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蔚华 陈思睿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北京，100872）（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北京，100872）
党的二十大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1]，二十大报告在党代会报告中第一次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作为独立部分进行论述，凸显了现代化建设中人才培养的极端重要性。出版业作为以知识传播及内容供给为核心支撑、与传播技术高度关联的行业，对教育、科技和人才必然有更高的要求。我党历来重视对出版业的人才培养和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一直探索适合出版行业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回顾新中国出版人才培养的历程，既有一些值得总结的经验，也曾走过一些弯路，这些经验弥足珍贵，可以给今后的出版人才培养镜鉴和启示。
新中国成立后，党对出版人才培养高度重视，在人才培养理念、人才培养政策、人才培养途径、人才培养目标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规划、部署和推进。这里依据出版人才培养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尤其是高校出版人才培养的重要节点，将新中国出版人才培养粗略地划分为四个阶段。
1.1 1949—1978：由“培养出版干部”向着“培养出版人才”转变的发轫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大多数出版机构都是解放前的私营出版单位，因此，出版人才培养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培训、授课的形式向这些旧出版人员传授党的出版方针政策和相关新的出版发行业务，解决新式出版人才的短缺问题。出版人才培养活动首先抓住编辑、出版行业干部的培养这个中心任务，希望通过他们来引领、带动整个行业发展。1950年，时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指出：发展人民出版事业，目前最大的难关是干部问题。随后若干年所制定的出版工作计划中都将加强出版人才培养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纳入其中。为达到培养干部人才的目的，国家主要采取了与高校联合进行短期培训的方式，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短期培训班是1951年由新华书店和北京师范大学合作成立的“新华书店总店职工业余学校”，培训课程每期持续三个月，总共办了两期，开设了不同学科的课程并设有考试[2]。这一时期的培训课前期以提升员工的文化素养为主，后期开始重视业务培训，举办了一系列“发行业务培训、管理技能培训、财会技能培训”等骨干培训班，依托新华书店总店的号召力、影响力而为各地方输送骨干。除新华书店外，国家还广泛举办各类业务培训活动，对编辑出版人员（干部）、发行、印刷、美编等行业人员进行轮训和培养，形式较为多样。
虽然短期培训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但它还是无法取代正规的、系统化的编辑出版教育。为解决这个问题，《出版事业十五年远景计划》中提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建立“印刷技术学校”；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在一些高等学校增设编辑系、美术装帧系、图书贸易系，建立印刷学院和中等图书贸易学校[3]。在举办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之外，相关文件也提出了出国深造的重要性，提升出版人才的国际视野。当然，这种国际化主要体现了“以俄为师”的倾向，当时有些俄文出版教材或作品被译成中文，而出版干部、人才的走出去也是派往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
除了通过培训等培养出版干部之外，更需要建立正规的学校教育包括高等教育。1953年9月，新中国第一所培养中等印刷技术人才的学校—上海印刷学校成立；
1956年，出版大专班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开设，书籍装帧设计的本科专业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设立。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的学员主要来自各出版单位的推荐，其培训过程仍带有“培养干部”的目的与色彩，学员们先是接受马列主义等思想理论教育、聆听“出版工作指导方针、编辑出版工作实务经验”等相关内容讲座，随后直接参与实践工作，对编辑、组稿等一系列工作进行尝试、磨合与锤炼。1958年11月23日，文化学院正式开学（这是文化部创办的一所党校性质的新型高等学院），按其制定的发展计划来看，应该设置编辑出版专业（又分儿童读物/社会科学/文学等细分方向）、图书贸易专业、印刷工艺专业等科系[4]。之后，文化学院学员还合力编写了教材，填补了出版教育在“出版、发行、书店管理”这三方面的教材缺口。1959年，上海出版学校成立，该校招收初中毕业的学生，除了基础文化课，例如政治、语文、地理、历史等科目之外，也开设了一些诸如出版、校对、资料、美术、发行一类的专业课[5]。
文化学院于1961年被撤销，其中，印刷工艺系被并入到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64年，《文化部1966—1970年文化事业规划初步设想草案》指出，应在工艺美术学院印刷系的基础上建立一所印刷学院，并扩大上海中等印刷学校。在“文革”期间，出版教育一度停滞，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重新得到发展。
1.2 1978—1998：出版人才培养逐步走向“建制化”
1978年，国务院批准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印刷工艺系的基础上组建北京印刷学院，这是一所专门培养出版人才的高等本科院校，标志着我国出版人才培养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黄先蓉教授指出，我国正规的编辑出版高等教育虽早已起步，但真正兴盛起来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6]。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指出，“为了适应开创出版工作新局面的迫切需要，加强出版队伍特别是编辑队伍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培养一支革命化、青年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任务。”《决定》提出，要“加速建设北京印刷学院，在以后条件具备时，可改为出版学院”，“要选择有条件的大学设立图书发行专业”；
