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骄 陈龙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 学界关于沈从文文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鲜为人知的是,沈从文在书学理论和书法实践上也造诣颇深，其书法风格被同时代的文人给予了较高评价，其书法艺术更体现出中国近现代文人书家的别样风采。沈从文学识渊博，在文学、历史、文物、戏剧、服饰、绘画等诸多领域均颇有建树，使其书法实践具备强烈的文人气息，成为文人书法的典型代表。
因书坛不良风气的弥漫，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沈从文便很少进行书法创作，并对书坛风气进行重新审视，这也为之后其书法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沈从文书法传世作品多集中于友人来往信件及相互馈赠，其中存世信件数以千计，但其书写原件因种种原因，可见者寥寥无几。1968年，沈从文逝世的不实消息被刊发报道，梁实秋信以为真并写下《忆沈从文》一文，这种舆论导向致使公众以为沈从文已经去世。沈从文为消除此种不实言论，便开始写作大量信件及书法作品以赠友人。[1]沈从文通过这一行为，不但将自身境遇告知了好友，还留下了众多可圈可点的书法佳作。因此，学界可辨真伪的沈从文书法作品主要集中在20世纪70至80年代，书体多为章草、行书，还有极少量的楷书作品。此外，《沈从文全集》《沈从文全集·补遗卷》刊布了沈从文鸿雁传书的具体细节，其中大量信件有着较为殷实的佐证材料，借此可从其书信交游中进一步剖析沈从文的书学观念及其作为文人书家所具备的文化修养。
沈从文出生于1902年，湖南凤凰人。4岁时沈从文就在母亲的指导下接触书法，6岁入私塾后，因写字水平高超而受到先生表扬，12岁转入新式小学便开始追随书法家田名瑜先生学书。沈从文幼时的学书启蒙经历为其之后的书学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1917年沈从文供职于湘西护法军张学济部，因字迹工良而被提拔为“上士司书”。这一时期沈从文得到了堂兄沈万林的指点。其兄谙熟黄山谷笔法并不时教授沈从文学书一道，使得沈从文技艺大长，并加强了他对书法理论的认知。沈从文临习李邕《云麾将军碑》时间极长，乃至他在与马国权的书信中曾重点提及此事。1920年以后沈从文进入芷江警察局工作，他凭借与熊家的亲戚关系，经常出入熊公馆以领略古代名家书法的风采，使其对小楷的临习又有了深刻的认识。[2]1921年沈从文书就了早年唯一的楷书传世作品——《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君治贤墓志铭》丹书。整幅作品分为碑额和正文两部分，碑额“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君治贤墓志铭”为篆书，正文为楷书，分14竖行，共590余字。此幅作品展现出其稳健的笔法、严谨的字形及个人的意趣。
沈从文 行书 《远树含幽姿》诗 作者供图
此后，沈从文在常德任司书时，行军的包袱中长期携带李邕《云麾将军碑》、褚遂良《圣教序》、王羲之《兰亭序》、虞世南《孔子庙堂碑》等名帖佳作，在部队安顿时便埋头临帖，始终以锺、王一脉为准则，悠然于历代碑帖的精神给养之中。时值保靖时期，沈从文曾与当地饱学之士刘传纲、聂仁德等人共同探讨书法之道，使他的书艺又得到了长足进步。1924年，“五四运动”的余波传至湘西，对沈从文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沈从文才放弃了此前成为书法家的追求，转而奔赴北平开始新的文学生涯。[3]总体而言，沈从文早期的学书经历为其日后书法技艺的提升及书法思想的成型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有学者认为，沈从文“在20世纪专精章草的屈指可数的书家中，与王世镗、王蘧常、高二适等著名章草书家并列”[4]，可见沈从文的章草具备较高的艺术水准。汪曾祺曾谈到，沈从文主要的兴趣爱好是书法，而且其章草“笔稍偃侧，起笔不要隶法，收笔稍尖，自成一格”[5]。因此，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尤其是在西南联大（1938—1946）这段时间内，沈从文的章草或可与当时的大家相媲美。
20世纪50至60年代，沈从文在与友人的书信中反复提及学书的经验与反思。在1959年与沈云麓的通信中，沈从文就指出临帖的重要性[6]，在1960年的通信中他又提及“正如写字，不讲究传统，不利用传统好处的效果，必然带来一种‘无一定标准’的情况”[7]。这些信件反映出沈从文遵循传统的学书理念，他的书写风格与书法理念体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并在部分信件中将书学见解附于书法作品旁以做对照，这在行书、章草、小楷等书法作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所以，20世纪50年代之后可视为沈从文书法创作的蜕变期。[8]
