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璐
《申质堂夫子全稿》考述
刘 璐
《申质堂夫子全稿》（以下简称全稿）四卷，清申廷銮撰。今存清乾隆庚子四十五年（1780）鹤轩氏印格纸抄本，藏于陕西省图书馆。《中国古籍总目》无其他版本著录。
由于该版本卷首无目录，亦无序跋，有关申廷銮的生平资料甚少，《清史稿》等正史无传。因此，关于其生平的考述，主要借助以下三方面材料：第一，查阅地方志相关材料。申廷銮在清乾隆四十八年刻本《三原县志》卷7《选举》①刘绍攽：《三原县志》卷7，清乾隆四十八年刻本。中有记录，为清康熙年间贡生，其他信息不明。第二，参考作者其他相关作品集。经过查找图书馆资料发现，作者申廷銮另有一部诗集流传至今，名曰《申质堂先生诗集》（以下简称《诗集》），今藏于西北大学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由王佩钟编次，清道光庚子二十年（1840）成都郡署刊，一册，前有清道光庚子二十年十一月王治所写的序。该版本封皮无任何字样，扉页即是王治的序。结合此序及对比所选的诗歌题目，笔者选定此本为点校《全稿》的对校本。《诗集》内容包括五七言绝句、五七言律诗及五七言古诗约一百首。序之后，正文之前，有“受业王佩钟颍川编次，小门生王治平轩梁佩纫兰校字”字样。按，王佩钟曾任教谕，《安塞县志》卷3《秩官志》记载：“王佩钟三原人，举人，嘉庆六年任。”②《安塞县志》卷3，民国三年铅印本。《国朝诗人征略》卷46记录：“王佩钟，字颍川，陕西三原人。乾隆年举人，官安塞教谕……先生令子平轩比部治……”③《国朝诗人征略》卷46，清道光十年刻本，第427页。由此可知，作序者王治乃王佩钟之子。王治，《清朝进士题名录》（中册）“道光二年壬午恩科”条记载：“王治陕西西安三原县人。”①江庆柏编著：《清朝进士题名录》（中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17页。《国朝御史题名》“道光二十七年”条记载：“王治，字熙哉，号平轩，陕西三原县人。道光壬午科进士，由刑部员外郎考选河南道御史，升任四川成都府知府举人。”②《国朝御史题名》，清光绪刻本，第108页。另，《清秘述闻续》卷4、卷14则曰：“王治，字平轩……”究竟平轩是王治的字还是号，此处暂不做过多考证论述。既然能为申廷銮的编次诗集，并为之写序，可见王氏父子与其交情匪浅。这些表现在，王治在《诗集》序中对申廷銮的字号、籍贯及与王氏父子的关系都有交代：“申质堂先生讳廷銮，字幼舆，世居三原城南之申家堡，馆余家者二十余年。”申廷銮不仅做过王佩钟的“家庭教师”，而且一做还是二十多年。“先颍川公少孤，力学自成，童以至壮岁，皆从受业。诵习而外，凡立身涉世，多所取法，一以醇正为宗，每举其嘉言懿行训余兄弟，故能略知梗概。”由上述可知，在跟随申廷銮先生学习的二十余年间，王治的父亲王佩钟不仅积累了知识，还受到先生醇正人格的熏陶，并以此教导王治兄弟。而王治也在父亲的教导之下对申廷銮先生学问及人品涵养方面有大致的了解。此外，王钟还写道：
（先生）生平至性所感，时流露于诗篇，兴酣落笔，忽不经意。先颍川公胥收存之，家藏手录四卷，题曰《申质堂夫子诗稿》，乾隆庚子冬抄敬录。余小子怆怀手泽，追溯渊源，宦游所至，尝置左右，暇即讨论。其间会成一帙，稍以己意为取舍，非敢僭妄。若斯亦曰良工不示人以朴，推之作者本心，或有合也。
这段话叙述了申廷銮的诗歌创作及《申质堂夫子诗稿》（以下简称《诗稿》）与《诗集》的关系渊源，并且声明了编次宗旨，即“非敢僭妄”。编次成书之后，王钟对此很满意，才说倘若先生还在世的话，此“精编本”应该也是合他心意的。至于序里提到的“手录四卷”《诗稿》与现今点校的《全稿》是否为同一版本，抑或是两者之间有何渊源，通过序里的一段话可略知一二：“今岁庚子，距先颍川公手录之年恰一周甲……道光纪元之二十年冬十一月十六日，门下晚生王治平轩甫百拜谨识于成都郡署退思补过之斋。”明确说明此序写于道光庚子二十年，而根据“距先颍川公手录之年恰一周甲”可知，王佩钟手录四卷《诗稿》是在乾隆庚子四十五年（1780），这与陕西省图书馆藏本《全稿》封皮的“庚子岁抄鹤轩氏录于研经草堂”甚是巧合，但其中重要线索“研经草堂”亦查无所证。因此，《诗稿》与《全稿》是否为同一版本，还有待考证与商榷。此序详细地介绍了《诗集》的编次来源，但对于申廷銮的生平只做了大概模糊的介绍，连最基本的申廷銮先生的生卒年也没有记录。
