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松冀
马克思说：“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1］107可以说，苏轼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能“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的人，如果说孔子是在思想上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古人，那么苏轼或许是继孔子之后在生命实践上对中国文化产生最大影响之人。王国维曾言，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钱穆亦言：“治近代学术者……必始于宋。”“（清代朴学）靡不寝馈于宋学……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2］1宋代为中国古代文化之顶峰，宋学为宋代文化的精神内核，苏轼是宋代文人最杰出的代表。探讨苏轼的哲学思想及其传播与接受，对于研究了解苏轼的精神思想及其人格形象无疑具有第一位的意义。本文对苏轼哲学思想及其在北宋的传播接受做一宏观的考察。
许多哲学史著作谈及宋代哲学时，根本就没有提及苏轼，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钱穆《中国思想史》、张岂之《中国思想史》（此书为作者受当时的国家教委委托为高等院校中文、历史、教育、政治等文科系学生编写的教材）、德国当代哲学家阿尔伯特·史怀哲《中国思想史》等，皆是如此。如冯先生《中国哲学史新编》以“道学”一词概括宋学，在北宋盛极一时的王安石新学以及苏轼蜀学与司马光涑学竟然不见提及，历史的真实情况当然并非如此。或许是由于冯先生之巨大影响，绝大多数之中国哲学史著作论及宋学基本同于冯先生。只有极少数者将新学、蜀学与二程之学并论，如民国夏君虞先生之《宋学概要》将宋学分为“以地名派者”与“以新旧名派者”，在前一分类中，宋学分为九派，苏学与新学分别以“蜀学”与“江西学”称之，且与濂溪学、洛学、关学、浙学等并论；
在后一分类中，则苏学、涑学与新学成为守旧派与维新派之主流派别，夏先生之论显然更符合历史实际。
南宋陈善《扪虱新话》卷五记云：“唐文章三变，本朝文章亦三变矣。荆公以经术，东坡以议论，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自立门户，不相蹈袭。”显然，陈善所说的“文章”其实指的是学术思想，“本朝文章”也即是后人所说的宋学。陈善是南宋初人，其本朝学术王安石、苏轼、二程相继各领风骚盛行一时的观点，无疑是更具说服力的。可见在北宋后期、南宋初期，学者们就已经在讨论王学、苏学、程学的内容及其特点，并已自觉将此三家作为本朝文章学术的代表了。其实，从整个宋代三百余年的学术史来看，王学、苏学、程学也是两宋最为盛行、影响最大的三家，就其盛行的时代看，也是先后相继，统领了自北宋中期熙宁变法以后的两宋学术思潮。
在北宋哲学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与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自熙宁二年（1069）直至北宋灭亡（1127），近六十年的北宋中后期，官方哲学基本是王安石的新学，只有在元祐更化时期（1086—1093），随着司马光、苏轼等的重新起用，以司马光涑学及苏轼蜀学为主的元祐学术盛行，其影响盖过新学，但时间短暂只有八年。而在王安石变法至北宋灭亡这段历史时期内，唯一能与新学长期抗争且影响几乎相当的，只有蜀学。涑学与北宋五子的影响皆不及蜀学。正如王水照先生所言：“元祐时代，因司马光去世甚早，程颐又禄位不显，故学术思想上不能不让苏氏兄弟执牛耳。”“‘元祐之学’的权威是苏轼，而不是旧党的领袖司马光。”［3］156—157许多哲学史、思想史著作所推崇的北宋五子在当时的实际影响是远远不及王安石、苏轼、司马光的。二程之学以及南宋朱子之学，直到13世纪中叶宋理宗时代，才正式被政府定为官学，而在此之前程朱理学大部分时间基本处于被政府打压的状态。有鉴于此，王水照先生等人认为，我们对于苏轼哲学应该重新评价，将其补充进中国哲学史中，他说：“哲学史上那一段属于苏学的时代，被所谓‘集大成’者抹去了。真实的历史应该是：欧阳修以后，流行‘新学’，其对立面为‘元祐之学’，南渡以后压过了‘新学’；
