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克萊齐奥是一个“世界”作家。从个人经历来看，勒克莱齐奥的祖辈很早就从法国迁往毛里求斯定居，他本人则出生在法国尼斯，八岁时踏上了去往非洲的旅途，并在这次旅行中开始了最初的写作。后来他辗转英国、法国、美国新墨西哥州、泰国、墨西哥、韩国等地，学习印第安文化，对巴拿马文明也有着颇深的理解。从文学创作而言，勒克莱齐奥的作品经常刻画主流文明对边缘文明的侵略与压迫，以及现代文明与原始文化之间的冲突。在他的作品中，常见对异域风光的刻画、对异域文明的引用，表现了作家对边缘文明的关注和对文化多样性的追求。
在很多场合，勒克莱齐奥都谈到他年轻时与中国的渊源以及他对中国文学与文明的热情。他尤其钟爱老舍的作品，“曾为老舍的《四世同堂》法译本写过长序，题目就叫《师者老舍》”①，有学者甚至认为，他的家族小说创作便“受到老舍的影响”②。而他与董强的结缘，更是要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当时在法国留学的董强用法语撰写了一部小说并寄往伽利玛出版社，收到了当时在出版社工作的勒克莱齐奥的回信，由此开始了两个人对文学、世界文化、文学思潮等的交流，这也成为二人漫长友谊的开端。可以说，中国文学对勒克莱齐奥的创作及文学观的形成一直都产生着某种程度的影响。2021年，两人更是一起创作推出了《唐诗之路》一书，勒克莱齐奥对唐诗的阅读和品鉴不仅反映了作家对中国思想和哲学的思考，折射出他自身的文学观念，同时也借此书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文学批评实践，将唐诗放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进行考察，实现了一种批评的回响。
一、空间的诗学
《唐诗之路》中的“路”包含了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指向性，时间上，诗人们曲折的命运、他们的写作与唐王朝兴衰的交织在勒克莱齐奥的笔下展现出一种历史的源流与诗意的流淌。正如法文版书名所体现的，“诗歌的河流永远奔腾不息”（Le flot de la poésie continuera de couler），而“河流”与“路”的意象相辉映，代表了一种非常直观的“地理”概念。历史上，人们通过各种感知方式理解空间，利用各种艺术形式再现空间。在《唐诗之路》中，对于地理和空间的感知同样以一种诗意的方式被呈现出来。书中对李白壮游路线的勾勒，对玄奘西行天竺的描写，无不体现了这部诗学著作所呈现出的一种地理批评的视角。
书中首先用了大量篇幅刻画了李白的壮游。这是唐朝出现的、一种前人所没有过的远行的自由，它驱使玄奘踏上西行之路，也使无数文人踏上冒险的旅途。勒克莱齐奥在书中描绘了大唐帝国的广阔疆域，“在唐朝，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辽阔。它从东北海岸（靺鞨人和高丽人的所在地）一直延伸到西部的蛮族地区，越过了铁门关，超出了费尔干纳，到达如今那些以‘斯坦结尾的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它的南部边界包括北圻和安南，西北边界包括蒙古草原广阔的戈壁，其权威扩展到了喜马拉雅山”③。巨大的疆域给行者以探险的空间，多样的地理环境也给唐诗的丰富壮丽提供了坚实的背景。“地理”走向勒克莱齐奥探寻唐诗意蕴空间的注意力中心，成为他关注的重点之一。这在某种层面上似乎帮助勒克莱齐奥超越了“作者中心”的视角，将目光转向地理和空间本身，试图看到“在特定的语境中，空间所指和地理再现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④，并以此反思“人类空间与文学之间的联系”⑤，引导读者构建一种以空间为中心的视野。
这种对空间的关注其实也是勒克莱齐奥一直以来的文学追求之一，在《逃之书》中，作者便通过对地理或风景的勾勒走向一种自传性的叙述，体现了勒克莱齐奥创作中发现空间、构建空间的倾向。实际上，《唐诗之路》对空间的考察与重建呈现出作者对多种凝视、多样化声音的追求。勒克莱齐奥作为文化外部观察者的身份、董强对中西文化的融合贯通，乃至他们在书中对中国传统画作的选择以及对书法的呈现，无不有助于构建某种目光的交互与声音的回响。
我们注意到，书法和绘画作品占据了《唐诗之路》很大的一部分篇幅，这自然是作者有意为之的编排。书中清代金农《牵马图轴》、石涛《云山图》等山水作品与诗人壮游的历险相映衬，周文矩和仇英的仕女图则与其中描写唐朝女性的篇章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一种互相唱和、相互回响的审美空间。董强的书法作品作为点睛之笔，同样彰显了汉字语言作为符号的美感。正如程抱一在《中国诗画语言研究》中所写，“当一位书法家书写一首诗时，他并不局限于从事一种简单的抄写行为。在进行书法时，他复苏了符号的整个形体运动和全部激发想象的力量。他以这种方式深入到每个符号的深层现实中，与诗作之浑然天成的节拍相交合，并最终再造诗作”⑥。书法是一种对文字形象化特征的再现，书法家在诗歌中发掘想象的力量，通过一种视觉化的方式将意义引入空间之中。《唐诗之路》中所选取的书法作品及名家画作于是构成了一种诗、书、画的审美空间，三种艺术表现形式的结合也呈现出一种空间与时间相互渗透的意蕴。正如《唐诗之路》想要揭示的那样，诗歌不仅从时间之中被人感知，同时也呈现出某种空间性的特征，这种空间和时间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内在逻辑构成了空间在叙事上的重叠，最终形成了一种“当时性”的空间效果。
