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阳+吴景明
五四新文化运动，自诞生至今已经将近百年，而自其发生以来，有关“五四”的学界论述一直未曾中断，这其中不仅新的观点层出不穷，而且有争议的观点不时显现，已经构成“一道隐含丰富政治内涵的‘文化景观”，一部波澜壮阔又波谲云诡的“五四言说史”。透过“五四言说史”，“五四”的多重面孔得以呈现，因时而变，随事而转，暖昧难辨，彼此迥然相异，甚至截然对立，又互为补充与辩证。这既在历时层面折射出社会历史转型、思想文化变迁的轨迹，也在共时层面映照出意识形态分化、价值立场冲突的格局。因此，与其说“五四”是单数、透明的历史“文物”，一个意义凝固的“事实”；
毋宁说它是复数、多歧的历史“文本”，是源源生成意义的“事件”。它一直活跃于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并以其丰富的塑造性与巨大的感召性力量，与现实界定、未来想象产生互动关联、形成互构关系。
正因为“五四”据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之要津，所以一代代人从特定历史语境出发来与之对话，各种力量据于特定立场围绕它进行意义争夺。可以说，如何阐释“五四”，事关如何叙述现代中国的故事，包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理解与评价。时至新世纪，“中国崛起”备受瞩目，“中国道路”广受热议，“文化自觉”的诉求日益凸显，“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张旭东语）成为重要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与“五四”展开对话，如何在新的问题意识下重释“五四”，又如何整合或超越既往的“五四”论述，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构成一个思想的挑战。张旭东的“五四”论述就是自觉回应这一问题与挑战的尝试与努力。他在更为宽宏的视野与语境中赋予“五四”全新的意蕴。面对现代历史与阐释传统中的“五四”，他如何重释，何以可能，给“中国”叙述及文学史学带来怎样的理论启示，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
一、“文化自觉”的诉求与取向
张旭东的《“五四”与中国现代性文化的激进诠释学》一文，是为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而作，值得注意的是，其另一个标题是“只有五四才能帮助中国在全球化中找到方向”。由此可见，全球化、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变迁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变动，构成张旭东重释“五四”精神内涵的新的历史语境。基于这一前提，中国怎样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其在世界格局中如何重新理解与肯定当下的自己、如何探索未来的方向与道路、如何确立自身的主体性，构成张旭东“五四”论述中最为根本的问题意识。如其所言：“以2008年为契机，我自己越来越自觉地参与到有关中国认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价值的思考和讨论中去。这个持续渐进的过程在2009年随着一系列纪念和庆祝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活动而达到一个高潮。”由此可见张旭东试图通过重释“五四”来回应前述问题，借此参与相关讨论，即通过重释“五四”来重述“中国故事”、重构中国认同、重思中国价值。质而言之，这是“文化自觉”的诉求与取向之下的“五四”重释。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处境中对中国主体性、文化自主性的寻求，或者“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全球视野下的中国道路”等问题，成为中国知识界的重要议题。知识界围绕此议题业已取得丰富的理论实践，成果斐然，影响深远但有颇具争议。相关论述试图使中国的自我理解、想象及叙述，从西方强势文化的“凝视”之下独立而出，“把确立有关中国主体性的知识表述作为基本诉求”；
