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繼承
稱謂，是基於親屬關係及社會關係而建立起來的稱呼、名號。在“親親尊尊”的古代中國，稱謂既能區别親族中的親疏遠近，亦可以昭示其在社會等級制度中的身份與地位。而親屬、社會關係複雜，兼之時代懸隔、地理不同，遂使稱謂各異。劉知幾《史通·雜説》篇即云：“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1)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
《史通通釋》卷一七《雜説中第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63頁。《稱謂》篇又云：“夫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而作，本無定準。”(2)《史通通釋》卷四《稱謂第十四》，第101頁。清人梁章鉅《稱謂録》亦云：“古人稱謂，各有等差，不相假借。”(3)梁章鉅：
《稱謂録》序，《續修四庫全書》，第125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37頁。而這些各有等差、名號不同的稱謂，無疑又能够反映不同時代、區域的社會結構。如葛志毅所言：“各種社會稱謂的總和，往往是某個社會構成的層次網絡的總體反映，或者説，它能從外觀上比較全面地描述某社會結構的總體組織形式。”(4)葛志毅：
《〈稱謂録〉點校前言》，《譚史齋論稿三編》，哈爾濱：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3頁。由此言之，稱謂亦可成爲研究古代社會文化的一個視角與途徑。(5)關於古代中國稱謂的研究，已經涉及等級秩序、職業身份、家庭結構、民族關係、行政控制與社會風習等諸多方面。參見王子今：
《秦漢稱謂研究》，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
最早以“稱謂”名篇的《史通·稱謂》，則主要關注史籍中的帝王稱謂。據浦起龍之總結，《稱謂》篇所詳者凡五項：“一斥魚、孫三國名備名權也，一辯志十六國直書爲盜也，一議晉後嗣世概加廟號也，一譏二魏開國追尊可笑也，一鄙收書題目創名駭見也。”(6)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
《史通通釋》卷四《稱謂第十四》，第102頁。從“斥”、“辯”、“議”、“譏”、“鄙”等用詞可見，劉知幾對史籍中對於帝王的稱謂有着激切的批評。蓋帝王之稱謂，實乃古代史家書寫之重點，且關涉等級、避諱、正朔諸般重要問題，自然争議甚多。而這種争議最多的，恐怕莫過於關涉魏、蜀正統論的曹操稱謂問題。本文希望通過對曹操稱謂的個案考察，探討魏晉史籍關於稱謂的書寫，並對三國正統論做一個側面的説明。
在《三國志·魏志·武帝紀》中，曹操便有“太祖”、“公”、“王”三種稱謂。始稱“太祖”；
至建安元年冬十月改稱“公”；
至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則改稱“王”；
至於紀後的“評曰”，則又稱“太祖”，並延續至《魏志》(7)按，《三國志》原名分别稱爲“魏書”、“蜀書”、“吴書”(參見辛德勇：
《陳壽〈三國志〉本名〈國志〉説》，《當代學人精品·辛德勇卷》，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9—250頁)，本文爲行文方便，且與王沈《魏書》、韋曜《吴書》相區别，故仍用“魏志”、“蜀志”、“吴志”之俗稱。終卷。
對於這一稱謂的變更及其緣故，清人早有論述。李清植曰：“按此書於曹操始稱太祖，及漢帝遷許，以操爲大將軍，則改稱公，蓋天子三公稱公也，既進爵魏王，則改稱王。”(8)《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附考證，武英殿校勘本，乾隆四年。由此可知，改稱“公”乃是曹操被授予大將軍，位爲三公。何焯即云：“自爲大將軍後始稱公。蓋天子三公稱公也。”(9)何焯著，崔高維點校：
《義門讀書記》卷二六《三國志·魏志》，北京：
中華書局，1987年，第426頁。而改稱爲“王”，則是進爵爲魏王。至於稱“公”以前何以稱“太祖”，姜宸英曰：“前此無專官，故稱太祖，至此始改稱公。”(10)參見盧弼：
《三國志集解》卷一，北京：
中華書局，1982年影印本，第18頁。據《武帝紀》，曹操建安元年授大將軍之前，有洛陽北部尉、頓丘令、騎都尉、濟南相、典軍校尉、奮武將軍、建德將軍、鎮東將軍、費亭侯等官爵名號，名目繁多，故以廟號稱之。
對於陳壽在《武帝紀》中的這一做法，或以爲體例不純。王鳴盛即曰：“愚見以爲既作本紀，躋之帝王之列，自不如概稱太祖爲直截，省卻多少葛藤。”(11)王鳴盛撰，黄暉點校：
《十七史商榷》卷四〇《稱太祖王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44—445頁。康發祥亦曰：“一紀中三異其稱，承祚之史例如此，何如始終稱太祖，使人了然乎！”(12)康發祥：
《三國志補義》卷一，咸豐十一年刻本。或以爲，曹操由公而稱王稱帝，乃是隱喻曹操篡漢之實，故當以春秋筆法視之。李清植即云：“即曹丕未篡之先，亦稱王而已，明其爲漢王公也。爲漢王公而卒乃帝，其爲篡也章矣。陳壽仕晉，而晉繼魏，故微其辭以寓其旨。若孫權，則雖篡後，猶權之耳。惟先主始終皆稱先主無易辭，以此知陳壽意中以正統予蜀，如《綱目》之旨”，(13)《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附考證，武英殿校勘本，乾隆四年。即其代表。梁章鉅發揮李清植之説云：“言其體雖襲史、漢之舊，而書法則容有合於《春秋》也。”(14)梁章鉅撰，楊耀坤校訂：
《三國志旁證》卷一，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頁。盧弼亦認爲：“稱公稱王，所以著其篡之迹也。《文帝紀》亦然，由王而天子，由臣而躋君位，隱喻春秋筆伐之意，此所以爲良史也。”(15)盧弼：
《三國志集解》卷一，第18頁。
有關《武帝紀》曹操稱謂三易其稱的問題，劉咸炘既不認爲是體例不純，也不認爲隱含春秋筆法。他論述道：“按此法出《史記》、《漢書·高祖紀》，王氏以爲葛藤固謬，李氏以爲微意亦非。漢高書沛公，豈亦咎其不當背楚懷王乎？即使曹氏子孫爲書，亦必如此書也。”(16)劉咸炘：
《三國志知意》，劉咸炘著，黄曙輝編校：
《劉咸炘學術論集(史學編)》，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27頁。則劉咸炘將陳壽《武帝紀》的書法溯源自《史記》、《漢書》。關於這一書法，李澄宇之説更詳：“以太祖爲大將軍封武平侯以前(建安元年事)皆稱太祖，後乃稱公，爲魏王後(建安二十一年事)乃稱王，亦猶《史記》高紀乃立季爲沛公以前稱高祖，後乃稱沛公。項羽負約，更立沛公爲漢王，後乃稱漢王也。所異者，高祖未爲沛公前，連稱劉季者十一，五年未即帝位前，稱高祖者一，稱皇帝者二，稱漢王者四。即帝位後，或稱皇帝，或稱上，或稱高祖耳。”(17)李澄宇：
《讀三國志蠡述》卷一，張舜徽主編：
《二十五史三編》第四分册《後漢書之屬》，長沙：
嶽麓書社，1994年，第1032頁。按，引文括弧内原書爲雙行夾注。關於《史記·高祖本紀》有關劉邦稱謂的變更情況，參見《史記》卷八《高祖本紀》，北京：
中華書局，2014年修訂本，第446、465、477頁。如此看來，陳壽在《武帝紀》中的做法，只是在司馬遷《高祖本紀》之上的發展與完善而已。而如此書寫的初衷，可能只是實録創業君主之歷程，並不一定有隱喻褒貶在其中。
《三國志·武帝紀》曹操稱謂的書法源自《史記》的説法，無疑是正確的。這既回應了對陳壽《三國志》體例不純的批評，也挫敗了那些持蜀漢正統觀而認爲這一書法“隱喻曹操篡漢之實”、“以正統予蜀”的觀點，可謂通達可信。與李清植、盧弼的觀點恰恰相反的是，如果我們整體考察《三國志》一書有關魏、蜀、吴三國君主的稱謂，反而能够説明陳壽實在是以正統予魏。趙翼即云：“《魏志》稱操曰太祖，封武平侯後稱公，封魏王後稱王，曹丕受禪後稱帝，而於蜀、吴二主則直書曰劉備，曰孫權，不以鄰國待之也。蜀、吴二志凡與曹魏相涉者，必曰曹公，曰魏文帝，曰魏明帝，以見魏非與其國也。”(18)趙翼撰，王樹民校證：
《廿二史札記校證》卷六《三國志書法》，北京：
中華書局，2013年，第124—125頁。由此可見，在《三國志》中，吴、蜀兩國與魏國在稱謂上是不對等的。對此，劉知幾早有批評道：“乃没吴、蜀之謚號，呼權、備姓名，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惡勸善，其義安歸。”(19)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
《史通通釋》卷四《稱謂》，第99頁。這尤可以説明陳壽一書之正統實在魏。(20)劉咸炘曾指出，陳壽《三國志》“尊魏”可從以下四方面看出。其一，“魏稱紀而蜀、吴僅爲傳”；
其二，“稱漢爲蜀，直以地名示其爲偏方而不用本名以敵魏也”；
其三，“以《二牧傳》列《蜀志》之首，明以地爲斷，示其偏方也”；
其四，“蜀、吴二書書法皆不與魏爲敵國之詞”。參見劉咸炘：
《三國志知意》，第306—315頁；
熊鋭：
《尊魏、戀蜀、遠吴：
劉咸炘對〈三國志〉三國親疏關係的認知》，《史學史研究》2018年第1期。
由此看來，有關《三國志》對於魏、蜀、吴君主稱謂及相關正統問題的争論，本無需再加深究。不過，當我們將目光從陳壽《三國志》本文轉移到裴松之注時，卻發現裴注中的曹操稱謂與《三國志》正文保持着驚人的一致性。也就是説，在裴注所引的所有文獻中，《武帝紀》部分的曹操稱謂也由“太祖”而“公”、由“公”而“王”，(21)以筆者所見，僅有日本學者滿田剛曾注意到裴注引王沈《魏書》曹操稱謂改變這一現象。參見滿田剛：
《『太平寰宇記』所引王沈『魏書』について——附論『太平寰宇記』所引『魏志』·『魏略』·魏收『魏書』》，《創価大學人文論集》第22號，2010年，第188頁。再回到“太祖”，並延續至《魏志》終卷。而在《蜀志》、《吴志》的注文中，曹操亦均稱爲“曹公”。(22)當然，裴注中尚有與《三國志》正文不同的地方，但僅爲個例，並不影響我們對這一體例的歸納。
裴注與《三國志》對於曹操稱謂的高度一致，不免讓人産生疑問。裴松之所引史籍繁多，(23)關於裴注引書的研究與統計，可參見顧起元：
《説略》卷一三，明萬曆四十一年吴德聚刻本；
趙紹祖：
《讀書偶記》卷七《三國志注所引書名》，趙紹祖撰，趙英明、王懋明點校：
《讀書偶記 消暑録》，北京：
中華書局，1997年，第92—96頁；
錢大昭：
《三國志辨疑》，《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3頁；
錢大昕著，方詩銘、周殿傑校點：
《廿二史考異》卷一五《三國志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74—275頁；
趙翼撰，王樹民校證：
《廿二史札記》卷六《裴松之三國志注》，第135—136頁；
王玉樹：
《經史雜記》卷三《三國志注徵引之博》，清道光十年芳梫堂刻本；
沈家本：
《古書目》卷一《三國志注所引書目一》，《沈寄簃先生遺書》乙編，歸安沈氏刻本；
王鍾翰：
《三國志裴注考證》，《中國文化研究彙刊》，1945年第5卷；
王仲犖：