在外证缺失的情况下，《全稿》中倒是保留了一些原始材料，将内证与外证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还是可以大致勾勒其生平及家庭情况。经过研读文本发现，粗略统计一下收录的诗歌，其中诗题或诗句、注释涉及具体诗歌创作纪年的共25首，如《丙申》、《庚子天中节前二日偶作》、《戊戌正月十九日作》、《己亥孟冬张宗琛招饮小观音寺偶忆旧游自成长句》等，或在诗题中，或在诗句中，又或在双行小字注中出现有关时间纪年的字词。尤其在卷1《戊戌正月十九日作》“岁数已经添甲子”一句后的双行小字注释：“予戊戌相，今六十一。”直接道明了自己的生年。诗题为《戊戌正月十九日作》，结合申廷銮是清康熙年间岁贡生及诗句“岁数已经添甲子”做参考，此“戊戌”指的是康熙戊戌五十七年（1718），这一年申廷銮61岁，则可知其生年为顺治丁酉十四年（1657）。对此，其他诗歌亦可佐证，如卷1《丙申》：“倏忽韶光逝，年年愧此晨。乏才诗笑世，多病老欺人。甲子行将满，春秋志未申。抚怀悲皓首，终古一齐民。”“甲子行将满”是说作者今年将近六十岁了，而按照上文的推论，此处“丙申”指的是康熙丙申五十五年（1716），按照诗人生年为顺治丁酉十四年的话，此时申廷銮五十九岁，“甲子行将满”的说法是成立的。又如《庚子立秋前二日作》“良宵人伴蒹葭老，白雪发添颊鬓稠”一句，诗题已表明乃庚子年所作，即康熙庚子五十九年（1720），按照上文说法推断此时申廷銮先生63岁，年过花甲再加上生活困顿，“白雪发添”是完全符合人之常情的。除上述两首诗之外，可以佐证申廷銮生年的诗歌还有很多，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我们从诗歌中除了可以考证申廷銮先生的生年，还可以大致了解先生的生活及家庭状况。在序里，王治就已经提道：“先生性肮脏，而待人宽恕，与物无所忤。家徒四壁，嗜学不衰。以岁贡生为白水教官，数年挂冠归，晚得子女，婚嫁未毕。”申廷銮虽一生并未飞黄腾达，仅做过“陕西白水县教官”，于地方志无可考。但其性格却耿直豁达，不合流俗。如卷1《春宵写意》：
行藏潦倒寄乾坤，月下花时酒一尊。作赋怅难逢狗监，攀鳞空自意龙门。
徒夸入座春风好，争奈催人雪鬓繁。醉里时光多惹怨，傀儡世上笑虚存。
虽然其中难免杂有仕途不顺、壮志未申的失意，但亦能看出“逢狗监”、“笑虚存”等字眼中透漏出对权贵的蔑视，以及对阿谀奉承、随波逐流的“傀儡”的嘲讽。还有《庚子长安秋意》（其四）：“居停瓜市傍文围，懒向名场计是非。司马又得逢狗监，王章终久卧牛衣。”通过抒写对官场争名逐利的不屑以及司马迁遭谗和西汉王章“卧牛衣”的典故，来表达自己虽家贫却志坚。至于诗集中有关“家徒四壁”的表述，更是不胜枚举。如卷1《不寐》颈联“啼哭怜儿女，有无计粥膳”，卷3《青门旅舍候考验牌不出沉闷有作时庚子嘉平月望前一日也》：“忆昔出柴启，送行有矫儿。问耶何日返，回言一旬规。老妻忧度岁，柴米何人遗。恐复逗留久，难免妻儿饥。”自己在家尚且“无粥”可食，现今离家赶考，虽只是“一旬”，可依旧担心家中妻儿的饮食生计。对于家庭成员，申廷銮在诗中也偶有提及，如卷1《夏日过崔氏庄》（其三）首联“一气三人在，犹儿绕膝欢”下双行小注：“予二女一男。”可见其孕育儿女共三人，“艰难穷后境，狼狈个中身”下双行小注：“女姊妹二人，更相为命。”可见序中子女“婚嫁未毕”的情况。申廷銮晚年得子，喜难自制，如卷1《不得家信》（其二）首联“白头生幼子，步步念豚儿”。
除此以外，我们还可根据诗中出现的相关地名、山川名粗略知晓诗人的大致行踪：基本在古长安、三原一带。如卷1《送及门府试，途中有感》：“青门驰古道，摇落愧人师。鸥戏泾流小，舟行渭水迟。”出现三个具有地方标识的名词：青门，指当时古长安东霸城门，表明送门生去参加府试的地点；