而在‘元祐之学’中，先是以苏学为主，经一个世纪有余，才转变到以程朱理学为正统。”“它（苏轼哲学）继承欧阳修，与‘新学’对立，与二程理学同属‘元祐学术’，足以与之分庭抗礼，并实盛行在前。在韩愈以后兴起的唐宋诸家‘道学’之林中，苏学占有很重要的一席，苏轼哲学应该被补写入我国的哲学史。”［3］163—164
就哲学史而言，北宋哲学思想当以王安石新学、苏轼蜀学、司马光涑学以及“北宋五子”道学为主要内容。而从对当时社会历史的实际影响来看，则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的思想以及哲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北宋五子”道学。
由于苏轼并非纯粹的哲学家思想家，也不像孔子、孟子以及宋代的二程、朱子等有弟子后学为之编纂语录著作，所以苏轼的哲学思想只能从其诗文和三部学术著作中去考察挖掘。苏轼的思想是复杂的，有时又体现出一定的矛盾性，如其对待佛学的态度即前后有明显的不同；
加之其哲学三书在当时也并没有刊行，北宋人对苏轼的哲学诗文及著作也罕见论评，所以，我们考察苏轼的哲学思想的北宋接受，重点不得不放在其哲学三书的创作与流播上。
（一）苏辙、秦观等对苏轼哲学思想的接受
北宋学人对苏轼哲学思想的论评较为罕见，仅苏辙、秦观、晁补之等数人有评及者。（此处必须指出的是，这并非说明苏轼哲学思想在当时影响不大，这与中国学术思想的特点——文史哲不分以及重经倾向有关，抽象思辨以纯哲学论著的方式流行要到程朱理学正式定为官学的宋理宗淳祐元年，也即1241年以后，“北宋五子”在北宋当代亦罕见学者论及。）苏辙之评主要见于其《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其语云：
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既成三书，抚之叹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4］1422
此处集中论述了苏轼所作之《易传》《论语说》《书传》，评《易传》“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
评《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
评《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
其语虽不同，但赞苏轼之阐释精微卓有创见则一也，这显然并非谀夸之辞，而是一语中的的精辟之论。又其《祭亡兄端明文》云：“兄之文章，今世第一。忠言嘉谟，古之遗直。名冠多士，义动蛮貊。流窜虽久，此声不没。遗文粲然，四海所传。《易》《书》之秘，古所未闻。时无孔子，孰知其贤。以俟圣人，后则当然。”［4］1388其论与《墓志铭》意同。
秦观亦曾专文论及苏轼哲学思想，其《答傅彬老简》云：“阁下谓：‘蜀之锦绮妙绝天下，苏氏蜀人，其于组丽也，独得之于天，故其文章如锦绮焉。’其说信美矣。然非所以称苏氏也。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
