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 明 陈 诺
（江苏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获得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以及给予经济、技术等援助，新中国贯彻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中苏科学合作在此背景下展开，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为中苏科学合作奠定了制度基础。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将领导科学事业的重任交由中国科学院承担。顺理成章，此项合作也交由中国科学院牵头。郭沫若是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和著名学者，出面落实这项兼顾政治、外交和科学的重要工作，可谓是人岗匹配。学界对新中国中苏科学合作有一定的研究，①代表性成果有：刘洋、胡晓菁：《中苏科技合作“122项协定”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9期；
张泽宇：《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述论（1954-1966年）——基于苏联解密档案的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6期；
周红：《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对华援助研究现状及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2期；
宋超：《新中国初期对苏联农业机械技术引进特点与绩效》，《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4期；
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新华出版社，2009年。但是对中苏关系恶化在中苏科学合作上投射过程的研究是不足的，也忽视了郭沫若在其中的重要角色。本文聚焦中苏科学外交从“蜜月期”到走向终结的转变，分析郭沫若的思考与应对，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中国科学院建院伊始，将主要精力放在建章立制上。整体而言，中国科学家对苏联科学缺少认识，中苏科学合作主要停留在礼节性交往和互通科学情报层面，“苏联科学院从1951年开始专门为中国科学院撰写评述苏联各科学领域发展成就的文章。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一经成立，苏联科学院和苏联部长会议科学技术委员会下属的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便与之建立起广泛的联系，开始系统、全面地向中国科学院介绍苏联科学家的工作”。①[原苏联]伊·基谢廖夫：《苏中科学交流》，吴艳等编译：《中苏两国科学院科学合作资料选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62页，第164页，第163页。1952年8月，局面有了较大改变，周恩来总理率团访苏，签署了系列合作协议。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会议也于10月3日通过了关于和中国科学院进行全面合作的决议，这意味着中苏科学合作的全面开启。在此背景下，中国科学院掀起了学习俄语的热潮，为中苏科学合作走深走实奠定坚实基础。1952年10月24日，中国科学院扩大院务会议作出了《关于加强学习和介绍苏联先进科学的决议》，该决议的第四条明确指出：“组织代表团访问苏联科学院，学习苏联科学工作的先进经验，并商讨进一步加强中苏两国科学工作合作的具体办法。”②葛能全：《钱三强年谱长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98页。经过一番准备，1953年2月24日，中国科学代表团启程赴苏，钱三强为团长，张稼夫为党支部书记，“科学院内有华罗庚、赵九章、冯德培、贝时璋、朱冼等，院外有梁思成、吕叔湘等共26人，经西伯利亚大铁路横穿亚欧”，③吴征镒：《百兼杂感随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4页。3月5日，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就在当晚，传来了斯大林去世的消息。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于1953年9月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他上任后不久，即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努力使中国成为苏联最重要的伙伴，进而来提升自己在斯大林之后的影响力。而中国则希望得到苏联更多援助，和苏联共同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时的赫鲁晓夫“扩大了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领域的援华规模，比斯大林更尊重中方的意见”。④张柏春等：《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5页。195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值此契机，9月29日，赫鲁晓夫率领由70多人组成的代表团访华，这是他成为苏共领袖后的首次出访。