泾流、渭水，流经古长安地区。另外卷1《麦天登茂林园楼远眺》颈联“绿杨林外田歌动，白鹿原头积影留”中的“白鹿原”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黄土台园，是古长安的东南屏障。此外《全稿》中还多次出现“灞桥”、“郢地”、“泾城”等词。以上这些具有地理标识性质的字词，在此只做简单的罗列，具体所指，还需深究考证。
通过以上三种方法，大致考述了申廷銮先生的生平。下面就鹤轩氏印格纸抄本《全稿》本身的文本形态作简要论述。
第一，就文本形式而言，该版本以卷分册，共四册。每册封皮上的题签均标有卷次，分别是“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封皮右侧标有“庚子岁抄鹤轩氏录于研经草堂”字样。每半页八行，每行23字。为抄写方便和美观，每页均打有红色印格，抄写时每字占一格，行与行、列与列之间界限分明，整齐美观。题解和诗句注释均用双行小字。另外，此抄本中存在大量异体字、俗体字和简化字现象。如“群”与“羣”、“秋”与“穐”、“凉”与“涼”、“草”与“艹”等。抄写时繁体字中夹杂简化字，也是此抄本的一大特点。如卷1《五月二十六日雨》（其二）末句“吟破夜灯青”句，该本乃繁体字抄本，而此句的“灯”、“青”则是简体；
卷三《行路难》首联“山河险阻怅无聊，举步危疑鬓欲调”一句中，“鬓”字，本应用繁体“鬢”字，此处大略是为抄写便捷而用简体。但是有时却因繁简的交替使用而导致了疏漏，如卷1《偶成》：
相逢傀儡尽登场，奇巧机谋不可当。世境无如贫后稳，人情只觉醉时良。
昏鸢每趁春风举，短蜮惟依野水藏。白昼关门非畏客，因休衰老避劳攘。
细味诗意，此诗中的“休”字，似为简体“体”字之形误，盖因此抄本多俗体字、简体字可得此推论。其他如卷1《独坐》颈联“竹外蝉声偏隐隐，帘前暮色欲霏霏”，此抄本中出现类似于“隐隐”、“霏霏”等叠词，每词的第二个字，均用两点来代替，大概是为抄写快速而考虑。
此抄本的文本形态还有一个鲜明特点，即大约因抄写时的笔误，文本中多有添字、改字甚至添句、改句等划改痕迹。首先，对于漏字的情况，抄写者直接在上下两字中间靠右的空白处，添补上所漏的字。如卷1《雨后夕凉偶成》颔联“远眺云山迎暮雨，斜凭月榭待秋风”，原稿遗漏“秋”字，即在“待”、“风”两字中间右边空白处补写。其次，对于由于笔误而导致写错字的现象，抄写者采用以下两种修改方式：其一，该字抄写错误，发现及时，就在错字下一格直接做出修改，如卷1《七月二十三日雨》首联“炎威天气喜初更，露接银河日夜倾”，“银”字抄写时误写作“余”，及时发现后，将“余”用一点划去，再做修改。其二，该字抄写错误，未能及时发现并在下一格修改，就修改在该字的右侧空白部分。如卷2《夏夕偶成》首句“红轮将西下，夕照尚欝蒸”，稿本将“蒸”误抄作“然”，然而发现时，已无处可改，就将“然”用圈划去，再在右上侧空白部分做修改。最后，还有整句抄写错误的情况，亦有两种不同的修改方式：其一，将错句用点划去，在每字的右侧分别做修改，如卷1《偶成》前四句“世境无如贫后稳，人情只觉醉时良。昏鸢每趁春风举，短蜮惟依野水藏”，其中颔联的第二句与颈联的第一句抄错，即用点划去相应错字后，在每字右侧做修改。其二，将错句用圈划去，然后再在每字的右侧分别做修改，如卷1《虞美人花》第二首诗的首句“子弟江东却怨谁”，误抄为“国破身亡会有期”，就将错误的一句用圈划去，再在每字右侧做修改。
第二，就《全稿》收录的诗歌内容而言，此本虽曰“全稿”，但只有诗无文，共收录包括五七言律诗、五七言截句及五七言古诗，共计470首，约300个诗题，足见申廷銮对诗歌这一文学抒情体裁的喜爱。其中卷1包括“五言律”35题，共65首，“七言律”102题，共110首；
卷2包括“七言律”29题，共93首，此卷“七言律”组诗居多，“五言截”4题，共7首，“七言截”41题，共95首，“五言古”10题，共10首；
卷3包括“五言古”27题，共27首，“七言古”30题，共30首；
卷4包括“七言古”23题，共23首；