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阁下论苏氏而其说止于文章，意欲尊苏氏，适卑之耳。中书（指苏轼）之道，如日月星辰，经纬天地，有生之类，皆知仰其高明。”这是针对傅彬老仅以文章之美称誉苏轼而不涉及苏轼之学术思想的反驳，文中秦观首次以“苏氏之道”概括苏轼的思想，当然也包括其哲学，评其为“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可谓是深知苏轼者。秦观闻苏轼遭“乌台诗案”贬黄州后，写信与苏轼曰：“以先生之道，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内不愧心。”（《与苏黄州简》）这也是对苏轼哲学的经典评价，秦观正是如此深刻了解苏轼，故其对苏轼可谓是顶礼膜拜，以至有“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别子瞻》）。苏轼贬居黄州时，笃信庄子吐纳修炼之术，并以此事告知秦观，秦观亦学习苏轼，“承用道家方士之言，自冬至后，屏去人事，室居四十九日乃出”。显然，这是接受了苏轼的道家养生思想。后人在评述苏轼时，其实亦如傅彬老一样，最看重其文学成就。但如果只重视苏轼的文艺成就，而忽略了苏轼哲学思想的成就及其伟大之意义，确实也是对苏轼虽尊犹卑了。正如秦观所言，苏轼“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苏轼自己就曾多次说过“文章乃余事耳”，苏轼不是十分看重自己的诗文及书画创作，而更看重的是入世实践与学术思想。
苏轼逝世后，许多人都写了祭文挽诗等，因为是盖棺论定，故这些作品中亦有涉及苏轼哲学者。最详尽者当属晁补之《祭端明苏公文》（《鸡肋集》卷六十一，见《四库全书》），其文略曰：
孔子在位，狱讼文词。可与人同，不独有之。至所罕言，所不可闻。曰天道性，与利命仁。莫大匪天，莫难匪利。若性命仁，皆深远矣。夫惟道大，则知者希。有所卓尔，回犹病之。天下纷纷，皆以利往。吾岂难之，利不可长。凡是五者，皆微不传。譬彼为国，鱼不脱渊。虽微不传，然见其绪。千载一人，尚如旦莫。秦汉而还，轻失此学。徒既其文，谓为广博。圣言所罕，与不可闻。初莫之闻，矧寻厥根。匪根之出，其华易悴。易悴之华，惟文士愧。马迁韩愈，好古而奇。六家原道，顾未知之。今其所作，匪道惟词。后生如簧，谈天与利。饰性命仁，以之贾世。笃生苏公，干橹圣门。跆韩躏马，匪以其文。知孔子圣，文莫犹人。若大且难，以藏厥身。世无孔子，孰明其至。更百斯年，曰此文士。岂不炳蔚，铿轰似之。至反说约，窢然过之。何以实斯，粤有自来。驰骋千古，经营九垓。破百家往，躐阜踰堆。朅其山立，送者自崖。曰此勤矣，乃人之开。反而湛思，道不在远。罕言不闻，一以是贯。宅道之奥，眇其独存。有不得已，文乃其藩。固尝自谓，吾言如水。行所可行，止其当止。此但言语，聊以为嬉。惟昔人贤，事业若斯。遭时有用，从本出之。诚身有道，忠乃孝移。如麟如凤，胡可伪为。呜呼哀哉！
晁补之此文，对苏轼哲学尤其是其儒家哲学，可谓称颂备至。此文完全可与伊川赞明道、朱子颂二程传千载不传之绝学之文相参看。晁补之认为，孔子之道“曰天道性，与利命仁”，以天、道、性、利、命、仁六字概之，但孔子之道千载而下“知者希”“微不传”，及至苏轼才“干橹圣门”“知孔子圣”“破百家往，躐阜踰堆。朅其山立”，成为知孔子传千载微言的杰出如山之人，其见解是深刻卓越的。
苏轼临终前，始终陪伴在其身旁的好友冰华居士钱世雄亦曾赞苏轼“降邹阳于十三世，天岂偶然；
继孟轲于五百年，吾无间也”（《春渚记闻》卷六）。另外，著名书法家米芾亦曾评及苏轼之道，其《苏东坡挽诗》其三有“道如韩子频离世，文比欧公复并年”（《宝禁英光集》卷二）之语，将苏轼比作韩愈。苏轼好友参寥子《东坡先生挽词》云“准《易》著《书》人不见，微言分付有诸郎”，则说明至苏轼死时其“哲学三书”世人仍不得见的事实。
（二）苏轼“哲学三书”及其流传
苏轼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语说》《易传》《书传》三部学术著作中。建中靖国元年（1101）二月，苏轼自岭海内迁途中，与好友书云：“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答苏伯固》）［5］1741苏轼不止一次表达了有此三书则人生无憾的观点。其早年贬居黄州时期，大致于元丰三四年（1080—1081）之间，在与好友的书信中曾说：“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易》，舍弟了却《春秋》《诗》，虽拙学，然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与滕达道》）［5］1482不但如此，苏轼甚至将此三书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元符三年（1100）七月苏轼从海南内迁途中乘船遇险，后来记其经过云：
