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丽 李开渝
（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西安，710128）（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保定，071000）
出版属于内容产业，其在产生之初就与思想传承、著述发布等知识生产相伴而生，进而成为人类知识生产规制化的基本保障。在当今数字信息时代，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出版业发生深刻变革，大数据、云计算、智能终端等引发网络出版、手机出版、数字出版、视频书等新出版样态和出版实践革命，并总体上呈现出跨媒介、跨视界和跨边界趋势。与之相因应，出版研究的知识边界也随之发生液态化流动情状，表征出社会学、文化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但是部分成果不仅在研究视域上罔顾数字时代的新媒介生态，而且在研究对象方面也拘泥于传统出版的转型对策考察，研究现状整体来看是不系统、不完善的[1]。与此同时，传统出版研究与当下的数字出版研究多是局限在自身的出版实践中，理论研究常自成体系而互不关涉[2]，存在断裂之困，且规范性研究远超探索性研究，出版业怎么转型的对策性研究超越其是什么存在的本体之问。因此，出版实践带动的出版研究革命性变革需要回到出版本质，厘定新的通约性概念以打通不同出版业态内部、外部产业关联，将出版研究视野延伸至新技术变革、新出版形态、新出版内容的规律性认知，以激活出版实践和出版理论的创新活力。
在技术革命推动的出版创新的进程中，出版研究的新进路、新路径、新范式在哪里？出版研究如何回应以上出版实践创新已经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同时，出版研究的核心概念面临理论与实践双重层面的适应性研究，其逻辑起点便是核心概念的认知与调适，乃至增加新考察维度。
出版是人类知识生产的主要方式，其知识生产方式与传播技术发展密切相关。从出版形态演进的历史进程来看，每一次传播技术迭代都会颠覆知识生产的出版形态及样态，引发出版革命，同时引发出版知识体系的里程碑式重构。与此同时，出版的本质属性规定了其内在的特殊矛盾和一般规律。因此只有厘清出版的本质特点，才能建构出版知识体系，进而推动出版的发展。所以，洞察出版与知识的关系是深入理解各种出版的基本前提，也是厘清各种出版问题的逻辑起点。
1.1 出版研究与知识的同根相系
知识是人类文明传承的宝贵成果，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被划分为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等。出版以知识生产为旨归，与知识具有天然联系，尤其是通过两者的定义可窥见一斑，即出版被界定为“公之于众”，也就是实现组织化、系统化信息的公开传播，使得公众知晓，而知识则被定义为“人们所接受的系统化了的信息”，可见知识是被组织的认识或经验，也就是说知识作为一种观念性的主观认知，其往往在遵循一定规则、程序的基础上被承载于一定的传播媒介，进而实现公开化传播和普遍化接受。即知识是在遵循一定规范的基础上，进行过系统化处理的信息，既不是强调经过认知就能获得的认识，也不是偏重大众化的易得性信息[3]，其往往以习得的方式被获取，而习得的载体形式则主要是不同媒介形态的出版物，由此可见“出版”与“知识”同根相系，一脉相承。
出版赋予知识以可见的形态，是人类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重要方式，同时出版研究是对出版活动规律的考察，因此，出版研究与知识同根相系，是出版研究的应然逻辑。
1.2 出版实践与知识的天然相连
自人类存在之初，就有了知识的生产及传播，获得知识成为个体社会化和实现社会建构的重要手段。知识包括正式知识和非正式知识两个部分，其中出版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正式知识生产的历史任务。自出版业出现之初，其就被普遍地定义为一种服务社会大众的知识实践活动[4]。
