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芮
关键词：《孤恋花》 悲剧性审美价值 “罪孽性” 宿命论
“悲剧性”是美学的重要范畴，它是指具有正面价值的人和事在社会历史的必然性冲突中遭到侵害或毁灭，使人产生强烈的痛苦，同时又被其崇高精神所感动，从而因情感的急剧震荡体验到的由痛感转化为快感的特殊形态的美感。在《孤恋花》这篇小说中，悲剧性审美体验的载体主要是由其中的人物与环境构成的，同时它也受作者若隐若现的文学观念和人生观念的影响。小说中的人物无一例外地走向毁灭或自戕（肉体上或精神上）则将这种悲剧性发挥到极致，在走向毁灭的过程中也展现出人类永远无法抵达的悲剧性难题。下面笔者将从悲剧性产生的源头与最终归宿两个维度对文本进行详尽分析。
一、幽森恐怖的精神图景——人类“罪孽性”之初探
（一）嗜血与暴力
白先勇曾经说：“证诸弗洛伊德学派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我们不能不懔然于人心惟危，在重重宗教、伦理、道德的压束之下，人类那股最原始的嗜血乱伦的冲动却仍旧蠢蠢伺机而发。”a这种思想在《孤恋花》中便可窥见一二，作者通过塑造特定的男性角色将抽象的社会学概念具体化，其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就是“柯老雄”。他是人性中嗜血和暴力的化身，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兽性”的载体。“他剃着个小平头，一只偌大的头颅后脑刮得青光光的，顶上却耸着一撮根根倒竖猪鬃似的硬发。他的脑后见腮，两片牙巴骨，像鲤鱼腮，往外撑张，一对猪眼睛，眼泡子肿起，满布着血丝，乌黑的厚嘴唇，翻翘着，闪着一口金牙齿，一头的汗，一身的汗，还没走近他，我已经闻到一阵带鱼腥的狐臭了。”白先勇运用一系列“动物性”的描写：猪鬃、鱼鳃、猪眼睛、鱼腥的狐臭，引起人们生理上的不適与嫌恶，使人想要避而远之。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未对人性的罪恶与不堪展开大刀阔斧地批判，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将人拉下高级物种的行列，放到显微镜和手术刀下，还原成可鄙肮脏的低级生物，在“动物性”的维度上剖析人性中最原始的嗜血与暴力。
柯老雄是东方的靡菲斯特，引人坠入深渊。凡是跟他勾搭上的女子，不是暴毙，就是疯癫。他像嗜血的蝙蝠，野蛮而暴力，用毒品和性将娟娟年轻的身体蚕食耗尽，这种食人骨血的方式使身体和精神走向双重毁灭，如同让人欲罢不能的吗啡。一方面，在神志不清时，以消耗生命为代价让人感受到生理上的极致快感，当快感消退，人亦油尽灯枯;另一方面，在清醒时，身体遭折磨，尊严遭践踏，命运被牢牢掌控，如蝼蚁般无法动弹。“自从她让柯老雄缠上以后，魂魄都好像遭他摄走了一般;他到五月花去找她，她便乖乖地让他带出去，一去回来，全身便是七痨五伤，两只膀子上尽扎着针孔子。”这里体现的并不是男人对女人的戕害和支配，而是普遍意义上的“兽性”对“人性”的绝对碾压。从这个层面上讲，柯老雄和娟娟都不再是个体意义上的人，而是人类精神世界中“兽性”和“人性”的化身。小说结尾娟娟敲开柯老雄的天灵盖，正是被长期碾压的“人性”对“兽性”的致命一击，从而维护自己的“合法地位”。但“兽性”被暂时消灭并不意味着“人性”取得胜利，娟娟最终走向疯癫。在这场博弈中，“人性”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且它与“兽性”一道将永远共存于“人”这个复杂生物体之中。
黑格尔在论及悲剧性时说过：“基本的悲剧性就在于这种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却只能是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b小说中所体现的“人性”与“兽性”的博弈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各自正当性，悲剧产生的根源是“兽性”企图控制“人性”，但是“人性”凭借良知和伦理竭力抵抗，最后与“兽性”同归于尽。审美对象由于矛盾内在的分歧而导致的毁灭，表现在小说中就是娟娟发疯、柯老雄惨死而给予审美主体的极大心灵震撼，从而使审美主体获得了高密度的悲剧性审美体验。