在赫鲁晓夫来访的同时，苏联多个部门也组织了专门的代表团来中国对口访问。经过协商，1954年10月12日，中苏两国政府签署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协定》规定：“两国将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包括科技领域开展交流。协定有效期为五年，如协定期满前一年任何一方均未提出终止协定，协定有效期将顺延五年。协定明确了双方的义务，如交换科技资料、互通信息、派遣专家提供科技援助或了解科技发展成就等”。⑤[原苏联]伊·基谢廖夫：《苏中科学交流》，吴艳等编译：《中苏两国科学院科学合作资料选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62页，第164页，第163页。两国科技合作协定的签订，标志着中苏科学合作走上了快车道，进入了“蜜月期”。
《协定》签订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此后，两国的科学交流量明显增加，交流的领域和形式日益多样化，“诸如互邀学者讲学，提供咨询，参加各种性质的学术会议，交换科技资料、样品、种子等，苏联科学院为中国设计、制造仪器、设备和样机，联合进行考察，合作出版学术著作，互派学者进修和交流，苏联科学院的研究所接收中国研究生，苏联科学院向中国科学院派遣顾问，两院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框架下开展合作”。⑥[原苏联]伊·基谢廖夫：《苏中科学交流》，吴艳等编译：《中苏两国科学院科学合作资料选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62页，第164页，第163页。
《协定》签订后，苏联专家来中国的人次明显增多，中国科学院也接连聘任柯夫达和拉扎连柯为顾问。柯夫达于1954年10月抵达北京，1955年6月27日，因夫人在莫斯科去世，他匆忙赶回了苏联。继柯夫达之后，苏联改派拉扎连柯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拉扎连柯和柯夫达的在华工作具有衔接性，柯夫达积极建议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拉扎连科则参与了规划制定，据当时在科学院从事翻译工作的赵同回忆：“柯夫达走了以后，拉扎连柯也作了这么一部分工作，然后了解院内情况，等到决定制定12年规划时，他就完全投入到这方面来了，从整个规划的设想和指导思想和吸收苏联的经验，他都挺热心的，为此还回国去联络”。⑦李真真：《赵同访谈录》，《院史资料与研究》1996年第4期，第27页。
《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定，得到了苏联专家的帮助。《规划纲要》的实施，也需要苏联的大力支持。值此机会，中国政府于1957年5月致电苏联，提出将《规划纲要》送交苏方，请其提意见，并且表示有派遣科学技术代表团访问苏联的愿望。7月，苏联政府正式答复同意中方的上述要求。1957年11月2日，代表团访苏成行。访苏代表团的任务是：征求苏联科学家对《规划纲要》的意见，同苏联科学院商谈两院之间科学研究全面合作问题。此次会谈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中苏两国科学院就今后具体合作方式也进行了明确，1957年11月21日，郭沫若、竺可桢等在莫斯科卡鲁日大街拜会了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两院领导人进行了初步会议，议定两院会议将成为协定，五年为期，以后每年接洽一次，以会议或通信方式均可”。①葛能全：《钱三强年谱长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83页。12月11日，郭沫若与涅斯米扬诺夫签订了中国科学院与苏联科学院合作议定书及1958年度科学合作协议。双方商定：
两国科学院将于每年第四季度议定下一年度的合作计划。在年度计划中应该规定为执行1958—1962年间科学技术合作计划双方所采取的措施……两国科学院的年度合作计划用通信方式或两院代表轮流在北京和莫斯科会面的办法商订，由中国科学院院务常务会议和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批准。②《中国科学院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科学院科学合作议定书》，吴艳等编译：《中苏两国科学院科学合作资料选辑》，第75-76页。
两国科学院合作议定书签订后，接下来的任务是商讨合作的具体事项。1958年1月18日，作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郭沫若同苏联代表马克萨列夫签订了《关于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的议定书》（简称122项协定）。
