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朝军
尹马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回乡时代》。主题是：脱贫攻坚。
这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一个时代必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回应，比如《阿Q 正传》之于现代启蒙，《创业史》之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平凡的世界》之于改革开放。现在，农村在等待多年后重新被记起，被关注，成为公共社会生活的主角，这本身就是正在发生的历史。作家“是否”参与其中，取决于个人选择；
但“能否”参与其中，则关乎写作者的经验储备、情感意愿、认知强度、驾驭能力等因素。
显然，尹马在以上几方面拥有天然的优势：他目前在云南人口最多的县镇雄县任文联主席，而这个县不久前还戴着“国家级特困县”的帽子，也就是说，新一轮脱贫攻坚以来，镇雄县需要脱贫的人口是整个云南省最多的。脱贫形势最严峻，脱贫任务最艰巨，脱贫阻力最强大，脱贫过程最曲折，这是镇雄县面对的典型现实，也是小说《回乡时代》需要处置的典型材料。此外还有一个典型，即镇雄土著的典型——尹马。这一点很重要，意味着他是站在本乡本土的基石上来观察和思考，不必“求远”，只需“就近”。
预设主题从写作主体和客体双方都找到了适宜的“典型”，接下来就只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将“典型”延伸开去，延伸到历史天空覆盖下的广大人间。——这包括时间的延伸和生命的延伸。什么叫“回乡时代”？如果说“回乡”连接的是生命彼此，那么“时代”便是生命与生命携手构筑的时间共同体。正是在这个巨型的共同体“建筑”内部，尹马启动了他的叙事长征。
《回乡时代》中人的行动规模巨大，历史与现状、故乡与他乡、召唤与响应、真理与人性、荣耀与隐痛，在近六十万字的画卷上激越前行。而这一切皆源于二十年前那个偶然的瞬间。
那一年，两个家庭因“抢田水”而抢出了人命，从此父辈的恩怨化作一条禁令传给子孙：两家永不通婚。一对鸳鸯就此“划清界线”，游向各自人生的汪洋大海。但物理界线可以划，心理上却始终无法举起那把斩断情丝的快刀。这里还有一个“伏笔”，二人分手时，女方已有三个月的身孕。
类似的事件在中外文学艺术史上屡有发生，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莎翁笔下的罗、朱和中国的梁、祝，如果将联想范围扩得再广一些，《仲夏夜之梦》里的拉山德、赫米娅与《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刘兰芝，乃至奥维德《变形记》中的皮剌摩斯和提斯柏均可入列。总之，都逃不脱“棒打鸳鸯”的基本框架。可见，爱情这个母题无论如何“变形”，都不会过时，它作为人类世界最原初的生命体验，为文学艺术创作供给了无比充沛和强劲的想象动力。然后，它坦然进入《回乡时代》，成为推动整部小说走完全程的叙事原动力。
是不是跑题了？没有。反而是当我在五百二十三页文字绘制的壮观图景中提取出“爱情”时，我欣喜地发现，这一执其牛耳的“内情”，有效打通了英雄式的回乡“领头羊”周楚阳的心灵障碍。这是独属于周楚阳本人的“内生动力”，有了它，我们的主人公就有了纵横捭阖、驰骋疆场的志愿靶向。尽管促发周楚阳回乡的还有乡愁，还有故乡的召唤，还有国家意志的强力动员，但我们不要忘记，周楚阳必然也只能做“这一个”，否则他将消失在回乡的浩大人流中，被削减，被删除。那还写小说干吗？小说就是要在可能的向度上证实人的生命、人的质地和人之所以为人的秘密。
用“秘密”这个词可能稍显唐突，我也无意冒犯众多将宏大叙事视为铁律的所谓主旋律小说，我只是想说，写作者在摹仿现实的习惯性写作中，能不能不要“就事论事”，抄袭现实？何况现实的面孔多以喧嚷的表象示之，而现实沉默的间隙，恰恰是我们洞察的入口。在那里，生命将在小说叙事中收获他真正的自由。