余自海康适合浦，连日大雨，桥梁大坏，水无津涯。自兴廉村净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闻自此西皆涨水，无复桥船，或劝乘蜑并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无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星河满天，起坐四顾太息：“吾何数乘此险也！已济徐闻，复厄于此乎？”稚子过在旁鼾睡，呼不应。所撰《书》《易》《论语》皆以自随，而世未有别本。抚之而叹曰：“天未欲使从是也，吾辈必济！”已而果然。七月四日合浦记，时元符三年也。［6］1
苏轼自黄州始作《易传》《论语说》，至海南又作《书传》并完成三书的最后修订定稿，其《题所作书、易传、论语说》云：“孔壁、汲冢竹简科斗，皆漆书也。终于蠹坏。景钟、石鼓益坚，古人为不朽之计亦至矣。然其妙意所以不坠者，特以人传人耳。大哉人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作《易》《书传》《论语说》，亦粗备矣。呜呼！又何以多为。”［5］2073可见苏轼对这三部著作的重视。然而苏轼如此重视的学术著作，后人似乎并不怎么重视。这三部著作的影响，远远不及苏轼诗、词、散文受欢迎重视的程度。
由于北宋末年禁元祐学术，苏轼“哲学三书”最终定稿又已到苏轼生命的最后时刻，故此三书在北宋没有公开印版刊行。宋何薳撰《春渚纪闻》卷六（见《四库全书》）“东坡事实”有“坡仙之终”一条记云：
冰华居士钱济明丈尝跋施能叟藏先生帖后云：……六月自仪真避疾渡江，再见于奔牛埭。先生独卧榻上，徐起谓某曰：“万里生还，乃以后事相托也。惟吾子由，自再贬及归，不复一见而决，此痛难堪，余无言者。”久之，复曰：“某前在海外了得易、书、论语三书，今尽以付子，愿勿以示人，三十年后会有知者。”因取藏箧，欲开而钥失匙。
显然，到苏轼临终前，其所著“哲学三书”还没有刊行。
关于“哲学三书”的成书，孔凡礼《三苏年谱》卷五十五“元符三年纪事”云：“在儋，订补《易传》《论语传》，撰成《书传》十三卷。”［7］2876《论语说》五卷成于苏轼贬居黄州期间，书成后苏轼曾抄寄一份与当时的宰相文彦博，最后改定于海南儋州。此书《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皆著录为十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为四卷。则该书在南宋及元初时尚流行，但明末亡佚，今人辑得佚文七十余则。《易传》九卷，始作于黄州，最终定稿亦在儋州。关于《易传》的作者问题，曾枣庄先生认为是三苏合著，王水照、冷成金先生则认为《易传》虽为三苏合作，但主要成于苏轼，且其思想观点主要是苏轼的，故当作为苏轼个人著作为宜。［8］《书传》十三卷，是苏轼谪居儋州时完成的，该书成于苏轼晚年，是其精心结撰之作，也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宋人注释《尚书》全书之作，体现了北宋研究《尚书》的最高成就。此书显然有针对王安石《三经新义》的目的，《郡斋读书志》著录此书条下注云：“熙宁以后，专用王氏之说进退多士，此书骇异其说为多。又以《胤征》为羿簒位时，《康王之诰》为失礼，引《左氏》为证，与诸儒之说不同。”《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此书后，下赞语云：“可谓卓然独见于千载之后者。”“呜呼，其论伟矣。”