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关系是复杂的，总体而言受两大因素影响：一是意识形态；
二是国家利益。即使在中苏合作“蜜月期”，双方的分歧也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主流压倒了支流。到了50年代后期，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两人的分歧逐步升级，“中苏两党之间在对斯大林的评价、意识形态方面也产生分歧，在事关国家利益的某些问题上出现矛盾”。③张柏春等：《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9页，第24页。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之间渐渐走向互不信任且难以弥合，“他们都不能容忍对方的‘错误政策’继续下去了。至于争论和分歧的焦点，表面上看来是中印冲突引起的,实际的根源在苏美缓和”。④沈志华：《难以弥合的裂痕——苏联对中印冲突的立场及中苏分歧公开化(1959—1960)》，《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按照中苏两国科学院领导人于1957年11月和12月在莫斯科商定的结果，两院合作以五年为一个周期，年度合作计划用通信方式或两院代表轮流在北京和莫斯科会面的办法商订。按照约定，苏联科学院代表团应中国科学院邀请，于1959年5月22日至5月31日访问了中国科学院，以落实一年一度的科学合作计划，访问的气氛是友好的，“两国科学院代表团根据1957年12月11日中国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科学合作议定书签订了1959年度的执行计划”。⑤《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和苏联科学院代表团会谈纪要》，吴艳等编译：《中苏两国科学院科学合作资料选辑》，第125-127页。但是进入6月份，中苏友好的局面出现了重大裂痕，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宣告了中苏关系出现危机，也意味着中苏科学合作出现了从“蜜月”走向终结的趋势。
中苏关系恶化对两国科学合作造成不利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好在危机是个不断发酵的过程，起初对中苏科学合作并没有产生重大而直接的影响。为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2周年，1959年11月，郭沫若依然设宴招待苏联科学家，并发表了致词，“号召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要进一步学习苏联的先进的科学经验”。⑥《庆祝十月革命四十二周年，郭沫若欢宴苏联科学家》，《人民日报》，1959-11-6(2)。郭沫若致辞结束后，苏联代表安东诺夫客气地表示苏联取得的科学成就，也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就，中国和其他兄弟国家取得的科学成就也都同样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就。到了1960年，中苏关系紧张加剧。两党之间从含沙射影的指责逐渐发展为公开论战，这样一来算是瓦解了中苏同盟关系的基础。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协定，一个月内撤走了全部专家。虽然中方表示了挽留苏联专家的意思，但无济于事。可以说，“苏联撤回专家的根本目的是想用经济技术手段获取政治影响，将中国对其经济和科技的依赖扩大到政治领域”。⑦张柏春等：《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9页，第24页。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后，中苏双方围绕着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继续进行激烈的相互批评。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改革不仅否定了斯大林，而且还违背了列宁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的理论，背叛了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路线；
苏联已经变修”。①张柏春等：《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第25页，第26页。
