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仁高娃
1
幻觉，可能持续了三秒。一个类似于巨型马车的庞然大物从我身旁呼啸而过。它的轮子与柏油路摩擦着发出刺耳的声响。水珠从地面上喷射而来，在一种近乎慌乱的情绪催促下撸去眼睑处的雨水定睛一望，可它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路上的积水笑了似的摊开层层水纹。无风。缀着无数个破洞的雨帘，从幽暗的高空垂直。死沉沉的水雾笼罩着整个青城。十字路口对面的信号灯露出猩红的面孔。晚秋淫雨延续了好多天，眼下终于接近尾声。空气里弥漫着水腥气。我浑身湿透了，虽然胸口处有温热气流包裹着，可我仍感到无法抵御阴冷。每踏一步，我的鞋子便刺啦啦地吐水。又一声隐约的轰响。我猛地转身。幽深的柏油路呈退后的窄长灰色物体，隐入更远的楼宇间。一阵咔咔的敲击声，很轻微，可很清晰地在某个我应该看见的位置不停地回响。一定有一辆飞驰的马车穿过整个城市。它笨拙的躯体在我脑海里愈来愈清晰，一个双目阴沉的马夫，甩起鞭子，啪！好响。我一定目睹过这一切。或者，我在梦里见到过。这没什么奇怪的。
我们总能看到我们想看到的。
哦，她在笑。我看到了。
空荡的城市。树上满是萎靡而单薄的叶片。它们在等待一场狂风。
我想，我得用最快的速度回到我那间只有三把椅子和一张床的小屋。床上有一本《阿尔吉布尔吉汗》，在它第49页夹着一封信。去年，在我年满四十八的那天——其实，我怀疑它的准确性，因为我看上去已很老——它被夹在第48页和49页之间。来年自然是第50页。不过，我并不确定。也许，我会把它撕掉。我是在十九岁那年的一个闷热的午后收到这封信的。信的封面印着三个大红戳子。是父亲寄给我的。对我来讲，这是件不寻常的事。父亲在我五岁时离开家——母亲跟我这么讲的，再没有出现。收信的那天，我找了个僻静处，撕开它的口子。它有股陈年灰尘，抑或是老鼠药的气味。它很简陋，近乎寒碜，只有歪斜的几个字眼，像是一只受伤的虫子遗留在毛边纸上的血迹。纸质粗糙的，而且大概是被父亲打开折回折回打开无数次，布满横七竖八的折痕。
“我的儿，如果我死在监狱，把我埋到咱家东草甸歪脖子树下。别忘了。
好好——做人。”
毫不夸张地讲，父亲的这封信终结了我的孩童时期。记得，当我的眼神从那几行歪斜的字迹上挪开时，它们瞬间从信纸上自行挣脱、浮起、散开、逃遁，在我头顶某个位置悬浮。它们还制造了至今仍在我脑海里清晰出现的幻觉：一个头发蓬乱、目光犀利的男人用昏沉而沙哑嗓音不断地低语：好好—好好做人。我本想把它揉碎，丢弃。但我没有。我将它塞进一本红皮日记本。
过去好多天之后，我以为它已彻底从我记忆里隐匿。不存在了。一个有着留有血污足迹的虫子，或者别的什么，早已化成灰烬。灰烬——好像只能如此形容。事实上，我低估了我的想象。当我回到课堂，听老师讲“野蛮与文明——驯养狼崽——矛盾与冲突”时，我听到的却是“野蛮与野蛮——囚禁——好好做人”，于是我离开座位，在无数个诧异的眼神注视下，大摇大摆地走出教室。门在我身后砰地关闭。哐啷——某块玻璃碎了。
老师的怒斥足够猛烈，阳光的照射足够刺眼。
我却咧嘴笑。
在操场，几个男生的拳头密集地落到我肩膀、后脑勺、腰胯处，我的拳头也准确无误地落到一张张惊惧的腮帮、下巴、脖颈处。于是，这一切引来女生的尖叫，体育老师的怒吼，一群灰雀的扑腾。
哦，灰雀，刚才它们从潮湿的树枝上惊飞。或许，那辆疾驰的马车惊扰了它们。
在一间堆满纸张与奖杯的小屋里，老师要我向他们道歉。
“是我错了。”我说。
“这就完了？”老师说。
“是。”
“你得道歉。”
“您扇我耳光吧。”
“你态度太恶劣了。”
“我的态度很好。”
“你先回吧。”
“嗯。”
“记得回来参加高考。”
大概是那年的4月1日午后，应该是，总之我不确定——我回到了沙窝地。我的出生地。一个没有父亲的家。那天沙窝地正刮着沙尘暴。整个荒野地变成驼色空壳，轰轰作响，那是沙尘本身的咆哮。
对于我惹下的祸，我那颧骨高凸、头发稀疏、脾气温顺的母亲躲到羊圈哭得眼睛红肿。我没有安慰她，也没有跟她讲，她儿子的人生不会就这样被毁掉。我什么都没有讲，包括它，它在我的书包里，像个干瘪的肿瘤。
白天，我帮着母亲修理被沙丘埋掉的桩子、铁丝，用手锯砍去羊角柳。很快，我的肤色从蛋壳色变为茶垢色，这让腮上的粉刺看起来不惹眼。这令我感到无比惬意。到了夜里，我会在瞎鸢子的叫声中随处走走。母亲以为我在背课文，其实我是躲在蒿草丛里吸烟。在烟给我带来的一种舒坦中，我觉得夜晚的秘密与它星辰一样繁多。天牛盲头盲脑地撞过来，又逃去，窃喜它没有被撞死。牛虻趁机想咬我一口，但差点被我拍死。逃命的瞬间它会嗡嗡地带着牢骚溜掉。蚊子最愚蠢，尖叫着来，又找不到从哪里下嘴。夜风醉了似的从这边吹过，又从那边吹过。除了这些，还有隐隐地传来轰鸣。至今我都没有分辨出那虚虚实实的轰响源自哪里。
也许是从地壳深处传来的。
到了6月，沙尘天气彻底结束，风力发电机的翅膀停止转动，蓄电用的电瓶无法供给十五瓦的灯泡电量。母亲点了根蜡烛放到小桌上，要我安心读书。我遵照她的意愿，坐到桌前。等她走了，我把书合上。我用小匕首抠掉掌心上的茧子，或者一点点地，像是切菜一样切掉书的四角。有时候，我会在后半夜醒来，盯着插在椽木缝隙里的一把白蒿等待天亮。母亲说白蒿辟邪。
我不信母亲的话。不过，现在想来，应该信母亲的话。
我的房间很小，除了桌椅、单人床，还有漆了枣色油漆的躺柜，那是母亲的嫁妆。里面好像除了母亲过冬的羊毛大氅外还有父亲的大氅。但是我不确定，我从不翻翻看看。有那么一次，我把手伸进枕下摸出一支烟。那是我藏的最后一支，再没有了。也不知为何，那支烟让我看到一个我从未看到过的情景：一堵灰色砖墙，墙头有三层绑紧的铁丝，通了电的，嗡嗡作响。墙角蹲着一个男人。他手里什么都没有，正一遍遍地、百无聊赖地搓手掌。他巴望着四周，贪婪地吸一口想象中的烟。他应该是我父亲。也许吧，但我不确定。从母亲屋里的那张照片上看，他并不像胸怀过多贪念的人：个子小小的，在消瘦的身板上配着一颗方方的脑袋，下巴处光光的，一根胡须都不见，喉结凸起，好似刚刚吞掉一只瞎鸢子。
哦，我的父亲，他刚好吞了一只瞎鸢子。我总觉得我看到了这情景。
沙窝地人将黑鸢称为“瞎鸢子”，而不是大家常用的“老鹰”。
在我七八岁时，到了春天，母亲总要我抄根铁棒坐到羊圈口，不停地敲铁盆和铁桶。母亲跟我讲，天空里的瞎鸢子正准备哗地冲下来，叼去小羔羊。我仰起头望向天空。天空里果真有一个黑点在缓缓地打旋，一圈，两圈，三圈，转得我晕眩，脖颈发酸。手里的铁棒早已丢在一旁。母亲发现了，急匆匆地走来，捡来铁棍，砰砰地敲着铁盆，几乎吼着说：“儿子，瞎鸢子还喜欢男娃子哩，小心把你也叼去了，把你叼去了你阿拜（父亲）回来了，我可怎么跟你阿拜讲说。”
“我才不要阿拜回来呢。”我噘着嘴低声嘟哝。
母亲听了，眼睛瞪圆，转而眯成一条缝，死死盯着我，仿佛立刻要把我拎起丢给我那父亲。
我起身跑去。
我反感母亲提起父亲。从来都是。我宁愿猜想一只土獾子刨窝的样子，也不愿意猜想父亲的样子。可很多时候，父亲总是无端地插进我的脑海。
回到沙窝地不久的一天，一辆巨型马车载着我祖母来到沙窝地。祖母跟我讲——她很老了，讲起来啰啰嗦嗦：“我才十五岁，就被塞进有着厚厚帘子的车棚。我们在沙尘中走了很多天。我一直在昏睡。车轮子一直在嘎吱作响。偶尔，我也会忍不住哭起来。是它把我从我熟悉的地方拉到陌生的地方。而我又在陌生的地方活了一辈子。”老人家一再强调，她讲的一切都是事实。可我总却觉得是个神话。因为，老人家透露了一个奇怪的细节——等她被纱巾蒙着脸下来马车后，再也没见到过那辆马车。我说：“祖母，您老了，你可能是乘着简陋的二饼车。”祖母说：“不，的的确确是一辆结实的马车。车棚前还挂着马鬃。”我说：“您一定是产生幻觉了，不然怎么可能等您下车了看不见了呢。”祖母说：“不，它们比你还要真实。”
雨不断用它丝滑的触角向我衣领深处试探。
我向花园深处走去。我在用我的行走，试探花园的幽深。犹如，我用我的鲁莽——这句话是她说的——向她试探。
她在呻吟。在潮湿的夏夜。
2
一支被我藏在枕下好多天的烟，终于被我点着了。
天微微发亮时，我慢腾腾地起身，下地，披衣，点着了烟，吞云吐雾。我走到外面，将自己融进晨色。一个十八岁男孩的心思，就在幽静的早晨如青雾一样升腾——我猜想那一刻的我一定有张傲慢的面孔。我很明白，假如我放弃高考，无数个劳碌的日子就在前方等着我，但我没有感到丝毫的沮丧。