《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29頁；
張子俠：
《〈三國志〉裴注研究三題》，《史學史研究》2000年第2期；
逯耀東：
《〈三國志注〉引用的魏晉材料》，《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北京：
中華書局，2006年，第273—287頁；
高敏：
《〈三國志〉裴松之注引書考》，《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録魏事者，有魚豢《魏略》、孫盛《魏氏春秋》、王沈《魏書》、陰澹《魏紀》等；
録蜀事者，有王隱《蜀記》、譙周《蜀本紀》、陳壽《益部耆舊傳》等；
録吴事者，有張勃《吴録》、吴沖《吴曆》、韋曜《吴書》、虞溥《江表傳》；
統録三國史事者，則有習鑿齒《漢晉春秋》、《獻帝春秋》、《獻帝紀》、《獻帝起居注》等。(24)分爲録魏、蜀、吴及統録三國四類，是按照浦起龍的做法。參見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
《史通通釋》卷一二《古今正史》，第324頁。這些史籍成書之年代、地域不同，體例各異；
且曹操之稱謂，又實關涉自古以來争論最多的蜀、魏正統問題，(25)梁啓超著，夏曉紅、陸胤校：
《新史學》，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110頁。實在難以想象魏晉史家能够就這一問題與陳壽保持一致的意見。因此，探究魏晉史籍關於曹操稱謂的真實圖景，就顯得十分必要。當然，由於裴注所引史籍大多已經散佚，其中大多數還主要依靠裴注留存至今，我們需要以“史源學”之方法，借助其他文本中的殘篇佚文，以對魏晉“佚史”(26)關於“佚史”一詞的使用，本文參考了羅秉英、唐燮軍、張辭修的用法。參見羅秉英：
《魏晉六朝時期“佚史”書志的編纂》，《思想戰綫》1987年第2期；
唐燮軍：
《史家行迹與史書構造——以魏晉南北朝佚史爲中心的考察》，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
張辭修：
《三國佚史散亡考論》，《文史》2018年第1輯。實際上，李學勤先生已經很早就使用過“佚籍”的概念，參見李學勤：
《簡帛佚籍與學術史》，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中的“曹操”稱謂做一番追本溯源的考察。
《三國志》中華書局點校本在《出版説明》中對裴注有這樣的評價：“清代學者雖然推重裴注，但也有人指責他有的應注而不注，有的不應注而注，引書有改字等等(見趙翼《陔餘叢考》六、《四庫提要》四五及盧文弨的批注)。”(27)《三國志》出版説明，第3頁。在曹操的稱謂問題上，裴注即存在“引書改字”的問題。這一問題的发現，則以裴注所引《曹瞞傳》中的“太祖”最爲代表。
《魏志·武帝紀》裴注引《曹瞞傳》完全遵循《武帝紀》正文的書法，分别稱曹操爲“太祖”、“公”、“王”，最後又稱“太祖”。如：
《曹瞞傳》曰：
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瞞。
《曹瞞傳》曰：
公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遠，卿來，吾事濟矣。”
《曹瞞傳》曰：
王更脩治北部尉廨，令過於舊。
《曹瞞傳》曰：
太祖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28)《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第1、21、52、54頁。
這種按照“太祖—公—王—太祖”而改變曹操稱謂的書法，可以確定並非《曹瞞傳》之原本。據《舊唐書·經籍志》著録，《曹瞞傳》爲“吴人作”。(29)《舊唐書》卷二六《經籍上》，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第2003頁。裴松之《武帝紀》注亦稱“吴人作《曹瞞傳》”。(30)《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第1頁。據此，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曰：“愚按，傳名曹瞞，又係吴人所作。其言操少好飛鷹走狗，遊蕩無度，又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及遣華歆入宫收伏后事，語皆質直，不爲魏諱。故《世説》注、《文選》注所引皆稱操名。惟《魏志》注多稱‘太祖’，自系裴松之所改，非吴人原本。”(31)章宗源：
《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一三，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
《二十五史補編》，北京：
中華書局，1955年，第5029頁。盧文弨亦云：“太祖之稱，非《曹瞞傳》本文如此，此傳作于吴人，直斥其小字，豈有稱曰太祖，此與下稱公稱王皆裴注隨正文爲稱耳。”(32)參見盧弼：
《三國志集解》卷一，第5頁。章宗源、盧文弨二氏所言，甚合情理。顯然，“書出敵人之口”、“於曹操奸惡備載無遺”(33)侯康：
《補三國藝文志》卷三，《二十五史補編》，第3180頁。的《曹瞞傳》，必不至於爲魏諱而對曹操加以尊稱。因此，裴松之注引《曹瞞傳》所謂“太祖”、“公”、“王”，皆爲裴注“隨正文爲稱”而改，(34)亦可參見張宇：
《裴松之〈三國志注〉研究》，濟南：
山東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3—26頁。其原本當如《世説》注、《文選》注等所引作“操”、“曹操”。如《曹瞞傳》所載曹操小字阿瞞，裴注稱引爲“太祖”，而《世説新語》劉孝標注則稱“操”。(35)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等整理：
《世説新語箋疏》卷下之下《假譎》，北京：
中華書局，2007年，第999頁。此外，《後漢書》注、《太平御覽》等文獻所引《曹瞞傳》，也多直稱其本名。因此，熊明所輯《曹瞞傳》，即將“太祖”、“公”、“王”改爲“操”或“曹操”，(36)參見熊明：
《〈曹瞞傳〉考論——兼論六朝雜傳的小説化傾向》，《古籍研究》2002年第1期，第25—26頁；
熊明輯校：
《漢魏六朝雜傳集》，北京：
中華書局，2017年，第282頁。按，嚴可均輯本則仍依裴注，參見嚴可均輯：
《全三國文》卷七五《曹瞞傳》，《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附索引)》，北京：
中華書局，1958年影印本，第1455—1456頁。以還其舊。
而實際上，裴注引書中的曹操稱謂乃“隨正文爲稱”，尚有更爲堅實的證據。我們以裴注引王璨《英雄記》及衛恒《四體書勢》爲例。裴注引王璨《英雄記》，《魏志》部分稱“太祖”，《蜀志》部分則稱“曹公”，與《三國志》正文一致。然而，考王璨卒於建安二十二年，則《英雄記》之完成時間，當以此爲下限。(37)關於《英雄記》的具体成書時間，可參見韓格平：
《建安七子綜論》，長春：
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39頁；
劉志偉：
《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英雄”傳記——試論王璨〈英雄記〉》，《西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而爲曹操立武皇帝廟，尊爲魏太祖，卻是魏文帝黄初三年之事，(38)《文帝紀》裴注引《魏略》：“辛酉，有司奏造二廟，立太皇帝廟，大長秋特近侯與高祖合祭，親盡以次毁；
特立武皇帝廟，四時享祀，爲魏太祖，萬載不毁也。”《三國志》卷二《魏書·文帝紀》，第83頁。故《英雄記》原書絶無可能稱曹操爲“太祖”。實際上，《太平御覽》、《水經注》等書所引《英雄記》，即多稱作“曹操”、“曹公”，(39)參見黄奭輯《英雄記》有關曹操的部分，收録於晏紹初輯校《建安七子集》，北京：
中華書局，1989年，第213頁。黄奭所輯《英雄記》吕布部分，亦沿襲裴注“太祖”之稱，當改爲曹操。可見《英雄記》之原本。由此可見，裴注所引《英雄記》之“太祖”，乃是隨正文爲稱。也就是説，在魏文帝尊曹操爲“太祖”前已經成書或已經形成文字的史料，絶不會稱“太祖”。
《魏志·武帝紀》裴注引衛恒《四體書勢序》(40)按，《四體書勢序》即衛恒《四體書勢》中之序文，裴松之注曾提及：“覬孫恒撰《四體書勢》，其序古文曰”，所謂“序古文”，即是衛恒《字勢》前之序文，與《篆勢》、《隸勢》、《草書勢》前之敍述文字同。亦稱曹操爲公，如：“及荆州平，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謁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秘書，以勒書自效。公嘗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41)《三國志》卷一《魏武紀》，第31頁。此處《武帝紀》正文亦稱“公”，與正文相同。然《四體書勢》全文見載於《晉書·衛瓘傳》，(42)參見姚振宗：
《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一〇，《二十五史補編》，第5224頁。考其文字更爲完整，可證裴注爲節引。其相關文字曰：“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鵠。鵠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洛陽令，而以爲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謁門，署軍假司馬；
在秘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迹。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爲勝宜官。今宫殿題署多是鵠篆。”(43)《晉書》卷三六《衛瓘》，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第1064頁。則《四體書勢》本作“魏武帝”、“魏武”，可證裴注“隨正文爲稱”。
裴松之注中曹操稱謂乃“隨正文爲稱”體例的發現，(44)按，關於裴注之義例，柳詒徵説之甚詳，但未及“隨正文爲稱”。參見柳詒徵《三國志裴注義例》，《中央大學文史哲季刊》1944年第1期。無疑可以作爲我們考察裴注所引史籍有關曹操稱謂的出發點。而要確定裴注所引“佚史”中的曹操稱謂系裴松之所改，除了論證其成書於黄初三年以前，或者找出更爲權威、流傳有序的文本進行對比之外，我們只能參考清人對於《曹瞞傳》的考證方法。其一，基於《曹瞞傳》作者之立場，必不會予曹操以尊稱，尤其不可能稱其廟號“太祖”；
其二，早期類書、注疏所引《曹瞞傳》，不書“太祖”而書“曹操”、“操”，尚可考見《曹瞞傳》散佚殆盡前曹操稱謂之原本。而基於這樣兩重證據，我們可以進一步確立裴注“隨正文爲稱”的注史體例，並盡可能考察出裴注所引魏晉史籍曹操稱謂的本原。爲了敍述之方便，我們且按照浦起龍所謂“録魏事者”、“録吴事者”、“録蜀事者”、“統録三國史事者”分别討論；