试图在对“全球化”持反思与批判态度的前提下，“将全球化格局所划定的‘中国这个空间，重新讲述为一个文化与政治的主体”，一个对人类历史与世界文明当下与未来颇具积极影响的能动的主体；
由此形成了知识界的“一个有着相近文化诉求的表述群”，即“文化自觉论”。也有学者将这类基本诉求大体一致的论述命名为新的“文化自主论”。不仅如此，贺桂梅指出，“文化自觉论”在叙述框架与知识形态上存在一致性，这意味着一种新的知识范型的产生，即整合性知识范式，既跨越了学科界限，也超越了“民族国家视野内部的‘中国叙述模式与知识体制”。
从张旭东的一系列著作与文章，或从他所身属的特定人脉来看，他无疑是一位“文化自觉”论者。他称自己长期以来写作的“用心和用力的焦点，始终是当代中国文化思想的主体性、自觉性”。张旭东重释“五四”的基本诉求、文化取向、问题意识乃至知识范型，无不属于“文化自觉论”，应该将其纳入到该“表述群”中，做整体理解。可以说，张旭东的“五四”论述内在于中国知识界的“文化自觉论”，是“文化自觉”这一宏大议题下的具体而微的探讨，并借此参与到围绕该议题的种种争辩中去，进而介入该思想场域内的意义争夺之中。如果说，当代中国曾有的“中国”叙述，在新世纪无不面临质询，“已经难以整合全球化处境下的中国认同”，因此才有在“文化自觉”诉求下重新叙述“中国”的必要与可能憎；
那么，“五四”研究的主流话语，作为“中国”叙述的组成部分，自然也陷入困境，还有遭外围颠覆之虞，因此需要适应新的历史情势，基于“文化自觉”，对“五四”精神予以重构。换言之，大陆关于“五四”的主流话语与知识范型的困境，正是“中国”叙述模式危机的具体表征，局部（“五四”论述）问题反映整体（“中国”叙述）症候。同时，这一薄弱的“局部”极容易成为瓦解“整体”的突破口。
张旭东认为，因为“长期以来，‘五四研究的主流话语总体上没有跳出‘民主与科学‘个性解放‘进步‘反传统等关键词所划定的范围”（13页），所以其自身逐渐僵化、狭隘化，“从而沦于被各种外围话语和边缘话语包围、修正乃至颠覆的被动状态”（13页）。他指出，20世纪80年代“激进与保守”的讨论与90年代“晚清现代性”的提出，无不是以“五四”主流话语的僵化为突破口，由此既消解了“五四”的意义，也消解了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意义。这既不利于整合民族国家内部的差异与矛盾，也不利于在全球化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构造有关“中国”的合法性表述。正是因为聚焦于“文化自觉”，使张旭东得以在超民族国家视野下来理解“五四”，从而挑明如下问题：“五四”论述，不只是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文化政治力量争锋的场域，也是“新一轮全球性文化权力与意义争夺中的一个局部性问题”（13页）。在他看来，如何重释“五四”，关涉在全球化时代如何重构中国认同，“因为它关系到过去九十年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性经验的全面理解和评价，从而同当代中国的自我理解和未来指向息息相关”（13页）。这要求在全球化时代“文化自觉”的意义上，对“五四”的现代起源意义予以再确认。
二、“五四”现代起源意义的再确认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正统叙事中，不论是20世纪30年代的“启蒙范式”（启蒙主义叙事），还是50—70年代“革命范式”（革命叙事），或者80年代“现代化范式”（现代化叙事），“五四”都被视作现代起源，是新与旧、现代与古典的分水岭。这一“分水岭”虽曾长期岿然不动，而今却渐趋老化、僵化、窄化，裂隙丛生，有溃解之险，又授人以柄，其意义亟待以新的语汇来重新描述，以新的知识范型予以再确认。张旭东认为，为了将“五四”重新确立为现代中国的真正起源，需要“把它放在更大的理论语境里做开放性的理解”（13页）。只有如此，“五四”巨大的历史意义才能被我们重新把握，在全球化与后现代时代中再次彰显。它将既不同于“新时期”现代化叙事中对“五四”的历史定位，又能抵住“保守派”的否定与后现代的消解，甚至构成对它们的超越与整合。那么，他到底是以何种新意将“五四”界定为现代中国的历史与精神之源的呢？在他看来，“五四”之核心有如下两点：