早在20世纪70年代，德勒兹和瓜塔里便指出人类空间所具有的复杂性，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领地、解域、差异、逃逸线等的多重概念。他们强调空间与时间的关系，空间的波动需要在时间的横轴上进行，而时间如果需要使自身得以显现，也需要使自身获得某种空间性。他们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后来人对空间的认知，文学和空间的关系也成为理解文学的一把钥匙。与此同时，这些观念与柏格森关于“持续性”或所谓“绵延”的概念实现了一种巧妙的重叠，“所有的空间都同时在绵延和瞬间中展开，正因其充满了无限潜在的可能，它才得以在几个绵延的维度里展开，或者至少在几个共存瞬间的多元性里展开。这就意味着如果空间是移动的，那它本质上就是在时间里移动。空间处在它的历时性（时间层面）关系和共时性（它所容纳的多个世界的共可能性）切面中。因此，人类空间是不断涌现的，它处在无限的归域运动中”⑦。如果说人所经历的时间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单向运动，在记忆中，体验、经历和想象等各种元素则构成了一种“持续”，它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在瞬间中展现自身，彰显出某种“当时性”的特点。
對勒克莱齐奥而言，唐诗的经验便是某种对已存在经验和未到来的新经验的呼唤，它体现了一种可以穿越时间的空间以及一种时间的空间化。正如他曾在访谈时所说，“近几年我对中国诗歌产生了极大热情，因为那里面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节奏：里面有非常精准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一切又都是转瞬即逝的，因为所有感觉都‘成团地被表达出来，每个字都代表着一种感觉”⑧。在《唐诗之路》中，他再一次强调了唐诗这种极具“当时性”和画面感的特点，以及它与绘画艺术的相通之处：“在唐诗中，阅读（或接受）是即时的，就像一幅画的线条和色彩。一幅画不会讲述一个故事（或者它讲的故事并不是人们所期待的）。绘画是进入新世界的入口，在这个世界中，受邀者将不得不失去所有的方位感。大多数唐诗也是如此。”⑨对于勒克莱齐奥而言，唐诗代表了一种与意义层面上的“情节”相对立的文学价值，即运用言语、声音、图像一同构成的“瞬间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当时性”所构建的空间具有动态性和流动性的特征，它不断地消失，又不断诞生，在凝视与被凝视的过程中同时彰显了一种文化身份的构建，这一点我们将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中进一步阐释。
二、生态伦理
“自然”作为勒克莱齐奥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经常出现在他的小说和随笔中。学界通常将勒克莱齐奥的创作分为两个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以《诉讼笔录》《逃之书》和《战争》为代表的作品密切关注法国社会现实和现代都市文明，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进行强烈的批判和深刻的反思，自然意象往往以较为隐形的形式存在于文本之中；
其后，勒克莱齐奥的创作呈现出明显的世界主义特征，《寻金者》《金鱼》《非洲人》和《乌拉尼亚》等作品表现了作家对“他者”文明与文化的关注。以《蒙多的故事》一书为转折点，对自然的关注也逐渐在他的作品中被凸显出来，自然书写走向文本叙事的中心，自然意象也变得更加丰富、更有生命力。“与卢梭相似，勒克莱齐奥亦认为现代人应该‘回归自然，且这种回归绝不是机械的倒退，不是退回到人类的蒙昧、原始无知的状态，而是‘端正人的生存态度，发现人的生存智慧，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⑩在这两个阶段中，勒克莱齐奥的作品都极为重视对自然地理环境的塑造，一方面使之成为叙事的重要依托，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作者对自然或者说生态主题的关注。