而鑒於“録蜀事者”文獻甚少，且極少有涉及曹操稱謂之佚文留存，暫闕而不論。
如劉咸炘所指出的，《魏志·武帝紀》稱曹操爲太祖、公、王的書法本出自《史記》、《漢書》之《高祖紀》，不過是實録其事，“即使曹氏子孫爲書，亦必如此書也”。而王沈《魏書》、魚豢《魏略》等魏人所作魏史，正可以視作“曹氏子孫”所爲之書。而陳壽《三國志》之《魏志》，又承襲自王沈之《魏書》。(45)關於陳壽《三國志·魏書》對王沈《魏書》的繼承，可參見滿田剛：
《『三國志』魏書の典據について(卷一～卷十)》，《創価大學人文論集》第14號，2002年，第A237—A265頁。那麽，在魏人所撰國史中，是否就已經存在了類似於《三國志》的曹操稱謂系統，就頗值得討論。
(一) 王沈《魏書》
裴注所引王沈《魏書》中的曹操稱謂，《魏志·武帝紀》部分稱“太祖、公、王”，《魏志》其餘部分稱“太祖”，《蜀志》、《吴志》則稱“曹公”。
關於王沈《魏書》之成書，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云：“魏史，黄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衛覬、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監王沈，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等。復共撰定。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46)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
《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第321頁。則此《魏書》爲曹魏官修國史，最後由王沈勒成。需要討論的是，《魏書》的最後定稿時間，也就是“其後王沈獨就其業”的“其後”所指爲何時？楊翼驤認爲王沈《魏書》成書年代難以判定，只能以王沈卒年(晉武帝泰始二年)爲最晚年代。(47)楊翼驤、葉振華：
《唐末以前官修史書要録》，《史學史研究》1991年第4期，第30頁。有學者則根據王沈《魏書》中的“宣王”、“景王”稱謂，定其成書下限爲魏晉禪代之後，其成書當是入晉以後之事。(48)楊永康：
《王沈〈魏書〉曲筆考》，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
《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十届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太原：
北嶽文藝出版社，2013年，第582—583頁。不過，《三國志》正文既稱“宣王”、“景王”，且裴注引書有“隨正文爲稱”之例，則裴注所引《魏書》中的“宣王”、“景王”可能無法作爲《魏書》成書年代的依據。朱維錚則根據劉知幾《史通》的敍述結構，認爲王沈《魏書》成書當在魏時，“最早不早於曹奂景元二年，下不會晚於曹奂於咸熙二年黯然‘禪讓’之前”。(49)朱維錚遺稿，姜鵬等整理：
《王沈〈魏書〉的考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第32頁；
朱維錚：
《朱維錚史學史論集》，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72—173頁。而劉知幾在敍述完魏、吴兩國正史之後便寫道“至晉受命”，似乎也表明王沈《魏書》成書時尚未入晉。因此，我們將王沈《魏書》視爲魏國之國史，成於魏人之手，應該是没有什麽問題的。
除裴注所引的文本之外，其餘文獻所引《魏書》甚多，分别稱曹操爲太祖(魏太祖)、武帝(魏武帝)、曹公。其中以稱廟號“太祖”者最多。如《北堂書鈔》卷一三五引《魏書》曰：“太祖當(按，‘當’爲‘嘗’字之誤)得名璫數具，命卞后自選一具”。(50)虞世南撰：
《北堂書鈔》卷一三五《服飾部四》，北京：
中國書店，1989年影印本，第548頁。按，又見《白氏六帖事類集》卷四、《太平御覽》卷七一八。又如《太平御覽》卷三五二引王沈《魏書》曰：“太祖討吕布於濮陽。”(51)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三五二《兵部八十三》，北京：
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本，第1620頁。這些文字不見於裴注所引《魏書》，亦不見於陳壽《三國志》，當别有所本。
以謚號“武帝”稱曹操，亦較爲常見。如《太平御覽》卷二四〇引《魏書》曰：“武帝以樂進爲折衝將軍。”(52)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二四〇《職官部三十八》，第1135頁。以樂進爲折衝將軍一事，亦見於《三國志·樂進傳》：“於是禁爲虎威；
進，折衝；
遼，蕩寇將軍。”(53)《三國志》卷一七《魏書·張樂于張徐傳》，第521頁。《三國志》稱“太祖”，可見二者稱謂不同。又《太平寰宇記》卷一二五引《魏書》：“武帝遣將軍曹仁修築，至黄初元年廢。”(54)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
《太平寰宇記》卷一二五《淮南道三》，北京：
中華書局，2007年，第2483頁。按，《輿地紀勝》卷四六：“按，《魏書》：
魏武帝遣曹仁修築，尋廢。”(王象之撰：
《輿地紀勝》卷四六《淮南西路·安慶府》，北京：
中華書局，1992年影印本，第1875頁)當直接抄録《太平寰宇記》而來，“魏”字當是王象之所增。陳壽《三國志》唯有在敍述魏文帝、陳留王之父、祖時，才稱“武帝”。(55)參見《三國志》卷二《魏書·文帝紀》，第57頁；
《三國志》卷四《魏書·三少帝紀》，第147頁。而在王沈《魏書》中，“武帝”之稱常見，這是二者的區别。
此外，又有稱“曹公”者。《太平御覽》卷一六二引《魏書》曰：“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烏丸于柳城。”(56)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一六二《州郡部八》，第788頁。《太平寰宇記》卷七一文字相同。又《太平寰宇記》卷一二引《魏書》曰：“曹公初起兵於己吾。”(57)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
《太平寰宇記》卷一二《河南道十二》，第228頁。《三國志》裴注引《魏書》則曰：“是歲，太祖始起兵于己吾。”(《三國志》卷一二《魏書·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第384頁)則裴注改“曹公”爲“太祖”。按，曹操起兵於中平六年，按照陳壽《三國志》之體例，此處尚未改稱“公”，應稱“太祖”。由此可見，王沈《魏書》雖已有“太祖”、“武帝”、“曹公”等稱謂，但與陳壽《三國志》的曹操稱謂系統仍舊有一定的區别。
(二) 魚豢《魏略》(《典略》)
裴注所引魚豢《魏略》，《魏志》部分稱“太祖”，《蜀志》、《吴志》部分則稱“曹公”，與陳壽《三國志》正文一致。裴注所引魚豢《典略》，與《魏略》相同。
關於裴注所引《魏略》、《典略》，實際上可能就是一書。《隋書·經籍志》著録《典略》八十九卷，而新舊《唐書》則著録《典略》五十卷，《魏略》三十八卷。據《史通·古今正史》篇：“先是，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58)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
《史通通釋》卷一二《古今正史》，第322頁。則劉知幾唯知《魏略》一書。杭世駿認爲：“《三國志》注引《魏略》，又引《典略》，即一書也。《太平御覽》直稱《魏典略》焉。”(59)杭世駿：
《諸史然疑》，《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54册，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1043頁。侯康亦云：“按《隋志》無《魏略》而有《典略》，杭氏似並《典略》忘之，要其合二書爲一，則確論也。”(60)侯康：
《補三國藝文志》卷三，《二十五史補編》，第3176頁。而通過對《魏略》、《典略》内容的詳細對比，二者亦很可能就是一書。(61)參見徐益藩：
《〈典略·魏略〉考——〈三國志〉注所引亡書考之一》，《學林》1940年第5期；
羅秉英：
《〈魏略〉〈典略〉關係試探》，《思想戰綫》1983年第5期。因此，我們將裴注所引《魏略》、《典略》視爲魚豢私人所撰魏國國史加以考察。
關於《魏略》中的曹操稱謂，張鵬一《魏略輯本》曾有注意：“案各書引《魏略》，曹操、曹公、太祖名稱不一，乃各書採取時，間有改易，今仍之。”(62)張鵬一輯：
《魏略輯本》卷一《太祖》，《關隴叢書》本。對於曹操稱謂不一的問題，張鵬一認爲是“間有改易”之結果。言下之意，即認爲《魏略》的曹操稱謂本來應該是較爲單一的。
目前所見《魏略》佚文中，以稱“太祖”者爲最多。《文選》李善注所引《魏略》，全部稱作“太祖”。《後漢書》李賢注引《典略》，亦全部稱“太祖”。《太平御覽》所引《魏略》，除卷五五七“曹操微，時人莫知之”一條外，亦皆作“太祖”。至於這一條稱作“曹操”的，可能並非《魏略》原文。據《太平御覽》所引：
《魏略》曰：
曹操微，時人莫知之，唯橋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輙悽愴致祭。(63)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五五七《禮儀部三十六》，第2520頁。
范曄《後漢書·橋玄傳》亦有相同的文字：“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玄，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祭。”(64)《後漢書》卷五一《李陳龐陳橋列傳》，北京：
中華書局，1965年，第1697頁。二者對比，除《後漢書》多出“初”、“嘗往候玄”之外，二者完全一致。我們知道，《太平御覽》在引書時，時有書名之混淆；
而且，某些書名可能只是一種泛稱而並非特指。因此，這裏的《魏略》可能是《太平御覽》引書的訛誤，也有可能泛指記録曹魏歷史的史書。
《續漢書志》劉昭注所引《魏略》，則稱作“曹公”。《續漢書·百官志》注引《魏略》曰：“曹公置都護軍中尉。”(65)《後漢書志》第二四《百官一》，第3563頁。又《續漢書·郡國志》注：“《魏略》曰：‘曹公分關中置漢興郡，用游楚爲太守。’”(《後漢書志》第十九《郡國一》，第3408頁)按，“魏略”本作“魏志”，中華書局本校勘記曰：“《集解》引陳景雲説，謂今本《魏志》無此文，疑出《魏略》，‘志’字偶誤。按：
游楚事見《魏志·張既傳》，正引《魏略》，今據改。”(《後漢書志》第十九《郡國一》，第3419頁)但以游楚事見《魏略》而定此處“魏志”爲“魏略”，稍顯武斷，故暫不考慮這一條佚文。這條佚文應當出自《魏略》之《中外官志》。(66)參見張鵬一：