一向不喜苏轼的朱熹对苏轼此书亦是赞誉有加，据《朱子语类》卷七十八记载，朱熹赞云：“东坡《书解》却好，他看得文势好。”“或问：‘《书》解者谁最好？莫是东坡《书》为上否？’曰：‘然。’”特别是《东坡书传·大禹谟》论人心、道心关系的一段，为朱熹所尤为称赏，朱熹《中庸章句序》据之提炼为“十六字心法”，成为道学家解经释教的关键口诀。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似乎没有人如苏轼那样，在近两百年的时间内（自嘉祐二年进士及第至南宋理宗淳祐元年程朱理学被正式定为官学，即1057—1241年间），受到社会各阶层如此广泛的关注和尊崇，乃至对其学术的尊崇与罢黜不时成为左右朝廷政治的风向标。当然，即使是程朱理学被定为官学后，苏轼及其学术也仍然在文坛及民间流行。苏轼之所以能对社会文化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推本究原还在于其哲学思想。如果说“乌台诗案”和“绍圣绍述”时期朝廷对苏轼的打击似还不是十分关切苏轼学术的话，则徽宗年间的“崇宁党禁”其矛头则直指“元祐学术”，而在禁毁“元祐学术”的过程中，苏轼又一次成了打压的重点。朝廷不但严令禁毁苏轼之文集及其印版以及碑刻书画等，而且明令禁止“苏氏之学”的传播。自崇宁二年（1103）至宣和末年（1126），这二十三四年无疑是苏轼学术遭受最严酷打击的时期，堪称苏轼接受史上最黑暗的一段。苏轼学术文章遭到以皇帝为首的朝廷的残酷打击禁锢，朝廷禁“元祐学术”的主要内容其实是禁“苏氏之学”。成于宋高宗绍兴年间无名氏《靖康要录》卷五（《四库全书》）这段文字清晰描绘了苏学解禁前后的情况：
（靖康元年五月五日）御史中丞陈过庭奏：臣闻太学，贤士之关礼义之所自出，今也学官相诟于上，诸生相殴于下，甚者诸生奋袂而竞前，祭酒奉头而窜避，败坏风教，一何甚耶？……自蔡京擅政，专尚王氏之学，凡苏氏之学，悉以为邪说而禁之。近罢此禁，通用苏氏之学，各取所长而去所短也。祭酒杨时矫枉太过，复论王氏为邪说，此又非也。致使诸生集众直造祭酒位次，欲见而诋之，时若不自引避，必致生事。又有时中斋生姓叶者，党王氏之学，止善斋生姓沈者，党苏氏之学，至相殴击，其人稍众。庠序事体固当如是耶？臣伏望圣慈裁酌，如祭酒杨时偏见曲说，德不足以服众，学正冯檝、博士雷观，轻浮争竞，大失生儒之体，欲乞指挥并行斥责。又诸生鼓倡集众为首之人及两斋相殴击者，亦乞下所隶根究姓名，重行屏斥，庶几朋党不立，争讼不生，而使学者乐道向，方不陷于刑辟，岂胜幸甚奉圣旨御史台差官体究，既而诏，并与外任监当。
这是北宋亡国前夕之社会风尚的真实记录，“凡苏氏之学，悉以为邪说而禁之”的时期刚刚过去，而“通用苏氏之学”的时代已经来临，太学里本来是王学与苏学并行，但程颐之弟子杨时想通过进一步打压王学以提升二程之学，结果引起太学内乱，后来祭酒杨时与学正冯檝、博士雷观等皆被斥责罢出。这也清楚地表明，北宋后期二程理学并没有成为学术的主流，也并非“元祐学术”的主要代表。
邓广铭先生曾专门论述过理学与宋学的关系，他在《略谈宋学》一文中首先否定了自己以前的“支配两宋三百多年的哲学思想是理学”的观点，然后指出“在南宋前期，亦即在12世纪的中叶，才形成了理学家这一学术流派的”，而理学家这一学术流派的出现“是在宋高宗在位的晚年和宋孝宗即位初期的事”，“在北宋后期尽管有二程、张载等人的出现，尽管他们也都收徒讲学，却还远远没有形成一个学术流派，自然更不能说它对整个北宋一代产生过什么支配作用了”。［9］189—190
如此看来，北宋后期流行的哲学主要当为王安石的新学与以苏轼为代表之蜀学，徽宗时期之“崇宁党禁”其实主要是禁苏学，也可以说是禁苏轼哲学，这是北宋末年朝廷官方对苏轼哲学的确切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道学家程颐及其弟子杨时对苏学的态度。通常认为，以二程、杨时、朱熹等为代表的理学家与苏轼及苏门弟子既是相互攻讦的政敌，也是格格不入的学术对手。其实，包括程颐、杨时、朱熹在内的程朱理学代表人物对苏轼人品及学术亦曾极为褒奖赏识。朱熹为南宋苏轼哲学论评之一大家，此处不论。据邵博《闻见后录》卷五记载：