事实上，那些天里我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枯燥的劳作。然后遇见了她。哦，她在那里笑。在那个午后的某一刻。
那天大清早，我站在门前，看着屋前土灶上烙白面饼的母亲。她并没有发现我。支在灶肩的铁桶冒着火星，更远是透明的晨色。空间的缥缈之感，造出一种虚幻的浪漫。晨星隐匿，空气凉凉的。我走到屋后。正北，十里地之外的马尔寨敖包浸在大片绛紫色的气雾间，看上去像是连绵的山冈。近处，裸露的沙丘泛着惨白光芒，仿佛整夜都在为寻觅茂密的灌木丛而筋疲力尽。一对孪生旱柳高出沙丘，椭圆形的树头像是有人在那里堆起了巨大的柴垛。那里，原先住着一位老木匠。据母亲讲，当年她嫁到沙窝地时乘坐的马车便是老木匠造的。
“老人家造的马车可了不得，在整个沙窝地除了他没人会造那种有棚子的马车。那车可都是照着图造的。”有次母亲如是说。
“祖母的也是吧。”
“你祖母的不是。”
“她说她的也是镶着铆钉的马车。”
“她记错了。”
对于居住在沙窝地的杭林人来讲，用马车娶亲是延续了几个世纪的风俗。这点与方圆百里地的维古特、忽尼沁、阿格特沁姓氏蒙古族婚俗有着明显的区别。如果什么人有兴趣翻翻丢在老木匠炕头的一本没有扉页的书，便会得知，杭林人的祖先早在9世纪时属突厥的一部，13世纪初入驻花剌子模，到了17世纪中叶，500户杭林人东迁，跋涉万里进驻鄂尔多斯高原腹地大漠深处。从中亚西部荒原到东亚中部的库布齐沙漠，他们——应该也是我的祖先——历经八个世纪。至于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他们遭遇了什么，我没有跟谁问起。同时，在那些动荡的岁月里，他们遗失了什么，我也没有仔细琢磨过。但是，有一点他们始终没有忘却：他们总会把一双美丽而清澈的灰绿色眼珠嵌在结实的面庞上。我的也是。
我坚信我的眼珠很清澈——她亲吻我的眼睛时候，总会温柔地、出神地看着我的眼睛。
“嚯勒嘿，老人到底是没能用最好看的马车给自己娶回个媳妇。”
母亲的语调伤感，这是她的习惯，任何一句话语从她嘴里出来，总会夹带一种深沉的感伤。我觉得，这一切与我父亲有关。
“这都什么年代了，没人会在乎那些。”
“不，儿子，我在乎。”
母亲安静地盯着我。我懂母亲指的是什么。我撇开话题，再不提此事。对我来讲，这一切并不真实。我倒是希望能有一辆巨型马车，带我离开这片寂静之地。
在那个遥远的初夏早晨，当一轮火红的朝阳弹出地平线时，我和母亲赶着骡车到了我家东边的草滩地。那里有着大片大片的醉马草。我们得连根拔除醉马草，以此来减少醉马草带来的危害。沙尘虽然刚刚收了尾，可沙窝地的夏季还未迎来一场雨。牧场一片荒芜。
邻居家的芒海早去了几个时辰，已经用镰刀劈出几亩空地，堆出的醉马草草垛高过半腰。他穿了身宽松的迷彩服，戴着土灰色圆帽。见了我俩大声地说：“这天啊，大清早的凉透了，哎嗒，大地忘了回暖喽，看来老天爷的脾气又上来了。”
“哦嗒，过些天会有雨的，苍天只是在打盹儿。”母亲应道。
“也许吧，反正没人知道苍天是不是真的在打盹儿。嗬呀，我们的大学生也来了？难得啊，如今的年轻人可受不住这些苦活儿。”
我没吭声，抡起镰刀开始刈除醉马草。醉马草又叫羊痫草，喜好干旱，在无雨的天气里疯长。一夜间能从碗口那么大扩到脸盆大，等到吐籽时能扩到井口那么圆。有的还能漫到毡包座那么大。简直就是趁机在暴晒下恣意狂欢。这草，藏毒，畜群吃了，醉了似的四蹄发颤，身子摇晃。而且时间一长，不再啃食别的草，单单追着它啃食。等到冬天了，醉劲儿往往更浓，无法褪尽。多数情况下，中毒深的小畜熬不到第二年开春。
“我家南甸子上也有了，遭天谴的，我可是见过牛醉后的样子。”芒海说着，将身子当腰折个九十度，一手拽草茎，一手摆开镰刀贴着地面推到草根处，猛地一勾，再用刀刃搂回草盘子。
我向一侧走了十余步，与母亲和芒海扯出距离，从听不到他俩的话音处开镰。在我左侧，有一眼活泉。泉口子很隐蔽，却四季如一日地滋出一泓水。溢出的水身细长细长的。天大暖前，母亲会用狼毒草掩去泉口。这泉里活着沙窝地人称为“老婆子指甲”的土螺。这土螺起初比米粒还小，透红透红的，羊吸水，它们就顺着水流进入羊体，在羊肝脏里寄生，仅用三五个月时间，能长出一米长的软身子。有一次，刚好是腊月二十三祭灶那天。我和母亲祭过灶神后，发现一只母羊不断用头撞着马桩，撞得鼻口喷血，疯了似的。母亲叫我把匕首磨出刃儿，又叫我把那母羊卧掉。等我把羊杀了，母亲却叫我先不要剥皮，单单从腹处划开口子，揪出肝脏来。我照做了。羊肝该有的桃红色不见，变成沙灰色。从无血色血管挑出一只放到地上，从头到尾扯成一条。足足有四尺长。软软的，滑溜的身子，两端各有扁扁的肉包，切去肉包，管状身子还迟迟不肯死去，不停地蠕动。死亡前的挣扎，或者是死亡本身的挣扎。嗬，可恶，公园铺砖小径上处好多个黑色蚯蚓。我匆匆避开，绕道插进另一条小径，这里没有路灯，黑漆漆的，树枝在我头顶交叉着形成天然的屏障，感觉上像是走进隧道。放慢脚步。让这种感觉演变为错觉，不停地靠近，靠近她。
“牛醉了只好处理掉喽。”母亲说。
“那是，还能有啥法子。”
芒海说着直起腰，双手叉腰，吹起口哨，等着风，眼睛一直在看我。而我始终没有回应。
那天，我还见到了邻家三兄弟。三兄弟名字都带着“道尔吉”三个字，为了省事，沙窝地人将三兄弟分别称为牛脸道尔吉、马脸道尔吉、羊脸道尔吉。羊脸道尔吉比我大一岁，我俩是小学同学。他高个头，驼背，人很腼腆，见了谁都要先抿嘴笑一笑。老大牛脸道尔吉四十出头。早年妻子患了乳腺癌，四处求医，好不容易治愈了，有天夜里却离家出走，横穿库布齐沙漠跳了黄河。自那之后牛脸道尔吉就变成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沙窝地人背地里说他妻子是被他祖母招去的。还说他妻子患病那几年，常常瞅见他那死了多年的祖母大白天行走在野地间。马脸道尔吉是老二，一头黄稀稀的卷发，跛脚，左腮上有羊粪蛋大小的枣色胎记。二十七八岁年纪，有那么几年在大漠镇当过小厨。相比弟弟和哥哥，他脾性开朗，偶尔还会把自己灌醉。三个人的眼珠都是灰绿色的，牛脸道尔吉的偏深点。
“嚯咦，我们的大学生也来跟我们一起受苦的呢？”马脸道尔吉冲着我大声说。
见我不吭声，他继续说了句玩笑话，自顾自地咧嘴笑，脸上红红的，额头横起三道纹。我仍旧沉默着。口腔内干涩，胸腔里也是火烧火燎的，深呼吸，吐气，吐出白沫子。
“阿敏达，嚯咦，闺女——来喝碗茶，热气上来了，不喝茶人是干不动的。”那木罕老人从一旁说。
她搂来柴草，烧好了茶。我这才认出用花色围巾包着头的女人是老人的外孙女阿敏达。阿敏达边走边拆开头巾，又用头巾擦去脸上的细汗和草屑。
她脸上红扑扑的。后来，我也见过她腮帮上那种令我陷入无限痴迷的红晕。此刻，我也能感觉到某一空间里，她正用那种令我痴迷的神情望着我。这点不用怀疑。
“大学生，你这是放假了？”马脸道尔吉又问了这么一句。
“再过几天就得回学校了。”母亲从一旁插言道。
“回什么回，留下来吧，都二十了，过个几年娶个媳妇好好过日子。沙窝地需要年轻人。嘿嘿，不是吗？”
“好好过日子，好好——好好做人”，听着芒海的话，我的脑海里闪入这么几句。芒海说着丢开镰刀坐到草垛上，抓下帽迎风扇着。
“咦，书还是要读的，哪能一辈子窝在沙巴拉尔里。”马脸道尔吉瓮声瓮气地说。
“沙巴拉尔有什么不好，照样不是把咱养活了这么多年？没一个是缺腿少胳膊的，沙地人，结实得很哩。都是些命根子硬的人。是不是那木罕额吉（妈妈），您在跟前我这么讲，您可不要责怪我。”
“嚯勒嘿，你讲你的，我听我的。”那木罕老人说。
我仍一声不应。从那木罕老人手中接过茶，站到一旁。阿敏达走过来向其余人弯腰问候，唯独没有与我打招呼，我扭过脸望着别处。
“要不咱现在就吃了早茶吧。”母亲说。
“还早着呢，才八点，吃过了我就懒得动了。这种活儿，就得一股劲儿干。”芒海说。
也许是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忧虑，见阿敏达挨着自己坐下了，马脸道尔吉竟然显得些许局促。他低着头，身子微微向前倾，手里端着碗，时不时抬起手用巴掌撸去额上、脖颈处不断滋出的汗。
