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博
2019年10月6日，在保利香港秋季拍卖会上，一幅五言诗立轴以49.2万元被拍走，这幅书法作品的作者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学者、诗人，他的名字叫薛所蕴。
薛所蕴，在明清之际，尤其是顺治朝的十几年中，是文化界的重要人物——诗坛“中州三大家”之一。《清史列传》有传，不过是和钱谦益、王铎、龚鼎孳等文化名流同被编在了“尤为可鄙可耻”的《贰臣传》乙编，当然，这是乾隆皇帝的意思。
薛所蕴，字子展，号行屋（坞）、桴庵，孟县（今河南省孟州市）人。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出生，18岁中秀才，28岁中举人，29岁登进士第，康熙六年（1667年）去世，终年68岁。
薛所蕴经历了令晚明士人常常怀念的“时和鲜兵气”的万历时期，经历了“生灵益涂炭”的崇祯时期，又归附大顺，被南明皇帝列入“逆案”，投降多尔衮，成为清政权的一员。
崇祯三年（1630年），薛所蕴在襄陵知县任上“严保甲，简练壮丁，得千余人，教以进退止齐之法”，击退了“流寇”，保住了襄陵城。崇祯七年以后，薛所蕴在翰林院任职期间，当黄道周与崇祯皇帝（一说与杨嗣昌）当庭激辩时，“记注官悚惧不能成字，先生独奋笔疾书”，因此被降官三级。当刘宗周因直谏得罪皇帝被遣，他“抗疏力救不为怵”。当孙传庭被无辜囚禁，河南、陕西陷入危局之时，薛所蕴与同僚刘理顺等上疏营救。
应该说，作为明王朝的官员，薛所蕴还是无愧于“尽忠报国”四个字的。但是，入清之后，薛所蕴开始变得小心谨慎。他担任过国子监祭酒、顺天府丞、太仆寺卿、礼部侍郎等职。顺治十四年，高尔俨弹劾其年老衰庸，无所建白，薛所蕴退休归乡。
在薛所蕴刻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的诗集《桴庵诗》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一首有关明代痕迹的诗，更看不到一首写重大历史事件的诗。翻开他的文集《澹友轩文集》，也并无沉痛、愤恨、愧悔等心绪的表达，几乎篇篇都是“和平之音”。这样的诗文，在后人看来，似无足观，然而这应该是经过作者反复“沙汰”的结果，是薛所蕴不得已而为之的生存之道，因为我们不相信《桴庵诗》和《澹友轩文集》是他生平文字的全部，而只是愿意示人——尤其是当代之人的一部分。在明朝做过兵部侍郎的张镜心的《云隐堂集》中收有与薛所蕴的书信七札，孙奇逢说他与薛所蕴之间的笔札“累幅连篇”，而《澹友轩文集》中却找不到一封通信，而且整部文集中根本就没有“书”这类文体。这或许是有意为之。
不过，当脱掉了“靴帽”，让诗文变得并无朝代年纪可考时，薛所蕴的恻隐之心、忠厚之肠，他心系民生、哀民生之多艰的情怀始让人窥得一二。《渔父词》写渔民遭受“天兵”的征船，只能呆立江边，哀哀悲泣。《驿卒词》写驿卒工作劳苦不堪，偶有差池便遭逮治棰楚。《贾客曲》写行商之人屡遭盘剥，以致本利全失。《老农叹》写无论收成好坏，农民总免不了忍饥挨饿，甚至父离子散。《空城曲》写大战之后，民无孑遗，官衙道路尽是老狼黄狐。《浮家曲》写农民被迫背井离乡，虽眷恋故土却不得不“浮家泛宅”，仍在“今日风波明日雨”中漂泊。最震撼人心的是《悲云中》：“悲云中，千年雄镇一时空。青磷夜夜颓垣里，殷红血涨桑干水。”以上几首诗，我们看不出来写作的时代，故而不会有谤讪之嫌。不过，邓之诚先生还是隐隐看出《悲云中》写的是姜反叛之后，清军在大同等地屠城之事（见《清诗纪事初编》）。大同之屠，留存下来的资料很少，当时的清宣大总督佟养量云：“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朔州志》载：“城破，悉遭屠戮。”然而文人却几乎无人敢于涉笔。
◇薛氏先祠
看到这里，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薛所蕴。当农民军开进北京城的时候，他没有像王孙蕙那样，用竹竿挑出一幅黄布，写上“大顺永昌皇帝万万岁”，而只是看到大顺军纪律严明，有些大户人家已经将“顺民”二字写在院门上，并拿出酒食犒劳，于是通过同乡牛金星的引荐，谋个差事而已。当多尔衮登上武英殿的时候，薛所蕴彻底抛弃了道德英雄主义，迅速表现出对新政权低头的姿态，“保身家”而已。他保的不仅是自己和家族，也是无数生活在动荡乱离中的民众。《桴庵诗》中有一首《供兵曲》，写丁男妇女在战争中负米挽车，穷苦百姓牵儿市卖，看到这些，他不禁仰天长呼：“但愿荒服尽臣妾，天山弓挂秋月白。”在薛所蕴，做一个“臣妾”，完全不顾“大节”与“纲常”，只是因为要“民生”而已。