《魏略輯本》卷二《中外官志》，《關隴叢書》本。《宋書·百官志》引“魚豢曰”，學界一般都認爲引自《魏略·中外官志》。但《宋書》所引，則稱作“魏武帝”：“四征，魏武帝置，秩二千石。黄初中，位次三公。漢舊諸征與偏裨雜號同。’”(67)《宋書》卷三九《百官上》，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第1225頁。那麽，《魏略·中外官志》到底是稱“曹公”還是“魏武帝”？我以爲，這兩個稱謂都有後人改篡的可能性。《續漢書志》劉昭注引《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公在雒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而血出。曹公惡之，遂寢疾，是月薨。”(68)《後漢書志》第一四《五行二》，第3300頁。這段文字劉昭稱引自《魏志》，但不見《三國志》正文，實際乃是改造《魏志》裴注而來。而裴注則分别引自《世語》及《曹瞞傳》：
《世語》曰：
太祖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祠而樹血出。
《曹瞞傳》曰：
王使工蘇越徙美梨，掘之，根傷盡出血。越白狀，王躬自視而惡之，以爲不祥，還遂寢疾。(69)《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第53頁。
兩處引文乃“庚子，王崩於洛陽，年六十六”之注文，即是《三國志·武帝紀》稱“王”之結束，也是《武帝紀》“評曰”再稱“太祖”之始，故《世語》稱“太祖”而《曹瞞傳》稱“王”，並不違背“隨正文爲稱”之例。但劉昭注引用所謂《魏志》，則改“太祖”、“王”爲“曹公”。這樣的情況，劉昭注中亦不止一例，可見劉昭所引，亦自有改動之處。至於沈約《宋書》所引《魏略》中的“魏武帝”，則是《宋書》敍述文字中對於曹操最爲習見之稱謂，也有出自沈約改定的可能。由此而言，雖然各書所引《魏略》亦有“曹操”、“曹公”、“魏武”等稱謂，但《魏略》應該還是以稱“太祖”爲主。
(三) 傅玄《傅子》
裴注所引傅玄《傅子》，《魏志》部分稱“太祖”；
《吴志》稱“曹公”。《蜀志·關羽傳》注引《傅子》曰：“遼欲白太祖，恐太祖殺羽。”(70)《三國志》卷三六《蜀書·關羽傳》，第940頁。《蜀志》之“太祖”，較爲特殊，可能反映了傅玄《傅子》一書的原貌，是裴松之改而未盡之處。
裴注所引“傅子”，與後世流傳的《傅子》並非一書。據《晉書》本傳：“(傅玄)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爲《傅子》……玄初作内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沈。沈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于往代。’”(71)《晉書》卷四七《傅玄傳》，第1323頁。則此書顯爲言理之書，故《隋志》著録於子部雜家，四庫館臣則著録於子部儒家類。而據《永樂大典》所考見之《傅子》篇名共二十餘種，如《正心》、《仁論》、《義信》、《通志》、《問政》、《治體》等等，(72)永瑢等撰：
《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一《子部一》，第773—774頁。其文字又俱見清人輯本之中，(73)關於清人輯佚《傅子》的情況，參見陳見徵：
《析清人輯佚〈傅子〉的成就》，《文獻》2000年第3期。明顯與裴注所引專言魏國史事的“傅子”有别。
據《晉書·王沈傳》載，傅玄“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74)《晉書》卷三九《王沈傳》，第1143頁。《傅玄傳》亦載傅玄“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75)《晉書》卷四七《傅玄傳》，第1317頁。《史通·古今正史》亦載：“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監王沈，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等，復共撰定。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76)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
《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第321頁。則傅玄曾參與了魏國國史的修撰工作。而根據李曉明之考證，裴注所引《傅子》與王沈《魏書》是一種共存的關係，二者並非一書。據此，李曉明認爲傅玄也寫作了一部《魏書》，而裴注所引之“傅子”即指傅玄本人，並非言“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之《傅子》。(77)李曉明：
《傅玄〈魏書〉蠡考》，《文獻》2007年第3期。基於傅玄參與魏國國史撰作的經歷及裴注所引“傅子”中所見大量魏國史事的獨立性，我們雖不能完全確定傅玄獨自撰寫了一部《魏書》，但認爲傅玄利用與修國史的便利而留下了大量有關魏國史事的資料，應該是没有問題的。由於是未成之稿，故未有《魏書》之名，而只以“傅子”稱之。
其餘文獻所引《傅子》，基本不出裴注範圍。而其中的曹操稱謂，則稍有變異。《北堂書鈔》卷一三二引《傅子》稱“太祖武皇帝”，(78)虞世南等撰：
《北堂書鈔》卷一三二，第526頁。《隋書》卷一二亦引《傅子》，則稱“魏太祖”，(79)《隋書》卷一二《禮義志》，北京：
中華書局，1973年，第267頁。“太祖”後加謚號“武皇帝”與“太祖”前加國號“魏”一樣，是爲了識别而作的增改，並不影響我們對《傅子》稱“太祖”的判斷。
(四) 孫盛《魏氏春秋》、《魏陽秋異同》
裴注引孫盛之書，有《魏氏春秋》，又有《異同評》、《雜記》、《異同雜語》，亦有直接稱引孫盛者。這些文獻關於曹操之稱謂，《魏志·武帝紀》稱“太祖、公、王”，《魏志》其餘部分稱“太祖”，《吴志》則稱“曹公”，與《三國志》正文一致。
考《文選》李善注、《世説新語》劉孝標注以及《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等書所引孫盛之書，雖亦有涉及曹操稱謂之處，但卻是轉引自裴注而來，故不見孫盛之書有關曹操稱謂之實例。然據劉知幾《史通·模擬》篇曰：“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編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心異也。”(80)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
《史通》卷八《模擬》，第204頁。則知《魏氏春秋》乃模擬《春秋》“王正月”而書“帝正月”，則《魏氏春秋》以魏氏爲帝，設《武帝紀》，當稱曹操爲“武帝”或“太祖”。而在裴注中，即有兩處直引“孫盛”而稱“魏武”者：
孫盛評曰：
案魏武謂崔琰曰“昨案貴州户籍，可得三十萬衆”。(81)《三國志》卷六《魏書·袁紹傳》，第196頁。
孫盛曰：
魏武於是失政刑矣。(82)《三國志》卷一二《魏書·毛玠傳》，第377頁。
這裏的“孫盛”、“孫盛評曰”中的“魏武”，爲何不“隨正文爲稱”？對於這一問題，我們需要對裴注所引孫盛相關史籍的性質做出説明。如前文所述，《魏氏春秋》乃孫盛所著編年體魏國史，據《隋志》著録，《魏氏春秋》爲二十卷。在此之外，孫盛又撰有《魏陽秋異同》一書，據新舊《唐書》著録，《魏陽秋異同》爲八卷。錢大昕指出：“孫盛《異同評》，或作《異同雜語》，又作《異同記》，又作《雜記》，其實一書也。”(83)錢大昕撰，方詩銘、周殿傑校點：
《廿二史考異》卷一五《三國志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75頁。則《魏陽秋異同》見於裴注者，又有數名。既然出自一書，何以又名稱互異？對於這一問題，喬治忠解釋道：“《魏陽秋異同》應包括兩大類内容，一是羅列不同的記載而隨之加以孰是孰非的評斷，是爲‘異同評’；
二是僅録各種不同記載或傳聞，尚未能作出是否屬實的判斷，即稱爲‘異同雜語’或‘異同記’，亦簡稱‘雜語’、‘雜記’等等。”(84)喬治忠：
《孫盛史學發微》，《史學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33頁。據此可知，由於孫盛所處的東晉時期已經有了大量的三國史作，以至於“異聞錯出”，故而在撰有《魏氏春秋》以敍述曹魏歷史的基礎上，又撰有《魏陽秋異同》一書，備録異同。而裴注所引“孫盛曰”、“孫盛評曰”，則明顯屬於間下評論判斷的“異同評”部分。
實際上，《三國志》與裴注之關係，頗與《魏氏春秋》、《魏陽秋異同》相似。陳壽之《三國志》，即相當於《魏氏春秋》，都是獨立的史書；
而裴松之注，則相當於《魏陽秋異同》，是對正史的補充。而《魏陽秋異同》的兩個部分，又與裴注相似。“異同記”相當於裴注列諸史異同之處；
而“異同評”則類似於裴注之“臣松之曰”、“臣松之按”，是爲評論、判斷之處。由此看來，裴松之注的體例實有淵源自孫盛《魏陽秋異同》之處。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之外又别撰《通鑒考異》的做法，更是與孫盛完全相同。故張熙侯有“孫盛之《魏陽秋異同》，亦如《通鑒》之有《考異》”之説。(85)張熙侯：
《通鑒學》，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9年，第73—74頁。劉節亦認爲《通鑒考異》之史料鑒别方法取自孫盛、裴松之，參見劉節：
《中國史學史稿》，鄭州：
中州書畫社，1982年，第218頁。逯耀東之説則稍異，認爲《考異》實源自“太史公曰”。參見逯耀東：
《司馬光〈通鑒考異〉與裴松之〈三國志注〉》，《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第354頁；
逯耀東：
《史傳論贊與“太史公曰”》，《抑鬱與超越——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臺北：
東大圖書公司，2007年，第383—384頁。由於《魏氏春秋》與《魏陽秋異同》皆出孫盛之手，故有關曹操之稱謂必相同，這很可能影響到了裴松之注“隨正文爲稱”之體例。
不過，這種“隨正文爲稱”的體例也存在特例。如在“臣松之曰”、“臣松之按”部分，即經常有“魏武”、“魏武帝”等稱謂，並不完全“隨正文爲稱”，如：
臣松之案：
……今魏武不築垣牆，但連車樹栅以扞兩面。(86)《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第36頁。
臣松之案：
魏武帝遣先主統諸將要擊袁術。(87)《三國志》卷三二《蜀書·先主傳》，第876頁。
臣松之按：
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88)《三國志》卷三《魏書·明帝紀》，第115頁。
這説明，裴松之注對於曹操稱謂的書寫是有所區分的，即“列異同”部分“隨正文爲稱”，而“臣松之案”部分則較爲自由。前者屬於歷史記録，而後者則屬於歷史評論。而“孫盛曰”，即屬於“異同評”，與“臣松之案”性質相同，故有“魏武”之稱。如果我們考慮到裴松之注繼承了《魏陽秋異同》的體例的話，那麽裴注在史評部分的“臣松之案”稱“魏武”的書法，應當也是承襲自孫盛。因此，裴注在引“孫盛評由”時，才保留了“魏武”的稱謂，而不是“隨正文爲稱”。
