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泰国华人为题材的小说创作，是泰国当代文坛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是构成泰国当代文学多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华人题材作品中，华商形象又成为广受作家青睐和着墨较多的人物形象之一。但迄今为止，少有人对泰国华人题材小说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对特定时代语境下的泰国华人题材小说及作品中的华商形象进行梳理和探析，以补缺这一尚属薄弱的研究环节。本文所论及的泰国华人题材小说，是指用泰文创作并以泰国为故事场景的小说。
一、泰国华人题材小说的兴起与发展
泰国华人题材小说肇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盛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是泰国经济迅猛发展、中泰关系改善、泰国文坛思想解放和社会包容度不断增强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据史料记载，中国人移民泰国已有800多年历史。“至迟在1165年，已有中国商人到今泰境来，或贸易，或流寓，成为最早的华侨。”①从享有“王室华人”的美名到沦为“东方犹太人”②，再到跻身“商业巨贾”的历史演化过程中，华人凭借独特的商业精神与文化调适能力，贯穿了泰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的进程。清末至民国时期，由于中国国内政局动荡，战乱频仍，经济萧条，民不聊生，以闽粤为主的中国沿海居民纷纷“下南洋”谋生，形成大规模的移民潮。在20世纪初的泰国，受西方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曼谷王朝拉玛六世王瓦栖拉兀，曾撰文批判在泰国追逐金钱的华人是令人恐惧、可悲、不择手段的国家之祸害，并冠之“东方犹太人”。华人被视为无法被同化的机会主义者和两面派，是缺乏公民道德、崇拜财神的寄生虫。瓦栖拉兀国王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又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在泰国民众中广泛宣扬“‘民族、君主、宗教三位一体的泰民族主义，其出发点就是要求人民对君主保持‘忠诚”③。在华人“忠诚度”被得到确认之前，“过番”的华人并不被泰国社会所接纳和认可，并受到泰国排华政府的打压。
二战以后，随着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泰华经济文化的交流联系不断增强，融合程度逐步加深，泰国社会对华人的认知发生了转变。同时，思想敏锐的泰国中青年作家越来越关注社会现实，过去被遮蔽或不被重视的社会生活领域逐渐进入他们的创作视野，通俗小说创作开始向现实主义靠拢，从而为华人题材小说在泰国主流文学中的自然生长创造了适宜的环境氛围和条件。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一些泰国作家的作品开始涉及华人题材。此时的泰国华人题材小说大多以20世纪初或二战前的泰国为时空背景，讲述华人逃避战乱饥荒到泰国谋生、从浪迹漂泊到拥有立足之地的异乡奋斗史。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泰国华人题材作品逐渐增多，小说反映的社会生活面越来越广，涉及的社会阶层和职业也越来越多，诸如手工业者、商贩、裁缝、医生、教师、商界领袖、帮派成员、家庭妇女等，都成为小说描写和刻画的对象。泰国华人的生活形态、价值观念等本土化趋向也愈加明显，泰国华人所面对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生存境遇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映。
泰國华人题材小说的勃兴与发展，其标志是一批蜚声文坛的优秀作品和优秀作家的出现。泰国华裔女作家苏帕·希里幸（
华人特殊的身份、曲折的命运与独特的文化习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作家的目光。巴帕宋·谢威功（