顺治三年（1646年）夏，薛所蕴创修的《薛氏族谱》完成，这也是他“民生”意识的表现之一，不过族谱与诗文不同，主要着眼于自己家族的“民生”。
薛所蕴在《族谱引》中说，薛姓源自黄帝之子禺阳第十二世孙奚仲，河阳薛氏由晋芮城迁来。他曾到芮城、河津、韩城等地考察，这些地方亦多薛姓，有可能为司马迁的后裔。河阳薛氏的始祖为仲皋，于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迁居孟县缑村，入赘于花氏。到薛所蕴这一代已经是第九世。于是他在《族谱引》中感慨“派渐远则渐疏”，以致“休戚不相关，患难不相恤，疾病死生不相扶持”，这在宗法社会中，是十分不利于发展的。通过修族谱，可以实现族人“相关以休戚，相恤以患难，相扶持以疾病死丧”，抱团取暖，长久发展，希望“家声之振，其未有艾”。
康熙十五年（1676年），也就是始修族谱三十年后，薛所蕴的四弟薛所习续修《薛氏族谱》，增补了相关的传、表、墓志等文。嘉庆、咸丰、光绪，又三次续修。1987年、2018年，又有六续、七续。
从谱牒上看，薛所蕴长子薛奋生，字大武，号卫公，顺治十二年（1655年）进士，累官吏科给事中、大理寺丞，与著名诗人王士、汪琬等有交往，汪琬曾写诗戏曰：“他年我若登三事，但乞萧郎作骑兵。”薛奋生亦有诗集《墙东草》，惜不存。薛氏家族中还有几位做过县府长官。薛所蕴曾祖父薛平山，任容城知县；
薛所蕴三弟薛所具，任广西博白知县；
四弟薛所习任陕西商州知州、江西南康知府；
五弟薛所本，任直隶高邑知县。薛所蕴孙薛琳声任长沙知府。薛所习孙薛俊声任浙江瑞安知县。薛俊声次子薛清来，任芜湖、庐江、南汇、萧县等地知县。薛所具重孙薛清范任贵州清镇知县。
◇《七续河阳薛氏族谱》书影
薛氏族人无论是为官，还是为绅，常常注意到“民生”。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薛所蕴在顺治元年（1644年）上给多尔衮的一则启本，说河南辉县一带，“始而驱追百姓运粮，担负之苦既已难堪，又每地一亩派银五分，追比急如星火。又按亩征解阔布，花缺布贵，敲朴就毙，人相枕藉。又科派雕以充箭翎，臣乡此鸟最少，乃至死鸱一只费银十两有余。又派打造盔甲。种种诛求，总欲置民死地”。作为国子监司业，薛所蕴却时时牵挂着家乡百姓的疾苦。
甲申之后，著名学者孙奇逢家园被圈占，不得已携家南下。薛所蕴得知此事后，在共城、林虑两山中为其各建一舍，为孙奇逢的定居辉县创造了条件。
顺治五年（1648年）夏，丁耀亢（《续金瓶梅》作者）入京，与薛所蕴结识。此时的丁耀亢生活颇为窘迫，薛所蕴助其以顺天府籍拔贡充任镶白旗教习，解其燃眉之急。要知道，丁耀亢可是参加过抗清斗争的人，他的弟侄等人还因守城抗清而殉职。顺治六年（1649年）年末，薛所蕴又主动给丁耀亢送去银两，使其顺利度过年关。感激不已的丁耀亢作诗《薛夫子岁终馈草堂资》以记其事，把薛所蕴比作蔡邕。
顺治五年至顺治九年（1652年），薛所蕴的四弟薛所习任商州知州，薛所蕴给他写信，希望他为官一任，造福百姓，能“不负黎”。薛所习回信虽提到商州之苦，但立誓清廉为政，做个“一钱太守”。
休假之中、归乡之后的薛所蕴不仅捐资在家乡造桥铺路、浚渠治河，造福乡里，善举不断，而且关心天下之事，白胤谦说他“家居会宾客必问四方时事善否以为喜忧，所谓出处不忘天下者”。
康熙时，湖北兵乱，清政府出兵进剿，要河南出十万农夫转运军需，豫民闻之震愕，薛奋生提出此举不妥，被清廷采纳，避免了河南农民的一次噩运。
乾隆时，薛清来倡导义学，又组织民工疏浚都台浦（后改称咸塘港），在《南汇县志》上留下了利国利民的一笔。
今天，河阳薛氏主要居住在河南省孟州市河阳办事处缑村，他们把薛所蕴当作本族的荣耀。村中有薛氏先祠，位于缑村老街东头，始建于明，坐南向北，阔三间。新中国成立前后，相继用作民校、村公所。1953年后归孟县供销社。20世纪90年代，薛氏族人开始谋划争取所有权，经多年的协商，终在2006年迎来先祠的回归。祠中保存有一通康熙六年（1667年）的谕祭碑。由碑文可知，康熙六年薛所蕴去世时，皇帝遣河南左布政使徐化成与怀庆知府彭清典莅孟州祭奠，赞扬薛所蕴“性行纯良，服官勤劳”。薛氏家族恩荣备享，于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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