自由可贵，但人物若想在小说中实现自由，却并不那么容易，除了刚才所说的“秘密”，还得有将现实经验转化为文学经验的力量和勇气。因为人是“类”，又终归不是“类”，说到底，他还是他自己，还是有别于同类的“我”。而小说的最终目标，则是让他从同类中区分出来，成为那个独特的自己。
所以我认为，《回乡时代》如万里长征般跋山涉水，浩浩荡荡，但它最为耀眼之处绝不是事务性的陈列，也不是什么草蛇灰线、跌宕曲折，而是对生活的再创造，对人的再发明。一旦人物挣脱出了“类”的界定，他的生命也就有了意义延伸的可能。由此，脱贫攻坚这一人类事务，在尹马和他的《回乡时代》那里凝聚成了一种真正的“属人”的文学经验。
周楚阳是，彭玉素也是，小说中必不可少的需要列举出的人物还有孙小雪、王白璐、萧寒、赵小满、韩露、赵云 、蒋达蜀、李峡、陈霜江等等，他们组成了一份众声嘈杂的人物名册，而我们也需要这份名册，需要在名字的响动中判明生活的真相，至少要判明潜藏于回乡大军底部的心灵真相。当“回报桑梓”从一个概念成为具体的选择和行动时，它必然在每个人身上折射出不同的精神印迹。敞开这种印迹，就是敞开了人物和自我和他人和世界的对话通道，种种疼痛、创伤由此被激活，被抚摸，被昂扬的大历史汇入新的希望。
这是一种谦卑的现实主义，也是一种真正的现实感。人物匍匐在文本“虚构”的大地上，却从不缺乏“现实”。周楚阳和彭玉素的疼痛来自爱情，更来自给爱情造成残缺的贫穷——在小说中，父辈人之所以发生械斗，还不是为了一点点能够保庄稼保命的田水？贫穷驱逐了他们的身体，也离散了他们的爱情。因此也就有了另一重延伸，对，我说的是时间的延伸。
在《回乡时代》中，物质时间清晰可辨，大约是从2015年到2020年，这和新一轮脱贫攻坚时间表基本吻合，但小说的情感时间却被叙述者有意拉长了。或者说，执掌小说情感时间的不是叙述者，而是主人公周楚阳。在五年的给定“任务”时间之前，缭绕的是周楚阳对彭玉素漫长的十五年的寻找和自我救赎。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如果我们将触角再伸得长一些，完全可以伸到二人少年时相识的那棵板栗树下。那棵潜藏在周楚阳意识深处的板栗树，像一枚种子，牵系着时间的缰绳。时间因此而得到终极拉伸，起点是一对恋人的相遇时刻，终点呢？是“（全文完）”？还不是。小说末尾的最后两段说：
这样简单的对话，让他们彼此会意即将抵达的途中之悦。“途中”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词！无论是周楚阳还是彭玉素，还是赵小满和丁丁，对途中的期待都是无比迫切的。
出走或者回乡，其实最美的部分是在途中。
“在途中”，意味着永不结束。它和紧随其后的“（全文完）”在视觉上也在心理上构成了一种自然反讽。这是反讽的美学高点，文本裹挟着他的人物巧妙地溢出了“大团圆”的物质边界，流向未知的精神远方。是啊，回乡是归来，也是永久的出发，我们何必汲汲于那个终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脱贫攻坚没有终点，它还会以另一种生命形式灌溉大地，比如“乡村振兴”，比如其他。
回头再看，缝合这看见和看不见的时间段落的又是什么？是记忆。
在此，我们的作者尹马就像一个技艺精湛的缝纫师，准确无误地施展了他的缝纫才能。他采用的策略是心灵间歇法。这一普鲁斯特式的间歇性重现，拯救了周楚阳，也拯救了这篇小说。据我的阅读记录不完全统计，从周楚阳“第一次给彭玉素打电话”的第13 页起，到二人“最后一次以短信沟通”的第413 页，周楚阳记忆中的彭玉素出现了不下20 次。20 是一个数字，但在这个数字链条上显现的，却是能量层层累积的进化情感。起先，彭玉素每次都径直挂断电话，每次都要重新换一个电话号码；
待周楚阳改换成短信形式后，彭玉素不换电话号码了，但也不回复；
再后来是简单的一个字，再后来是两字三字……总之，电话或短信的通信功能渐渐溶解为心与心的靠拢。这种心灵的间歇性是维持和推动情节向纵深生长的脊柱，也是回乡进行曲从独奏到合奏的精神共鸣器。对，就是一种器官，这种牵引着记忆的属灵器官，是内在自我“一系列永久的出发和归来”（［比利时］梅特林克：《花的智慧》）。尹马看到了这一点，他也就看到了封闭在所有回乡者灵魂内部最真实的形象：出发（离乡）是为了能够归来（回乡），归来是为了继续出发。所以当一对曾经的恋人终于“回到彼此内心的故乡”时，他们选择了新的出发：“我们也要走出去，而且是要更加决绝、更加稳健地走出去，和故乡同一个步伐。”