二、“双重认同”与华商形象塑造
移民到泰国的华人都面临着是否被泰国社会所接纳的問题。“华人在泰国是否被社会所接纳的标准，既不是种族性的，也不是文化性的，而是取决于他们是否效忠于暹罗的政治制度，是否忠诚于暹罗皇室。”⑧也就是说，“忠君”与否才是暹罗统治阶层最看重的。牡丹在小说《雾散之前》开头写道，泰国不排挤华人，王恩庇护下华人在泰国扎根上百年，只是希望华人忠诚与守法。只有忠诚与守法，华人们的身份才会获得泰国统治阶层和泰国社会的认同。因此，“忠诚”的表现成为许多华人题材小说的着力点。华人们的忠诚，不仅在言行和礼仪上体现出对暹罗皇室的尊崇与拥戴，以及酌水知源的感恩之情，还有主动地为当地经济发展和提高百姓生活水平作出贡献。长久以来华人资本承担了泰国民族资本的责任，为实现国家经济目标起到了关键作用。值得称道的是，那些拥有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的华人商贾，没有安于自己享乐，而是积极济世利民和反哺社会。他们扶危恤难，乐善好施，树立了良好的华人和华商形象，得到了泰国民众的普遍认同。
拉披蓬的小说《中国楼》（
华商本身具有特殊的民族性与阶级性，他们虽身在异国他乡，但重血缘亲情，讲忠孝礼义，大多保留着与家乡的联系。由于商业根基在泰国，华商也普遍自认为是泰国资本家，最终选择归根泰国，祸福同尝，荣辱共享。因此，融入当地社会生根开花既是华人生存发展之出路，也是对自我身份之郑重选择。华人一方面保留着根深蒂固的“中华民族认同”，同时又竭力融入泰国，对泰国产生“国家认同”。这种“双重认同”⑩程度愈高，其社会成就动机愈显著。正因如此，华商以社会为取向的成就动机较一般本土泰人更为强烈，也愈渴望回馈社会。
近现代历史上华人大量移民的首要动机即经济。华商们大多以贫穷之身来到泰国，其奋斗形象统摄了其整个人生历程，在华人形象中极具代表性。他们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终于站稳了脚跟，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从“
泰国经济高速发展为华人在泰国开启和拓展自己的事业创造了机会和条件。为赢得泰国社会的认同、信任与敬重，也是为了自己的事业发展，华商们在营商活动中十分注重诚实守信与义利兼顾的原则，即使遇到困难和挫折，也要想方设法维护和挽救不可失去的信誉。这是在泰华商的一个突出品格和特点。巴帕宋·谢威功的《龙腾暹罗》讲述了“我”的爷爷阿良从一无所有到商界巨贾的故事。这是一部华商创业成功的奋斗史，又是一部体现华商“义利观”的代表性作品。主人公阿良初到泰国，从最底层的苦力做起，稍有积蓄之后便做起小本生意。战争刚结束，已有一定经济实力的阿良开始从国外订购和售卖商品。商船经过新加坡岛时，却不幸触到日军布设的水雷，船只被炸沉没，阿良的投资全都打了水漂。为保住声誉，阿良四处奔波赔偿客户，沦落街头重新做回苦力。但生意和生活的双重打击并没有把他压垮，他一边维持生计，一边伺机东山再起，生意终于又有了起色，并且不断发展壮大。但由于长子经营不善，公司再次陷入危机。阿良恪守信誉，依旧竭尽全力弥补客户的损失。他深信钱财失去了尚可靠力气挣回，可一旦失去信誉，这辈子都无法再挣回来了。老一辈华商无论生活还是经商都注重秉持德与孝的理念，这是巴帕宋·谢威功在作品中所要传递的重点，因为这些品质逐渐从那一辈人之后日渐消失14。他表示，介绍其他民族的优秀品质是写作用意之一，中国是一个文化强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美德15。阿良就是一个能够独立思考和具有优秀品质的华人形象代表。在阿良身上，充分展现了儒家义利观和商业伦理的统一，树立了华商诚实守信、义字当先的道德风范。作为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典型人物，阿良的形象在泰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广泛的影响力，不仅赢得泰国中下阶层民众的高度认可，更是成为泰国人心目中理想的男性形象。
沃·维尼采恭的小说《曼谷王朝》（