空气里弥漫着土腥气与醉马草草香，以及盐碱地呛鼻的浓味。天空是凝固了的湛蓝，盯着看，那蓝慢慢地变成淡紫色，像是要烧起来了。几只花鹊落到小溪边，叽叽喳喳，身子一颠一颠的。轻微的沙沙声响，听起来像是风从草梢头拂过，又像是什么在枯草上打滚。我始终没有讲一句话。喝过茶，我向活泉那边走去。脚底一阵脆响，干涸的草滩地虽然见了绿，可缺少水分的草梢头硬撅撅的，吃不住脚踩，接二连三地嘎嘣断裂。也不知为何，我明明看着远处，心下却觉得阿敏达的眼神一直尾随着我，小心翼翼的那种，若是猛地一回头，准能与她的双眼相撞。
我想，假如果真能与她那双略显忧悒的眼神相撞——那一定是个美妙而令人眩晕的瞬间。即便是现在，我仍能觉得她的眼神穿过亘古以来永不变、永不败的野风凝视着我。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源自对她的思念，还是源自对那段岁月的回忆，抑或是随着老去，我开始用回忆来拓宽生命的边界？
3
其实，我俩并不陌生，从来都不是，甚至可以说是青梅竹马。因为我俩打小玩在一起。那么我俩的疏远是从什么开始的？应该是从我离开沙窝地到小城读书那年的冬季某天。
那天下过雪。大清早母亲要我骑着摩托车去找丢失的小羊。我先是到了道尔吉三兄弟家，然后去了另几个牧人家，都没有发现小羊。最后到了那木罕老人家。小羊果真混入老人家羊群，折腾好久我都没能把小羊分出来。阿敏达前来帮忙。与往日不同，自始至终她一言不发。临走我说：“怎么在学校看不到你了？”她不吭声。我又问了一遍，她才说：“家里活儿太多。”我带着讥诮的语气——的的确确，我是带着挖苦讽刺的语气——说：“你是不是急着要当小媳妇？”她听了，顺手抄起细棍追过来。
自那以后，我俩就没再见过面。如果不是醉马草泛滥成灾，我想，那年夏天我俩也不会有机会见面的。
现在，从时间跨度上讲这些都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但是，在我回忆的空间里，它们又是那么清晰。比三秒钟前落到我额上的雨滴还清晰。不过，还是让我回到那个美丽的夏季吧。回到那个闷热的、酷阳当头的晌午。
日照愈来愈毒辣，脊背上烫得仿佛烘焙着白面饼。听到有人喊我，我抬起头看，原来那几人都到歪脖树下庇荫。马脸道尔吉扯开嗓门：“喂，嘎纳斯，收活儿喽。”喊了好几回，我只好丢开镰刀，脱去衬衫揪着衣领，撑出小小的遮阳伞坐到土墩上。
“嘎纳斯，快过来啊。”
我索性仰面躺下，用衬衫蒙住了头。有人继续喊我过去。我硬是用沉默来表示我的不可侵扰。光脚从衬衫纤维缝隙泻入。这是个奇妙的小世界，灰白的，温热的，而又唾手可得的。风掀去衬衫，阳光晃一下，藏蓝的天空闪一下。我紧闭双眼，先前灰白的小世界不见了，换成橘红色的、闪着黑斑点的——这分明是个浩瀚的宇宙。浮动的薄云，扯着尾巴的虫子，模糊的星河，缠绕的铁丝，还有血色方块。
“嚯咦，过来啊，不怕中暑？”
朦胧而迷人的宇宙不见了，换成羊脸道尔吉发紫的面庞。他的脖子变得很长，仿佛从衬衫口无限延伸，将一颗石头一样结实的脑袋吊在半空里。他扯着我的衬衫一角，俯瞰着我。
“我不饿。”
“哦，可是，你得吃东西。”
“我说过了我不饿。”
“他说他不饿。”羊脸道尔吉回过头向那边喊。
“你把他拽起来嘛。”
“不要碰我。”
羊脸道尔吉有些尴尬地冲着我笑笑，走去了。我起身走过去坐到骡车坂木下。从骡腹下能望见树下的情景。他们围坐一圈，当地铺了一层花色塑料布，上面摆着大小不一的碗碟。阿敏达像个老人似的踞坐着，把身子怪异地拧着洗去手上的草汁。她脸上笑盈盈的，不知在为谁的哪句话在笑。或者是想起什么事。总之那笑长长久久地挂在她嘴角。她拧开塑料罐，罐子里大概装有腌蔓菁，她正用手指捏了一根放进嘴里。那木罕老人坐在正中的位置，身上的毛坎肩配上她那张苍老的脸倒也不显得突兀。羊脸道尔吉坐到裸露的树根上，一手端着碗，一手抓着烙饼正蘸着酸乳吃。他几乎不抬头，瞅着像是被另几个人挤到树荫外的外乡人——虽然沙窝地人对外乡人向来很热情。母亲显然很不放心我，冲我大声说：“嚯咦，嘎纳斯，我的儿子，你是不是中暑了？怎么会不想吃东西？昨晚你就没怎么吃。”
“额吉，我不饿。”
见我终于吭声了，那几个扭过脸来看我。
“啊嗒，到底是年轻人啊。”
芒海的这句话终结了人们对我的关心与万般催促。他大概吃饱喝足了，仰面躺着，曲肱而枕，灰色半袖下端腆露出锅底似的腹部。阳光穿过树枝在他身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咱这地方也怪了，隔个几年总要长出大片大片的醉子来。大集体那会儿队里还给咱分过任务，叫咱把醉子薅没了，我记得那会儿咱也差不多薅没了，可这醉子，薅不绝。”那木罕老人慢腾腾地说着，眼睛望向成垛的醉马草。
“毒草嘛，隔个几年总要发威的。”母亲说。
“那木罕额吉，那边有过什么庙来着？”马脸道尔吉一边巴咂巴咂地嚼着腌菜，一边提高嗓门问。仿佛很担心那木罕老人因耳朵背听不清他的话。
“希热图庙，我弟弟就是在希热图庙里长大的。当时这周围有四十多棵旱柳，后来说是要破四旧，把那树都砍了，幸亏这树脖子歪了，没入他们的眼。”
“哦，原来有过那么多啊，姥姥，怎么从来没听您提起？”阿敏达问道。也许她少言寡语，抑或是她的问题很是奇特，其余的五六张脸一齐看她。我也一眼不眨地盯着她——从我这个位置上，没人会发现我一直在盯着她看。她脸上红彤彤的——哦，美妙的红晕，仿佛腮帮子上的血管爆裂后洇开了。然而，阿敏达并没有向我这边看。
“都过去那么多年了，老提它做什么，再说早忘了，今天见了这歪脖子树，又想起来了。这树原本很直溜的，后来是嘎纳斯的阿拜和我家那几个毛娃子当马骑着玩，把树脖子给弄歪了。”
老人的这句话很快被芒海的另一句带过去了，可是，在我耳朵里却一遍遍地回响，同时我仿佛看到几个灰头土脸的男娃，跨骑着树，嗷嗷叫着，挥着手。我还看到，有人在树下掘出一个长方形的墓穴，穴口铁锈色的沙越堆越高。我别过脸，望着北面寥廓的野地。一里地之外，旋起的风柱正一摇一摇地挨近。
“嚯咦，小道尔吉，你跟咱的大学生摔个背哇？去呗，叫我们热闹热闹嗬。”
又是芒海粗哑的嗓门。我回过头去看，发现羊脸道尔吉也从碗口抬起头看了看芒海，又看了看我，然后无声地抿嘴一笑。那样子好像是在说，这只是个玩笑。
“嘎纳斯，来一个呗，我们的大学生。”
马脸道尔吉从一旁迎合。我假装没听见，将脸扭过去凝视对面的旋风。风柱子比先前粗了一截，身段也高了一些，正一拧一拧地向这边滑动。
“哎呀，我就奇怪了，如今的年轻人咋就这么乖巧，摔个背嘛，我们年轻那会儿，三五个月地饿着，有人把我们的口粮扣了，那个叫鬼剃了头的家伙，不是个好东西，那会儿饿着肚皮还照样干架。头破了，鼻子塌了，也不怕继续干架。”芒海嘴里嚼着什么，说话断断续续的，好久才把整句话讲完。
“现在没人稀罕摔背。”我站起身，叉着腰，眼睛看着越来越挨近的旋风，大声地、拖着语调说。顿时，一阵沉默。树下的那几个谁都不再说话，只是有些疑惑而惊讶地盯着我看。很显然，我的这句话是一盆凉水，浇得他们个个发愣、发怔。不过，很快他们把视线从我脸上挪走。芒海有些赌气似的仰面躺下，用脚勾鞋子，甩去。几只牛虻开始缠起他的赤脚，他不得不抓把沙子扬过去。风柱已经到了草垛那边，一会儿摇摆着身子吞去草垛，不过，陡然间遇到了什么不可阻挡的破坏力，柱脚先是从圆锥形走形，成散开的旧棉花状，紧接着腰处无力地摇晃几下，高高的身子奇怪地倾斜，折腰，坍塌，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热浪扑面，我却感觉凉凉的。四野阒寂，无人打搅。羊脸道尔吉枕着树根假寐。牛脸道尔吉弓着背靠着树身，脑勺后仰着，也在假寐。母亲与阿敏达悄无声息地收拾碗碟。那木罕老人慢慢地吃着酽茶。她的肤色与茶色相似，她的手也是，细瞧的话手背的颜色比面颊肤色还深，呈焦糖色。这都是沙窝地的太阳造就的。如果不是从她敞开的衣领处看到银质项链和耳垂上的绿松石耳饰，有人准会以为眼前的老人是个面颊消瘦的老头——假如，有一个雕塑家用他精湛的技艺、准确的观察力，他准会以那木罕老人为模特雕出一张瞅着比石头还要坚硬、比几个世纪还要苍老的面孔。
一定会的。我不怀疑。
午阳暴晒，新翻出的土早已褪去铁锈色，变得与周围相融，泛着刺眼的白光。挨着滩地地表，羊雀成群地飞过，还有牛燕，叽叽喳喳地飞到空中，粼粼地，停顿片刻，活像青色天空脸上的麻子。
“这野地若是没了畜群可真怪异。”
“你们是明晚出圈还是后天晚上？”芒海听母亲这么说，找话题似的问道。
“明天晚上，最迟后天，可不能再等下去了。”