与此同时，从出版发展的演进路径来看，媒介技术的革命性变革均会深刻影响知识生产的历史进程。作为重要知识载体，媒介的形态迭代持续推动出版创新，进而加速知识生产的社会化进程。在印刷业作为主要媒介形态的出版生态下，知识主要为图书、报刊等纸质的大众传播媒体形式所承载，以至于时值当下仍有人习惯性地将“出版”仅视作从事书、报、刊等纸质产品制作和流通的行业、产业，一定程度上把出版的知识本质遮蔽于印刷出版样态的纸质表象中。随着数字化、智能化传播时代的到来，知识被以二进制代码、文本等形式重新编码，进而以数字化技术形式进行出版和发行。基于此，日常生活成为知识深度嵌入的新时空场域，知识在任何时间、场所都可视、可感与可读[5]。纵观当下出版机构风起云涌的知识服务转型实践，知识出版的印刷样态逐渐转向以智能出版为旨归，以知识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智慧服务模式，其出版形式及内容不再仅仅拘泥于知识本身，而是着眼于全新知识思维的突破[6]。
除此之外，出版主要以交付知识产品的产业形态存续，其在以文字、声音为出版物形式之后，逐渐转向以“数据库”“知识门户”“论坛”等数字化形式为主要载体，充分整合进而体系化以往分散的知识资源，进而以知识资源导航、检索等服务形式提供多元化、智能化的知识服务。当下多介质、立体化的知识服务以及智能出版已成为出版转型的共识[7]。
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技术迭代中，出版业责无旁贷地担负了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历史任务，其核心价值指向个人知识社会化、无序知识有序化，扩大知识生产的广度和效度，所以出版实践创新的关键势必是回归其知识本源，关注出版的知识价值，从而实现出版业的良性发展，同时出版尤其是数字出版研究要服从和指向知识生产、知识服务等旨归性的概念体系[8]，因此只有基于知识推动出版实践创新和理论体系建构，才能洞察出版形态和业态变化的实质，激活出版发展和出版研究的新活力。
2.1 “出版”概念溯源：多聚焦内容生产及公开传播
学术研究的推进常表征为研究范式等的变革，但往往以核心概念的解构、重构为原点，所以重新审视出版研究理论体系建构的最佳进路就是回归其概念本身。概念是勾连学术脉络和溯源研究演进的主要手段，“出版”概念的规定性是学术研究得以实现创新的理论根基，溯源考证也必将是出版研究的起点。因此，在研究维度拓展和理论体系重构的出版知识体系建构进程中，“出版”概念的认知、界定以及适时调适成为学术体系延展的关键切入点。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研究者基于各自出版研究的对象、方法及其学术积累，不断调适和创新出版规定性的边界，先后提出了工作说、活动说、过程说、行为说等不同的概念规定性[9]。通过对比具体所指可以发现，“出版”概念研究多是以出版产业发展为基础，同时内容和媒介是表征概念所指的核心，且多指向产业运行中内容复制等生产以及发行等公开化传播过程。以此推之，产业发展话语下内容进路和媒介进路显然成为当下出版概念乃至出版研究的话语根基，基于中国知网的相关论文主题分析也进一步佐证了以上论断，其中“出版业”占据主题之首，“出版社”“图书出版”“科技期刊”“出版物”等主题位居前列，以上主题引领了当下出版研究的话语根基。
2.2 产业发展话语下的内容、媒介进路：出版研究主题再审视
断裂与连续并存于出版研究进程，研究边界明显存在以下两种导向：一是基于媒介承载方式的差异，将其笼统地区分为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两大类，比如现有研究中常见的二分法：主要有纸质出版与数字出版、单媒体出版与全媒体出版等分类方法。显而易见的是，数字出版、全媒体出版等诸如此类的所谓新概念不过是数字化时代“出版”概念的技术化、时代化延展，仅表征了出版外在形态的发展改变特点而已，归根结底只是其知识着眼点的不同[10]，在时间连续性和概念稳定性方面具有明显的断裂感；
二是根据不同出版现象的个性化命名，比如定制出版、语义出版、自出版等，以上概念规定性多是基于特定媒介形态、内容情境的出版物特征而厘定，难以抽象出不同出版现象的本质特征。由此观之，其出版研究的核心议题主要是出版的内容（形态）呈现、生产流程、发行方式等认识上的分野[11]，多是内容、载体、产业等方面的特定特征探讨而非整体性的规律洞察，面临理论创新困境。总的来说，当下出版研究视角的断裂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内容进路。出版内容主要呈现为文字、图画、声音等，纵观当下的出版研究，多关注不同形式出版内容的特征研究，比如现有成果中包含大量学术期刊、教材、童书等出版内容个案的断裂研究，而较少洞察不同出版内容的连续性表征，从而忽视了出版内容研究的归一性；