沈从文现存行书作品偏多，以条幅、匾额、扇面、对联为主。总体而言，沈从文的行书颇具自然意趣，笔力雄健稳重，章法极富韵味，于点画之中彰显出其深厚的学书功底。尤其是沈从文在1975年创作的《青青河畔草》中，在题跋处直抒胸臆，谈及他对学书的深刻认识：“有意使笔放纵，仍处处见拘持。可见性格之迂腐……实难摆脱‘习书生’庸俗书体，真正行家必一望而知其做作处也。”[9]可见，沈从文学书意在表现用笔的洒脱自然，他并不满足于现有的技法，而是重视“无意于佳乃佳”的书写状态，力图以更为轻松流畅的笔意达到自然天成的意趣效果。所以，沈从文向往的书写方式早已突破个人藩篱，形成了较为深刻的书法创作理念。
此外，信件虽不是公开的创作，却可将个人书写的真实状态直观呈现出来，所以，一书而就的信件是沈从文书法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沈从文在1962年与程应镠的通信中曾明确指出当时书坛存在不良风气，一些书家习字拙劣不堪，却受到时人大肆追捧，可见书法传统审美已在新的审美标准下逐步瓦解，对于固守习书传统的沈从文而言，只能于抄书写信中得到慰藉。[10]无独有偶，在1965年与张充和的通信中，沈从文又指出，日本高价在中国收购现代书家的书作，引起了书坛书法审美标准的新变化。[11]所以，在特定历史阶段，书信不仅成了沈从文运用书法进行写作的载体，还是其书法认知不断革新的一手材料。
章草是沈从文书法中最负盛名的书体，也与他浓厚的尚古情怀相契合。章草一般被视作隶书的草写，兴盛于汉代，至隋唐逐渐隐却，被今草所取代，具备浓厚的复古气息，历来被广大书家所喜爱。[12]古来习章草者均以隶书为基础，只有具备扎实的碑帖功底，才能在历代名帖中探寻章草遗味。沈从文现存章草作品以中堂、条幅为主，体现出他扎实的学书功底。其章草以史游《急就章》为底本，兼具元代康里子山、明宋克章草笔法，晚年还孜孜不倦地向新出土章草文献取法。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70岁时曾为妻妹节临皇象《急就章》，其中的一段题跋足以表现沈从文对章草临习的深刻见解：
皇象《急就章》点画简约含蓄、凝重，多隶书意。笔画之间虽有牵连，但自有法度，不像今草任意使转。字字独立，字势内敛，唯横、捺点画多作波磔，向右或向上微微挑出，气息古朴温厚，沉着痛快，纵横自然。余少时即喜之……[13]
可见，沈从文不仅追求内敛、古朴、淳厚的笔势，还追求痛快、自然的书写状态，尤其在与今草的比照中，体会章草字字独立却能一气贯通的神韵，反映出沈从文较高的书法审美水准。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曾敏之将沈从文视作五四运动以来成就极高的章草书法家[14]，如此褒奖不无过分夸赞之嫌，但也说明在同时代书家中，沈从文的章草技法水平及其对章草艺术的理解应该都比较突出。
沈从文小楷传世作品多见于为博物馆书写的展品说明卡。沈从文早年曾任司书，因工作需要，小楷临习尤勤，曾认真精临《曹娥碑》《乐毅论》等一众小楷名帖。[15]沈从文晚年书就的小楷作品已经形成个人风格，既能从字帖中汲取养分，又不囿于陈法，在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笔画较之原帖更为厚重，字体结构也更加宽绰。如他所写的《青瓷展品说明卡》，结构疏朗有致，重心偏低，笔法劲挺，些许隶书笔意涵盖其中，具有明显的《道因法师碑》的笔法特征，沈从文曾直言：“《道因碑》小楷书，真正是用得其所。”[16]
书信是私密性极强的文献，由于有固定的收信人，书信可以表达更隐密与真实的想法，这种自由的互动是研究文人思想的宝贵材枓。[17]所以，在特定阶段，书信成了沈从文排解情感、抒发己见的重要媒介。在前文有关沈从文书法实践的基础上，可以通过书信材料更深入地探究其学书理念、书学认知及其反映的内在文化修养。
（一）重视勤学苦练，主张文墨相通
沈从文在1959年回复其兄沈云麓的信件中，首次完整阐述其学书理念：
正如习帖，多临仿，会懂得前人如何用心，还有努力方法可能也要明白，得无求准确，才宜放笔。求准确得用些傻工夫，不是一挥而就。得傻一些，不要自作聪明，以为人家要三几年才办到的，我一月半月也可完成！这种学习态度就必然成“小器易盈”，终于“毫无所成”。……要肯学，才能突破前人成就。会走长路的不是跑，总是保持一定速度，低头走下去，坚持下去。眼光四注向一切好的学习，向自然学习，向优秀遗产学习，消化了多方面的长处知识，融化成自己认识本领，在这个基础上来进行创作，结果自可想见。我一生从无到有，学什么都并不比同时人聪敏，机会又不如人，但是用个较笨工作方法坚持下去，许多不易学好的事物，学下去，终于还是懂了。[18]