应建立并充实出版发行、印刷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机构等[7]。1983年，武汉大学图书发行学专业成立，新华书店总店还在武汉大学相关专业成立之初投资了280万元，双方的合作不仅在某种程度开校企合作之先河，也开创了新的高校办学模式。1984年，当时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写信给教育部指出：“编辑之为学，非一般基础课学得好即能胜任”，因此需要兴办专门的高等教育，具体而言，可以首先邀请一些有经验的老编辑开讲座、帮忙准备教学大纲[8]。胡乔木积极地推动创办编辑专业。1985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三家招收了编辑学专业的本科生。1986 年，清华大学、河南大学等招收了编辑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随后几年，很多高校纷纷设立了编辑出版专业，其培养梯度已经向着“综合化、体系化”的方向发展，涵盖了本科、研究生和双学位。1993年教育部《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将编辑学、发行学列入专业目录，是出版人才培养“建制化”的一个标志。
出版人才培养“建制化”的另一个标志是出版学科人才培养支撑体系的形成。在高校设立编辑学、图书发行学等相关专业本科、研究生、双学位等层次高等专业教育的同时，一些与出版相关的研究会、学会和研究机构陆续创办，推动了编辑理论发展，例如在此期间先后成立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前身）、中国编辑学会等，一些地方出版管理部门也设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如黑龙江省出版发行研究所、天津市出版研究室等。同时，《编辑之友》《科技与出版》《编辑学报》《出版发行研究》《出版科学》《出版工作》（《中国出版》的前身）、《大学出版》（《现代出版》的前身）等目前知名的学术期刊也是这期间先后创刊的。在专业教材建设方面，由新闻出版署牵头组织了出版专业和编辑专业两个专业共18门教材，该系列教材还被列入国家教委“八五”规划教材。
1.3 1998—2010：出版人才培养进一步“规范化”
1998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相关专业的名称合并为“编辑出版学”，设在“新闻传播学类”二级学科下，同时，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河南大学文学院获批，招收研究方向为编辑、出版、发行的传播学硕士[9]。一系列举措使出版高等教育的学科设置走向规范化，满足了新世纪出版业对宽口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此前，编辑出版学虽然被列入了本科专业目录，部分高校已培养了一批相关方向的硕士生，但大都是设在其他学科门下，许多学者将这些高校的培养模式比喻为“借鸡孵蛋”[10]。面对这一问题，不少学界、业界人士联合向相关管理机构呼吁。1995年新闻出版署向国家学位委员会正式提出建议，将出版研究生正式列入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专业目录中，但这一建议未被采纳。为了解决出版专业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现实问题，很多学校运用自设博士点的政策或者采取“借鸡孵蛋”的做法进行出版专业博士研究生人才培养，例如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于2001年，挂靠图书馆学博士点、以“传播学与出版事业管理”为研究方向进行博士招生，武汉大学依靠图书馆学博士点招收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文献与出版”[11]。中国人民大学则在传媒经济学下设立“出版产业研究”“数字出版研究”或“当代出版研究”等专业方向。尽管如此，出版专业毕竟有了自己的“门户”，有些高校直接将硕士点和博士点的专业研究方向确定为出版及其相关专业。经过若干年的编辑出版学科建设与发展历程，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初步形成了以本科教育为主，研究生次之，少数院校招收博士生和专科生的局面[12]。
这一时期的“规范化”还表现在，在学历教育之外从业人员需要参加相应的资格考试、持证上岗。事实上，早在1995年，《关于在出版行业开展岗位培训实施持证上岗制度的规定》就曾指出，出版行业的持证上岗制度指的是以出版行业的岗位规范、培训要求为标准而对出版单位主要岗位的工作者开展培训，使受训人员完成全部课程并参加考核，合格以后方能取得《岗位培训合格证书》，持证书上岗（在岗），但当时对这一制度落实得不够到位。2002年，国家又下发了《新闻出版行业领导岗位持证上岗实施办法》，对新闻出版岗位培训和持证上岗制度加以完善，它规定了需要持证上岗的具体领导岗位，对具体落实方案进行了细化和完善，并设立了年检制度使这一制度能够得到切实落实，对单位领导持证上岗率尚未达到80%的单位视情况予以警告、尚未达到50%的暂缓年检。除了对于出版行业管理人员的持证上岗的规范化管理外，对出版从业者的“人员准入”也进行了规范，要求他们必须具有职业资格。2002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制定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管理暂行规定》，对出版专业人员从业资格加以明确。2008年，《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管理规定》规定了非新闻性出版单位的编辑、校对人员的职业资格准入门槛[13]，至此，除了个别培养层次外，出版人才培养终于走向了规范化的道路。
1.4 2010至今：出版人才培养强化了“专业化”