二是媒介进路。媒介形态变动不居，不同的知识承载媒介重构与之相因应的出版场景，所以媒介进路的出版研究更倾向于强调断裂，许多学者提出断裂的出版实践研究更易于考察特定媒介形态对出版活动的影响差异，当下大量关于印刷、电子、数字等不同媒介形态出版的研究，其多聚焦于单一出版样态的产业发展等议题展开类型化研究，未能实现不同介质出版的贯通性考察及体系化理论建构。
综上，产业发展话语下的内容、媒介进路在出版基础理论建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助益于理解出版业态变化、服务创新、转型发展等问题，表征了研究的深入推进，但是随着出版实践的演化，其未能抽象出不同样态、业态出版业演进的本质，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同时，由于产业有边界，一定阶段内特定的出版业样态、业态各不相同，更多呈现的是研究的断裂之处，而核心概念和基础理论建构则需具有前后相继的连续性及包容性，以统摄产业发展现象的统一性和异质性。因此，为了适应当下媒介形态的不断变革，出版研究需要找到更稳定的维度来抽象出不同出版样态的归一性，拓展更加符合出版演进趋势的新视角、新概念、新范畴，以实现理论创新的连续性。同时，也只有厘定出版研究的核心概念，才能实现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进而明晰出版研究理论架构的知识边界。
当下对出版的认知偏向功能主义，主要指向通过一定资源配置对内容进行公开传播，多“呈现”为一套规整的业务流程，具有强烈的行业色彩，且多落脚于产业发展，从而遮蔽了出版与知识生产的内在关联和外在连接。因此，把知识作为出版研究的核心概念，更易于把握出版的本质，助益出版业新业态、新样态的拓展，实现出版研究的连续性，知识维度考察必然成为出版研究创新的历史选择。
3.1 “旧相识”：出版研究与知识的历史交汇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出版研究的知识视角具有悠久的历史。
出版学界对其研究对象及理论框架厘定的逻辑核心为“知识”概念[12]，尤其是传统的出版研究基本是从内容的角度定义知识，即知识被认为是出版的内容和结果，知识与出版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
具体来看，出版研究的知识视角强化于印刷诞生之后，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观点为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ain）提出的“印刷的固化作用”，也就是不断兴起的印刷业通过技术改进、规制优化等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大量知识储备的使用率及普及度[13]，同时印刷业的迅猛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了知识的商品化过程[14]，把诸多“形而上”的智力知识转化为“形而下”的有形、有价的出版产品，实现知识的实体化和商品化降维[15]。显而易见，在20世纪以前，出版是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最有效的手段，没有之一，其几乎成为“大众传播”的代名词，并在接下来相当长的历史演进中，出版就是知识传播得到广泛认可[16]。除此之外，溯源出版研究进程可以发现，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首先把知识提升至出版研究的核心地位，他曾明确指出廉价纸张的大量生产以及印刷术的广泛使用能够彻底打破传统的知识垄断，并把知识传承与出版演进相提并论。对于此，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也颇有同感，他突破性地以西方学术知识为考察对象，把正式知识界定为印刷时代的书籍。基于此，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主创的百科全书自然就居于知识社会史的核心位置，横贯谷登堡印刷术等大相迥异的技术分期。所以自此知识就是书籍等印刷品的 “常识性”认识一直影响至今，且其对当下研究延展仍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3.2 “新相逢”：数字出版研究聚焦知识服务的当下实践