在1962年与程应镠的通信中，沈从文在参观所谓一流书法家展览时，矛头直指相关书家不善写字却追随者众多，甚至对书写环境及工具还十分挑剔的反常现象[19]，并重新审视了当时的书风发展，感慨于其所秉承的传统书法理念与当时的学书风尚已大相径庭。沈从文进而指出：
我过去总还以为，写字得和写文章一样，必需认真十年、廿年努力，当成一件事情来做，事实上方法态度都不大合乎实际，新的要求早已大变了。[20]
在1977年6月30日与施蛰存的通信中，沈从文又指出：
沈从文 章草 《明月照高楼》诗轴 选自湖南人民出版社《书法湘西》
沈从文 行书 致崔耕函 选自郑州彩虹光印刷公司 《北山致耕堂书简》
如某某大书家作书，必预先于白纸上用炭笔勾一底稿。又或写到某某字时，忽忘行草结构，即临时查帖翻，不怕麻烦。用心之勤及“认真不苟”处，真值得钦佩……[21]
上述通信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当时书坛风气的无奈与失望，这些只与一二挚友互诉的讯息反映出沈从文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沈从文书信中反映的学书理念具有一致性，其不厌其烦地向好友强调选择碑帖、临创转换以及博采众长的重要性。此外，沈从文不屑于部分书家投机钻营的习气，认为笔耕不辍才是书法研习的不二法宝。在书风浮躁的环境下，沈从文还注重文学与书法的共通性，辩证地看待书法发展的历史进程，其传统独立的学书理念实属可贵。
（二）纸笔厉行节俭，志趣返璞归真
沈从文在1976与张宗和的通信中提道：
有意打破风雅人习惯，始终只用七分钱笔，三五分钱高丽纸……并且还大中兼小，不让纸有空白，以填满空处为度。不管对方是谁，还故意在末后附加些按语注解，标明价值，总不过一毛钱以上。使人不好意思付之装裱，也不便公开悬挂，自己倒还是在涂涂抹抹中自得其乐……倒觉得如能始终用个“玩票态度”，写写草字或隶书，或许还是一种有保健作用的方式，一成习惯到“欲罢不能”时，大致就在精神上会起真正休息作用。[22]
在1975年与张香还的通信中提道：
附信中寄来的纸，要我写几个字……因为拿笔即不合规格，用的笔从不超过一毛二分钱一支，只知求便利省事，于书法并不“当行”。卅年前有时还偶尔涂抹两下，供相熟人玩玩。[23]
沈从文书写选用廉价纸笔的行为，与前文某些书家苛求书写工具却疏于学书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在当时书坛不良风气弥漫的背景下，他偏安一隅，崇尚节俭，在抄书写信中悟得书学妙道，在平淡无奇的书写中自得其乐，体现出传统文人返璞归真的精神意趣。
（三）崇尚古法，坚守书法传统
沈从文极其重视认字能力和书写规范，始终坚持传统书法审美与个人创作的统一，形成了耐人寻味的书写性情。沈从文在1962年与程应镠的通信中提道：
有次去参观时，恰好见几个艺术家正在那里猜想题字的内容（因为他并不认识写的草书是什么字），我才忽然明白，不仅廿来岁年轻人和我是同时存在的两代人，即年纪五六十岁的同行，也和我已经完全近于两代人。[24]
寥寥数语便直指当时书坛存在的问题，令人啼笑皆非。
沈从文在1965年与张充和的通信中提道：
只是在展览会时，字写得像个样子的，似不怎么多，见意而已，还有日本专家来展出，八九十岁人，草字无体法，见意而已。
可见在书法结字取法及书家内在意趣的表达上，沈从文的习书观念与当时书家存在较大分歧。无论是“像个样子”，还是“体法”，抑或“认真不苟”的反讽，沈从文都在强调书法创作应该注意书写规范问题，以求所书之字有取法渊源，可查可考。沈从文认为书法创作不是临时抱佛脚，不能为了追求某种意境而大肆胡乱篡改书写传统，而应谙熟书法创作的取法，在此基础上，再追求笔墨情趣与个人书法风格的表达。
沈从文在1971年与马国权的通信中提道：
日人重王铎，因日文虽近草书，亦喜作草书，实不甚懂草书。重印大王墨迹，有明明近松雪抚本，亦以为真，受“某某贵族收藏”影响大。八九年前，曾有一“大书法家”至京展出草书，即近江湖术士书，非当行作也。记得旧《书道》杂志中亦常引俗书以为名作，其鉴赏力殊可疑。[25]
沈从文在1977年与施蛰存的通信中提道：
最近还听人说，首先为日本学人法眼所发现称为“绝艺”的作品，估价极高，一纸值五千元！真了不得！……“在日本值钱”，似乎已成若干人从事此道“名流”之最高理想。因之流传中不乏种种佳话新闻。[26]
在1982年与马国权的通信中又提道：
若两者之间真为一事，有会通处，就书为例，其画恐亦不易持久，只是一时期对于喜附庸风雅之华侨，及近于暴发户之日本商人，能满足其“尊重艺术”之虚荣心，形成商品价值，以艺术书法而言，看来均两不过硬也。记得宋人名师作画，常有将作者姓名书隐于树根间者，今古之不相同，差别如此之大，令人惊异。[27]