对异域文明的关注和对文化多样性的追求与作家本人的经历息息相关，年轻时期的勒克莱齐奥深受亨利·米肖作品的东方色彩、加缪的阿尔及利亚背景和安托南·阿尔托作品中墨西哥色彩的影响，其后他更是不断出发、冒险，领略异域文明与自然风光，这帮助他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并在与各种异域文明碰撞的过程中形成了世界的视野，并希望通过对不同文明的考察，反观西方文明以及现代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与此同时，勒克莱齐奥作品对异域文明的考察、对异域风光的描绘带有浓重的伦理色彩和强烈的生态意识，表现出对现代文明强烈的批判性。可以说，这种世界主义的倾向与作者本身的生态意识相辅相成，对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战争等人类生存危机的觉察让勒克莱齐奥向异域文明汲取营养，而与异域多元文化的接触让勒克莱齐奥更加反思人类文明发展中的种种症结，在人类社会被城市文明和物质主义不断侵蚀和破坏时，在人类面临的无数危机、战争和灾难面前，向自然寻求解决方案与皈依之所。恰如在小说《奥尼恰》中，小主人公樊当脱去厚重的英式皮鞋，赤脚在非洲大地上奔跑；
《乌拉尼亚》中，乌托邦式理想社会“坎波斯”以自然作为最高的准则和最终的归宿；
《寻金者》中，亚历克西在寻金之旅充满失望乃至绝望之时，在对大自然的歌咏中找到了幸福的源头……对自然的回归呈现出一种诗意的呼唤和浪漫的气息，自然成为人类面临生存苦难时可以踏上的逃离与冒险之旅，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到困境之时的回归之途和精神庇护。
总而言之，对自然的迷恋与回归构成了勒克莱齐奥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部分。“尽管勒克莱齐奥从不提生态一词，甚至在1995年的访谈中表明：‘生态不是一种政治，而是一种情感，但是在其早期作品中，大量描写过封闭都市空间中自然之物的匮乏和异化、被城市化摧毁并被人工之物替代的边缘状态，后期作品则直接描写纯粹的自然、与神话相关的万物有灵的自然，即重新魅化的世界，其中蕴含借自然之物冥想、启蒙的过程，重构个体以感官迷醉为基础的存在之真。”11正如2008年瑞典文学院在诺贝尔颁奖词中所描述，勒克莱齐奥是“一位书写新的出发、诗意冒险和感官迷醉的作家，一种超越并沉潜于主流文明之下的人道精神的探索者”。他对现代社会的反思让他提倡返归自然，并在作品中强调对自然空间的构建与对自然的回归。
如果说此前学界对勒克莱齐奥生态伦理观的研究还主要停留在分析其作品对自然空间的构建和对自然的回归之上，《唐诗之路》一书则给了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思路，作者从对唐诗的考察中分析了中国思想哲学中的自然观，而这种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自然观念给了他另一种启发，而这与其作品中的某种方面相互映照，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探究勒克莱齐奥自身生态观的视角。
对于勒克莱齐奥而言，李白的《独坐敬亭山》具有非凡的意义，作家甚至认为这首绝句是“唐诗中最神秘的诗句之一，是打开这个时代中国文学的钥匙”12。勒克莱齐奥提出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山”是一个肃穆庄严、令人望之心生敬畏的场所。他从中关注到中国诗歌中人的精神与自然意象之间的融合，认为这种物我平衡的哲学对于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在书中，董强将波德莱尔的作品与中国古典诗歌加以对比，指出波德莱尔与中国古代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的现代性。而在勒克莱齐奥看来，“波德莱尔认定任何形式的诗都与自然相对立，甚至将人造性奉为艺术存在的唯一准则”13。而在中国诗歌中，人与自然的融为一体恰恰体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摈弃，使人重新回归自然之中。有学者将勒克莱齐奥作品中富于感官化的语言对自然的呈现与中国诗学传统中的“移情之风”联系在一起，认为作者对自然的感官化描写“如同杜甫在面对国破之时发出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悲切之感”14。而在《唐诗之路》中，勒克莱齐奥对自然的理解则超越了这种移情的范畴，通过对中国思想与哲学的考察，将自然提到了“道”的高度。对于勒克莱齐奥而言，唐朝诗人许多都是歌咏大自然的诗人，他们笔下自然的力量是一种永恒的、无穷无尽的力量，正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的江月，“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他将唐朝诗人笔下的自然与英国和德国浪漫主义的自然相对比，认为在唐朝诗人那里，大自然更加亲密与真实。“诗人们并不利用大自然，而是被大自然所驱动。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充满美感和奥秘的世界，创造出了人的情感。”15这种人与自然的结合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沉醉”，是对一种万物有灵的境界的追求。