至此，庄严的时间开始了！一场与贫困惊心动魄的较量浩然降临，铺展在无尽的田野上。人们知道，这场较量的胜利者一定属于我们，一定属于那些把“我”的记忆连同心灵还给了“我”自己的回乡者，一定属于仍然在贫穷泥泞中挣扎和期待的广大人群，也一定属于代表国家意志的行动主体。如果说社会力量扶贫是动员与被动员的结果，那么它也只是我们看到的表象，在“南广”（镇雄县的古称）这块“劳务经济唱大戏”的特殊土地上，唤醒与被唤醒、激活与被激活，远比动员本身更具有强劲的精神力量。正是始自于心灵的完成自我的本能和冲动，才让回乡者久已尘封在时间深处的“出发与归来”浮出水面，拥有了确凿的时间和确切的形象，并自觉地汇聚成一股坚定的洪流。
至此，“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的‘现实记录’”和“饱受命运捉弄的20年爱情长跑”也最终合流，除此之外，合流的还有历史、时间、记忆，当然还有时代、生命——和人心。我想，小说中南广县委书记连用的三个排比句“与故乡同在，生命有根；
与亲人同在，生命何患；
与乡音同在，使命光荣”，表达的正是此意吧。
——如此而已。但我不想就这样结束。作为一个专业读者，与尹马的回乡者一样，我的判断仍“在途中”。
现在我必须拣出孙小雪、赵小满、王白璐，或许还有韩露和蒋达蜀。他们就像漏网的鱼，漫游在文本的各个细部，它们极力躲藏又闪耀着亮光，那是恋人的化身、意外的精灵，是边缘的舞者，是大江大河里一朵朵奔跑的浪花。它们不在叙事的中心，却呵护着中心，它们的每一次出现都会留下呼吸的痕迹，直到某一刻，鱼儿们完成使命，纷纷跃出水面，我们才惊讶地发现：把它们各自的痕迹连接起来，是一幅多么精妙的游动曲线图。我知道这是匿名的叙述者有意为之，但我也知道在这些细若游丝的意义曲线之上，必有一双凝望的眼睛，它要穿过庞杂的表象，看清一个个人、一个个命运。
不敢说尹马看清了或看清了多少，但我对这个镇雄汉子写作《回乡时代》时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意志深存敬意。他用文学书写的方式亲口品尝了“舌尖上的乡愁”，也勾起了我们的生命“味蕾”。在小说中，我跟随着他的目光，从故乡走回“原乡”，从“潜伏在异乡的标点符号”蜕变为一个“往上攀缘的姿势”，我觉得在我的体内正在发生着一场化学反应，这场化学反应的主题不一定是“回乡”，但却是“回归生活，回归记忆，回归心灵”的自我确认和证实。
好了，不发感慨了，弄完了形而上，还得回归生活的形而下不是？比如现在我就想象这“云端之上的板栗”是什么滋味，竟分不清是现实模仿想象，还是想象模仿现实。
不过无论怎样，习惯还是提醒我应该有个结尾，那就附上我阅读《回乡时代》的初步印象。措辞如下：
《回乡时代》是“70 后”代表作家尹马创作的一部“打工”题材长篇小说。近年来，“乡下”成为尹马书写时代和历史的精神高地。和其他深谙民间物事的底层写作者不同，他在坚持小说乡土内核的基点上，以诗歌的节奏和眼光成就了小说叙事的生命律动、隐忍和通透，让作品拥有了丰盛繁复的“感官”力线。阅读《回乡时代》，可以洞见尹马在构筑小说视觉现场感方面的“别有用心”。其极具戏剧性冲突的呈现，使钟情于讲故事的他，以一个“段子手”的身份同作品中的人物一齐“归来”。无疑，《回乡时代》是同类题材中一部值得深度探讨的优秀文学作品。
没来得及说的话，尽在此处。简单是简单了点儿，但还算简明。我知道自己一不小心就会犯知识分子的毛病，再往下推进个几万字也有可能。幸亏我还知趣，不惯着自己。顺带说一句，既是“措辞”，就请原谅我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该小说的瘦弱之处。那将是另一篇文章琢磨的重点：主旋律小说如何“脱贫攻坚”。但《回乡时代》肯定不在“贫”之列，要不我还大费周章写这么多字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