由此可知，当时日本商人购买草书的行径极大地刺激了国内书法行业的发展，对国内书法风格的取向产生了较大影响。许多书家为了赚取高额的润笔费，主动迎合日本买家的审美，将古法抛之脑后，部分书家甚至以获得日本商贾的赏识作为至高理想。沈从文对此极为不齿，将《溪山行旅图》中范宽隐去名款的行为与书坛中各自吹嘘叫卖的场景进行比较，指出日本书法审美早已打破了国内传统书家固有的文人风骨，导致国内书家纷纷效仿的乱象，对中国书法传统审美造成了极大冲击。可见，当时中国书坛的书学传统已面临较大危机，独立鉴赏水平也明显下滑。沈从文能在浮躁的环境下坚守正道，体现出他的文人风骨与远见卓识。
（四）追求书法艺术的纯粹性
沈从文在1973年与杨璐的通信中指出：
因为如全国大中学教师，一般还不会书写正行草字体，也从不重视它，文史系师生，甚至于不会写毛笔字，也过得去……目前所谓重视，到明年或且还会加强，有什么全国小学生书法比赛，以至于书法展，随后还会去日本展出。都只宜看成一种政治上的安排，对东邻一种表态，是临时性，而少长远性，不大可能即因此得出“持久重视”结论的。并且也必然会有一天，将有“青年工人书法展览”出现，并送出国外展出，也依然近于政治性的即景配合，对书法恢复应有重视无关。真的重视必须在大专中教师方面扎根，才有基础……此后真正爱好者不会没有人，但是爱好者恐怕只能从涂抹中自得其乐，或有意俗化，当成一种应用工具看待，倒不至于觉得失望……（书法）还会成为独立艺术一部门而存在，而发展，在势已不可能。[28]
沈从文还在文章中指出：
多数人若肯承认在艺术上分工的事实，那就好多了，不幸得很，中国多数人大都忽略了这种事实，都以为一事精便百事精，尤其是艺术。社会上许多人到某一时都欢喜附庸风雅，从事艺术，唯其倾心艺术，影响所及，恰好做成艺术进步的障碍。这个人若在社会又有地位，有势力，且会招致艺术的堕落。最显著的一例就是写字。[29]
可见，当时书法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但是众多高等学府教师的书法水平仍有待提高，高校的重视程度也十分有限。书法教育的推进没有足够的师资力量作为支撑，院系多将美术字奉为圭臬，存在着明显的制度性漏洞。当时的书法展览多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多数书法作品的质量不尽如人意。更为严重的是，社会人士将艺术笼统地归为一类，这种不做区分的做法使艺术的完整性与独立性受到了挑战。与此同时，书法作为艺术的分支地位也被动摇，时人多将书法艺术误以为成写字，仅当作一种书写的方式。因此，沈从文担心，长此以往书法会丧失作为一门独立艺术的纯粹性，并指出倘若社会风气不加控制，势必会使书法发展的道路岌岌可危。
书法艺术的纯粹性是沈从文书学理论中尤为重要的内容，其从书法教育、书法传播、书法创新等多个角度，直指书法面临丧失艺术独立性的重大危机，反映出他在特殊时期对书法定位的冷静思考和卓越见识。
沈从文虽以文学著世，但作为书家却有着极高的文化修养，在书法实践、临创体会与书信交游中都强调勤学苦练与尊古重道的重要价值。沈从文重视临习碑帖的思辨能力，在实践与思考中形成了自己的书学理论，并敢于对当时书坛的不良风气进行批评。
沈从文在章草、行书、小楷等书体上造诣颇深，尤擅章草，传世作品体现出扎实的临创功底和传统的书法审美。在学书方面，沈从文重视深入浅出的习书理念，并能以身作则节约纸笔。在当时书坛风气不正的背景下，将书法之用归于抄写书信，体现出返璞归真的志趣。在书法审美方面，他崇尚古法，坚守中国古代书法传统审美标准，坚决批判特定历史阶段以商业价值为主导的写意的日本书法审美倾向，强调作品取法与字体结构的基础性地位。在书法艺术定位方面，沈从文执着地追求书法纯粹性与独立性，并从书法教育、书法传播、书法创新等多个角度指出了当时书法发展所面临的危机。
沈从文在1976年与张宗和的通信中曾提道：
香港方面熟人办了个谈书法的《书谱》……把我偶然写下的一个条幅和文化部长茅盾所写的字并列……说我是作家中唯一懂书法的人……现在看来，倒觉得如能始终用个“玩票态度”，写写草字或隶书，或许还是一种有保健作用的方式。[30]
这种外界的盛赞与自身的谦卑是沈从文在当时境遇下最真实的写照。难能可贵的是，无论遭受了何种挫折，他始终对文学和书法抱有足够的热情，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长久的坚持。正是这份深入骨髓的文人情怀，造就了沈从文别开生面书学之路，支撑着他成为知行合一的书文巨擘。
注释：
[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24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17.
[2]梁厚能.书法湘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207—219.
[3]梁厚能.书法湘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207—219.
[4]孙晓涛，李继凯.沈从文与书法文化[J].中华文化画报，2012(11):71.
[5]梁厚能.书法湘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207—219.