“我们家今晚就出圈呀，再不出圈，羔子都熬不住了。那木罕额吉，你们的呢？要出咱就得一起出。”
“我家的呀，早出了，都有三五天了。”
“那您还不早说，老人家您可真是，哦，厉害。”
“偷偷摸摸的事，挨过一天是一天。”那木罕老人笑着回答。他们这是提起了夜里放牧的事。自从五六年前禁牧政策下来后，每年的阳历4月1日至7月1日，沙窝地的牧羊人得把畜群圈起来养。但凡违抗者，得缴纳为数不少的罚款。
“其实吧，我觉得不用从4月份开始禁牧，有点早嗬，应该是从5月份开始，为期两个月六十天，刚刚好，4月份咱这儿还秃着哩。”芒海说。
“就是，六十天最合适，三个月就太长了。甭说畜群了，人也熬不住。那木罕额吉，您往里坐坐，当心中暑。”
“我觉得还是倒场好，那会儿我们每年都得倒场，可也没这么辛苦，现在可是没人走营地喽。”那木罕老人颤颤巍巍地半蹲起，一手托住膝盖，一手拽过去垫子，挪了挪地方。
“时代在变啊，没办法。哎嗒，太阳的土地哟。”芒海将语调拖得长长久久的，然后用沙哑的嗓门唱起《花斑月》来：
那白茫茫的一片是什么，太阳的土地哟。
旋转的轮子啊，咔嗒咔嗒，疾驰的马车。
勇猛的杭林人哟，驭车的人哦，火神陪着我们哦。
雄鹰要飞过雪山喽，马车消失在黛色地平线上喽。
花斑月褪尽花斑喽，勇敢的人要去寻觅心上人喽——
勇敢的人——哦，寻觅心上人了哟。
那天夜里，我偷偷跑出去，向着野地走去。我急匆匆地走着。阔野岑寂，仲夏夜柔风拂面而来。灌木丛，繁茂，我穿过去了。香柏林，郁郁葱葱，我绕过去了。沙丘地，苍茫，被我丢在后面。空气里，尽是黄蒿散发的浓郁草香。最后，我到了一棵羊角柳下。这棵树龄超过四十的旱柳，胳膊粗的枝丫多次被砍去，独留灶口粗的主干。主干上的细枝撑起呈圆形树头。沙窝地人称这种圆头树为“鬼子窝”，说是夜里能听到怪异的声响。对此，我从来不当回事的。我也不惧花斑鸮婴儿哭啼似的夜叫。我更不信人们传言的花斑鸮叫声会招来厄运。我也从来不怀疑静谧的荒野里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存在。虽然，年幼时，无数遍从祖母口中听过羊尾骨变人、青毛羊附火神、黄狐狸念经的传说。
我被我的勇猛与鲁莽插上了翅膀。
4
繁星缀满湖色夜空。有几处星星簇拥到一起，呈灰白色。沙丘、草丛、土墩，被浓稠的深紫色覆蔽。白天藏在某处的虫子都出来了，吱吱地飞来飞去，有的撞到我脸上。好漫长，雾气似的幽谧包围着我。
时针在某个地方懒懒地咔咔咔。
不停地咔咔咔。
至今，它都未改变速度。不紧不慢，在我们看不见却又能感觉到的空间，恣意地咔咔咔。
前方，一道银色的光帘倾泻，垂至小径上。我驻足，点根烟。
我在重温那个夜晚，那个轻柔的踩踏声。它像雨滴落到屋顶上发出的声响。
我屏住呼吸，弯腰，探出脑袋，贴着地面望去。黝黑里，羊群向井边围拢过去，无数个羊蹄踩出藏青色尘雾，像是湿草被点着后冒出的烟。一阵吭吭的碰撞声、水流声、尖尖的口哨声，阿敏达正用铁桶挑水。刺啦刺啦，羊在贪婪地吮水。咔咔，公羊在打架。嗬嗬，阿敏达在训斥羊。很快，羊群离去，扯出尘浪，涌进灌木丛。空蒙的夜色下传来此起彼伏的哔哔噜噜，那是牲畜在咬断植物。咔儿咔儿，牲畜的咀嚼声。与白天情景不一样的是，畜群在夜里觅草时几乎不出声，就连母羊唤羔子，也是用极其微弱的咩叫，近乎是喉咙里的颤抖。
呜噜噜，猫头鹰在啼叫。
我兜住掌心——现在回想，那一刻我是多么勇猛——呜噜噜地学着鸟叫。欻地，一只鸟从头顶飞去。飞到很远了，隐隐地传来呜噜噜、呜噜噜。
呜噜噜，呜噜噜。这是我发出的。忽地，灌木丛那边响起呜呜噜噜、呜呜、噜噜。我抬脚阔步向阿敏达那边走去。我甚至还吹起了口哨，顺手折断草茎嚼在嘴里。
“我还以为是中枪的猛禽。”阿敏达从十余步之遥压低嗓门说。
“差不多。”我说。
阿敏达身披冬季的大氅，头上还是白天的花头巾。
我永远感谢我的鲁莽。至今都是。我走过去，一把拉过阿敏达的胳膊，一手托住她的下巴——近乎掐住——亲吻她。
她没有挣脱。
我俩向圆头树那边走去。有那么几分钟我俩谁都没说话。我俩并肩坐到土墩上，四条腿并排垂下。她一手持着羊鞭，一手扇去扑向脸的蚊子。相比白天，她面颊呈月白色。她安静地看看羊群那边，又看往别处。也不知为何，我莫名其妙地感到不安，我离开土墩来来回回地踱步，一会儿把手插进口袋，直挺挺地站到她对面，一会儿又向一侧挪出几步。
“你真的不会后悔吗？”
“后悔什么？”
“辍学。”
“没有。”
“你会后悔的。”
“不会。”
她每讲一句话，都要把腿抬起来，放回去。看她那样子，怕是整夜都要坐在土墩上不挪地。我始终与她保持着一杆子距离。这距离刚刚好，我既看不清她的眼神，但又不妨碍捕捉她脸上的表情。
“我是说，你将来也不会到大漠镇，或者别的地方？”
“别的地方？干吗？”
“你不喜欢大漠镇？”
她没吭声。
大漠镇距沙窝地不足百里地，有两三万常住居民。街道不拥挤，屋舍也很简陋。但是，与沙窝地相比，那里却是另外一个世界。那里的夜晚是被分割的，前半夜喧嚷，后半夜岑寂。这点与沙窝地迥然不同。沙窝地的夜晚裹卷鸟鸣、虫叫、风声，使它们浑然一体，发出沉闷的低吟。
“你还是不喜欢大漠镇。”
“我没说不喜欢。”
“猎人与屠夫你更喜欢哪个？”
“我没想过。”
“我的意思是当你坐在马车上时你会号啕大哭的。”
“你的吗？”
她仰起脸，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别过脸。
真够愚蠢的。现在想来，那一瞬间我从她心底抽走了我。那个前几分钟还热烈地亲吻她的我。
“你还不如问我喜欢秃鹫还是喜欢老鹰。”
“那你喜欢哪个？”
“我喜欢它们旋飞的样子。”
她的视线终于从我脸上挪开了。
“到了学校后我会给你写信的。”
“哦，那得等到秋天才能收到。你知道吗？萨和亚的一封信被耽搁了半年，是他女朋友寄过来的，里面还有照片，信封套子都被磨破了，要不就是有人故意弄破后拆开的，总之我们所有人都看了。”
“真够野蛮的。”
阿敏达轻叹了一声，并没有说话。安静地坐着，一会儿向羊群那边看看，一会儿又仰起头看看天空。有那么几分钟我俩都沉默着。忽地，在不远的距离，一道光柱不停地闪烁，同时隐隐地传来摩托车的轰鸣。紧接着出现另一柱光，两柱光交叉着在朦胧夜色下射出粗粗的银色光芒。
“逮兔子的又来了。”
“都是些什么人？老往咱这儿跑。”
“不知道。”
“真可恶。”
我的语调听起来一定是咬牙切齿的。
“据说一只活兔子能卖到两百元。”
“还不是逮去给什么猛犬当猎物。野蛮人。”
“你怎么老是气汹汹的。”
我别过脸，凝视着忽明忽暗灯光，说：“人若没有脾气与牛羊有什么区别？”
阿敏达扑哧笑了。也许是笑的那一刻意识到我并没有开玩笑，她用袖口遮住半张脸，好让笑声闷在袖筒里。
“你是不是一直都在想嫁给羊脸道尔吉？或者是他二哥。”
“谁？”
“你听到了。”
“哦，我是听到了。嗯，是的，是呢，是啊，我正琢磨着呢，不过还没想好。再说，我又不着急。”阿敏达将脸从袖筒里抬起，守住笑，毫不含糊地说。
“那我就不给你写信了。”
“嗯。”
“我真的不写了。”
“我听到了。”
阿敏达说着，双腿一颠跳下土墩，向着灌木丛那边走去。
“我也不会再来看你了。”
“你从来就没来过。”
“嫁吧，嫁给那个脾气温顺，模样也温顺，屁股被踢烂也不吭声的羊脸道尔吉吧。哼，嫁吧，窝在嘎吱作响的马车里，哭哭啼啼地嫁过去吧。让沙窝地每一个人都唱着《花斑月》嫁过去吧。关我屁事。”
“好的。”
5
我抄着一条羊道走了三四里地，折入另一条通往前方缓坡的小路，身后突然响起摩托车声，于是我就地站住等候。很快，从前方的坡顶射来灯光，一条黄毛土狗在光柱下像是烧成一颗圆球似的冲过来。我猛地踢过去，一张肮脏的狗嘴从我眼皮下划过。
“嗨，巴萨尔！”
男人嗓门干硬地喊着。
土狗再次扑上来，我又踢了一脚。沉闷的撞击。土狗吐舌，身子痉挛着，喘气。
“混球！不要踢我的狗。”
一个黑影从光里走近了，我迎了过去。一条结实的胳膊截住我，我的指尖触到一张黏糊糊的胸脯。我的额头感觉到撞在特别坚硬的石头一样的东西上。还有我的腮帮。
土狗一直不停地狂吠。
男人递过来一根烟，我接住，男人掏出打火机，点着，推过来。火苗子莹莹地靠近。我贪婪地吸口烟，鼓着嘴看男人的脸。男人三十五六岁，宽肩粗脖子，单褂外面套了件各处都是兜的坎肩。
“你有十六岁吗？”男人问。
“关你屁事。”
“嗬！”
“我有匕首。”
“如果早十年，今晚你就完蛋了，小伙子！”
“老东西，再给我一根。”
我俩巴巴地吸着烟。