这里的“专业化”是指国家将专业学位教育、培养专业学位人才作为重点培养目标。2010年3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印发金融硕士等19种专业学位设置方案的通知》，这是出版人才培养“专业化”的一个标志。这个《通知》在“附件十”《出版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中对出版专业硕士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培养过程、师资、学位论文等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随后，国务院学位办公布了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首批14所高校获批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名单。2013年,《关于组建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通知》发布，我国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在促进出版专业学位教育等问题上起到了重大作用[14]。
进入新世纪以后，数字出版获得了飞速发展，这既对传统编辑出版专业造成了一定冲击，也为相关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机遇。顺应这种变化，北京印刷学院在2008年开设了第一个数字出版专业。教育部于2012年在新闻传播学专业中开设了两个特设专业，其中就包括数字出版。此后，数字出版以及与新媒体出版形式相关的高校相关专业设置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截至2019年已经有19所高校设立数字出版本科专业[15]。在这一时期，从国家发布的与人才培养相关的文件和出台的政策来看，国家高度重视出版人才队伍的建设，不断强调要造就高层次领军人物、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16]。《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要“加强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重点打造出版理论人才、优秀骨干编辑、优秀校对人才、数字出版人才、印刷发行业务能手、版权运营专家、出版国际贸易人才等，建设新时代出版人才矩阵”[17]。
2022年7月，在中宣部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首批5所出版学院与有关共建单位举办了全国出版学科共建工作会，开启了出版学科建设的新篇章。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系主任张九珍指出：出版学科建设与高质量人才培养需要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产业发展，这需要高等院校出版学院和出版研究院在出版人才特别是高层次出版人才培养方面，打造贯通式的人才培养标杆基地，构建“政产学研用”多元融合出版人才培养支撑平台；
同时推进出版学科课程体系化建设、注重“政产学研用”人才培养模式推广、强化育人体系化建设、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加强社会服务与国际交流合作，从而进一步培养适应时代之需、社会之需、学科之需的现代出版人才[18]。
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办公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将出版学纳入专业硕士和专业博士目录。此举意味着与实践密切接轨的应用型高级人才培养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同时，“出版”以专业学位身份进入目录，参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高校会增加，带来的教育资源会更加丰富。此外，出版专业学位也会在某种程度促进教育界与业界的更密切合作、提升毕业生的专业技术能力和职业胜任力[19]。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出版培养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认为它具有如下几点特征。
2.1 从“培养出版干部”到“培养出版人才”
总的来看，出版教育经历了从“培养出版干部”到“培养出版人才”的观念转变。从新中国建立初期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出版教育的主要特征是：重视政治方向、文化素养和出版业务这三方面的培训，高等人才培养规模小、不稳定，具有探索性质。具体而言，首先，抽调出版干部到高校培训、在职培训，党和国家管理部门认识到了编辑出版行业的人才供需矛盾，并对人才队伍进行规划和调配资源，通过干部队伍培训、引导和再教育使从业者在树立高度政治意识的同时，也促进了行业发展，此举鲜明地反映出了出版行业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政治属性。在这一时期，专门化的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开始起步，除了编辑队伍、编辑人员的培养之外，对发行、印刷、装帧设计等方面人才的培养则以中等教育和大专教育为主。在学制、历时较长的正规学历教育之外，出版系统、出版行业内大量举办短期培训班。
随着出版从业者人员规模的扩大和出版人才的多样化，加之全社会对出版行业的高度重视，从前期的对出版“干部”的培训逐步转向对出版“人才”的培养。“干部”一词体现了围绕着“个人”与“集体”的某种不可分割的制度层面的关系，而“人才”则指的是在人脉建立、图书策划、图书营销、企业管理等方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创新意识强、执行力到位、能独立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的管理者、编辑和相关人员”[20]。对人才的培养需要依靠正式的学历教育和体系化的培养方案，由此，高校逐渐成为了出版教育所依托的主阵地，出版高等教育也经历了一个起步、萌芽，再到发展、壮大并走向建制化的过程。从1978年以后，“编辑学、编辑出版学、发行学”等作为具有正式建制的学科、专业在很多著名高等学府纷纷建立，高等院校所制定的课程和教学、培养体系形成了现代化出版人才培养模式。而伴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数字出版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出版行业的更新和迭代，出版教育不再仅仅针对着传统的“书、报、刊”领域，更表现出了对适应新兴技术的“融合型出版人才、复合出版人才”的愈加重视，“出版人才”一词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丰富与拓展。
2.2 围绕“出版教育”这一主题，“产、学、研”三大要素实时、动态地变化着