东坡《书上清宫碑》云：“道家者流，本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浄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谢显道亲见程伊川诵此数语，以为古今论仁，最有妙理。［10］38
据此，可见程颐也是非常欣赏苏轼对道家思想的看法的。尤当注意者，“仁”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而程颐竟认为苏轼之“仁”论为古今“最有妙理”者，足见其对苏轼之佩服。程颐服膺苏轼之思想与睿智，于此可见一斑。而程颐之弟子杨时则不但钦佩苏轼的人品文章，而且对苏轼的儒学思想有较高的评价，请看下面两则：
《龟山集》卷二十五《冰华先生文集序》：“冰华先生钱公，讳世雄，字济明，常州晋陵人。……余窃谓：‘东坡文妙天下，为时儒宗士，有得其一言者，皆足以名世，况知之之深乎。’”
《龟山集》卷二十七《杂说》：“苏子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夫子思之言中和而已，此道之可以名言者也。所谓一者安在哉？孟子又推之以为性善之论，性善之论出而一与中始枝矣。夫性善之论出而一与中何自而枝耶？是必有说也，学者更深考之。则孟子、苏氏之学，是非得失，必有不可诬者矣。”（《四库全书》）
第一段是推崇苏轼之文章，肯定了苏轼为当时之儒宗，这点很重要。也就是说，作为二程的嫡传弟子，杨时也认为苏轼是北宋中后期的儒学之宗，这无疑是苏轼学术思想影响力最有说服力的证据。第二段则将苏轼与孟子并论，肯定了“苏氏之学”与孟子之学“必有不可诬者”。以上材料一为述者之亲见事，一为杨时自己文集中的记叙，其真实性当是无可怀疑的。来自理学阵营的两位主要人物对苏轼哲学及文章的肯定评价，其宝贵程度自不待言。程朱理学与以苏学为代表的蜀学向来被认为是敌对之学，就史实而言，自元祐苏轼、程颐交恶以后，程颐及程门弟子与苏轼兄弟及苏门弟子互相攻讦堪为仇敌，但在两派喧哗攻讦意气相争的云雾之下，程颐与杨时及后来的朱子对苏轼人格及学术思想其实本有推崇与钦服之一面，尤其是杨时成名还当“崇宁党禁”酷烈之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敌对学派之领袖人物对苏轼及其学术的接受态度，无疑是我们在考察苏轼哲学思想在北宋接受史中尤需注意并大力张扬的史实，虽为点滴史事，但不可轻忽。
注 释
［1］［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3］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宋〕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栾城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5］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6］〔宋〕苏轼：《东坡志林》，参见《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1年版。
［7］孔凡礼：《三苏年谱》，北京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8］参见曾枣庄《苏轼研究史·序》以及王水照《苏轼评传》第二章《究天人之际：苏轼的哲学》与冷成金《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第一章《东坡易传中的哲学观》。
［9］邓广铭：《宋学十讲》，中华书局2015年版。
［10］〔宋〕邵博撰，刘德权、李剑雄点校：《闻见后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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