即便如此，孫盛《魏氏春秋》可能也並没有在不同卷次分别稱“太祖”、“公”、“王”、“曹公”的稱謂系統。考《太平御覽》等書所引《魏氏春秋》及孫盛所著之書，稱曹操爲“公”者，皆取自裴注。《世説新語》注引《魏氏春秋》又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眀英發”，亦直稱謚號“武王”，非單稱“王”。因此，儘管裴松之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孫盛《魏氏春秋》與《魏陽秋異同》，但孫盛之書並非《三國志》曹操稱謂系統的起源。
總之，專録魏史之諸種史書，無論出自魏國史官還是私家之手，皆可謂之國史，自然尊曹操爲帝。而以目前所見諸書佚文考之，雖然大都以稱“太祖”爲主，但稱“武王”、“武帝”、“曹公”者亦不少，甚至偶有稱“曹操”者。雖然這些稱謂或有出於後世追改者，但仍能够證明在陳壽以前的魏史中已經較爲頻繁地使用這些稱謂了。不同的是，在這些魏國史籍中，可能還没有形成根據曹操官職的變化而改稱“太祖—公—王”的體例；
而且，由於是專録魏國史事，故亦不可能於敍述吴、蜀史事時稱“曹公”。
吴人所作吴國史，主要是韋曜《吴書》、胡沖《吴曆》以及張勃《吴録》。與蜀漢不同的是，吴國在三國時期既是獨立的國家，同時又曾向魏稱臣，接受了曹魏所封“吴王”之爵位。在這種雙重身份之下，以吴作爲敍事中心的史籍中的曹操稱謂，又是怎樣的呢？
(一) 韋曜《吴書》
裴注引韋曜《吴書》，《三國志·魏志》部分稱曹操爲“太祖”，《吴志》部分則稱“曹公”。不過，《魏志》部分引韋曜《吴書》時，亦有兩例稱“曹公”者，當爲特例。
韋曜《吴書》，是孫吴政權詔令韋曜等人修撰的官方史書。(89)關於《吴書》的成書及作者問題，詳見陳博：
《韋昭〈吴書〉考》，《文獻》1996年第3期；
張子俠：
《〈吴書〉作者考辨》，《史學史研究》2008年第2期；
唐燮軍：
《韋曜〈吴書〉考辨——兼論〈建康實録〉對〈吴書〉的徵引》，《中國典籍與文化》2009年第4期；
唐燮軍：
《韋曜〈吴書〉三題》，《書目季刊》第43卷第3期，2009年12月。至《隋書·經籍志》著録，僅餘二十五卷。(90)佚文可以參考滿田剛之輯本。滿田剛：
《韋昭『吴書』について》，《創価大學人文論集(藤村潤一郎教授退任記念號)》第16號，2004年，第235—285頁。對於《太平寰宇記》以及中國佛教文獻所引韋昭《吴書》，滿田氏亦有過專門研究。參見滿田剛：
《『太平寰宇記』所引韋昭『吴書』について》，《創価大學人文論集》第23號，2011年，第53—75頁；
滿田剛：
《中國佛教文獻所引韋昭『吴書』佚文について》，《創価大學人文論集》第25號，2013年，第133—152頁。而據目前有關《吴書》之史料推斷，該書爲紀傳體史書。《三國志·韋曜傳》曰：“又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91)《三國志》卷六五《吴書·王樓賀韋華傳》，第1462頁。則已登帝位的大帝孫權、少帝孫亮、景帝孫休及末帝孫皓皆當有本紀。(92)參見唐燮軍：
《韋昭〈吴書〉考辨——兼論〈建康實録〉對〈吴書〉的徵引》，《中國典籍與文化》2009年第4期，第68頁。《北堂書鈔》卷六九曾引《吴書·武烈皇帝紀》，(93)虞世南撰：
《北堂書鈔》卷六九《設官部二十一》，第251頁。可謂明證。由此來看，與《曹瞞傳》一樣出於吴人之手，且爲官修正史的《吴書》，已爲國主立本紀以别君臣尊卑，則不宜稱他國之主爲“太祖”。
而從三國時期留存下來的鼓吹曲中，亦可獲知魏、吴兩國官方對於曹操稱謂之實情。《宋書·樂志》載繆襲所造《魏鼓吹曲十二篇》，即稱曹操爲“武皇”。如第一曲《初之平》“赫武皇，期旗旌。麾天下，天下靈”；
第二曲《戰滎陽》“賴我武皇，萬國寧”；
第八曲《平南荆》“劉子面縛至，武皇許其成”。(94)《宋書》卷二二《樂志》，第644—646頁。而在吴國的鼓吹曲中，則直稱曹操。《宋書·樂志》載韋昭(曜)所造《吴鼓吹曲十二篇》，第四首名爲《伐烏林》，其辭曰：“曹操北伐，拔柳城。乘勝席捲，遂南征。劉氏不睦，八都震驚。衆既降，操屠荆。舟車十萬，揚風聲。議者狐疑，慮無成。賴我大皇，發聖明。虎臣雄烈，周與程。破操烏林，顯章功名。”(95)《宋書》卷二二《樂志》，第657頁。按，《宋書》又云：“《烏林》者，言曹操既破荆州，從流東下，欲來争鋒。大皇帝命將周瑜逆擊之于烏林而破走也”，直稱曹操，郭茂倩《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録》則稱“魏武”，《晉書·樂志》亦稱“魏武”，然此處之“魏武”皆系後人之稱，與時人所作鼓吹曲無涉。故《樂府詩集》所載《伐烏林》曲仍作“曹操北伐”。參見郭茂倩編：
《樂府詩集》卷一八《鼓吹曲辭三》，北京：
中華書局，1979年，第270—271頁；
《晉書》卷二三《樂下》，第701—702頁。則吴人尊稱孫權爲大皇，又徑稱曹操之名。且此鼓吹曲亦出於韋曜之手，則韋曜《吴書》絶無稱曹操爲“太祖”之可能。清人周廣業所作《經史避名匯考》即已指出：“《魏志》注引韋曜《吴書》稱曹操爲太祖，則爲史臣追改無疑。”(96)周廣業：
《經史避名匯考》卷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第598頁。而追改之“史臣”，當即裴松之。
(二) 胡沖《吴曆》
裴注引胡沖《吴曆》，惟《蜀志》、《吴志》涉及曹操，皆稱“曹公”，與陳壽《三國志》正文相同。
胡沖所著《吴曆》，《舊唐書·經籍志》始著録，爲六卷本。目前所見《吴曆》，散見於裴注、《太平御覽》等書。(97)關於胡沖《吴曆》之輯佚，可參見姚振宗：
《隋書經籍志考證》；
劉海静、魯玉敏：
《晉胡沖〈吴曆〉輯佚》，《吉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7年第5期；
滿田剛：
《胡沖『吴歷』輯本》，《創価大學人文論集》第24號，2012年，第125—185頁；
唐燮軍：
《史家行迹與史書構造——以魏晉南北朝佚史爲中心的考察》，第46—48頁。《吴志·胡綜傳》載胡沖之生平曰：“(胡綜)赤烏六年卒，子沖嗣。沖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爲中書令。”裴注引《吴録》曰：“沖後仕晉尚書郎、吴郡太守。”(98)《三國志》卷六二《吴書·是儀胡綜傳》，第1418頁。關於其成書年代，據有關學者考證，乃在太康元年(280)以後，(99)滿田剛：
《胡沖『吴歷』輯本》，第128頁。陳壽作《三國志》之前。(100)王文進：
《論裴松之〈三國志注〉中的“三吴之書”》，《東華漢學》2015年第22期，第15—16頁。則胡沖《吴曆》之撰成，應當已經入晉。
胡沖即爲吴人，其所撰《吴曆》在情感上明顯有傾向吴國的地方。我們以“曹公出濡須”一事爲例。據《吴志·吴主傳》裴注：
《吴曆》曰：
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没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爲是挑戰者，欲擊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敕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權爲箋與曹公，説：“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别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101)《三國志》卷四七《吴書·吴主傳》，第1119頁。
文中稱曹操爲“曹公”。這段文字又見《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文選》注，亦稱“曹公”。不過，經過仔細的文本比對可知，《藝文類聚》等書所引皆不出裴注範圍，且文字基本相同，當轉引自裴注。考慮到裴注“隨正文爲稱”之例，這裏的“曹公”並不能作爲考察胡沖《吴曆》的材料。而從《吴曆》的行文以及出於曹操之口的“生子當如孫仲謀”、“孫權不欺孤”等話語來看，胡沖明顯有誇耀孫權而貶低曹操之處。而這，也與《吴曆》一書“極力誇耀東吴先賢”(102)王文進：
《論裴松之〈三國志注〉中的“三吴之書”》，第15—22頁。的做法是一致的。
儘管胡沖在情感上偏向於吴，但從胡沖對吴、魏兩國君主的稱謂來看，胡沖似乎承認了吴曾臣服魏之事實。《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引《吴曆》曰：“魏文帝賜吴王太子罽二張”；
(103)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第2631頁。卷九六六引《吴曆》曰：“吴王饋魏文帝大橘。”(104)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九六六《果部三》，第4285頁。這些引文並不曾爲裴注所引，應當是保留了《吴曆》之原貌。由此可見，胡沖以魏爲帝、以吴爲王，明顯是以正統予魏。據此推斷，《吴曆》中的曹操，亦必有尊稱；
參照“魏文帝”之稱，或當稱作“魏武帝”。
(三) 張勃《吴録》
裴注在《蜀志》、《吴志》部分都曾引及《吴録》，但在正文中並不涉及曹操之稱謂。惟有《吴志》載張紘所撰《爲孫會稽責袁術僭號書》(105)按，《三國文類》題作《孫策責袁術書》，但該文實由張紘所撰，故以嚴可均所題《爲孫會稽責袁術僭號書》更爲合適。參見嚴可均輯《全後漢文》卷八六，《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附索引)》，第939頁。云：“曹操放毒東徐，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炰烋北幽，劉繇決力江滸，劉備争盟淮隅”，(106)《三國志》卷四六《吴書·孫破虜討逆傳》，第1105頁。但這裏的“曹操”系轉引自書信，並非史書敍事之正文。而無論是陳壽還是裴松之，對於轉引中的稱謂，都保留原貌而不做統一，故不能借此推測張勃《吴録》之曹操稱謂。(107)按，無論是《三國志》还是裴注，凡是直接引文(包括引語、書信、詔書)中的稱謂，都保留史料之原貌而不做統一，故《三國志·魏書》的直接引文中有“曹操”之名。曾樸據裴注引《獻帝起居注》之曹操表文中的“曹操”來判斷《獻帝起居注》的成書年代(曾樸：
《補後漢書藝文志並考》卷五，《二十五史補編》，第2525頁)，是不可靠的。對此，徐沖曾提出過質疑，認爲表文中的“曹操”乃轉引自袁紹之書信，而袁紹書信中的“曹操”，又出於袁術之口，故而在“重重引用”下，很可能無需避諱。(徐沖：
《〈獻帝起居注〉與獻帝朝廷的歷史意義》，第42頁)“重重引用”不過是一種特殊的情况，實際上，凡是直接引文，都無需避諱。因此，“曹操當死數矣”、“逆賊曹操”一類帶有污衊性的引語，也保留在《魏書》之中。而《蜀書》之“主公”、《吴書》之“至尊”等稱號，亦皆來自直接引文，故也不能作爲《三國志》直稱劉備、孫權之名的反證。
《吴録》爲張勃所撰，《史記·伍子胥列傳》索隱曰：“張勃晉人，吴鴻臚儼之子，作《吴録》，裴氏注引之是也。”(108)《史記》卷六六《伍子胥列傳》，第2644頁。有學者根據《吴録》曾引及孫盛《晉陽秋》之文字，推斷《吴録》成書當在孫盛同時或之後。(109)王文進：