中国诗歌具有“与宇宙对话和教化天下”16的作用，这是西方诗歌所鲜少具有的。在对自然的处理方面，唐诗的叙事延续了“天人合一”的观念，这种宇宙对话观对西方以“摹仿”为基础的诗歌传统形成了一种新异的冲击。与西方史学传统中经常存在的至高的神性标准相比，唐诗更多体现出一种人本身情感的表达。正如美籍华裔汉学家余宝琳所指出的，“与基于西方概念的生产（poesis）、摹仿（mimesis）和虚构性（fictionality）的二元宇宙观相反……（中国）文学讲述了世界之物和历史中真实的个人、社会、政治环境。由此产生了将文学作品元素语境化的持续冲动——认为它们直接（即使被掩盖）指向作者的经验世界，而不是代表虚构想象的产物”17。在《中国的思维世界》一书中，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则提出，自宋代以来，中国的“自然”概念与道德性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道德本性被使用自然这一语汇重新加以把握”18。在沟口看来，中国的自然不仅存在于人类世界之外，它包含了人类社会，并且超越了表述人类情感和审美的维度，与天道概念相结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能量。
这一将“自然”概念与道德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指出存在于人内部道德自然的观念与勒克莱齐奥的生态伦理观不谋而合。勒克莱齐奥认为，人属于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的道德性与人的道德性应当是一致的。这种东方的“天道”观念对勒克莱齐奥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互鉴意义，他不认为人类能够真正反映或重现自然，而更多的是将自己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试着去理解其中的奥秘。这个世界仿佛是“神仙的世界和超自然世界的一个映射”19，而诗人则处在这两个世界的门槛上，以感官的沉醉尝试去“获得显明的启示——达到沉默”20，这种自然意义上的调和因而具有了一种伦理学意义上可堪借鉴的意义。
三、一种世界文学的视角
我们在文章的第一部分谈到了唐诗的“当时性”所呈现的空间流动及其与文化身份建构之间的关系，勒克莱齐奥在唐诗中所体会的转瞬即逝而又以一种强烈冲击力“成团”出现的感受正体现了这样一种意义的瞬时性与意义的滑动。作为一个西方人，勒克莱齐奥在唐诗中找到了某种普世的意义，这种意义并没有被囿于某一封闭的文化中，而是在新的文化空间的不断构建中衍生出新的生长性。可以说，每一次“当时性”的体验都是一种文化身份的漂移与重构，文化构建与生成的过程呈现出一种群岛的诗学，即空间的整体性取决于组成它的漂浮岛屿及其连接。“在所有的空间中群岛是最活跃的，只有意义的滑动不断影响它、晃动它，它才能够存在。当这外力的晃动足够剧烈时，它才能持续呈现出（以火山喷发的形式表现出）意义。当空间成为一座群岛，文化身份就会复杂到无法定义的程度，从而也就无法确定了。”21群岛诗学强调人类空间、文化身份的流动性，文化身份需要在不同的连接中被确认，因而唯一权威的核心不复存在，每一次瞬时性的重构与体认都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丰富。这一观念不仅与勒克莱齐奥本身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倾向相契合，同时也彰显了流动性对于丰富文化空间、增强文化交流与融合方面的作用，这在多元文化价值愈发得到重视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勒克莱齐奥本人便是多元文化的践行者，他参与了拉丁美洲法国研究所图书馆的创建工作，在墨西哥研究玛雅文化和阿兹特克语中的主要方言纳瓦特尔语，在巴拿马与当地的印第安人一起生活，对墨西哥、巴拿马文明了解颇深，曾翻译了关于玛雅文化的神话作品《希拉姆·巴拉姆的预言》，写作了有关玛雅文化的《三座圣城》以及有关墨西哥地域文化的专著《墨西哥之梦》。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来自不同文明的元素，譬如《逃之书》中两度提到玄奘，《被歌唱的节日》《大地的异客》《乌拉尼亚》和《非洲人》等作品中也常见他对异域文明的引用，这些都体现了他对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化与文明的热情。
不仅如此，勒克莱齐奥认为文明的“相遇”“交流”与“融合”是当代文学的重要特征，促进人们对不同文明的理解也是文学应承担的伦理责任。在他的诸多文学实践中，《沙漠》和《逐云而居》重现了摩洛哥游牧民族的文化，《奥尼恰》突出了非洲原住民的自然教化，《寻金者》和《罗德里格斯岛之旅》描寫了毛里求斯作为欧洲殖民者、非洲黑奴、印度劳工和中国商贩交汇点的特殊的岛屿文化，《看不见的大陆》描写了美拉尼西亚人的生活经验，《乌拉尼亚》刻画了背景位于墨西哥的乌托邦实践。与此同时，他还特别重视语言的混合与杂糅，他采用法语进行写作原因之一便是出于“法语是地中海语言，更易于他接近各种古老的语言”，他也在作品中“大量引用西方语言之外的语言，刻意造成洋泾浜的效果”22。这种语言的追求与创新也体现了勒克莱齐奥跳出西方中心主义、追求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尝试。