“别哭了。”
“关你屁事。”
男人歪嘴一笑，拍拍我的肩膀，说：“好了，兄弟，哥走了。要不要哥送你一程，你家远不远？”
“不用。”
“下次别让我碰到你。”
“追你的母兔子去吧。”
男人站起身，唤着土狗，点着摩托车，发出震耳的轰鸣离去了。
没一会儿，四野恢复静谧。夜风越来越凉，可我由着性子，敞起衣襟，任凭风吹着，懒懒地挪脚。身前，一径灰白的羊道延伸，道两侧黑乎乎的蒿草像是无数个圆鼓鼓的坟包。有那么几次，我打算折回去跟阿敏达说说话。可具体要说些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面对她，我仿佛总是陷入一种我自己也想不清楚的困惑中——就像是在后来的几十年岁月里，我都不清楚那次我为何跟阿敏达讲了那么些话。我带着一种沮丧的情绪回到家。时间已经是深夜两点一刻了。我在一种非常憋闷的心绪中囫囵躺下，心下发誓，今生今世再也不主动去见她。
翌日，阿敏达像是猜出我发过毒誓似的，竟然没有前来帮忙。不过，这反而使我感到很轻松。接下来的几天，我跟着我家羊群度过了在我人生中极少数的、令我深感孤寂的夜晚。月末，我离开沙窝地，到了大漠镇。之后便在一种浑浑噩噩的感觉中参加高考，然后又在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下在青城读专科。半年里发生了很多事。我认识了很多同学，过起了六人一舍的大学生生活。学业很忙，催得人每天绷着神经。不过，我很快适应了。
除了特意选了声乐专业外，对其他课程我基本上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大学生活的确五彩斑斓。其实我想用“富有神秘性”，但“五彩斑斓”更准确些。因为，我竟然很少想起阿敏达。我甚至以为自己忘掉她了。我不但没有想起她，更没有给她写信。然而，当我在寒风料峭的午后乘上驶往大漠镇的中巴车时，她那张偶尔莞尔一笑、偶尔不以为然地仰起下巴的面孔，倏地撞进我的脑海。而这些又直接在我胸中旋起一股等待已久、扑朔迷离的激动情绪。等中巴车抵达小镇，我换乘一辆破旧的吉普车，被一旁的孕妇挤得不敢大口喘气的时刻，我惊愕地发现自己竟然非常急切地盼望见到她。至于那个我咬牙切齿地立下的誓言早已被这急切驳斥得体无完肤。
当然，回到沙窝地后，我没能马上找到去见阿敏达的借口。不过，机会很快就来了。那年正月初六晌午，马脸道尔吉来拜年。与他同来的还有八九个人，每人都跨骑一辆摩托车。当这拨人的身影浩浩荡荡地、尘土飞扬地出现在路口时，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心潮澎湃。起初，我以为这拨人只是路过。我站到门口望着他们，像很多牧民老人驻足观望路人似的站着。
谢天谢地，这拨人离开土路，缓缓驶近。
“扎，阿穆尔，我们的大学生，羊年吉祥安顺！”牛脸道尔吉大声说着，一边掀帽问候。与夏天一样，他的肤色依旧是酷阳下晒出的茶水色，说话声依旧是粗哑洪亮。羊脸道尔吉也在，除了问候语，他没讲别的，用力地握着我的手，晃了晃，一笑，冻红的腮帮鼓成两颗苹果，这使他那双灰绿色眼睛显得比往常更加透彻。
三个时辰后，我随同他们前往阿敏达家。途中我他们还给芒海拜了年。又从他家带上他的两个外甥。这么一来，拜年队伍从原先的十余人一下子扩到十五六人。正月的白天很短，抵达阿敏达家时已经是暮色沉沉了。遥遥地望见她家烟囱吞吐着青烟。在冬季灰色天幕下，一缕烟仿佛是从地底直直地涌向苍穹。
从那个夜晚至今，我经历过很多有歌声、欢呼声、尖叫声的夜晚。
但是，在我的回忆里没有一个夜晚的时光能抵过那次。直到现在，此时此刻，只要我稍加不小心，它便将我拽进它那甜蜜、温暖、玄妙与怅然混合为一体的旋涡中。仿佛我的前半生都凝固于那短短的几个时辰。
对于我们的到来，阿敏达并没有表示丝毫的喜悦与惊讶，也没有露出该有的——我始终觉得她应该表露——夸张的热忱。这么讲吧，即便是见到了我，她的脸上没有表露些许的异样。我们先是恭恭敬敬地向那木罕老人问安，因为我们都喝过酒，生怕冒犯老人家。然后我们都一声不响地进了屋——这点我不确定。也许我们并没有一声不响。也许只有我一个人不声不响。
屋子很小，只有里外两室，没有独立的客厅。这种居室在沙窝地很平常。大一点的外室有盘铺着毛毯的土炕。当地摆着圆桌，配有五六把椅子算是客厅了。里间是那木罕老人的寝室，有盘暖炕。灶房在屋子东侧。我们当中还有三个女的，我已经想不起她们的名字了。她们二十三四岁，其中有一个与马脸道尔吉谈恋爱，这让我多少有些开心。虽然我其实更希望谈恋爱的是羊脸道尔吉。
我们的酒席很快就开始了。为了能使欢聚不至于因醉酒而迅速结束，我们放慢了节奏，你一言我一句地说些笑话，借着大笑散酒。阿敏达和胖脸女孩一直忙碌着给我们备酒菜。我们的笑声——或多或少有些夸张——一阵一阵的，几乎要把屋顶掀翻了。大约过了两个时辰，我们当中有几个已经沉醉，爬到炕头昏睡。等到临近午夜，只留下我、羊脸道尔吉，还有一个话语不多、酒量却很惊人的年轻人。当然还有阿敏达和那个胖脸女孩。这之前我们也跳过交谊舞，那个年代正时兴那种娱乐。不过因为地方太小了，每次只能有四个人跳舞。所以，整个晚上我都没怎么离开座位。我喝了好多酒。我也与阿敏达说了些话，都是些无关紧要的。比如，好久不见了，学业难不倒我，青城比大漠镇人多啦，等等。（一定就是这些，不然此刻我不可能想不起来。）也许是炉火的烘烤，抑或是睡意昏沉，渐渐地，屋子里安静了下来，我们几个的说话声也变得很低。炕头挤满了人，呼噜声此起彼伏。阿敏达进进出出，在铁炉旁堆起了火炭。空气沉闷，我脱去了外套。我喝酒上脸，从一旁壁柜镜子里我照见了我变得通红的脸颊，就连脖子也是。这让我或多或少有些沮丧。若不是阿敏达脸上没有露出丝毫的困倦，我想我也许早早地找个地方睡了，或是驾着摩托车回家去了。等到胖脸女孩也休息了，桌前只剩下我、阿敏达和羊脸道尔吉。
“小道尔吉，你听着，大学一毕业我就会娶她。”我冲着羊脸道尔吉说。他听了，脸上慢慢地堆起他那惯有的不出声的笑容。那样子好像又在说，这只是个玩笑。他的眼睛瞥了一眼阿敏达，又重新落到我脸上。而我，始终没看阿敏达的脸。我斜过身，几乎把脸贴到羊脸道尔吉脸上。
“你不信？”
“哦。”
“你就是不信。”
羊脸道尔吉抬起手，用手指沙沙地抓了抓头皮，仍旧不吐半句语。阿敏达从一旁说：“是呢，他没有撒谎。”
没等我扭过头接住阿敏达的话，听见她咯咯的笑声。
“阿敏达，你听着，我迟早会把你娶回家。我发誓，我没有喝醉，绝不是酒后胡言乱语。你是我的花斑蝶。”
我把身子一拧，这下我的脸几乎贴到阿敏达脸上了，直直地盯着她。她上身微微向后撤着，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她永远是这样，用一双淳朴而宁静的眼睛盯着你，嘴角挂起浅笑，瞬间将你拖入无限的遐想。而她自己呢，又会隐入那缥缈的、雾霭沉沉的爱的神秘境遇。
“你记住了没有？”
“什么？”
“离天堂最近的蝴蝶。”
“哦。”
“有一种蝴蝶生活在高原雪上，它们的翅膀像丝绸一样的柔软，身上还有珠红色的圆斑。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呢。”
“你不要笑。”
“我没有笑。”
“你在笑，你的嘴唇在动。”
“那不是笑。”
“那就是笑。”
阿敏达挣脱出我的胳膊，站起，开始收拾桌子。桌上很糟糕，杯盘狼藉。我好像醉了，脑袋昏沉，只觉颅顶压着十个腌菜瓮。我将双手相叠，趴到桌子上。大概过了十几分钟，或者比那更长，我不确定。我醒来后，发现桌上只有我自己了。桌上已经被清理了，灯也被关掉。铁炉烧得直冒热气。地上尽是鞋子，炕头尽是脑袋和穿着棉裤、毛裤、绒裤的胳膊或腿。抬脚到外面，透凉的夜风狂欢似的席卷着我。泛着紫色光芒的夜色间，一道薄薄的光墙从灶房门缝间射出来，我走过去，推开那门。黏糊糊的水蒸气扑面而来。挨着屋顶能看到水蒸气像是云层似的飘浮，云层的一角被灯光染成橘色。在那橘色云间以及搭在横木上的羊毛大氅下，露出半截女人的后背，女人的马尾辫，女人的两条胳膊，插在玻璃瓶的蜡烛，沾水的锅盖，冒着热气的碗碟，女人烫红的手——我站住了。
我只是停顿了片刻。我没有犹豫。
那一刻的我不是后来的我。后来的我是另一个我。这些年，我总是如此猜想。不然，我怎么可能从我布满冰雪的高原上跌落下来呢？