当下技术发展的数字化浪潮重构出版生态和业态，实现了多文本、跨媒介的随时随地拼接转合，链接了渗透在日常生活中不同面向的复合知识生产网络，开创了人类知识生产的新时代[17]。早在2003年，出版业界就开始以知识服务思维来改造行业发展的探索，之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正式启动“专业数字内容资源知识服务模式试点工作”，并以百家出版企业为试点单位，此举措在知识服务的产品形态、运营方式等方面取得较好成效。基于此，有学者提出其可以成为数字化时代出版业转型发展的转折点，并重新定义“出版”和“数字出版”的边界，形塑数字出版研究的新范式[18]。
显而易见，知识服务代表了出版业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型发展趋势[19]，并成为数字化时代出版业转型发展的新驱动力，数字出版研究也与时俱进，正在实现从知识生产到知识服务的学术研究转向。与之相因应，随着对数字出版研究的深入，有学者进一步提出知识服务视角能够为数字出版乃至智能出版的本质界定提供边界范畴，同时能够为出版融合及转型发展带来新机遇，实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产出，并自然地演化为当下研究的热点、重点，引发更多学者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发文量是表征研究趋势的重要参照点。通过中国知网进行文献搜索、分析（设定题名同时包含“数字出版”和“知识”）可以发现，其总体上明显呈现逐渐增多的趋势，进而对其研究主题分析可以发现，“知识服务”“数字出版”稳居前两位，“知识付费”“知识图谱”“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等知识类主题紧随其后。由此可以明显看出：数字化背景下出版研究与知识维度的“再相逢”，打开了出版研究的新尺度。
纵观以上知识维度的数字出版研究，其研究议题主要涵盖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数字出版与知识的密切关系。其中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数字出版作为知识生产数字化的新形态，兼具超文本与交互性的双重特点[20]；
其与知识付费之间明显呈现出共生共荣的密切关系[21]；
同时知识服务是数字出版产业实现战略转型的主要方向[22]等。二是数字出版的多元知识服务模式。其中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数字出版知识服务的专业化路径为建构知识服务体系、重构专业核心价值以及整合专业化内容资源等[23]；
知识服务重构数字出版生态耗散结构，其主要集中在时空、主体等动态有序的层面，并呈现出出版物的时空偏向转移、出版主体的知识传播权利连接明显泛化等多重新特点[24]；
数字出版知识模型的标准化构建着眼于其内容资源知识结构、表现方式、载体形式以及知识之间深层关系的呈现与记录，并能够实现基于知识的不同颗粒度进行出版内容数据的精准存取、复用等[25]。
总而言之，当下数字化环境下出版与知识的“新相逢”，成为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实践及研究实现新跨越的重要进路。数字出版的知识服务转向研究的深层逻辑就是回归出版的知识本质，再现其知识价值的内在体现，但是目前的研究成果多局限于内涵、对策思考，缺乏两者相融相通性的规律考察，出版研究的知识视角深化任重而道远。
以知识为入射角赋能出版理论建设和实践创新，不仅可以打通出版研究的归一性，激活出版研究新活力，而且能够超越当下转型话语的局限性，提升出版实践效能。
4.1 打通出版研究的归一性，激活出版研究新活力
很长时间以来，印刷版的书、报、刊作为天然出版物而存在，代表了出版物的边界。但是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迭代，传播形式及媒介形态的跨界发展不断革新出版物的呈现形式，尤其是数字出版的“随时随地”“无媒介化”极大地延展了知识传播的时空范围和变现能力，原有出版物的规定性显然不能涵盖数字时代出版物的新物种，尤其是在技术迭代的出版融合语境下，出版业及出版物的外在形式与内在结构不断完善，客观上丰富了研究者的学术考察视野，但是却使其更加容易混淆出版的外延、内涵等通约性认知。多数出版研究是对出版业转型发展中新现象、新问题的描述性、对策性研究，缺乏阐释性尤其是批判性反思，出版理论远远落后于出版实践。因此，出版研究核心概念确立不仅要能够抽象出其亘古不变的基本要素，而且要明晰其深受技术影响的与时俱进特点。