其一，是“新”——“‘新青年‘新文化‘新价值‘新生活，最后是‘新中国，这是普遍的‘新或‘现代在中国人生活世界的投影，但五四把它内在化了，变成中国人自身的情感方式和价值指向。”（13～14页）首先，作为“五四”核心之“新”，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新”。“五四”构成历史连续体的决定性的断裂点，这是一种毁灭性的创造或创造性的毁灭，以自我否定的方式寻求新的自我肯定，具有破旧立新的意义。按张旭东的解释，“五四”所立之“新”，与其说是新旧对比的新，毋宁说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新。这个“新”不是形容词，而是名词（the new），是历史与文化的“本体”。换言之，这里所谓“新文化”并非新的文化（new culture），而是关于“新”的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New）。同理，“新”的历史（thehistory of the New）也是一样。从“五四”开始，这个“新”就成为历史本身、文化本身，成为一种价值根基。时至今日，由“五四”开启的“新”历史/文化纪元尚未终结，我们犹在其间。其次，“五四”之“新”既内在于普遍之“新”，又是普遍之“新”的内在化。也就是说，“五四”之“新”展开的过程，一方面是“普遍的‘新或‘现代在中国人生活世界的投影”的过程；
另一方面也是把普遍之“新”或“现代”内在化的过程。这意味着由“五四”开始，中国并不外在于现代世界，已然成为现代历史的内在组成部分；
更重要的是，现代世界也并不外在于中国，已被后者内在化。从此，中国人不再只是现代历史的客体，更是作为它的主体而存在。对于晚清而言，现代性尚属外在，是颇具威胁的外来者，一方面在器物与制度层面被动、被迫地适应它，另一方面又在情感、内心与符号层面抵制它。这便产生了内/外对立的问题、价值认同的危机，即非西方世界进入现代历史时所遭遇的普遍困境。在张旭东看来，正是“五四”扭转了这一局面，克服了晚清以来理性与情感的分裂、追求现代与中国认同的断裂，即“‘要中国就不现代，要现代就不中国的两难境地”（16页）。从此，现代性之于中国是内外贯通的，“现代中国才具备了既‘中国又‘现代的可能”（16页）。
其二，是文化政治的逻辑——“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的贯通与重合，其一致性、一体性或同一性，带来了由新文化、新价值、新人所创造的、与自己本质相适应的生活形式和国家形式。”（14页）张旭东认为，文化与政治之间的重合与一致，表现为一种“双重运动”：现代“文化”通过社会领域而日益被“政治”穿透；
现代“政治”贯穿社会领域而日益成为“文化政治”。他指出，现代民族国家正是“文化与政体之重合与一致性”的历史诉求的结果（14页）。这个现代性过程中的“双重运动”（文化与政治相互贯通），在西方的历史发展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并为西方主宰世界提供了合法性辩护。在这样的普遍历史的背景下，也在近代中国特殊的背景下，“五四”同样提出了文化与政治之间重合与一致的问题，也开启了“双重运动”：通过“救亡图存”而把政治带入文化，召唤出一种“新文化”；
通过“启蒙”把文化带入政治，激发出一种“新政治”。因此，张旭东说：“作为历史/文化整体或总体的五四，标志着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文化与政治的合一，在这个意义上，它标志着‘现代中国的开始”（14页）。
张旭东以“文化政治”作为统摄视角，勾勒出一条中国历史辩证运动的轨迹：（1）在帝国形态下，文化与政治之间是事实性、实质性的统一；
（2）在鸦片战争至“五四”之间，文化与政治之间呈现分离状态，如一方面追求政治变革，另一方面又固守传统文化根基；