（二）疯癫与净化
“人性”与“兽性”一旦开始正面交锋，人的精神意志必须达到一个平衡点或者走向毁灭才能重归平静，即疯癫或死亡。五宝在华三的折磨下终于不堪重负吞鸦片自杀。“她倒毙在华三的烟榻上，嘴巴糊满了鸦片膏子，眼睛瞪得老大，那副凄厉的样子，我一闭眼便看见了。五宝口口声声对我说：我要变鬼去找寻他！”当“兽性”剥夺了“人性”的全部生存空间时，“人性”要么继续堕落，要么走向毁灭。五宝的死亡具有很深的警醒意味：一方面，她阻止了“人性”的进一步堕落，扼杀了被“兽性”同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样的毁灭又似乎毫无意义，以世俗的眼光观照，这只是一个风尘女子的香消玉殒，至多也只能令人生出怜悯之心，而对于“兽性”的反思却完全缺席了。因为特定社会中的特定人群本身就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对象，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人性”载体。这里包含了作者的观看目光与悲悯情怀，一个身世凄惨的风尘女子本来就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她的悲惨遭遇反过来又会强化整部小说的悲剧性色彩，读者也会不自觉地用作者饱含同情的目光去凝视她的遭遇，从而强化了悲剧在审美主体那里的荡涤人心的作用。
与五宝相比，娟娟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个体。一开始，她孱弱的“人性”注定她任人宰割：“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容易让客人摆布的酒女。像我手下的丽君，心梅，灌她们一盅酒，那得要看狎客的本事。可是娟娟却让那几个日本人穿梭一般，来回地猛灌，她不拒绝，连声也不吭，喝完一杯，咂咂嘴，便对他们凄苦地笑一下。”遇到柯老雄之后，她更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毫无反抗之力。“娟娟拼命挣扎，她那把细腰，夹在柯老雄粗黑的膀弯里，扭得折成了两截。”但正是这样的娟娟，在经历了非人的虐待和毒品的引诱之后，似乎变得麻木和绝望，她孱弱的“人性”终于在中元节的夜晚爆发，“娟娟双手举着一只黑铁熨斗，向着柯老雄的头颅，猛锤下去，咚，咚，咚，一下紧接一下。娟娟一头的长发都飞张了起来，她的嘴已张得老大，像一只发了狂的野猫在尖叫着”。“人性”与“兽性”在直接博弈时，往往要比“兽性”更疯狂和血腥才能独占上风，而此时这两者就如同水溶于水，真正浑然难分了。被送进疯人院的娟娟获得了重生，所有的故人和往事她都忘记了。“她的头发给剪短了，发尾子齐着耳根翘了起来，看着像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在敲开柯老雄天灵盖的一刹那，“兽性”与“人性”融为一体，“兽性”伴随着柯老雄的死亡暂时抽离，而娟娟的疯癫使她在“人性”与“兽性”的命题上与过去一笔勾销，获得了婴儿般的净化和重生。审美对象在此时双双毁灭，娟娟精神崩溃，柯老雄生命终结，矛盾在尖锐对立中陡然走向和解，审美主体也由此获得突如其来的悲剧性快感。然而这样的快感并非一劳永逸，因为悲剧并没有结束，反而陷入一种使人麻木与困顿的循环。
（三）原罪与欲望