她弯腰的姿势，她向我展露的毫无提防的姿势——我没有立刻扑上去。锅底黑乎乎的水被她搅得打起小旋涡。脏兮兮的水身，快速地旋转，不停地旋转，旋出裸露的沙包、蓬松的驼毛、翻滚的沙蓬草、龟裂的手掌、摇摆的风柱，灯苗左右扑闪，我抬胳膊，猛地一扇，摞到一起的碗碟、女人湿漉漉的手，铜色腮帮，低垂的几绺头发，都不见了。
稠密而柔软的黑包裹着我。
夜的本质是柔软的。柔软中整个黑夜发出低音而甜腻的呢喃。那不是雨丝落在树叶上的声响，不是鞋底与湿漉漉的地砖摩擦的声响，也不是某只翅膀湿透的虫子爬行的声响。
那是我的呼吸。还有她的。
冬季漫长的朝霞终于驱走了幽暗的晨色。我没有留下与他们一同吃早茶。我匆匆离开那里。在门口与宿醉未醒的马脸道尔吉撞个正好，但我俩谁都没说话。不知为何，我从马脸道尔吉眼神里捕捉到意味深长的、只属于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心照不宣的鼓励。当然，当我跨上摩托车，踩实油门就要离开时，阿敏达走了过来，握了握我的手，用类似姐姐的口吻轻轻地说了句：“回去好好读书，你和我不一样。”
6
1998年7月大专毕业后，我放弃在大漠镇某中学当音乐教师的机会，执意留在青城。起初，我没有找到工作。到了秋末，我在青城一个名叫锣鼓巷的巷口摆起了地摊，零售从京城批发回来的秋衣秋裤、棉衣棉裤、围巾毛袜。对这份勉强糊口的营生，我其实没有一丁点儿的热忱。如果不是从一条秋裤或秋衣上获取十一二元的毛利，无论如何我都很难在凛冽的寒风、呛鼻的灰尘中坚持下去的。同时，我还利用晚上时间到雪地苍狼酒吧唱歌，我把这个称为“卖嗓子”。
当我抱着吉他，在酒吧甜腻空气与炫目灯光下，唱起一首首悲伤的爱情歌时，我常常把自己唱哭——如今的我早已原谅了那个多愁善感的我。我也毫不怀疑多愁善感源自那间逼仄黝黑的灶房、潮乎乎的水蒸气、柔软的羊皮大氅、烧焦了似的碎发，还有毒辣的大太阳、草垛、镰刀、歪脖子树、羊肠小径、沾着草汁的镰刀、羔羊的嘴唇。很多年以来，它们轮番地充塞着我的回忆。而回忆的天幕下，在它银灰色浓雾中，一张戴着头饰的女人脸不断地若隐若现。头饰两侧帘子缀满红玛瑙、绿松石，用小小的银豆串连的穗子——它们以无可比拟的雍容姿态向我宣告我初恋的结束。或者说，用它们源自古代游牧民族庄严的造型告诫我，生活并不是我想象得那么热气腾腾。
是的，阿敏达并没有嫁给我，甚至都没有等我毕业。
这倒不是我对她不够真诚，也不是我停止对她的追求。在学校时，我常常给她寄去厚厚十多页的情书，偶尔里面还夹着树叶、照片、明信片什么的。但是，我从未收到过她的回信，一封都没有。至今我都不知道我的那些情书是被她烧掉了、撕毁了，还是被丢在某个木质邮箱底。关于那些信我也从未向她提起。但我不怀疑她是故意不回信。不然，当蒙着她的头巾被掀起，她的眼神穿过好多个肩膀不偏不倚地与我的视线相撞瞬间，她的双眸间闪过旁人不易察觉的忧伤——应该是忧伤的神色。
此时此刻我都很坚定。不过，也许是我的幻觉。
那是个冬季极寒的凌晨——又是个天气糟糕的日子。
眼下亦是。
秋雨中的都市夜晚，阴郁、灰暗、潮湿，从高架桥走过几个缩着脖子的人。极寒的凌晨，哦，雨水好缠人。
还有凛冽的北风。
浩浩荡荡的送亲队绕着堂哥家的屋子转圈。有驭着两匹马的双轮宽床马车，有轮子高过我的大型马车，有用苫布遮罩的带棚子的马车，还有用羊肝红色绒布笼得严严实实的小马车——棚内主人是阿敏达。这些马车都是老木匠手里遗留下来的。
她终于乘上仅属于她的高大的、结实的马车。
我站在堂哥家屋前的空地上。那里铺着两张毛毡。一会儿阿敏达会踩到那上面。从我一侧临时搭建的帐包不断传出洪亮的歌声，民间器乐奏出的令人不由跟着哼起的曲调。而以帐包为核心的巨大漆黑里不断传来马蹄声、小孩的尖叫、狗吠、马嘶叫。还有喷着火星子的烟囱、带着幼崽的虎斑猫、扑突突飘飞的风马旗、端着茶壶急走过的女人、横冲直撞的晨风，以各自的招数制造各自的聒噪，驱逐荒野清晨的宁静。当堂哥牵着阿敏达的手，并肩站到毛毡上时，她的头巾被风掀起，又被风遮掩。而就在那瞬间，我捕捉到了仅属于我和阿敏达的三秒。她瞥了我一眼。
很匆忙的一瞥。
天大亮时，我已经坐在家里的铁炉前，守着一只从羊圈被我抱回来的羔羊。羔羊的四蹄冻得硬邦邦的，如果我晚回一会儿，它就会被冻死。烤着暖乎乎的炉子，我开始揉搓我的耳朵。路上我大概是忘记放下棉帽的护耳了。我没有感到疲乏，也没有感到困倦。耳朵生疼，发痒，我无法停止揉搓。太阳升起后，我到羊圈看了看，又有两只母羊下了小羊，我把小羊抱回屋放到炉旁。屋里屋外都很寂静，除了木头毕毕剥剥的碎裂声外，什么声响都没有。羔羊也没叫。
前方，几盏灯下，有一把长椅。长椅后面是锣鼓巷花园。早年的锣鼓巷已不在。我沿着花园橡胶道向花园深处走去。我的左侧有间锥形房顶的小屋，突出的门楣上用铁架固定着四个字：青城驿站。对于那个曾经在这附近摆摊的自己，我懒得回忆。我只记得，与相邻的几个摊主相比，我从不叫卖。也不会坐在有厚垫子的椅子上。多数情况下，我对冬季短暂的白天感到厌烦。每天出摊也很晚。如果当初不在酒吧谋生——其实对于当初的我来讲，那是一种追梦的日子——我可能老早就离开了青城。不过，我也不确定。因为阿敏达嫁给我堂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回沙窝地。我还正儿八经地谈起了恋爱。
对方年长我三岁，不过看起来要比我小好几岁。她脾性很安静，爱笑。
除了突然的偏执外，几乎没什么令人接受不了的习惯或者想法。我们很少发生矛盾。她在一所大学读本科，学语言学的。我们交往八个月后住到一起。偶尔，她会跟着我到雪地苍狼，但她从不喝酒。她的老家在北方草原深处。那里，到了隆冬时节，更北的狼群就会出现在她们家牧场上。
“我的祖父年轻时经常猎天狗。天狗，你知道的吧，是狼，呸呸，不能说这个字的。我的祖父是个厉害的老猎人。我祖父说，万一在荒野山地撞见天狗了，而天狗也刚好准备攻击你时，你就得这样撩头发，这样——”她说着把手伸过我的后脑勺，抓了抓我的头发，继续说：“把头发甩起来，甩出火星子，天狗就会怕你。”
“假如是女的呢？”
“唱歌喽。”
“还不如尖叫。”
“那会激怒天狗的。”
“嗬！荒唐。”
“真的，到了初春，兔子的眼睛会变成蓝的，视力变得很弱，只要你能不出声地靠近了，就能空手逮住兔子。”
“那你的祖父不用铁夹子猎兔子吗？”
“用啊，天气贼冷贼冷的时候，祖父用马粪煮铁夹子，然后埋到某个动物的尸体或者天狗的穴口附近。被铁夹咬住腿的天狗想用牙齿咬断铁夹子，哪能咬断呢，根本不可能。舌头还会跟铁夹子粘到在一块儿。你到底有没有听？”
“听啊。”
“你没有。”
“我有。”
“你在想什么？”
“蝴蝶。”
“什么？”
“雪地、狼穴、猎人，还有沙窝地、土墩、老婆子土螺。”
“你没有。”
“我有。我会用马车娶回你的。”
“你确定是马车？”
“是。”
“是什么样的马车？”
“跟古墓出土的那种差不多。”
“你不爱我。”
我没吭声。
“是不是？”
我们并排躺在一间宽敞的屋内。她又重复了一遍。然后见我闭上眼，她起身——她好像忙了一阵。等到屋内恢复宁静我睁开眼。她再没有来见我。
一间很宽敞的屋。阳光从窗户外洒进来，落在壁布上，暗绿色壁布。许久后，阳光从那上面移去。再没有别的。
7
过了五六年，我与三个校友及我的第六任女友组建了乐队。乐队的名字叫“歪脖子树”。我们在青城北二环租了间工作室。从我们工作室西侧的窗户能望见青城火葬场。每当土灰色烟囱吐出青烟时，车子（他是马头琴手）会说一句：“哦，老天爷又少了一个孩子。”
“那你赶紧给老天爷造个儿子啊。”鼓手小肖往往会以类似的话反驳一句，然后我们就发出大笑。
我们乐队的主打歌歌词多数是关于“死亡”“重生”“来生”或者“诀别”的词句。我们有时候谈论歌词到午夜。有时候因为一个歌词的取舍争得面红耳赤。
“对于一个人来讲，爱情先于生命死亡，青春先于激情死亡。”车子说。
“爱情与生命同样永恒。”小肖说。
“这世上没有永恒的，除了世界本身之外。”车子的女友说。
“我们假设爱情是永恒的。”车子冲着他女友说。
“没有假设。”
“我的意思是永恒的主题，艺术永恒的主题。”小肖说。
“那都是一种幻影。”
车子的女友是个油画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当我们在工作室排练时，她会在一旁画画。她的画我看不明白，没有具体的人像，也没有具体的物像。都是蝌蚪似的，或者音符一样的曲线与斑点，扭曲的山体、树木，飞驰的马桩。