（3）在“五四”的“新文化”形态下，文化与政治再次统一，尽管这是观念性、唯意志论的统一，但在“双重运动”的过程中将不断地生产出历史实质，即观念将不断得以具体化、现实化。从中可知，晚清以来或者说从现代世界的普遍的客观运动突入中国开始，直到“五四”，中国才完成了对文化与政治始终分离的克服与扬弃，复归本位，并从此“作为文化主体和价值主体的新的主权国家，加入到世界历史的辩证运动中去”（16页）。诚然，在实证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五四”提出的诸多命题，如“民主”“科学”，实乃发端于晚清，并非历史首创，“但它重新把作为政治存在的中国置于一个普遍性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历史意义，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15页）。在此意义上，堪称“现代中国”肇端者，标志中国历史与文化现代转向者，正是“五四”而非晚清。
“五四”给未来以向度，构成把握现代中国的历史坐标、评价中国现代性经验的价值标准。认定谁是起源及如何认识这一起源，关乎如何理解历史。也因为如此，张旭东重构“五四”起源合法性的意义不言而喻。他认定“五四”为断裂点，赋予它以历史/文化新意，即对“五四”现代起源意义予以再确认，是为了在全球化时代重构中国认同、重新描述与理解中国的现代、为现代中国提供新的意义阐释与价值辩护。
三、重建“五四”的整体性
如果说，“新”与“文化政治的逻辑”，是张旭东对“五四”内容的颇具新意的理解，并对该内容予以充分的意义肯定，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理解方式与肯定形式呢？应该说，在理解方式上，张旭东采用的是一种整体性理解，即把“五四”作为历史/文化整体来把握；
在肯定的形式上，他对“五四”现代起源意义的肯定是一种整体性肯定。同时，形式即内容，他所建构并肯定的正是“五四”的整体性，而不是孤立地涉及或突出“五四”的某一方面。因此，张旭东重释“五四”的内容也包括了重释的形式，重释的目的也体现于重释的方法，重释之意义内涵于重释之可能。也就是说，他对“五四”意义予以整体性把握，不只是为了在众多“理解”中增添一种阐释，更是为了重建“五四”的整体性。要而言之，他之所以重释“五四”，一方面是为了对它的现代起源意义予以再确认，另一方面是为了在矛盾、多歧的“五四”文本中，寻找到它的历史/文化的统一性、总体性。
张旭东重释“五四”之所可能，之所以与当下主流论述不同，其关键之处在于视野的转变：其一，超越“五四”内部视野，跳出它自身所划定的论述范围，如“民主与科学”“个性解放”“反传统”等，因为这只是“五四”主观的价值取向，仍是一种局部论述，而张旭东强调，应该客观对待、出乎其外，“把‘五四理解为一种客观的历史运动和思想运动”（13页）；
其二，超越单一民族国家内部视野，在现代世界的普遍的客观运动中来理解中国“五四”的意义，在中国与世界历史的关系中来把握“五四”精神。这种由内而外的视野转换，意味着由局部而整体的认识嬗变，形成总体性的认识方法与思考方式。应该说，张旭东的“五四”论述是在一种总体性视野下展开的，以总体性为认识方法，也鲜明地体现出总体性的论述风格。
首先，在总体性视野下观照“五四”，意味着采取高屋建瓴的总体性的认识态度，要求相应的总体揭示力，着眼于事物的整体性，否则将导致思想与认识的片断化，“把‘五四精神架空或淹没在貌似‘多元和‘众声喧哗的杂多性里面”（13页）。为此，张旭东主张，要把“五四精神”作为“整体”来理解，不可像盲人摸象那样，囿于局部、执于一端，“而是要看到它的整体性，它的所有的方方面面都是这个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为这个整体服务”（17页）。他据此认为，不论是从“文化保守主义”角度来否定“五四精神”，或是把“五四精神”定位于“个性解放”这一新时期以来的意识形态概念上，无不是盲人摸象式的局部论述，而非总体性的思维方式与认识态度。如果从整体观出发，我们就会发现，“五四”对个性解放的追求，与它对民族共同体命运的关切紧密关联；
其“反传统”的倾向，“也必须放在它追求民族文化的连续性和创造性的努力当中来看”（17页）。这些相互关联、彼此作用的矛盾的局部，如个体性与集体性、断裂性与连续性，单独地看，只是“五四”整体性的一部分，不应孤立看待；
正是它们在历史过程中的矛盾张力和辩证统一，构成“五四”的整体，这是一个动态的、复合的、包含差异的、具有内在矛盾性与否定性的整体。“五四”作为整体，一方面，其意义与价值绝非各个局部的机械相加，而是超越了局部的简单集合；