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向有重精神、轻物质的佛教“中道”思想16。泰国社会又普遍存在“重仕轻商”的价值观念，俗语说：“十个商人不敌一个披耶。”17因此，尽管“趋利”是商界的普遍现象，但与泰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并不完全契合，甚至为部分泰人所不齿。在泰华商虽然在金融贸易行业独占鳌头，社会地位也因商业的成功获得提升，但大多数人都会遵循泰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规避“无商不奸”的负面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商人以金钱利润为目的攫取不义之财，必然会受到舆论谴责和道德审判。《中国式买卖》中与公职人员狼狈为奸高价承包国家建设工程，最终因事情败露而逃窜的不法商人卢，《雾散之前》里偷减价格昂贵的中药配方剂量牟取暴利的普猜，《枯荷》中为开发房地产设法驱逐无家可归的华人同胞的迪洛等，就属于这一类利令智昏的奸商形象，在作品中均受到了谴责和批判。
华商的文学形象与资本主义发展是伴生的关系，这一形象与叙事是泰国经济社会发展下的衍生物。总体而言，华商作为华人题材小说青睐的人物形象，大部分作品侧重展示了华商人性中善的一面，呈现了华商重义轻利的特质风范，为读者提供了华商在追求金钱利益的同时人格并未彻底资本化的道德体验，肯定了他们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在泰国当代文学中，华商形象作为文学作品核心价值理念的载体是极具特色的人物类型和富于光彩的艺术形象。对华商文学形象的正面书写也从侧面驱散了过往针对华人道德与忠诚问题上的重重质疑，弥合了族群罅隙。华商忠义并举具有时代气质的先进文学形象，以及为当地作出牺牲和对社会作出贡献的历史形象因此得到了泰国主流社会的认同。
三、泰国华人题材小说的拓展与转型
自世纪之交以来，华人题材小说呈现出了转型迹象和多元发展趋势。在经济高速发展和资本霸权盛行的时代，具有开拓竞争精神和商海韬略的商战风云人物，满足了泰国中下阶层读者渴望成功的想象，容易在读者的内心世界产生情感共鸣。因此，表现第一、二代华人移民奋斗史便成为以往华人题材作品的重要主题和朝向。但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泰国华人的奋斗者形象逐渐弱化，所承载的意识形态也逐渐淡化，小说所反映的华人社会生活面更加广泛，华商形象的塑造更加复杂而多元。
华裔导演颂裕·素玛戈南（
在华人题材小说中，早期的华商形象大多是创业者、奋斗者形象，夹杂了较多的史料与想象的成分。当华人们融入泰国社会及生活安定下来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作品便由以往偏重于华人奋斗史的叙写和华商形象的塑造，拓展为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反映，尤其是对家族和家庭生活的书写。有赖于祖父辈所创下的基业或打下的基础，在泰国出生和成长的新生代华人，相比于祖父辈们初到泰国时的无助和创业时的艰辛，他们的生活要平顺安稳得多。新生代华人在泰国成家立业，浸润在泰国式家庭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因此，以华人为题材进行创作，也就有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其中华人女性比以往受到更多的关注和描写。长期以来，华人女性无论在职场还是在家庭中都处于劣势地位，她们不仅要向社会证明自己，还要向家族证明自己。她们比男性背负着更多的传统思想包袱和精神压力，只有凭借坚韧、智慧和才能，才能赢得社会和家人的尊重。这种强调个人（家庭）层面矛盾的设计，避免了华人与社会、国家层面矛盾的显露18。比如，泰国通俗小说女作家梭披·潘纳莱（
以《龙腾暹罗》驰名文坛的巴帕宋·谢威功曾任泰国驻老挝、德国、土耳其和新西兰的外交官，2001—2006年任泰国作家协会主席，2011年荣获泰国国家（文学）艺术家称号。其作品注重还原人类与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呈现人的价值与优秀品质，是一位对社会充满责任感、长期受到读者喜爱的作家。唐人街是巴帕宋·谢威功熟悉和偏爱的创作视角，之所以选用华人作为描写对象，是因为过去不太有人关注。20世纪90年代，他连续创作了《龙腾暹罗》、《新唐》（
进入21世纪，又相继创作了《别样的梅》（