“我倒觉得爱情总在回忆里。”车子突然说。
“是不是啊，嘎纳斯？”小肖问我。
“回忆本身是真实的，还是真实本身是真实的？”我说。
“回忆。”车子的女友说。
“是。”我说。
我们偶尔也会到草原拍MV，到大学校园免费演出。有那么一次我们还参加了青城的春晚。等到我三十五岁了，我已经忘记交了几个女友，八九个，或者更多——假如把那些三五天的交往也包括进去的话。到了三十八岁那年，我莫名其妙地对谈恋爱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厌倦，对爱情仿佛产生了生疏感。有那么一两年，我身边没有任何女人。我们的乐队也解散了。没有特别具体的原因，或许是因为我们的歌老是在自我重复，用车子的话讲：“跟不上时代的节奏，掐不准时代的脉搏。”我们在雪地苍狼（后来改名叫蓝色妖姬了）喝了顿散伙儿酒。那次车子的一个女同学也在。我给她唱了首《花斑月》，是我们乐队当时最火的歌。也不知为何，她哭得稀里哗啦的。哭累了，她跟我说，她特别喜欢这首歌。不过，我趁着女人上卫生间溜掉了。那是我头一次主动地逃离“爱情”。这点毋庸置疑。
我很明白，如果继续下去我和这位穿身黑衣裙的女人必定会有故事。走出酒吧，我走在青城繁华的街道上——虽然我排斥类似的形容，但我也找不出别的词句——和此刻一样，我像是走在一座与沙窝地相差半个世纪的时代里。在青城生活的二十余年间，青城一年一个模样。用车子的话来讲：“我们在制造时代，时代却又不停地甩开我们。”其实，这些年，沙窝地的变化也不少。人们早已习惯了为期三个月的禁牧，遇个干旱年景人们依旧不厌其烦地清除醉马草。那么我所谓的“半个世纪”的差别又是什么？我想，是我本身，是我面对我自己时的陌生感。这些还得从我再次与阿敏达相遇之前讲起。
我三十岁之前，出于对我的担忧，母亲也会与我提起我的人生大事。而我总会以各种理由搪塞。后来，等到我过了三十三岁，母亲便不再直面提起，而是用一种怅然的语调跟我提起结婚后离开沙窝地的年轻人。她说：“嚯勒嘿的，孩子们都离开沙窝地了，我们的羊脸道尔吉给一户牧驼人家当了赘婿喽，马脸道尔吉成了城市人喽，在大漠镇安了家喽，芒海的两个外甥也当了国家干部喽。”
“额吉，要不你跟我到青城吧。”
“哦，不不，那里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
“要不您到大漠镇吧。”
“不不，那里也没有几个我认识的。”
“慢慢就都认识了，您可以经常到芒海叔叔的店里去坐坐，咱沙窝地人经常到他那儿。”
“不。”
“为什么呢？额吉，我是没法回来陪您的。”
“再有几年你的阿拜就会回来的。”
这是我从收到父亲的那封信之后，母亲头一次与我正儿八经地提父亲。而“你的阿拜”几个字，具有某种我不可抗拒的冲击力，瞬间将我推至那个一字一句读信的午后。这使我很烦躁。同时，我也为我的烦躁而烦躁。我立刻离开沙窝地，前往大漠镇，然后去找芒海，因为我想知道父亲当年究竟为何入狱。
我想知道更多细节。
芒海在小镇买了间向阳的车库，倒腾古董。店面很小，五六尺长的玻璃柜内一溜摆起材质不一的鼻烟壶、烟嘴、毛主席像章、成串的马钱、银碗，靠墙的货柜内列着七成新的毡靴、绣云图的马海、景泰蓝马鞍、浸着煤油的马灯。
“嗯，我想想，对，是1978年秋季，那年沙窝地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到了秋天，你父亲跟往年一样，到打秋草的地方打草。等他打完了草，打算运回家里，但是，那片草场已经是别人家的了。人家弟兄俩来了，截住你父亲要你父亲掏钱。你父亲当然不愿意喽。三人就在野地发生了口角。那兄弟二人呢，把你父亲打下的草给烧掉了。你父亲呢，就用四股叉把那大的给捅了，把人家造得瘫痪了，走不了路了，后来死了。简直就是灾难。”
“的确是灾难。”
“不过，我倒觉得那都是命，谁都无法绕过去的劫数。你瞅瞅我，我把我自己给困住了。嗬，我不喜欢提起过去。”
芒海患了脑梗，右胳膊右腿不听使唤，走路离不得拐杖。
“为什么？”
“骗局，都是骗局。”
“谁设下的？”
“我们自己。”
须臾，我俩都沉默着。他安静地看着马路上穿梭不停的车辆。
“那也成了古董了？”我指着靠货柜的木质轮子说。
“当然，你瞅瞅那铆钉，那可都是老件。”
“是从老式马车上卸下来的？”
“的确是。”
“我没见过，我只是听我祖母提起过。”
“没人见过，都是传言。说是有过，就连咱沙窝地的老木匠也是听老古人讲的。”
“哦。”
“前几天她还来过我这儿。”
“呃。”
我俩的视线不约而同地撞到一起。
“她还老样？”
“你是指模样吗？”
芒海停顿了些许，然后说：“她现在就在布拉格敖包那边，每年夏天她都会在那里待上三四个月，算是走夏营地。”
芒海仰起脸，眼睛从老花镜上空直直地盯着我。
“哦，我有十五年没见到她了。”
“你可以去看看，我的意思是，你或许相信一些美好的事情一直在延续。毕竟，我们活一回所能留下的只有思念。”芒海平静地说着，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他额上的褶子比往年深了许多，好比是用刀子划出来的。
“假如那些都是幻影呢？”
“所以我才说一切很可能是骗局。”
离开芒海的店，我驾着一辆黑色四驱车前往布拉格敖包。从小镇出发，直直地向北。我没有走国道，也没有向途中牧人家问路。我想我能找到。
这是一种毫无间隙的距离，就像此刻，我在雨中，在幽暗的公园里漫步，但我竟然嗅到她身上的体香。这的确是一种毫无隔阂的拥有。
灰白的单车道穿过沙丘地，继续沿着平展的滩地前行。滩地南北距离足足有三十里地，一条柏油路横过中间，将滩地分为南北区。很久早以前，这里住着一户郝尼楚特氏台吉家。据说家里的畜群上万头。后来被圆帽土匪活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里还是一个后来嫁给王爷成为福晋的女人家。只是现在什么都没有，据说这位福晋的娘家人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鼠疫夺走了性命。屋子也被烧毁。这里也有过狼群。关于猎狼的传说一直是很多老人口中的谈资。
太阳从午后的灿白色变成娇红色了，路旁灌木丛都被染上一层橘色。东边的天空上涌起大片的白云，云脚却是黑乎乎的湖蓝色。过了滩地，望见布拉格敖包。敖包两侧有左右肩膀似的坡。东侧膀下有一户人家，南侧还有一户。这一户有院子，屋前一里地距离高压线铁架依次排列。路从那震慑人心的铁架下延伸。前方，小小的土屋。看样子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造的，墙脸贴着青砖。墙脸当中有门，左右各有窗户。原先的木质格子窗换成铝合金的，怎么看都与整个屋子不搭调。屋前玛尼宏祭台上的风马旗很旧了，成了灰白的布片，上面印着的飞马图早已不见。羊圈在屋子东侧，除了暖棚是用土砖垒砌的，其余则是用铁丝、树干、护板等组成的方形院子。那里黑乎乎地铺着羊粪。
屋门挂着锁。
暮色渐暗，娇红的夕阳终归是下去了。先前满眼的橘黄色褪尽，大地回到原先的铁锈色。东边，长着大片车前子、青芨子的地方，有人赶着羊群往这边走来。我从走路姿势认出是阿敏达。她大概没有认出我，向这边看了看，保持着原先的步履，尾着羊群。等到她把羊群赶回圈。
那一刻我什么都不想。我只是在看着她越来越近。
四周终于被朦胧的夜色覆盖了。走近了，阿敏达把遮阳的帽子取下来。遮阳帽子是那种自制的，整个面孔上只露出一双眼。我没说话。依旧站在屋前。我脚下扔着五六根烟蒂。
“来了？”她说。
“嗯。”
第三天中午，我回到青城。令我自己都惊讶的是，没过几天，我竟然与一个比我大七岁的女人谈起了轰轰烈烈的恋爱。女人原先是某个歌舞团的舞蹈演员，与我认识的时候是个还没有成功作品的编导。认识的第八天，我俩租了套公寓住到一起。她离过婚。但一直没有生育。用她的话来讲，她来人间不是为了生儿育女的。我好像也是。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到最后——我俩谁都没提起结婚的事。在一起的第三年头上，有天早晨，她搬走了。临走，冲着我很平静而礼貌性地笑笑，说：“你给我讲的传说故事都挺有趣的。”
“那些不是传说故事。”