《孤恋花》中的原罪主题与“俄狄浦斯情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变异。“俄狄浦斯情结”和“厄勒克特拉情结”即“恋父情结”和“恋母情结”，但此处探讨的却不是该母题的一般内涵即简而言之的“弑父娶母”，而更像是一个理论命题的变异体。娟娟与父亲的不伦关系是父亲人格中“兽性”的产物，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将自己的亲生女儿作为泄欲的工具，具有很强的“动物性”特征。一味追求生理快感，丧失人类社会既有的道德规约和情感牵绊，处在弗洛伊德所说的一切行为都遵循“快乐原则”的层次。父亲这个人物内涵较为单一，他是人类原始欲望的化身，不具备任何情感纠葛或理性反思，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欲望衍生的行为对娟娟生命历程的主宰和影响。华三之于五宝，柯老雄之于娟娟，就與父亲的角色如出一辙。具有绝对权威的“父氏”是生理性和暴力因子的结合体，伴随着性高潮的呐喊就像猛兽交配时的低吼，传达出原始的官能享受的讯号。这也无怪欧阳子担心读者会有“误解作者选用这样的人物题材，是想以色情暴力刺激读者的感官”c的疑虑。笔者倒认为这是白先勇将深存于人性中的欲望与原罪撕扯出来，让读者将其中的暴力、血腥和扭曲一览无余，从而反观自身引起疗救。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了三种悲剧类型：命运悲剧、性格悲剧与伦理冲突悲剧。而《孤恋花》中所包含的悲剧类型似乎是命运悲剧与伦理冲突悲剧的杂糅，这就使得悲剧性的内涵更加复杂与深刻。悲剧似乎是原生的，然而它又被打上了社会伦理的烙印，且这样的悲剧感是无法被消解的，它随着血缘与习俗世代相传，只是悲剧的载体发生了变化而已。
带着原罪性质的“性”就像一个永恒的生命诅咒，在这些年轻的生命上烙下乌青的印记。她们无力摆脱，在夜的最深处发出绝望的呻吟，但麻痹神经的生理快感和若隐若现的受虐倾向又使她们沉醉其中，无法自拔。这种裹挟着血腥、暴力和道德审判的原罪不随死亡而终结，反而隐伏在人性最深处，随时准备大举入侵常规和理性。小说以云芳的视角道出了原欲不会归于虚无，只能负重前行。“我暗暗感到，娟娟这副相长得实在不祥，这个摇曳着的单薄身子到底载着多少的罪孽呢？”像娟娟这样从生命一开始就背负着乱伦“罪孽”的人需要的也不是毁灭，而是具有重生意义的救赎。而这种救赎又是当下无法达成的，毁灭似乎成了唯一的可能路径。这种注定走向毁灭的过程给读者的审美体验就像一颗巨石压在心上，但是又不足以令其窒息，任由悲剧的能量慢慢累积，直到娟娟发疯才将巨石打碎，从而获得酣畅淋漓的悲剧性快感。
二、命定有数的荒原感——宿命论者的预言
（一）因果循环的人生“绝境”
欧阳子说：“白先勇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宿命论者。他的种种‘迷信’观念和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完全符合，但却使讲究科学理性的现代人惊诧不解。”《孤恋花》中传达出的宿命论观念则更为强烈，颇有宇宙无垠和命定有数的荒原感。五宝是娟娟的前世，同样的命运和遭际，同样一副凄苦的薄命相，仿佛生命一开端就能望到头，不得善终。娟娟父亲、华三和柯老雄则是他们生命中带有“父系”权威和主宰的循环因子，也是她们坠入深渊、走向毁灭的加速剂。这种背负着深重罪孽的人生“绝境”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普通人所经历的不过是人生中的不能承受之轻，琐碎化的生活使人平静地崩溃，诸如此类。
而小说传达出来的却是一种惨绝人寰的生存状态，是一出彻彻底底的悲剧，这或许跟白先勇的思想意识有关。从作家自述和他人的研究资料中可以归结出白先勇思想意识中的两大核心要素：一是对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接受和认同，二是对佛教中的“无常感”和“孽感”的认知和体悟。而“他的精神世界中的核心主导，就是对‘人’的关注和聚焦”。前者使他将中国传统故事与西方现代思想完美融合，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传达个体及群体的普遍困境;后者便是《孤恋花》所体现的生命“无常感”与“孽感”的交织，人被囚禁在命数的牢笼中忍受一切苦难，所有的反抗都显得羸弱，倒是那些放弃抵抗、及时行乐的人可图一时之快，比如《台北人》中的朱青。朱青与五宝和娟娟的遭际自然不能同日而语，但如果她终日以泪洗面，结局未必痛快和完满。因此，笔者更愿意将此种“绝境”解读为一种对人生特定状态的暗示和隐喻，其目的都是前文所提到的“对‘人’的关注和聚焦”。原生家庭、血缘亲情、男欢女爱、飘零离散……哪一个不是个体人生乃至普遍人性的悲剧性命题？各人有各人的苦难和修行，只凭一篇写实的小说如何能够道尽说明？就如白先勇自己所说，好的小说应该表现人生理想，宗教的或哲学的，或者社会科学的，种种比较深奥的思想。他认为小说如果完全是社会写实，则意义比较有限。或许白先勇就是借用怪诞扭曲的悲剧象征人类的种种“绝境”，且强化它在同一类人甚至全人类中的循环往复，毕竟人性相通、情感相类，对命运的反应和抵抗大约也相似，这也是引起审美主体悲剧性审美体验的必要前提。