卷4后补遗6题，共6首。另，在翻阅该版本的过程中，书中夹有三张散页，录诗三首，分别为一首五言古诗（有诗题）、两首七言律诗（一首有诗题，一首无诗题），字迹似各不相同，点校时将其作为附录载于最后。总体概括来说，整个《全稿》共收录申廷銮五言律诗65首、七言律诗203首、五言截7首、七言截95首、五言古诗37首、七言古诗53首。由此可见，申廷銮对篇幅较长、便于抒情叙事的七言体裁的喜爱。对于近体诗与古体诗，近体诗在诗歌数量上占五分之四，而古体诗则在字数上与近体诗平分秋色。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五言古诗还是七言古诗，多为歌行体。其中，不仅有通篇五言或七言这样气势整齐划一的作品，如《遗雏叹》、《柏梁台歌》等，更有以五言、七言为主，兼有二言、三言、六言、九言等句式参差不齐、错落有致的诗篇，如《挥汗行》、《木槿花歌》等。
从涉及具体诗歌创作纪年的25首诗歌所反映的时间信息来看，《全稿》里的诗歌大略创作于清康熙乙未五十四年（1715）至清雍正乙巳三年（1725），按照前文推算，即是申廷銮58岁至68岁之间，也就是其老年时期的作品。其依据是卷3《乙未季夏，溽暑逼人，日在火山汤海中，无物可遣，因戏作夏日白纻词一消暑》、《记梦并序》两首诗。当然，此说法仅仅是建立在考察标有时间纪年的诗歌部分，具体《全稿》诗歌的创作年限，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具体分析《全稿》所收录的诗歌内容及其艺术成就，还需要系统研究分析整部作品之后，才可做论述与分析。粗略浏览所录诗歌，其题材的多样性已可见一斑。主要题材是闲适诗，即写生活所见所闻，有感而发，“兴酣落笔，忽不经意”，真情流露。如《偶兴》、《溽热》、《雨中感兴》、《午梦》等，都写得清丽自然，毫不做作。从篇幅上来看，此题材诗歌所占比重最大。此外还有咏物诗，所咏之物多为花鸟虫兽，如《闻蝉》、《僧舍兰花》、《池上残荷》、《病马》、《盆中桂》等，通过咏物来寄托诗人情怀，或表达自己闲适的生活状态，或表达高蹈独立的志趣，又或是表达壮志未酬、鬓已先斑的惆怅。还有一些关注现实及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多是长篇诗，如《催租行》、《闻砧行》、《苦苣行》等写劳役压迫下的农家生活，不少诗歌有白居易“新乐府”诗歌的遗风。另一重要题材就是咏史怀古诗，既有诗人独坐书斋、有感而发之作，如《读〈宋史〉题越国公张世杰》等，又有诗人亲自登临，缅怀故人，凭吊古迹，如《题凤凰台》、《鸿门坂怀古》、《骊山怀古》等，这些作品往往借助古代的人、事以及同一地点环境的变化，要么讽谏当朝的衰败，要么抒发豪情壮志或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郁闷，要么表达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的感慨等，以表现出对历史的思考和对时局的严重关切与深重忧虑，另外还有不少与友人交往的唱和诗、颂德诗、贺寿诗等。
申廷銮的诗歌创作，也具有一定的艺术特色。首先就表现在诗歌体裁的多样性上，有五言、七言，有近体、古体及歌行体、乐府体，而又以五言、七言为主，五言、七言中又以七言见长。其次是在风格的多样化上，取材多样，不落窠臼，正如王治为《诗集》所作的序所言：“至性所感，时流露于诗篇，兴酣落笔，忽不经意。”最后是语言清新凝练，自然精巧，用典贴切而又如信手拈来，格律工整而又灵活多变。
从总体水平来看，申廷銮的诗歌创作虽不能挤入大家之伍，但也有一些自出机杼、匠心独运之作，尤其是其中展现陕西地域特色的诗歌，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再加上其版本为抄本、孤本，文献价值更加突显，值得深究。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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