文脉，通过传统艺术精神、图示、语言的当代转换性。
2.历史真实性与政治导向性。由于重大历史题材中国人物画创作承担着反映国家和民族历史进程和社会教化宣传的作用，所以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历史性与政治性是相辅相成的，必须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基础，始终以遵从历史的真实为出发点。在众多历史画作品中，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在美术创作中可以说很密切。具体体现在历史画中的家国情怀。
3.史诗审美性与当代多元性。现当代艺术中,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虽然在当下已经发展为多样化风格，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是一种纪念碑式的、带有史诗性质的崇高的艺术。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以历史的真实文本为依据，以教化引导人民大众、触动人的精神和灵魂为主要目标。在当代艺术中，世界艺术的多元化成为不可逆的潮流趋势，面对这一现象部分中国艺术家在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加入现代艺术元素，通过对综合材料的理解与运用，对综合材料中有价值材料，运用于作品中，为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注入新血液。也是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主题性与艺术性的再次创新尝试。代表作品：李英武、周渝、于波《先驱》；
张慧亮《金戈铁马入梦来》作品表现中国第一次国内大革命时期，画面表现马造型把借喻革命先烈的革命精神，运用各种综合材料将中国传统历史中的青铜美感带入其中；
王灼《初心》作品立意来源于中国工农红军军旗第一版设计，材料上采用粗亚麻布于宣纸结合，通过拼贴，织补等手法变现画面，画面给人整体厚重古朴。
现代艺术发展，绘画的叙事性特质被当代艺术家放弃，随着技术发展艺术家认为艺术中物象的摄影图像得到记录，而在艺术中图像的现实性与叙事性，因其题材针对性过于明显，不宜与展现现代艺术个性表达。现代主义绘画力求探求艺术的新领域，他们通过从抽象、表现和超验的理念反复试验。但不可以否认的是，历史上出现的经典有代表性的绘画流派与绘画理念都具有一定的主题叙事性。一定程度上讲，当代艺术并非没有主题性，而是将目光转向了艺术本身，即开始走向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无主题并非不是主题性创作，无题原本也是主题性的一种。究其根本，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也是人文主义的一种体现形式，其显现出来的叙述性特征便是证明。另一方面，历史画是人文主义的传声筒吗？在历史画绘画层面，图像中可视形象的叙事性与造型形象创造的平面之间的联系是无法切断的。当下艺术中彰显个性的现象，顺应时代出现的历史进程现象的表现之一，在历史列车前进的路程中，历史的进程总是无声无息，或许能展望未来会有，但无法将个人凌驾之上。历史题材主题创作虽由艺术家创作，在作品中反映的精神为艺术家本人对于历史事件的理解，在绘画角度创作手法也具有不同艺术个性，但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根本意识来看，艺术家在历史长河中感受时代的创作，这是对于时代和民族的一种群体意识表达。从时代层面来讲，是时代的需求，是人类艺术延续的直接证明；
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根本来看，艺术创作中的叙事性早已超越个人叙事，不止于民族、国家在历史的某个时刻需要被记录的，而在于它是人类进程历史时刻所需的记事本。
新世纪的中国，艺术家应该承担自己的课题，时代环境不同，艺术语境也随时代变化而变化，满足人民的审美文化需求是主要需求。回顾历史，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无不与社会发展相关，体现民族精神，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本质。古往今来，发现在美术史中不朽的经典作品无一例外，都蕴含中华民族精神，传统文化审美。中国艺术在传承与创新中顺应历史潮流适时改进不断成长，在继承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中华文化，在历史中吸取民族教训，能正确表达反映社会问题。而在当代艺术中，在学习、借鉴之中，中国美术吸收了许多新鲜养分，多元的世界艺术形态，也为中国学习、借鉴。
立足中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叙事性表象下，以新世纪重大历史题材为蓝本，在其历史发展的具体语境中，对相关的历史文献进行归纳，理解和辨析；
在这个过程中找探寻其在中国从无到有的演变动因，为新世纪中国历史画的强大复兴，拓宽道路。中国历史画，是我们了解中国各个时期社会状况的最客观，最直接的一面镜子。一方面以历史题材创作模型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艺术关系进行探索；
另一方面，本文借助叙事学这一当下方兴未艾的学术方法，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在叙事学中主要研究的是图像叙事以及脚本结构。同时对画面表现技法做技术分析，研究理清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的叙事图像和叙事脚本内在逻辑，探索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叙事规律。
[1]鲁大为、李楠《制度、情感与历史——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回溯》[J]，《美术》，2021年第5期。
[2]胡斌《开国大典：围绕新中国形象塑造的“媒介竞争”与视觉建构》[J]，《美术》，2020年第10期。
[3]马德生《后现代语境下文学宏大叙事的误读与反思》[J]，《文艺评论》，2011年第5期。
[4][美]W.J.T.米歇尔《图像何求？形象的生命与爱》[M]，陈永国、高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版，第16页。
[5]郭健濂，褚朱炯，井士剑《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J]，《美术学报》，2021年第4期。
[6]郑工《新时期以来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得失》[N]，《中国美术报》，2018年7月19日号（总116期）第5版。
[7]薛亚军《国民与国家形象塑造——十七年（1949-1966）美术研究》[D]，西安美术学院，2016年。
[8]张晓凌《新中国美术的现代性叙事》[J]，《美术》，2020年5期。
[9]杨春时《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4页。
[10]张晓凌《历史的审美叙事与图像建构——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论纲》[J]，《美术》，2017年第4期。
[11]尚辉《从史到诗——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宏大叙事与史诗转换》[J]，《美术》，2017年第10期。
[12]李科林《再现与创造：海德格尔的艺术主体论》[J]，《文艺研究》，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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