中苏关系恶化对两国科学合作造成全盘影响的局面最终到来了，按照1957年中苏两国科学院达成的科学合作协定书，五年是一个周期，对于协定书附件中所开列的122项重大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原计划“项目的工作规模、方式和完成的具体期限，双方在商定年度计划时进行安排。”②《1958年1月18日汇要》，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8)》，北京：内部出版。但是到了1962年，五年周期已满，后续的安排没有紧跟而上。相反，这一年夏天，苏联特许在印度建立米格飞机制造厂。在中印因边界问题矛盾加剧情况下，苏联的行为令中国政府气愤。1962年年底，中共中央开始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到了1963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提纲》，③张柏春等：《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第25页，第26页。标志着两党关系的破裂，中苏科学合作“蜜月期”也就走向了终结。
新中国成立初期，郭沫若去东欧国家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和世界和平理事会，常路过苏联。这段时间，郭沫若和苏联打交道多与此主题有关。1952年12月，因参加第三届世界和平大会，郭沫若率团出访维也纳。出发前就得到通知，开完大会后，需要前往莫斯科，等待斯大林接见。12月下旬，郭沫若如期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期间，他和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就中苏科学合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沟通，并于1953年1月13日晚，和宋庆龄一起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受到接见之后，方才回国。
回到北京不久，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的消息传来。这时，郭沫若又紧急启程前往苏联吊唁，后与苏联科学院院长进行了会谈。据钱三强年谱记载：“同到苏联参加吊唁活动的郭沫若及代表团全体，出席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举行的招待茶会，在涅斯米扬诺夫院长致欢迎词后致答谢词”。④葛能全：《钱三强年谱长编》，第202页。
1954年，赫鲁晓夫来华访问，推动了中苏科学合作进入“蜜月期”。在“蜜月期”到来后，虽然在中国科学院内部党的领导不断加强，但是担当中苏科学合作领导者的还是郭沫若。从重视苏联专家，到采纳院长顾问柯夫达的建议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再到率团出访苏联签订两国科学院和两国科学合作协定，郭沫若自始至终都是关键角色。1958年，郭沫若被授予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理论上是苏联尊重郭沫若的学术造诣，实际上也是对他推进中苏科学外交贡献的肯定。
中苏关系恶化预示着中苏科学合作“蜜月期”终将要走向终结。但中苏断交是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苏科学合作要把握好火候和节奏。对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来说，是一个考验。这段时间，他总体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具体到科学合作实践，郭沫若能够做到有礼有节的应对：
第一，对于苏联专家和代表团来华，一如既往地热情接待。1959年中期，中苏友好的局面出现了重大裂痕，这时郭沫若依旧耐心细致地接待来华的苏联专家和代表团，以保持战略定力。1959年11月15日下午，郭沫若与聂荣臻、李四光等接见以纳利夫金为首的苏联科学院、苏联地质和矿藏保护部参加我国全国地层会的代表团全体成员。接见后，并举行了欢迎宴会。⑤《聂荣臻、郭沫若和李四光接见参加我国全国地层会议的苏联代表团》，《人民日报》，1959-11-16(5)。1959年年底，郭沫若还宴请了苏联专家并组织了文艺晚会，12月31日竺可桢日记记载：“晚，院中以郭院长名义约请苏联专家和其余人民民主国家专家，计全院四十多人，……膳后已八点半。院预备了游艺节目，有民族歌舞及独唱，钱学森夫人蒋英也唱了二支曲”。⑥樊宏业：《竺可桢全集（第15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530页。即使到了1962年，中国科学院还是一如既往、有礼有节的接待苏联科学代表团。此次苏联代表团共有9人，团长为华西里耶夫博士。会上，中苏双方宣读了中苏合作黑龙江流域自然条件、地质、水利水能、交通运输方面的考察总结报告和双方考察队工作的主要成果的总结报告，交换了科学考察的总结材料。会后，郭沫若设宴招待苏联代表团。竺可桢1962年4月17日日记记载：“上午九点在院中第三会议室举行第四次中苏黑龙江联合学术委员会会议闭幕式，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也参加了。由苏联代表团团长Василиев和我在议决案上签了字，并作签字仪式，交换了地图、照片和刊物。十点半仪式毕后在院室外照了相”。①《竺可桢1962年4月17日日记》，樊宏业：《竺可桢全集》（第16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44页。