在《唐诗之路》中，勒克莱齐奥不仅关注中国文明，同时也将唐诗放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进行批评。他在比较唐诗时旁征博引，由李白的《独坐敬亭山》联想到奥尔多·利奥波德《沙郡年记》中的诗句，体现出某种中西文化间的互通。在论及世界与人之间关系时，他又将诗人威廉·布莱克、爱伦·坡、波德莱尔、亨利·米肖的诗句与杜甫的《孤雁》并置，体现出一种诗意的共通。可以说，勒克莱齐奥对唐诗的鉴赏也是一种基于世界文学视野的“世界性”批评。
自1827年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以来，“世界文学”一词伴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获得了多样性的解读，构成了一套丰富多元的话语系统，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也呈现出无限的开放性。丹穆若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中便探讨了世界文学如何从“翻译”中受益，考察在翻译过程中的“丧失”与“增添”，一部作品从原初文化语境转至新的文化空间时可能引发的语言、文化、时代、语境等方面的复杂变化，以及在这种变化中对文学所产生的变形及影响。在丹穆若什看来，作品产生与流通的不同语境形成了变化多样的并列与组合，而这种并列组合则构成一个张力场，使得文学在这个场域中互动，成为真正的“世界文学”。如果我们将丹穆若什笔下的“翻译”换做更广义的“阐释”，这一论点似乎也一样成立。即一部文学作品被放置在一个新的视角，尤其是在另一种语言文化中被观察时，往往能使其自身获得一种新的延展。“如果我们看到作品从其起源处抽离以此反观自身，我们由此就获得了一个新的优势点。”23丹穆若什从文学在世界语境下的动态生成与变异的角度考察世界文学，强调文学进入世界语境下翻译、流通，以及获得新的阐释意义的过程，世界文学因而成为一种动态的关系建构，使文学在世界的场域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世界文学获得了一种整体性的特征，随着文化交流互动的日益频繁以及文学市场的全球化，当代作家面向全球进行写作，各国文学越来越处在一种“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下”24。2017年，王德威在其主编的哈佛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导论中提到“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这一概念。“世界中”（worlding）这一术语源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将名词‘世界动词化，提醒我们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在那里，而是一种变化的状态，一种被召唤、揭示的存在的方式（being-in-the-world）”25。在王德威看来，“世界中”体现了中国文学进入全球背景下开放、动态的特点，即文学史不仅需要“观察中国如何遭遇世界，也将‘世界带入中国”26。“世界中”不仅是一种文学的发展趋势，是一种观察文学的新的视角，更应该是我们对于文学批评的新的诉求。批评通过采用世界的视角与方法的方式进入文学，不仅能够激活文学更广阔的生命力，也有助于文学在世界视野中被阐释、接受与经典化。
勒克莱齐奥与唐诗的相遇，便是在新的全球化语境下对“世界中”这一目标在批评话语层面的新实践，也使唐诗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产生一定距离，使其展现出双重的“异域性”。对于勒克莱齐奥甚至对于董强而言，对唐诗的观照并非二者思想的归宿，他们的思想抱负更多是将唐诗作为一种方法而非对象，尤其是勒克莱齐奥希望通过唐诗对西方思想做一次观照，并试图从中找到一种普遍性的价值。他从外部来看中国的文学与思想的实践可以说是途经欧洲，并最终试图回到更加世界性的层面。与此同时，勒克莱齐奥从一个西方小说家甚至思想家的立场向我们展示他眼中中国古典诗歌的美与哲思。这种思想的冒险在董强那里亦是如此，通过批评这面镜子，尤其是将勒克莱齐奥的法语叙述再次翻译为中文，实现了双重的异化和一种目光的回响。譬如在谈论到唐诗的“直寻”与冲淡时，一方面，董强将这种平淡放在翻译和西方文学传统中考量，提出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诗歌长期不被西方以其真实价值来欣赏的原因之一”27。在董强看来，这种“平淡之味”即使被西方的汉学家所感知和欣赏，后者赋予这个概念的意义与中国美学仍有着不同之处。另一方面，中西文学之间存在着很多细微的互通，如在魏尔伦和奈瓦尔诗歌中，我们可以找到同样平淡的意蕴，而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人们又对魏尔伦等法国诗人十分迷恋。正如董强所指出的，“其实在中法的诗歌之间，存在一些隐秘但共同的路径”28。总体而言，《唐诗之路》作为一次真正的“世界的”文学批评的实践，将中国古典诗歌放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进行鉴赏，可以被视作实现“世界中”的文学批评的一次尝试。