“还有关于那什么毒草的，嗯，什么来着，对了是叫‘醉马草’的，还有三个‘道尔吉’的，不过，最关键的是关于一个女人的，我都记住了。”
“你没必要记住。”
“算了，就这样得了，还有，你真够不真实的。”
“哦。”
女人走了，留给我的是她送的一套茶具，还有她买的窗帘、台灯。
我没有难过。或者说，我没有特别的难过。我只是把自己关在屋里睡了几天，然后写了些歌。不过，没有一首是完成的。后来我帮着几个年轻人策划着出唱片，联系演出地点。同时，我也用大把大把的时间睡觉，胡思乱想。
8
安葬完父亲后的几年里，我多数时候在大漠镇。一方面为了方便照顾母亲，另一方面是随时可以与阿敏达见面。父亲死在监狱那边送去给他治病的医院里。他六十八岁，患了前列腺癌，在监狱里待了整整四十年。他本可以早点出来，但据说他在里面时把狱友的下巴敲碎了。
为了打发时间，我经常到芒海的古董店。他的店比原先大了两倍，门匾也换成“杭林人银饰店”，除了销售旧物外，还出售各种新款的头饰、手镯和项链。
“帮我请个老喇嘛。”有天我跟芒海说。
“怎么，想要在老家造宅子？”
“不，老梦见父亲。”
“哪种梦？”
“乱七八糟的，梦里他老是在我身后出现。”
“只是个梦。”
“我看到他的眼睛了。”
“他也看着你？”
“好像是，和我的一样，他的眼珠也是灰绿色的。”
“嗬，血脉里的东西啊，没法割舍。太阳的土地哟，咔嗒咔嗒，疾驰的马车，驭车的人哦，马车消失在黛色地平线上喽。”
“你唱得越来越不好听了。”我盯着芒海那双从灰绿色变为暗灰色的眼珠说。
“那又怎样？唱歌的人都死了，歌还在。就这么简单，你说呢？”
父亲的骨灰埋在歪脖子树下。起初母亲觉得不妥，因为歪脖子树挨着滩地，同时从那里又能望见我家房子。在沙窝地，人们忌讳坟地选在能望见家的位置。不过在我的坚持下，我们还是将父亲的骨灰安葬在歪脖子树下，具体位置选为树东侧，腰一样粗的树或多或少能挡去我家房子。
请老喇嘛回到沙窝地的那天，天气很热，干燥。母亲要我待在屋里，听老喇嘛念经。可是我一刻也待不住。我到处走走，有五六只羔羊，其中一只嘴唇起了脓包，嘴唇难堪地裂开。我从这只羔羊的脖子下捉去三只胖胖的狗豆子。然后把狗豆子塞进母羊嘴里，母羊嚼着吞掉了。也许是春季以来下过几场小雨，这一年滩地上没有长起醉马草。面对父亲，我始终找不出任何一句话来表示该有的怀念，即便是在心下，我也没有念叨什么。我本想把那封信拿到他坟前撕掉，可是它被我严严实实地夹在书页内。
到了秋天，我去见阿敏达。她还在布拉格敖包那边。那次，我没有在她家留宿。临别，她跟我讲，秋末她儿子要结婚了，邀请我参加婚礼。
“你会来的，是吧？”她说。
“是哪天？”
“阳历的10月3日，你们城里人习惯说阳历。”
“我什么时候成了城里人？”
“好多年前。”
“那是什么时候？”
“在你家清除毒草那年。”
“哦。”
“不是吗？”
“我不知道。”
“马车呢？”我说。
“哦，不用了吧。没人会造那种马车了。”
婚礼那天，与二十多年前一样，堂哥在屋前搭了帐包，款式上却比当年漂亮得多。里面的空间也很大，足足摆了三十桌。堂哥对于我的到来表示很欢迎——不知为何，我对堂哥没有丝毫的亏欠之感，从未有过。他用三杯酒邀我当婚礼主持人。也许，了解内幕的人会觉得很滑稽，但我自己是没有这种感觉的。我甚至觉得，那个将要为人之夫的年轻人，是我的孩子。等到上午十一点半，客人们已经坐满了帐包。我穿了身佩有鼻烟壶的长袍，戴上新买的礼帽。帐包外飞起了八个硕大的红气球，每个球体上都印着大大的喜字。天气很好，万里无云。一声爆竹声，有人喊：“来了，来了。”帐包里传出众人的歌声。这之前，已经有三十多人牵着十匹马在一里地之外的路口等候——按照规矩，送亲来的女方家客人先是驱车抵达那里，然后让新人和嫂子等换乘准备的马。先来的一拨人驾车绕着帐包转三圈。车窗都敞开，能听到从里面传出的歌声。这些车辆可不是什么两轮或者四轮的马车，而是金龟子壳似的泛着光的轿车、越野车，以及能装四十多人的客车。有无数条胳膊从车窗里伸出来，挥着，有的还握出颜色鲜亮的纱巾。尘土飞扬，热浪扑面。车尾着车，像是浩浩荡荡的巨型蚂蚁阵。蚁阵头尾相接，将我们围拢。很多人情不自禁地发出尖叫，还有女人泪流满面。几个穿着长袍的男人——虽然闷热的天气已经使他们不停淌汗——站到屋正南玛尼宏祭台一旁铺着毛毡上。毛毡上摆着小桌。桌上有两瓶酒，一盘盛着羊头的油饼，羊头的额部放着一块圆形道格（其实就是奶酪）。我走到祭台东南侧，那里铺着两张为新娘下马准备的毛毡。很快，四匹马停在两张毛毡上。我一手端着银碗，一手拿着话筒，一边用酸乳点着马额头，一边绕着新人吟诵赞词。
毫无疑问，那一刻我心如止水。
完成仪式后，我跟新郎说：“你得抱着新娘下马，与马鞍子一起抱下来。”
“叔叔，一定得把鞍子也一同抱下来？”
“是的，骑着鞍子下来。”
这件事传到网络上后，惹得网友们骂声一片。说什么的都有。但我根本不在乎。对于陌生人的各种猜疑与责问，甚至谩骂，我也没做任何解释。其实这不是我随意为传统婚礼添加内容。在沙窝地人们心里，灶神为女性。新娘嫁到婆家的第一件就是从婆婆手里接过掌勺，也就是造饭的厨具。那意味着新媳妇就是这个家庭接管灶膛的人。所以，沙窝地牧人屋前风马旗飞马脊上有一轮火轮。也就是说，将新娘与鞍子一同抱下来，代表着迎接了自家火神，而在沙窝地人口中这个火神是不能随意丢下掌勺的。
我突然觉得，她所选择的刚好是这个代表着火热生活的掌勺，而不是我心心念的幻影，所谓的爱情。她也不是我曾看见或者飞舞于我念想中的花斑蝴蝶，而是在雪山高原熬过零下十几度后等来阳光的蝶蛹。她拥抱了活着的飞舞本身。
“嗬呀，都在谈论你。”芒海说。
“我差点成网红了。”我说。
“嗨，那些都是传承了多少代的风俗。他们倒好，嚷嚷个不休。”
“不管他。但是，我发现了一件事。”
“什么？”芒海问。
“她儿子的眼珠颜色可与咱的不一样。”
“那又怎样？”
芒海停顿了许久，说：“你堂哥人不错。”
“闭嘴，你这个老头子。”
我们再也没有提起这事。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过了那么风平浪静的两年。我虽与阿敏达不再频繁地见面，但总会隔个三五个月见一次。直到九个月前，母亲来电话说：“你堂哥出车祸了。”
我以为我能在医院见到堂哥。但是，我见到的是躺在停尸箱内的尸体。蒙着面。我陪着阿敏达，以及她儿子儿媳守了一整夜。
我们都缄默着。停尸间一角放着小型播放器，不断传来录好的诵经声。我们几个所做的就是不停地换去燃到底盘的酥油灯。我们点了一千盏油灯。阿敏达看着很憔悴，但她没有在我跟前落泪。她的儿子也是。倒是儿媳妇不停地抽抽噎噎地擦眼泪。
第二天，我们将堂哥的骨灰送到老家。天气依旧是熟悉的干热，我们每个人都蹙着眉头。送葬人中还有羊脸道尔吉，他胖了，显得比年轻时还要精神。芒海拄着拐杖，费了好大劲才往墓穴里放了三枚银圆。晚上，我没有参加答谢宴。直接回到沙窝地。
这一年又是大旱。醉马草依旧张牙舞爪地覆遮着滩地。我跟母亲说：“明天我去砍醉马草吧。”母亲说：“你堂哥刚走，咱就不要动土了。等过了头七再说。”醉马草一天一个样。遥遥地望去，红簇簇的。
“哦，嚯勒嘿，苍天保佑，云在造塔，要下暴雨了。”有天早晨母亲望着正南天际凸起的云层说道。
于是，我在一种焦躁不安中开始等雨。到了午后，云层却不见了。傍晚，又是从西北方向涌出来。夜里，一阵阵雷声从四野上空炸开。空中里不断轰响。第二天，醉马草叶子都变黑了。母亲说，醉马草最怕打雷。
没几天，我回到青城，住进工作室。原先的三个灯泡，坏掉两个，屋里显得很暗。我开始收拾。我想，我得挪个地方。不是大漠镇，不是沙窝地，也不会是阿敏达的夏营地。事实上，九个月以来，我没与阿敏达联系。
今后也不会。
雨停了，或者是没有。也许是帽檐挡去了雨脚。走出花园，我沿着一条黑漆漆的小巷走去。路灯从裸露的树枝间洒下病恹恹似的光，几乎照不亮路面。路牙子直直地向前延伸，在距我百米远插进一团黑里，不见了。一会儿，一豆光从那团黑里慢慢地越变越大，越变越长，很近了，嗡嗡响着从我身旁发出闪过。紧接着又出现一豆光。不过这次的很快，转眼间从我身旁闪过。同时，拖来长长的轰响。等过去好久了，小巷里仍回荡着刺耳的回音。小巷仿佛在摇晃。仿佛一辆超大的巨型马车正拖着整座城市在疾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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