第二，对于苏联科学院的重大成就和人员调整，一如既往地致电祝贺。两国科学合作过程中，彼此祝贺对方取得的成就是工作中形成的惯例。中苏关系出现重大裂痕后，郭沫若依然做好这项中苏科学合作的基础工作。1960年1月21日，郭沫若致电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祝贺苏联二十日发射多级弹道火箭成功。第二天，郭沫若主持中国科学院与中苏友协总会为苏联新火箭上天举行的座谈会，会上发表谈话，号召我国全体科学工作者绝不要辜负党的期待。1961年，凯尔迪什当选苏联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致电表示祝贺：
祝您在发展苏联的先进科学和使科学为人类进步服务的崇高事业中获得更高的成就。祝中苏两国科学院和科学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日益巩固和发展。②《凯尔迪什院士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长，郭院长去电向他祝贺，凯尔迪什院长复电致谢》，《科学报》，1961-5-26(1)。
如此之举，既是新中国外交的整体要求，也体现了郭沫若对中苏科学合作实践的珍惜。
第三，对于中苏两国科学院协定，主张按照既定程序执行。到了1960年，又是双方商定一年一度科学合作的重要时间节点，对于两国科学院合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郭沫若认为该提的意见要及时提出，苏联不同意那是他们的错，中国科学院要做到有礼有节，为此，他主张：
中国科学院今后仍拟继续聘请苏联技术援助专家，计分两部分：一部分是60年已经通过两国122项合作和两院合作正式签订，尚未来华的专家和60年通过两国122项合作向苏方提出，苏方尚未答复的专家；
另一部分是61年的聘请计划：这些聘请计划科委尚未批准。我们的意见是：（一）60年的既定计划，我方不提出撤销或改变计划的要求，苏方不来，那是他们的事，我们仍做接待准备；
（二）60年122项苏方尚未答复的专家，不主动提出取消，苏方同意则执行，苏方不同意则作罢；
（三）61年的聘请计划，经科委审批后即正式向苏方提出。③《今后仍需聘请技术援助的苏联专家情况及计划表》，吴艳等编译：《中苏两国科学院科学合作资料选辑》，第154页。
到了1961年，苏方的缺少诚意明显体现了出来，“根据新的协议，交换科学文献应根据1961年6月19日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规定的程序进行，而提供小批量的材料、非成系列仪器则需经过科学院的供应中心，并通过苏中外贸部门结算；
今后接收长期实习的专家只能通过国家间的协定（从前接收实习生直接由两国科学院协商决定）进行；
相互邀请学者讲学、做报告的期限被限定在一个月之内，而互派专家赴对方考察则不能超过两个月”。④《1949-1966年苏联对华科技援助的经济评估》，吴艳等编译：《中苏两国科学院科学合作资料选辑》，第316页。面对苏方的诚意不足，在郭沫若的领导下，中苏双方还是于1961年6月21日签订了两国科学院年度合作计划。
第四，对于苏联单方面违反协定，内心矛盾复杂。中苏两国出现重大分歧之后，苏联的行为日益过激，眼见苏联单方面违反协定的不可逆转，郭沫若在中国科学院的一些场合也表现出了一些不满。不过在心存悲观的同时，他更期望中国科学家自力更生做出伟大的科学成就，以令世界刮目相看。1961年7月11日中国科学院召开第六次院务常务会议，讨论中苏两国科学院谈判的情况报告。郭沫若在发言中表示了对苏联的不满，与此同时也期望中国科学家要自力更生：
代表团完成了任务，议定书及议定书执行办法也签订了。在政治上，好像一个茶碗打破了，……用化学胶又把她沾上了，当然还是有个裂痕，托布切夫讲是暂时的，我同意这个说法，目前苏联科学院正在改组，新院长上任，政策执行还未贯彻到下边，事情不一定像过去那样痛快，其实过去也不那么痛快……我们应该自力更生，假如做出成绩来，平起平坐就做得到。①《1961年7月11日汇要》，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61)》，北京，内部出版。李永东：《文化身份、民族认同的含混与危机——论郭沫若五四时期的创作》，《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面对中苏关系的恶化，郭沫若的基本判断是中苏科学友好合作的大势已去，但是中苏科学外交要服务于中苏整体外交，不能有过激行为，也不能一味谦让。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这段时间，在领导中苏科学合作的实践中，他能结合变化了的形势，做到有礼有节。
中苏断交是中苏科学合作从“蜜月”走向终结的政治背景，如同科学和政治存在着差异一样，中苏科学合作的终结与中苏断交也有些许的不同。在长期的科学交往实践中，因为科学重在追求真理以及科学家友谊这根纽带的存在，中苏科学合作的终结没有中苏断交的气势来得激烈，显得相对自然和温和。但是在“自然和温和”的背后，也能折射出郭沫若领导“新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压力。就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之前，郭沫若有与苏联科学院打交道的经历；
就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后，他站到了推动中苏科学合作的前沿。中苏关系发展较为复杂，以郭沫若对政治、外交和科学的理解，无论是在中苏科学交往走向“蜜月期”抑或转入终结期，他都能较好地平衡政治外交和科学外交，实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