[6]沈从文.沈从文全集：20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27—328.
[7]沈从文.沈从文全集：20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436.
[8]王焕林.抽象的抒情——沈从文书事、书论及作品述评[J].书画世界，1997(6):12—18.
[9]李辉.藏与跋[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171—177.
[10]沈从文.沈从文全集：21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257.
[1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21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458.
[12]梁厚能.书法湘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207—219.
[13]李继凯，孙晓涛，李徽昭.中国现当代作家与书法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436.
[14]梁厚能.书法湘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207—219.
[15]李继凯，孙晓涛，李徽昭.中国现当代作家与书法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435.
[16]沈从文.沈从文全集：2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22.
[17]施蛰存，孙康宜.从北山楼到潜学斋[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178.
[18]沈从文.沈从文全集：20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27—328.
[19]沈从文.沈从文全集：25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97—98.
[20]沈从文.沈从文全集：21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257.
[2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25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94—96.
[2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24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497—498.
[2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24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07.
[2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21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257.
[2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2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459.
[26]沈从文.沈从文全集：25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94—96.
[27]沈从文.沈从文全集：26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427.
[28]沈从文.沈从文全集：23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34—336.
[29]沈从文.写字，一种正当无邪的愉悦[N].书法导报，2021—7—21（16）.
[30]沈从文.沈从文全集：24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497—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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