总的来看，新中国的编辑出版教育始终围绕着“产、学、研”这三个主要元素，但三者均在不同时期动态地变化、迁移着，它们在不同时期的、差异化的互动模式和彼此相结合的模式使出版教育始终处于某种“实时变化”的状态之中。新中国成立初期，“编辑出版学”并未成为具有规范化培养体系的、建制化的学科，除了对从业人员的政治理论素养、文化素养进行把关和提升外，相关课程更多传授的是在具体工作场合中应用的实用技能，虽然弥补了“行业人才匮乏”这个问题，但缺少将相关领域的实践知识总结、抽象到一般理论高度的过程。随着出版、发行专业在相关高校开设起来，相关理论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出版之学、发行之学”开始得到重视和发展，与此相伴的是编辑学的发展、壮大。吴永贵指出，在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编辑与发行在出版系统中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编辑学教育和发行学教育的相对独立[21]。以武汉大学为例，编辑学专业于1987年在该校的中文系成立，其目标是培养“能在出版社、期刊社从事编辑业务和管理工作的高层次的专门人才”，直到1990年代中后期，编辑学教学才在“出版发行学”的培养框架中增设出来。
相对于“出版、发行、印刷、装帧设计、书店管理”等看重实践技能培训的出版中下游领域，“编辑”属于出版的上游领域，它不仅需要实用技能的辅佐，也需要从业者具备高度政治站位和较为丰厚的理论知识储备，以及对知识进行总结、概括、思辨、把关、筛选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编辑自身应该是某个学科、领域的专家。因此，对编辑人才的培养尤为清晰地体现出了“理论+实践型的复合人才”这个培养目标，不仅讲授实践课程，也对理论教育十分重视。编辑学研究的兴盛也反映出了出版教育界、理论界在确立自身的学科主体性、理论主体性的道路上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此后，数字出版专业的崛起和对相关人才的培养活动又将重心一定程度地移向了出版产业或出版实践一端—出版市场的人才需求告诉我们，相关从业工作者不仅要有理论和知识储备，也要懂技术、会经营，能迅速适应行业的发展变化并在不断变化的技术环境中培养一种“动态的学习能力”，随时迎接可能到来的变化和挑战。从这个角度来看，出版人才培养需要关注行业变化，为之输送“对口人才”。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实践领域中的很多问题需要产、学、研协同攻关，因此，对“应用型高级人才”的培养自然成为出版教育的迫切需要，而“出版专业硕士、博士被写入‘专业目录’”则进一步适应了这个时代之需，并为出版教育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但是，出版教学和研究毕竟是具有很强专业性的，因此需要建立科学的出版学学科体系、教学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只有将这个学科上升到专门的学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2.3 出版学已经具备了独立学科的必要条件，党和国家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
之所以说出版学具备了独立学科的必要条件，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出版学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学科边界、学科逻辑框架、学科知识体系；
第二，出版学与出版产业相互融合的趋势不断加强，对出版产业的支撑性作用不断强化；
第三，出版学学科培养体系基本完善，覆盖到了职业学校、本科、研究生、博士生等不同培养层次以及编辑、经营管理、印刷技术、数字技术、版权贸易、美术设计等不同业务重点；
第四，有包括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等国家队以及众多高校科研机构、出版智库等强大的科研支撑团队；
第五，有众多行业社会组织作为学术共同体的纽带；
第六，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以及《中国出版》等十多家专业学术期刊作为学科成果展示的窗口；
第七，有大量的出版研究成果，包括主持了众多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重点课题，教育部社科重大课题、重点课题以及各级各类社科相关课题或项目，每年有大量的出版学学术著作及高水平论文；
第八，有一批热爱出版事业、醉心出版研究及人才培养的教学、科研专业人员，其中不乏在学界有一定影响的名家、大家。这些都表明出版学具备了一级学科的基础和要素。
出版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提高到新的高度，在中宣部和教育部的大力推动下，2022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将出版学纳入专业硕士和博士专业目录，标志着出版学科建设再上新的台阶。
3.1 始终坚持“党管人才”，加强党对出版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
出版高等教育肩负着为党和国家培养、输送红色出版人才的使命，具有鲜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属性[22]。通过回顾出版教育的相关历史文件及相关政策，我们看到，出版人才培养自始至终是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的，党管人才的理念贯彻始终。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出版干部”的培养和重视，或是后期对“出版人才”的比较广义的界定和培养以及各类文件所提及的“人才队伍建设”，再到出版学院和高校出版专业的建制化发展、编辑出版学学科地位不断提升，以及“在职培训、持证上岗”等一系列规定的出台，这些历史变迁的重要节点均渗透着党和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对出版专业和行业的关切。因此，正如陈丹教授所指出的，出版高等教育应该兼顾学科特色、细化实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3]；
既要在教育的过程中因材施教，更要进一步提升出版人才对党和国家所主导的文化事业的认同感，为文化事业的综合体系在当今社会中的发展、建立和健全储备一支优质的“红色人才队伍”。
在建设出版人才队伍建设的过程中，党和国家不断开展、加强着顶层设计。例如，《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指出，要把非公有文化机构的人才队伍纳入行业人才建设体系；