《論裴松之〈三國志注〉中的“三吴之書”》，第23頁。據《隋書·經籍志》載：“晉有張勃《吴録》三十卷，亡。”(110)《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第955頁。則《吴録》流傳不久，即已散佚。從《吴録》的佚文來看，張勃雖身爲晉人，但由於其家族出於吴四姓之緣故，對於吴仍存故國之情，這從《吴録》中的吴主稱謂可以得知。據諸書所引：
大皇帝大會飲宴，下馬迎魯肅，肅入拜起，禮之，謂言：“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未？”肅趨進曰：“未也。”(111)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三五九《兵部九〇》，第1652頁。
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爲晉所滅，封歸命侯。(112)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等整理：
《世説新語箋疏》卷下之下《排調第二十五》，第918頁。
武烈皇帝姓孫氏，名堅，字文臺，吴郡富春人。漢季世，墓上數有光，雲五色，上燭天。(113)瞿曇悉達：
《唐開元占經》卷九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7册，第906—907頁。又按《藝文類聚》卷一〇：“孫堅墓上數有光，如雲氣五色，上屬天，下蔓延数里。父老相謂曰：‘此非凡氣，孫氏其興乎。’”則節引爲“孫堅”。
武烈皇帝姓孫，名堅，字文臺。母有身，夢膓繞吴閶門。
長沙恒王名策，字伯符，武烈長子。母吴氏，有身，夢月入懷。(114)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三六〇《人事部一》，第1659頁。按，從這兩處引文來看，第一部分當出自《吴録》的“武烈皇帝本紀”，第二部分則當出自“長沙恒王傳”。
在這些《吴録》佚文中，即尊吴主爲“大皇帝”、“景帝”、“武烈皇帝”，而非《三國志》之直書其名，可見張勃與陳壽《三國志》書法之差異。唐燮軍即指出：“稱謂問題在傳統的歷史書寫中，往往寄寓著作史者的情感傾向和政治立場；
《吴録》既以‘大皇帝’、‘景帝’分别稱呼孫權、孫休，也就透顯出張勃對‘春秋筆法’的體認和對故國的追懷與尊崇。亦唯其如此，時當陳壽基於‘正魏僞吴’立場撰就《吴志》，張勃在深致不滿之餘，轉而秉持‘正朔在吴’的原則，重新書寫孫吴歷史。”(115)唐燮軍：
《張勃〈吴録〉對孫吴國史的重構及其邊緣化》，《史林》2015年第4期，第55頁；
唐燮軍：
《史家行迹與史書構造》，第36頁。而據前人之研究，張勃《吴録》曾爲吴立本紀，亦可見張勃之態度。《隋志》載《吴録》於正史類，其時或尚知該書之性質。因此，張勃既以“正朔在吴”，則必不至於稱曹操爲“太祖”。至於是否稱“曹公”，則暫難判定。
由上文可知，韋曜、胡沖、張勃皆撰吴史，但三者關於曹操之稱謂卻各有區别。韋曜《吴書》爲吴人所撰之官方史書，尊孫氏爲帝，故而直稱曹操其名。胡沖《吴曆》則爲私撰之吴史，但由於已經入晉，雖對吴存故國之情，但卻又不得不承認吴曾臣服於魏之歷史事實，故於曹操當有尊稱。而張勃《吴録》則成書於東晉，其時晉人早已南渡，兼之張勃吴人情懷頗重，故一反陳壽等人“正魏僞吴”之説，反而持“正朔在吴”之觀點再撰吴史，以尊孫氏，故必不至於以“太祖”稱曹操。
統録三國史事之史籍，大抵可以分爲三種類型。其一，關於獻帝一朝歷史的史籍，如《獻帝起居注》、《獻帝春秋》、《山陽公起居注》等，其記述主體爲漢獻帝；
其二，綜録多朝的史籍，如《魏晉世語》、《漢魏春秋》、《漢晉春秋》等，記録了漢魏、魏晉之禪代；
其三，綜録後漢一朝歷史之史作，即華嶠、司馬彪、袁山松、范曄等諸家後漢書，其記録主體乃是後漢王朝。那麽，這些不同類别的後漢、三國史作中，是如何書寫作爲“漢之臣”、“魏之君”的曹操的呢？
(一) 《獻帝起居注》與《獻帝春秋》
《魏志·武帝紀》曾數次引及《獻帝起居注》，但曹操稱謂僅一見，稱作“公”；
《文帝紀》則有稱“太祖”者，皆與《三國志》正文相同。對於這兩處稱謂，前人均有討論。
先看稱“太祖”者。據《魏志·文帝紀》裴注引《獻帝起居注》曰：
建安十三年，爲司徒趙温所辟。太祖表“温辟臣子弟，選舉故不以實”。使侍中守光禄勛郗慮持節奉策免温官。(116)《三國志》卷二《魏書·文帝紀》，第57頁。
這裏的“太祖”，清人曾用於判斷《獻帝起居注》的成書年代。侯康認爲：“稱曹操爲太祖，則此書成于魏時也。”(117)侯康：
《補三國藝文志》卷三，《二十五史補編》，第3177頁。姚振宗《後漢藝文志》則曰：“書中稱太祖，書名題獻帝，則碻爲魏人手筆。《史通》云‘及在許都，楊彪頗存注記’，意即是彪所存。彪卒于魏文帝黄初六年。其改稱太祖，亦或出自彪手。至稱獻帝，則在魏明青龍二年之後矣。”又云：“又按是類之書，關涉魏事，魏之文、明諸帝皆所寓目。故魏之臣子改其文曰太祖。其原書之名，則必稱《今上起居注》，是不得不有所改。青龍之前亦當改稱《漢帝起居注》，其後乃加獻字耳。”(118)姚振宗：
《後漢藝文志》卷二，《二十五史補編》，第2355頁；
又見姚振宗：
《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一五，《二十五史補編》，第5296頁。顯然，既稱“起居注”，最初必爲漢之史官所著，故最早的起居注文本的形成在魏稱帝之前；
而後世所見之“太祖”稱謂，便有出自楊彪等人之手的可能性。
稱“公”者，見於《魏志·武帝紀》裴注：
《獻帝起居注》曰：
公上言“大將軍鄴侯袁紹前與冀州牧韓馥立故大司馬劉虞……輜重財物巨億。”(119)《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第22頁。
徐沖認爲：“這條佚文反而可以説明《獻帝起居注》此處的正文是以‘公’來稱呼曹操的。這一稱呼應來自建安元年(196)曹操迎獻帝都許之後所受封的大將軍一職。”“《獻帝起居注》既然有書‘公’之例，可以推測在建安元年曹操受封大將軍之前對曹操當另有所稱。但具體如何稱呼，似無史料可以説明。”(120)徐沖：
《〈獻帝起居注〉與獻帝朝廷的歷史意義》，《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第42—43頁。但考慮到裴注“隨正文爲稱”之例，這裏的“公”應該仍舊是裴松之所改，並非《獻帝起居注》之原本。值得注意的是，《武帝紀》裴注所引《獻帝起居注》有稱“魏公”者：
使行太常事大司農安陽亭侯王邑與宗正劉艾，皆持節，介者五人，齎束帛駟馬，及給事黄門侍郎、掖庭丞、中常侍二人，迎二貴人于魏公國。二月癸亥，又于魏公宗廟授二貴人印綬。甲子，謁魏公宫延秋門，迎貴人升車。(121)《三國志》卷一《魏書·魏武紀》，第43頁。
依照裴注之例，本處應該稱“公”；
但這段文字極爲鄭重，故數書“魏公”。而以官爵稱曹操，很有可能保留了《獻帝起居注》之原貌。在袁曄《獻帝春秋》中，即有直稱曹操官爵之例。
裴注所引袁曄(122)按，裴注所引“袁曄”多作“袁暐”。沈家本曰：“案《隋志》，《獻帝春秋》十卷，袁曄撰。《唐志》同，惟獻上多一漢字。《吴志·陸瑁傳》‘廣陵袁迪’注‘迪孫曄，字思光，作《獻帝春秋》’，與隋、唐二志合。《續漢志注》、《後漢書注》、《文選注》、《御覽》諸書，並作袁曄，然裴氏他卷屢稱袁暐，疑不能明也。”(沈家本：
《古書目》卷一《三國志注所引書目一》，《沈寄簃先生遺書》乙編)逯耀東則認爲“暐”爲“曄”之訛誤(逯耀東：
《〈三國志注〉引用的魏晉材料》，《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中華書局，2006年，第280—281頁)。按，“暐曄”一詞常並用。如《文選·左思》：“崇臨海之崔嵬，飾赤烏之暐曄。”吕向注：“暐曄，光盛貌。”字形字義較近，故致混用。《獻帝春秋》，《魏志·武帝紀》分别稱“太祖、公、王”，《魏書》其餘卷稱“太祖”。
關於袁曄之生平，姚振宗曾推斷：“按曄祖迪與張弦過江，其時當在獻帝初年；
下至吴亡，凡九十餘年。曄生長于吴，故所作多傳聞異詞，其人或未嘗入晉。”(123)姚振宗：
《三國藝文志》卷二《史部》，《二十五史補編》，第3233頁。袁曄即爲吴人，又未嘗入晉，則《獻帝春秋》不當尊他國之君爲太祖。(124)按，《獻帝春秋》收録了許多對曹操不利的史料，亦可以見袁曄之態度。參見陳俊偉：
《袁曄〈獻帝春秋〉之歷史敍述評議》，《東華漢學》2016年第23期，第90頁。而《太平御覽》所引《獻帝春秋》，即直稱曹操之名。如卷九五引《獻帝春秋》曰：“建安元年七月，乘輿到洛，幸城西故常侍趙忠舍，百官被荆棘依故丘墟間，侍郎以下皆出葬采，四方州郡各擁强兵，莫有至者。曹操白帝，遷都許。庚申，車架出洛，轘轅而東，陽奉、韓暹引軍追之。輕騎既至，曹操設伏兵要于陽城山峽中，大敗之。九月，車架到許，幸曹操營，設有司營宗廟社稷。自帝西遷，朝廷傾覆，王制節度於是始建。”(125)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九五《皇王部》，第442頁。又卷八九四引《獻帝春秋》曰：“曹操與吕布軍戰，敗，布得操而不知是，問曰：‘曹使君何在？’答曰：‘騎黄馬者是也’。因得免。”(126)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八九四《獸部六》，第3970頁。《事類賦》卷二一同，參見吴淑撰：
《事類賦》卷二一《獸部一·馬賦》，宋紹興十六年刻本。由此可見，《獻帝春秋》一書以獻帝爲尊，稱作“天子”、“帝”；
作爲臣子的曹操，則直稱其名。
除直稱“曹操”外，《獻帝春秋》又以官爵稱曹操。《太平御覽》卷三七八引《獻帝春秋》曰：“司空攻吕布於下邳，吕布登西北白樓上，城儱A士擒，以詣司空。布曰：‘明公何瘦？’司空曰：‘所以瘦，不早相得故耳。’”(127)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三七八《人事部一九》，第1748頁。四庫本《太平御覽》有雙行夾注曰：“司空，曹操也。”(128)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三七八《人事部一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96册，第457頁。據《魏志·武帝紀》，曹操拜司空在建安元年，至建安十三年，罷漢三公，拜丞相，是曹操所有官爵中任期最長者，故以天子三公之職稱之，頗合君臣之分，當是歷史實情。
此外，《魏志·武帝紀》裴注引《獻帝春秋》又稱“魏王”。按“隨正文爲稱”之例，此處當稱“王”。這裏的“魏王”之稱，與裴注引《獻帝起居注》的“魏公”的情況類似。而無論是“魏王”、“魏公”、“司空”，皆是以曹操當時之官爵稱之，這應當可以反映《獻帝起居注》、《獻帝春秋》曹操稱謂之原本。
(二) 諸家《後漢書》
從漢末至南朝，撰寫後漢書史者多達十餘家，除范曄、袁宏二家之外，大都散佚殘缺。其見於裴注所引，且涉及曹操稱謂者，有謝承、司馬彪、張璠三家。與《三國志》正文一致，《魏志》部分所引皆稱“太祖”；
《蜀志》、《吴志》所引則稱“曹公”。