不仅泰国文学界依托华商进行叙事，泰国的华商阶层也在借助文学自我言说，共同构建着华人形象的话语。“亦商亦文”成为泰华文坛和商界的一大景观。许多泰华作家本身就是成功的商界人士，既是实业家、慈善家，也是社团活动家。现任泰华作家协会会长、中华总商会副主席梦莉就是泰华文坛一位优秀的散文作家，同时又是促进泰华文学创作与发展的重要推手。她长期资助泰华作协的运转，鼓励和支持作家们进行创作。在商业社会环境下，仅靠“从艺”“从文”往往难以维系生计。泰华作家们以商养文，以文促商，互相滋养，相得益彰，有力推动了泰华文学的持续发展。此外，中泰学者还把对成功华商的关注和赞赏转化为文字，为华人著书立传的作品应运而生。无论是文学界的“华商叙事”还是华商阶层的“文学表达”，这些作品基本肯定了华商物质所得的合理性与商业活动的积极力量，为泰国文学增添了浓厚的商业精神色彩与华商形象魅力。概而言之，华商既是一种社会身份，也是华泰民族共同构建的一种文化身份。
四、结语
植根于泰国文化土壤中的华人题材小说，展示了华人过番的历史长卷和泰华社会斑斓多彩的民生图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华泰民族共生共融的社会关系下，逐渐形成基于华人商业形象、社会形象和传统文化形象的“中国观”。泰国华人题材小说的勃兴与发展，也从文学和文化的层面上彰显了华人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华人影响力的增强。借由文学窥探华人与华商形象，为过往的华侨华人研究或中泰关系研究拓展了一个视角，华商阶层也为我们多方位认识华人社会提供了具体可感的路径。华泰共处，文化相融，在泰华人在实现身份认同、价值重塑和经历时代转型的同时，促进了彼此之间的和谐构建，对加强和深化中泰关系、树立海外华人形象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注释】
①洪林、黎道纲：《泰国华侨华人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第5页。
②“东方犹太人”一般是指中国潮州人，像犹太人一样，凭借强烈的商业意识和善于经营的天赋而著称于世。20世纪初，曼谷王朝拉玛六世（1910—1925年在位）因发表《东方犹太人》（1914）一文，掀起泰国第一次排华浪潮。《泰国华人社会：历史的分析》（2010）中提到，早在1898年泰国皇家矿业部英人顾问华灵顿·斯迈斯（H.Warington Smyth）在《在暹罗的五年》（Five Years in Siam）就曾将华人稱为“暹罗犹太人”，泰国政府教育顾问坎贝尔（J.G.D.Campbell）在《20世纪的暹罗》（Sia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1902）中也将华人比作犹太人。
③黄瑞真：《拉玛六世的民族主义与排华思想及其影响》，《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2期。
④⑥
⑤1415
，1997：139、
146、148.
⑦邱苏伦、裴晓睿、白湻：《当代外国文学纪事（1980—2000）·泰国卷》，商务印书馆，2015，第320页。
⑧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李明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第306页。
⑨“銮”是泰国的第四等爵位，相当于子爵。
⑩金勇：《泰国对华人群体“中国性”认识的嬗变——以泰国文学中的华人形象为例》，《东南亚研究》2021年第2期。
11“新唐”指初到泰国的中国人。
12“陶家”借自潮州方言，指老板。
13“座山”借自潮州方言，指富豪。
16吴圣杨：《基于“粘稠传统”的与时俱进——泰文明的内涵及发展特点研究》，《南洋问题研究》2021年第2期。
17“披耶”是泰国的第二等爵位，相当于侯爵。
18
（全莉，广西民族大学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本文系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世纪泰国现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的成果，项目批准号：15FWW0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文学在泰国译介中的文化形象重塑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8XZW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