另一方面，其“同一性”绝非抽象的同一，而是内在于历史的具体的同一。
其次，总体性作为认识方法，既要求把“五四”这一整体纳入更宏大、更高级的整体中来把握，也要求把它放入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中来理解。虽然我们把“五四”视作历史/文化的整体，但它具有系统相对性与历史相对性，相对也是一个局部与阶段，那么，应该让这一局部回到其所属的系统整体，让这一阶段回到其所在的历史连续。在张旭东的论述中，这种方法从以下两面展开：一方面，他是在现代中国的整体性及其历史运动的连续性中来确立“五四”起源性意义的，如他所说：“把‘五四”界定为一个决定性的断裂点，正是从‘新文化和‘新中国文化政治的连续性与整体性出发的考虑。”另一方面，正如他自觉地将中国问题纳入全球化语境中来思考一样，他并没有孤立地论述中国的“五四”，而是把它放在“世界历史”这一更大的整体中加以认识，如其指出，“‘五四精神是一个整体，它只有在一个更大的世界历史的整体上才能够被把握”（17页）。总之，只有在“五四”与中国/世界之整体的关系中、与历史的总体趋势与进程的联系中，才能真正揭示出它的性质和意义。也唯其如此，“五四”的意义才可能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基于上述，可以说，张旭东的“五四”论述构成对多种局部论述、边缘话语的超越，完成对“五四”的辩证的总体观照，借此建构“五四”的整体性。他对“五四”整体性的肯定，一方面是肯定它既有中国意义，也有世界意义；
另一方面是肯定它内部的各种矛盾、复杂、张力、悖论及否定性，即他所肯定的是“五四”的矛盾的整体性、辩证的张力状态。接下来的问题是张旭东为何强调“五四”的整体性，是由怎样的问题意识所驱使，有何现实针对性？这仍须回到前文所述的“文化自觉”诉求与取向：重释“五四”意在重构中国认同。如果说“人民共和国的确是‘五四新文化合乎逻辑的结果”，两者出于同一个多重又单纯的价值根基、处在同一个矛盾的发展、分化及复杂化的过程中；
那么，重建“五四”的整体性，即是为了重建中国现代历史的连续性与整体性。张旭东以黑格尔一马克思式的辩证逻辑，将关于“五四”的诸种矛盾与悖论视作系统中的各个局部，即构成“五四”矛盾统一体内部的互有差异、彼此对立的因素，并把它们统合为系统整体，使“五四”免于从内部被割裂瓦解，这为构造一个连贯而完整的“现代中国”叙述提供了思想与方法的支援。
张旭东所应对的正是“各种各样离心的倾向——破碎化的倾向、解构的倾向、片段化的倾向、极端的个人主义、小群体主义的倾向”。他所针对的一方面是全球化与后现代时代对总体性的解构、对整体感的消解；
另一方面是当下各种各样对现代中国的片面化、碎片化、局部性、反辩证法的认知方式，比如自由主义的把“革命”与“自由”相割裂的思路。这是为了重新恢复总体性视野，克服“现代中国”的空间分裂与时间断裂，把对“现代中国”的认识维持在辩证统一的张力中。他对“五四”的整体性肯定，也是出于对现代中国的整体性肯定，借此在全球化时代确立中国的合法性。
结语
张英进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在中国学界和北美学界呈现出矛盾与分离：中国学界是“向心”的倾向，致力于建构文学史的整体性；
北美学界是“离心”的倾向，消解文学史的整体性，著作表现为“摧毁一致性和同质性后的各种‘碎片”。然而，一方面中国学界曾有的关于文学史整体性的想象与叙述，既面临着内部的分化与破裂，又在全球化与后现代背景下遭遇质询和挑战；
另一方面，北美学界颠覆文学史整体性之后的各种“碎片”，有待以新的方法重新整合。那么，如何重新想象文学史的整体性，如何建立整合的、矛盾统一的文学史叙述，而不再制造“革命”/“现代”、左翼叙述/自由主义叙述、“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对峙与颠倒？如何在全球化时代重构文学史的整体性，使它担负“讲好中国故事”的使命？张旭东的“五四”论述及“中国”叙述，将在历史哲学的意义上给予学界理论与方法的启示。其“文化自觉”的取向及总体性的视野，已带来文学史认知方式与叙述方式的新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