除裴注所引之外，謝承《後漢書》、張璠《後漢紀》之佚文皆直稱“曹操”。《太平御覽》卷三七三引謝承《後漢書》曰：“曹操逼獻帝廢伏后。”(129)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三七三《人事部一四》，第1720頁。《太平御覽》卷三七八：“子修爲曹操所殺。”(130)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三七八《人事部一九》，第1748頁。《文選》卷四四《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注：“袁紹以曹操爲東郡太守”、“操得兗州”、“操圍吕布于濮陽”。(131)蕭統編，李善注：
《文選》卷四四，第1969、1970頁。則謝承《後漢書》當稱“曹操”、“操”。而據《太平御覽》卷一三七引張璠《漢記》：“曹操入其二女於宫。”(132)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一三七《皇親部三》，第669頁。按，張璠《後漢紀》，諸書所引或作“漢記”，或稱“漢紀”。則張璠《後漢紀》亦稱“曹操”。
檢閲目前的《續漢書》輯本可以發現，《續漢書》之曹操稱謂較爲複雜。有稱“魏王”、“魏王操”者，如《太平御覽》卷九二引《續漢書》：“二十五年十月，上禪位於魏。魏王即帝位，封上爲山陽公。”(133)李昉等：
《太平御覽》卷九二《皇王部一七》，第441頁。又卷一三七引《續漢書》：“孝獻曹后，丞相魏王操女也，名憲。建安十八年，上納操二女憲、節于后宫，皆以爲貴人。”(134)李昉等：
《太平御覽》卷一三七《皇親部三》，第669頁。或徑稱“曹操”，如《太平御覽》卷六八二：“孝穆曹后，曹操之女也。”(135)李昉等：
《太平御覽》卷六八二《儀式部三》，第3042頁。亦有稱作“魏武帝”者，《世説新語·識鑒》劉孝標注引《續漢書》：“初魏武帝爲諸生，未之知名也，玄甚異之。”(136)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等整理：
《世説新語箋疏》卷中之上《識鑒》，第453頁。還有稱“太祖”者。《後漢書·楊震傳》李賢注引《續漢書》曰：“太祖聞之大怒，故遂收殺之，時年四十五矣。”(137)《後漢書》卷五四《楊震傳》，第1789頁。而隨范曄《後漢書》而保存的《續漢書志》，則皆稱“曹公”。《五行志》即云“其後曹公由庶士起。”(138)《後漢書志》第一七《五行五》，第3347頁。而《天文志》辭例更多：
其後丞相曹公征討天下且三十年。
是時上在長安，後二年東遷，明年七月，至雒陽，其八月，曹公迎上都許。
其年十一月，紹軍爲曹公所破。七年夏，紹死，後曹公遂取冀州。
曹公將伐荆州，琮懼，舉軍詣公降。
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涼州。
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魯降。(139)《後漢書志》第一二《天文下》，第3261頁。
對於《五行志》中的“曹公”稱謂，李景星認爲“此等稱謂，殊不相宜，當直稱‘曹操’爲是”。(140)李景星：
《四史評議》，長沙：
嶽麓書社，1986年，第364頁。諸書所引之“曹操”、“魏王”、“魏武帝”、“太祖”等稱謂，由於是他書所引，容或有改易之處，但考慮到《續漢書志》是完整地流傳至今，似無改變之可能，原書或即稱“曹公”；
則其餘尊稱，抑或爲事實。陳俊偉即認爲，《續漢書》稱“曹公”“正可見陳壽撰史之前的西晉北人早已如是，《三國志》尊敬曹操爲‘曹公’之舉不過只是史家遵從西晉北人的歷史詮釋視角而已。”(141)陳俊偉：
《陳壽之“尊魏”、“尊蜀”問題再議——以劉咸炘〈三國志知意〉的相關考辨切入》，《漢學研究集刊》2017年第25期，第180頁。即以這裏的“曹公”稱謂作爲《三國志》之淵源。
除裴注所引文字中涉及曹操稱謂的謝、司馬、張三家後漢書之外，其餘後漢書亦均直稱“曹操”之名。如范曄《後漢書》、袁宏《後漢紀》二書完整保存至今，即皆稱“曹操”。袁山松《後漢書》之佚文，亦直稱“曹操”。如《續漢書·五行志》引《袁山松書》曰：“曹操專政。”(142)《後漢書志》第一五《五行三》，第3312頁。《太平御覽》卷四四二引袁山松《後漢書》曰：“初曹操微時，瓚異其才，將没，謂子宣等曰：‘世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亂世矣。”同卷又曰：“南陽何顒初見曹操，歎曰：‘漢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以是嘉之。”(143)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四四二《人事部八三》，第2034頁。至於華嶠《後漢書》、謝沈《後漢書》、張瑩《後漢南記》等書，則佚文不涉及曹操稱謂，暫難考察。
(三) 習鑿齒《漢晉春秋》
裴注所引習鑿齒《漢晉春秋》，《魏志》部分稱“太祖”，《蜀志》部分則稱“曹公”，與《三國志》正文一致。
習鑿齒《漢晉春秋》一書，以持蜀漢正統論而知名。據《晉書·習鑿齒傳》載：“是時温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武帝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爲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强也。凡五十四卷。”(144)《晉書》卷八二《習鑿齒傳》，第2154頁。又撰《臨終上前論疏》、《晉承漢統論》、《别周魯通諸葛論》，(145)參見嚴可均：
《全晉文》卷一三四，《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附索引)》，第2229—2234頁。反復申論之。既載諸空言，又見之行事，可謂深切著明者矣。(146)關於習鑿齒正統論的研究，可參見張承宗：
《〈漢晉春秋〉在史學上的影響》，《史學史研究》1996年第2期；
黄尚明：
《〈漢晉春秋〉的寫作背景、史學思想及其影響》，《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由於主張“以晉繼漢”，以蜀爲正，且《漢晉春秋》爲編年體史書，曹操之行事只能附屬於獻帝紀、劉備紀之中，(147)諸種《漢晉春秋》輯本皆爲蜀立本紀，參見湯求輯，喬治忠校注：
《漢晉春秋》，湯求、黄奭輯，喬治忠校注：
《衆家編年體晉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9—30頁；
余鵬飛：
《習鑿齒與〈漢晉春秋〉研究》，武漢：
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65頁；
習鑿齒著，湯求、黄奭輯佚，柯美成匯校通釋：
《漢晉春秋通釋》，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45頁。故絶不可能稱“太祖”。他書所引，即直稱其名。《太平御覽》卷九二引《漢晉陽秋》曰：“獻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近侍，莫非曹氏党舊恩戚。議郎趙彦嘗爲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内外多見誅。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忿，因曰：‘君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輔兵入朝，令虎賁執刃挾之。操顧左右汗流洽背，自後不敢復朝請。”(148)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九二《皇王部一七》，第442頁。這段文字即稱其爲曹氏、曹操、操，没有太祖、公、王、曹公等稱，應當可以反映習鑿齒《漢晉春秋》曹操稱謂之原貌。
總之，統録後漢、三國史事之諸種史籍，大都直稱“曹操”之名，《獻帝起居注》、《獻帝春秋》則以“魏公”、“魏王”、“司空”等官爵稱之。司馬彪《續漢書》則並稱“太祖”、“武帝”、“曹公”，則與魏國史書較爲接近。諸家後漢、三國史與魏史及《三國志》曹操稱謂之差異，主要取決於這些史書的敍事體例及成書時代。首先，統録後漢、三國史的史籍，除《漢魏春秋》、《魏晉世語》之外，大都以漢爲正，在這種敍事體例之下，曹操仍舊是“漢之臣”，自然不宜有“太祖”、“武帝”等尊號。其次，這些史籍之成書，或在魏建帝號以前(如《獻帝起居注》)，或身爲吴人而並未受魏人之統治(如袁曄《獻帝起居注》、謝承《後漢書》)，或成書於“受漢禪晉”説已經發生動摇、從而産生蜀漢正統論、吴正統論的東晉時期(如習鑿齒《漢晉春秋》)，亦無需有尊號。而作爲其中特例的司馬彪《續漢書》，則成書於西晉時期，且司馬彪爲晉之宗室，尊魏即是尊晉，故於曹操有尊稱，亦合乎情理。
關於曹操稱謂之書法，雖然與史書之體例有着密切的關係，但最主要的還是取決於史家對於魏、蜀、吴三國正統所持之看法；
而史家正統觀之形成，又取決於史家所處之時代及政治環境。當然，史家之家世與思想背景，亦在其中扮演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三國鼎立之時，魏、吴兩國各有國史，自然以“繼漢而興”的姿態書寫自己的歷史。曹操於魏爲開國君主，自然以謚號、廟號稱之；
又因爲是本國之史，故“太祖”、“武帝”之前，大可省略“魏”之國號。至於吴國，曹操乃是敵國之君，則自然尊孫氏爲帝，而直稱曹操之名。
至晉承魏禪，既而又滅吴，從而實現國家的再次統一之後，曹操則成爲了前朝之君。在法統上，晉實受魏禪而來，而魏又受漢之禪讓，故入晉時所作史書，皆以曹魏爲正統。誠如朱彝尊引宋人尹起莘之言曰：“自陳壽志三國，全以天子之志予魏，而以列國待漢，收天下三分之二，司馬氏繼之。于時作史者，王沈則有《魏書》，魚豢則有《魏略》，孔衍則有《魏尚書》，孫盛則有《魏春秋》，郭頒則有《魏晉世語》。之數子者，第知有魏而已。”(149)朱彝尊：
《曝書亭集》卷五九《陳壽論》，上海：
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696頁。錢大昕亦云：“魏氏據中原日久，而晉承其禪，當時中原人士知有魏不知有蜀吴也。”(150)錢大昕撰，陳文和點校：
《潛研堂集》文集卷二四《三國志辨疑序》，《嘉定錢大昕全集·九》，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83頁。其中專書魏史者不論，孔衍《漢魏春秋》、郭頒《魏晉世語》二書顯然是持“漢—魏—晉”正統觀之代表，故皆予曹操以尊稱。其時成書之司馬彪《續漢書》、胡沖《吴曆》，雖然是後漢史、吴國史，也仍舊以“曹公”、“魏武”稱曹操。
對於魚豢、孫盛等史籍尊曹魏爲帝而直稱吴、蜀二國君主之名一事，劉知幾《史通·稱謂》篇曾有激烈的批評：
古者二國争盟，晉、楚並稱侯伯；
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即爲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也。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吴長。但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絜短，魏實居多。二方之于上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並霸。(蜀昭烈主可比秦繆公，吴大帝可比楚莊王)逮作者之書事也，乃没吴、蜀號謚，呼權、備姓名，(謂魚豢、孫盛等)方于魏邦，懸隔頓爾，懲惡勸善，其義安歸。(151)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