四、结语
作为一部特殊的文学批评著作，《唐诗之路》展现了蒂博代所谓“大师的批评”，即一种“寻美的批评”和“对艺术创造力的深刻同情”，因而它超越了审视或分析的层面，更接近一种“审美的创造”29，反映了勒克莱齐奥作为小说家本身的文学、美学以及伦理思想，对自然和生态的关注、对世界多元文明的重视，以及两位作者将唐诗放入世界文学的视野中进行考察的初心。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勒克莱齐奥的文学观，从新的视角在全球语境中考察唐诗、思考文明的交流与互鉴，重新认识中国文明对世界文明的积极意义，更让我们意识到构建世界文学视野下的批评对中国文学世界化的重要意义。
“异域想象与文化认同始终处于两难的境地。但是，作家所处地域空间的双重性或者个人经验的双重性，则有可能成为文化融通的契机。”30正如董强在文末所写，虽然中国古典诗歌复杂的隐喻和符号系统使其与西方所谓的“普遍性”相去甚远，但《唐诗之路》仍致力于将唐诗放在世界文学的视阈中加以考察，以呈现唐诗的普遍性和超越时间的永恒性。推动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不仅需要世界市场下的传播机制，更需要一种世界性的批评话语。构建世界文学视野下的批评对于中国文学“世界化”与经典化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这也是《唐诗之路》的批评实践能够带给我们的启示。
【注释】
①张燕：《勒克莱齐奥的中国之旅与文本解读》，《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5期。
②尹鹏凯、梁海军：《勒克莱齐奥对老舍家族叙事的接受》，《法国研究》2021年第1期。
③⑨121519202728勒克莱齐奥、董强：《唐诗之路》，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第79-80、123、113、112、112、112、139、140页。
④齐艳：《波特兰·韦斯特法尔地理批评的四個重要转向》，《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
⑤米歇尔·柯罗、姜丹丹：《文学地理学、地理批评与地理诗学》，《文化与诗学》2014年第2期。
⑥程抱一：《中国诗画语言研究》，涂卫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2页。
⑦21波特兰·韦斯特法尔：《地理批评宣言：走向文本的地理批评》，《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⑧许钧、勒克莱齐奥等：《文学，是诗意的历险：许钧与勒克莱齐奥对话录》，译林出版社，2018，第99页。
⑩高方、许钧、樊艳梅：《勒克莱齐奥小说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第86页。
1122张璐：《试论勒克莱齐奥的文学观》，《外语学刊》2017年第1期。
13勒克莱齐奥：《文学与我们的世界：勒克莱齐奥在华文学演讲录》，译林出版社，2018，第180页。
14许钧：《诗意诱惑与诗意生成——试论勒克莱齐奥的诗学历险》，《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16金丝燕：《文化转场：中国与他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第150页。
17Pauline Yu，Theodore Huters，“The Imaginative Universe of Chinese Literature”，reprinted in Chinese Aesthetics and Literature：A Reader，ed. Corinne H. Dale（Albany：State Univ. of New York Press，2004），p. 3.
18沟口雄三：《中国的思维世界》，刁榴、牟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第141页。
23大卫·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29页。
24查明建：《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世界文学：问题与启迪》，《中国比较文学》2013年第4期。
2526王德威、王晓伟：《“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
29阿尔贝·蒂博代：《批评生理学》，赵坚译，商务印书馆，2015，第21页。
30梅新林、葛永海：《文学地理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514页。
（甘露，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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