与此同时，当下知识存取方式也不断发生重大变革，不仅以传统的图书馆、博物馆、学术期刊为主要载体，而且逐渐表现出了网络化特点，广泛存在于政府、媒体以及人际沟通中[26]，弥散性成为当下知识供需最显著的特点。显而易见，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虽然有前后相继的传承关系，但是从研究的理论视野来看，两者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出版研究需要找到两者的共同之处，以实现其理论统合，同时透过不同的出版现象洞察不同形态出版物的本质。因此，当下出版研究深入推进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明晰研究对象的归一性，也就是实体出版物与虚拟出版物的概念抽象化问题，需要以统一且能表征其本质属性的新概念来统合不同形态的出版物。
那么，如何抽象出不同呈现样态出版物的本质属性？以及如何进而实现出版研究与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对话？出版研究的知识视角探究可以成为其实现归一性的有效进路，也就是不仅把出版看作一种行业、职业或机构，而且把其升维至人类基本的知识实践。以上视角对于理解不同样态出版业具有特殊意义，并使得长期被遮蔽的知识本质在其物理外壳出版业与社会意义建构过程的互动中得以凸显，同时能够洞察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实践的结合点以及中外出版实践的共通点，以阐释古今中外的出版活动，有助于在认识论上把握出版的本质规律[27]。当下，已有学者从知识维度对出版知识体系建构做出初步的探究，比如在知识论层面导引出版史学确认“知识”为其逻辑起点；
同时其在学术实践层面助益于出版史研究确立理论结构、方法意识等[28]；
出版学科知识构建主要包括出版知识碎片、出版知识集群、出版知识体系三个范畴[29]，出版史研究的理论通约概念为隐含于形式迥异的“出版活动”现象背后的“知识”概念[30]。
基于此，以知识生产与知识服务为核心概念和逻辑起点，抽象出不同形式的出版形态、业态的一般性，避免出版概念的混杂性是重构出版概念的前提，也是打破固定环节、机构论、介质论的转折点。纵观古今，出版也并不仅仅是传播知识，还以不同形式参与知识生产和社会建构。因此，研究者要回到原点去关注“出版”和“知识”的底层勾连，廓清数字化对于出版尤其是从传统出版到数字出版演进的意义，远非仅仅是业务模式、产业流程的改变，而是行业生态、实践逻辑革命性的改变，具体表征为出版目的不是为了强化知识的权威性而是提升其流动性；
出版的实践逻辑起点是趣缘导向而非专业导向；
出版的旨趣不仅仅是产业发展而是打造去中心化的人类认知结构。同时需要重新思考在不同的知识生产主体、知识生产实践语境下，究竟什么是一言以蔽之的“出版”，并如何将其抽象化为更具一般性的知识实践，这理应成为出版研究在新的生态和业态条件下延展现有概念体系的首要之举。
4.2 超越出版转型话语的桎梏，提升出版实践效能
出版的本质功能是通过复制等方式实现规制化的知识信息生产[31]。本质主导功能，在从竹木到纸张、从抄写复制到雕版印刷、从铅与火到光与电等的信息技术革命中，出版载体不断发生革命性变化，但是不变的是出版业对知识生产的推动。同时出版作为知识的公开化实践，往往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然而在当下5G乃至元宇宙等智能技术的驱动下，出版的生态、业态发生革命性变化，但是出版物乃至出版业的知识属性特征有增无减，且以往具有中心化的行业版图被数字技术消解，也就是印刷出版业奠定的知识生产模式正在被重构，其标志着以知识公开化为价值担当的出版必将打破现有的疆域，出版将与每个人以及公共、公开的关联更加紧密多元。与此同时，作为数字化时代应运而生的知识新形态，数字出版这一新物种兼具超文本与交互性的双重属性，日渐渗透和重构大众生活的复合知识网络，并不断消解具有专业化、中心化特征的传统出版知识网络[32]。其中，代表传统专业化知识生产模式的印刷出版逐渐被新兴的数字化技术所消解，数字出版成为出版业时代化转型发展的新高地，其以弥散性、去中心化为标识的新知识方式如何与当下个人发展相勾连、与社会发展相呼应？明显具有主体间性的各层面出版主体如何协同一致构建出版行动共同体，进而快速适应数字时代新生态、不断创新出版新业态？出版行业进行知识生产的机制、规则以及平台等发生重要变化，尤其是其生产主体正在实现从中心化到多元化共同参与、以人为主导到人机协同的根本性改变，所以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要摆脱传统制造业逻辑，着眼于人和知识的连接，实现知识视角下出版实践和出版理论的时代化发展。