（二）命数难定的宗教神秘主义
欧阳子评说此篇“奥妙不可言喻，十分难懂，不能依据理性与知性来作合理的解说”。她甚至指出白先勇有某种神秘主义式的写作倾向，这种神秘主义或许与宗教思想有关。白先勇受佛教思想的影响颇深，其基本命题体现在《孤恋花》中就是命定有数。命数就像一双掌握生杀大权的手，冥冥之中把世人引向它最终的结局，或者出其不意扼住你的喉咙，将带有普度性质的苦难交付于你，然后退居一旁悲悯地看你在人间沉浮。它亦正亦邪，是引人向佛向善的菩萨，也是推人坠入深渊的魔鬼，令人捉摸不透。小说中不止一次地暗示了这种思想，如云芳：“有一次撞见卢根荣卢九，他一看见我便直跺脚，好像惋惜什么似的：‘阿六，你怎么又落到这种地方来了？’我对他笑着答道：‘九爷，那也是各人的命吧？’”又如五宝：“我一劝她，她就从被窝里伸出她的膀子来，摔到我脸上，冷笑道：‘这是命，阿姐。’”再如娟娟：“我有时候发了急，揪住她的肩膀死摇她几下，喝问她，她才摇摇头，凄凉地笑一下，十分无奈地说道：‘没法子哟，总司令。’……我拿娟娟的生辰八字去批过几次，都说是犯了大凶。”这几个女子的命数在她们的遭际中隐隐约约闪现，然后不断清晰明朗，飘零流落，死亡幻灭，走向疯癫。
欧阳子想要以“生死之谜”来解读此篇，笔者却觉得太过单薄。诚然，这其中定是包含了对生死之谜的思考，然而意蕴却不止于此。生命是永恒的谜团，冥冥之中有一种强大的外力操控着一切，这种超验无法言说，无法证实，基督教称之为“上帝”，佛教称之为“彼岸”。这篇小说的意旨最终就极尽隐晦地直指宗教，我想白先勇并没有为我们提供解脱甚至超脱的途径，也没有试图采用实证主义加以论说，而仅仅只是提供了一种不遵循逻辑和理性的神秘世界的可能性。王国维在他的《人间嗜好之研究》中曾借用英国18 世纪作家沃波尔·霍勒斯的一句话说：“人生者，自观之者言之，则为喜剧，自感之者而言之，则又为一悲剧也。”这里的悲剧呈现出与传统悲剧相异的特征，即《孤恋花》没有呈现两种力量的激烈对抗而两败俱伤的典型悲剧结尾，因为小说中的对抗在娟娟敲开柯老雄的天灵盖时就已经戛然而止了，读者在双方毁灭的瞬间便得到了悲剧性审美情感的升华。然而当一切人与事复归平静之后，我们看到的仍旧是相似的故事、相似的人物以及相似的命运，从而陷入了更大的悲剧循环之中。
三、结语
《孤恋花》抛开人类用理性构建的社会，审视挖掘那些隐伏于人性深处的原始因子。在看不见的角落，它们疯狂地蔓延滋长，以一种怪诞、扭曲、血腥的方式存在着，并且将永远存在下去。如果原始的暴力和欲望是内在动因，那么最终救赎就必然指向哲学和宗教，神秘主义这一剂良药将带领人们远离理性和逻辑，皈依另一种可能性。这样一来，我们在《孤恋花》中凝神观照的悲剧性似乎被冲淡了，但事实上小说中悲剧性审美价值的彰显的确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审美主体（即读者）对审美对象（即小说人物）的情感变化经历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和解反思等阶段，最后由娟娟忘却前尘往事“复归为婴儿”作结。这样一种开放式的结尾反而会让读者陷入更大的空洞与迷惘之中，比以死亡收束全文的传统悲剧震慑力更大、更持久。这种悲剧性审美从小说高潮部分就开始缓缓跌落，结尾既不是完满式的喜剧，也不是毁灭式的悲剧，而陷入了对当下、对未来的深深怀疑当中。而这样一种怅然若失的情绪就是对小说悲剧性审美价值的观照与注解，也是其最终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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