《史通通釋》卷四《稱謂第十四》，第99頁。
魏、蜀、吴三國鼎立，與春秋、戰國時期列國争霸的形勢頗爲相似。但在處理君主稱謂問題上，“近古”的魏晉卻不同於“上古”之春秋戰國。上古“並稱侯伯”、“俱曰帝王”，而魏晉時期的魚豢、孫盛之徒，卻獨尊曹魏，隱没孫權、劉備之謚號而直稱其名，這無疑是錯誤的。在劉知幾看來，魏、蜀、吴各有得其正統之處。如以王道論之，則劉備爲漢之宗室而繼承漢祚；
以國祚長短而論，則吴立國最長；
而以地域都邑而論，而魏處於中夏，且又受漢獻帝之禪，確實在正統之争中有其優勢。因此，按照劉知幾的意見，各稱其謚號，應該是最合理的做法。不過，即便陳壽《三國志》分爲魏、蜀、吴三書，卻仍舊以魏爲正，並爲曹操設立了“太祖、公、王”與“曹公”的稱謂系統，同時又直書吴、蜀二國君主之姓名，這仍舊未能超出孫盛、魚豢等人。
至於晉室南渡，習鑿齒、張勃才突破“以魏爲正”的歷史書寫方式。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漢爲正，而張勃《吴録》則以吴爲正。兩種新的正統觀的出現，除了當時的政治環境發生了變化以外，也與二者的家世有着密切的關係。如張勃爲吴人之後，習鑿齒則爲蜀人，故皆尊故國，以示不忘故主之情。(152)杭世駿曰“蓋習是襄陽人，其以正統予蜀，猶有不忘故主之意。”杭世駿《諸史然疑》，《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54册，第1042頁。不過，自朱熹持蜀漢正統論之後，不僅張勃《吴録》之觀點漸被遺忘，持魏正統論者亦開始受到批評，這尤以陳壽《三國志》爲多。因此，爲了回護陳壽，清人多以迫於“時勢”作解釋。四庫館臣論陳壽之書曰：
其書以魏爲正統，至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始立異議。自朱子以來，無不是鑿齒而非壽。然以理而論，壽之謬萬萬無辭。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爲偏安者争正統，此孚於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爲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僞魏是僞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漢、南唐亦近於蜀，故北宋諸儒皆有避而不僞魏。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153)永瑢等撰：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五《史部·正史類一》，第403頁。
四庫館臣之觀點是十分通達的。誠如雷家驥所言：“三國正統糾紛如此，其統治者潛意識及意識之内慚表現如彼，愈自慚自卑者愈需他人之肯定，則其要求臣下入主出奴之見，可想而知。黄權、譙周、陳壽、李密之徒，在蜀則以蜀爲正，入魏則以魏爲帝，仕晉則以晉爲主，蓋身不由己，逼於政治意識而不得不如此。”(154)雷家驥：
《中國古代史學觀念史》，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278—279頁。則四庫館臣之見解，已經極爲接近我們今天的認識。然而，四庫館臣仍舊認爲，“以理而論，壽之謬萬萬無辭”，這無疑是受朱熹以來蜀漢正統論之影響。因此，就價值判斷而來，只要是持曹魏正統論，即是謬誤無疑。
因此，清人爲了維護陳壽，也爲了進一步維護蜀漢正統論，便發明了一種“陰帝蜀論”。何焯即論述道：“承祚身入晉室，奉命修史，彼自謂三禪相承，同符舜、禹，不得不以魏爲正。乃於《蜀書》之末，記文然之贊，假託網羅散軼，陰著中漢、季漢皇統斯在，躋蜀于曹氏之上，大書贊昭烈皇帝，則己之所述曰《先主傳》者，明其遜詞，實以文然所贊代己序傳也。”(155)何焯著，崔高維點校：
《義門讀書記》卷二七《三國志·蜀志》，第473頁。錢大昕亦承此説，他論述道：
陳承祚《三國志》，創前人未有之例，縣諸日月而不刊者也。魏氏據中原日久而晉承其禪，當時中原人士知有魏不知有蜀、吴也。自承祚書出，始正三國之名，且先蜀而後吴，又于《楊戲傳》末載《季漢輔臣贊》，亹亹數百言，所以尊蜀殊于魏、吴也。存“季漢”之名者，明乎蜀之實漢也。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不過因其意而推闡之。而後之論史者輒右習而左陳，毋乃好爲議論而未審乎時勢之難易與？夫晉之祖宗所北面而事者，魏也，蜀之滅，晉實爲之，吴、蜀既亡，群然一詞，指爲僞朝，乃承祚不唯不僞之，且引魏以匹二國，其秉筆之公，視南、董何多讓焉！(156)錢大昕撰，陳文和點校：
《潛研堂文集》卷二四《三國志辨疑序》，《嘉定錢大昕全集·九》，第383—384頁。
何焯、錢大昕認爲陳壽撰《季漢輔臣贊》、《蜀書》詳載即位文告及策文等内容，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陳壽對於蜀國的親近態度。但誠如劉咸炘所論證的，這些内容只能够説明“承祚誠有不忘故國之心，而實無季漢正統之見”。(157)劉咸炘：
《三國志知意》，第319頁。或者正是鑒於陳壽持“陰帝蜀論”的證據單薄，清人開始關注到了《三國志》曹操稱謂的書法問題，並提出了新的理解。如本文開篇所引李清植、梁章鉅、盧弼等説，皆認爲《武帝紀》曹操稱謂由公而王、由王而太祖乃是著曹操篡亂之迹，陳壽如此書寫，乃是以正統予蜀。
如果説何焯、錢大昕等人贊同“陰帝蜀論”的論據仍舊建立在《三國志》文本的基礎上的話，另有一種更爲極端的做法，則是完全否認陳壽爲魏立本紀之事實。張照即認爲：“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不别異吴、蜀以他稱，統名之曰《三國志》，然則陳壽之意亦可見矣。”(158)轉引自劉咸炘：
《三國志知意》，第307頁。又馮集梧曰：“《三國志》本無本紀列傳之目，故近時考證悉遵陳壽原書，不著紀傳等字。”(159)馮集梧注：
《樊川詩集注》卷一，清嘉慶德裕堂刻本。考當時流行之刻本，往往在書前目録上題“武帝操”、“文帝丕”，而不題“武帝紀”、“文帝紀”，中華書局點校本亦加以沿用不替，(160)參見百納本《三國志》、盧弼《三國志集解》、中華書局本《三國志》等書之書前目録。故張照、馮集梧認爲《三國志》没有紀傳之分，因而陳壽也没有“帝魏”之説。據此，遂有以《三國志》中的曹操稱謂全系後人改篡的説法。胡玉俚認爲：
案武紀稱操爲太祖，建安元年封武平侯後稱公，進爵爲魏王後稱王，而稱公下無一語斡旋或繳明，殊嫌倒置，是文例之最不可通者，陳壽何致出此？或謂不如概稱太祖。陳氏又豈不知而竟遺斯巨繆？斷無是理。蓋經後人篡改也。志本傳體，無紀之一目。猶漢志高祖傳孝文傳之比。而稱爲書，以魏、蜀、吴鼎峙，皆各未能渾一。遂三國之無所謂帝某僞某也。又係私史，意在數十百年後傳之其人，以明尊蜀微尚。不謂卒後即由尚書郎范頵上表，遂入於官。今本非頵，即宋人改竄，而以後説爲近。(161)胡玉俚：
《三國志集解序》，盧弼著：
《三國志集解》，第17頁。
由於胡氏認爲《三國志》“本系傳體，無紀之一目，又系私史，非奉敕撰”，故“無所謂帝某僞某也”。既然不尊曹氏，故其中的曹操稱謂已非原本，而這種改篡，很有可能出自晉、宋時人之手。因此，胡玉俚還原了他認爲的《三國志》曹操稱謂的原本：“大致武平侯以前太祖字原是操字，方與下文稱公稱王融洽。余太祖字是公字，方與蜀吴二志稱曹公。”
然而，胡氏之説的根基，即《三國志》不設本紀的觀點是錯誤的。清人以爲《三國志》不設本紀的依據乃是當時流行刻本之“書前目録”，並非陳壽之原文。而考汲古閣、百納本諸家《三國志》之正文，皆題《武帝紀》，《三國志》正文又數云“語在武紀”，(162)參見《三國志》卷六、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三、十四，第187、190、253、323、330、401、428頁。以見互見之體。且《隋志》云“陳壽删集三國之事，唯魏帝爲紀，其功臣及吴蜀之主並皆爲傳”，(163)《隋書》卷三三《經籍二》，第957頁。其言鑿鑿，實在無可辯駁。對於這種枉顧事實的做法，劉咸炘批評道：“欲爲承祚雪帝魏之譏，遂竟謂無紀傳，亦太任肊矣。”(164)劉咸炘：
《三國志知意》，《劉咸炘學術論集·史學編》，第307頁。而根據我們對魏晉史籍關於曹操稱謂的考察，則自東晉以後的史書，反而更多的是直稱曹操之名；
而宋與魏之關係，實在不大可能爲此而改篡《三國志》舊文。而且，縱然依照胡玉俚之意見，“曹操”當作“曹公”，如《吴志》、《蜀志》之例，也仍舊是比直稱權、備更爲尊崇。因此，對於陳壽《三國志》中的曹操稱謂，如果持先入的、且超出時代的理解，無疑是十分危險的。
實際上，對於陳壽《武帝紀》中曹操稱謂的書法，還有一點可以補充。我們注意到，《武帝紀》仍舊是以“建安”爲年號的。在漢獻帝建安年號的編年史中，曹操的身份無疑是漢之臣子。在持蜀漢正統論的後人看來，以漢之臣而爲魏帝，自然是篡亂。然而，在漢魏、魏晉禪讓所創立的新的王朝權力變更模式之下，曹魏之子孫卻並不需要否認曹操“漢臣”的歷史事實。對此，徐沖有精彩的論述：
而在始於魏晉的“禪讓”王朝更替模式之下，新王朝創業之主的身份最初也是前代王朝的臣子，但卻並没有站在前代王朝的對立面否認這一身份；
相反，其所採取的立場是將這一身份發揚光大，竭心盡力來平定前代王朝之末世亂局，由此成爲前代王朝之“功臣”，實現“臣”之身份的最大化；
既而由此開啓王朝更替的契機，以功德爲公、爲王，開建王國，遇以殊禮，其身份一步步實現“去臣化”；
最後由本人或繼任者接受前代皇帝的禪讓，正式建立新王朝。也就是説，在“禪讓”的王朝更替模式下，新王朝的創業之主，必須經歷一個“自臣至君”的身份轉换過程；
新王朝的皇帝權力，藉由這樣的過程而正當起源。(165)徐沖：
《“禪讓”與“起元”：
魏晉南北朝的王朝更替與國史書寫》，《歷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109頁；
徐沖：
《中古時代的歷史書寫與皇帝權力的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頁。
這無疑魏晉時代對於皇帝權力結構下“君臣關係”的新理解。因此，陳壽在《三國志·武帝紀》中由“公”而“王”、由“王”而“太祖”的稱謂系統便是描述魏國的開國君主曹操如何“自臣至君”的。一方面，這與《史記》、《漢書》所書劉邦由沛公而漢王而高祖一樣，客觀描述了開國君主的創業歷程；
而另一方面，與漢高祖的“逐鹿者”(166)關於“逐鹿”之説，可參見侯旭東：
《逐鹿或天命：
漢人眼中的秦亡漢興》，《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4期。的角色不同的是，在“禪讓”王朝更替的新模式下，曹操稱謂的改變又有着“去臣化”的新意義。實際上，《魏書·文帝紀》也是先稱曹丕爲“王”，自即帝位之後再稱作“帝”的。至此，嬗代之際的君主稱謂書寫，便正式宣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