与此同时，从传统出版到数字出版的演化过程中，出版业的未来走向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尤其是在数字化融合环境中，面临不断解构和重构的多重挑战，其知识性的特征不会改变且会愈加明显，因此从知识视角去洞察出版的深层结构、本质特征是当下出版研究的必然选择[33]。毫无疑问，知识服务成为当前出版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其主要是在技术引领下协同创新，指引多元主体共同着力知识生产新场域，加强优质知识产品供给，不断开创知识服务新模式[34]。与此同时，知识服务实现了知识供需双方的良性互动，弥补了传统出版业因为数字化技术迭代带来的渠道不通以及与读者沟通失灵等问题。中国出版业转型发展从早期知识付费至今已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所以以知识服务为入射角的深层逻辑是回归出版的知识本源，着眼于个人知识大众化、无序知识条理化、累积知识流动化的价值重构。在数字化浪潮中，知识生产不再只是科学家、社会精英等专业人士主导的社会过程，知识生产者与知识使用者的角色随时转换，即时交互，具有明显主体间性特点[35]，以上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 Gibbons）等指出知识与出版业知识高度契合，提出数字时代的新知识生产方式为重构出版的知识服务框架提供了理论指导[36]。除此以外，现今出版业处于新的形态、业态乃至生态的转折点，出版产品形态早已超越书、报、刊等印刷形式，数字化技术已将出版业形态延展至音频、视频、游戏等多样化数字载体。数字出版成为出版业的常态以及人类知识生产新模式，因此需要将数字出版置于知识新场域中实现更好发展，进而探讨人类认识世界的新方式，以及出版实践从技术、产业等向基于知识的人、社会与媒介的关系转变，从而编织知识的意义之网，成为出版业长足发展的时代使命。
实践是理论的来源，信息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知识生产更高效便捷，日新月异的出版实践自然会挑战原有知识体系的适用性，所以数字化背景下出版知识体系创新的核心是知识服务及其效率逻辑。因此，以知识为进路延展出版理论体系建构，能够弥补以往出版研究内容及媒介进路的不足。以知识为通约性概念审视出版理论建构，出版并非单纯的编辑加工，更非内容产品的公开，而是知识的有序化公开，是通过知识服务实现人类知识的可见和可达。基于此，把“知识”作为出版理论创新的通约性概念，以知识服务导向为其认知起点，勾连不同出版要素之间的“知识属性”和“历史归因”，打通图书、数据库等不同载体形态出版物的呈现形式差异，以人为本，着眼于知识与人的精准连接，实现从提供出版产品到实现知识服务的思维转变，着眼于不同“知识共同体”的个性化需求，以数字时代出版业的时代担当，解决其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的转型发展，进而拓展出版研究历史、理论与应用知识体系的深度和广度，所以数字化时代出版研究知识入射角的意蕴考察，不仅是解决其当下理论创新乏力困境的有益探索，而且也是对其在数字传播实践中相互融合表征的积极回应。
概而言之，明晰出版的知识属性不仅是当前出版研究数字化语境下实现知识创新的理论难题，也是出版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现实问题。本文提出要着眼于出版研究核心关怀的根本性改变，也就是从产业话语下内容生产、媒介形态等发展话语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其能够超越变动不居的媒介技术变化，核心概念确立从表征其呈现样态的出版物层面，延展至更本质的知识层面，实现新时代出版知识体系重构的伟大构想。一言以蔽之，出版研究的知识入射角必将打通出版研究的归一性，激活出版研究新活力，同时超越出版转型话语的桎梏，提升出版实践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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