要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健全人才选拔机制，完善人才流动机制，形成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环境。《新闻出版广电“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工作队伍。2021年的《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则指出，应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教育，推进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工作，发挥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等高层次人才工程作用，培养造就一批出版领军人物和出版家；
同时，深化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24]。
3.2 明确“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在开展出版教育、构建出版学科体系的过程中立德树人
中国出版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为出版行业培养急需人才，要时刻从“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三个根本问题切入来考虑人才培养体系，构建学科培养框架。首先，培养什么样的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是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共同使命[25]。从出版教育史的角度来看，出版行业始终在不断发展，出版人才应该始终具备坚定的信仰、优秀的人格品质、卓越的工匠精神，这些是出版教育之基，也始终提醒教育工作者牢记出版教育发展的来路。教育事业与中华民族发展和国家未来的希望密切相关，我们必须对建设教育强国、出版强国作出规划部署，使出版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26]。
其次，如何培养人？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学生的一生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
要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27]。出版教育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符合党和国家的人才需求、具备优秀的品德和过硬的基本素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才能不断向着“人才”的标准靠拢。
最后，为谁培养人？这是出版教育的核心目标，具体来看，应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把立德树人融入出版教育的各个环节，培根铸魂、启智润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
都要增强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都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28]。二十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29]。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
此外，教师在教学与科研中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与解决问题，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教学、科研及各方面的工作，以家国情怀引领出版教育、对出版专业所承担的社会担当和责任加以明晰、通过强化学生的个人素养的方式来塑造职业品德之典范[30]。总的来看，在出版教育史中被坚持下来、当下和未来也将始终不变的一个原则就是“为谁培养人”，从早期的“又红又专”到今天的“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其本质始终如一。
3.3 出版学的人才培养活动和学科建设必须面向出版实践
出版学学科建设必须面向出版实践，离开出版实践的出版研究成果注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出版教育是一个与实践密切接轨且仍在不断调整自身的“动态的教育领域”，它不能也无法遵循某个刻板的、一成不变的框架而是实时地响应着市场、行业、产业的召唤进而对之予以回应。长期以来，出版行业和教育界都存在一种争论：编辑出版学究竟是行业之学还是学科之学？这种争论本身是某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事实上，二者的高度统一、高度结合、互相映照才应该是出版学科建设、发展的宗旨。但需要注意的是，正如田胜立等学者所指出的：目前，出版学学科理论的系统化建设还是比较薄弱，尽管我们需要从行业发展中吸取宝贵经验，但也要将之转化为高度凝练的学科基础理论，从而进一步通过理论发展的方式反哺出版行业、使其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31]。出版人才培养及出版教育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行业的发展、变迁会影响学科的建制和发展，学科的创立也以行业发展为参照且为其输送人才，因此，行业实践和出版研究、教育必然是结合在一起的，出版学离开出版实践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有学者指出：“问题研究”应该是编辑出版学的重要机制，亦即，研究解决发生于编辑出版业界的各类问题[32]。
出版学来自实践又高于实践，为出版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学界、业界之所以为出版学的学科地位升级而振臂高呼、不断推动出版学向着一级学科发展，正是因为很多现实中遇到的问题需要通过出版理论和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给予有说服力的解释和解答。过去有一种误解，就是认为出版学理论色彩较为薄弱。但面对当下的互联网时代和媒体技术不断升级换代的现状，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构建中国特色的出版学理论体系”这个重大课题。媒介融合环境下的出版学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出版学，而是一个交叉学科甚至是超学科，它将学理逻辑、国家意志、产业需求、传播技术以及社会责任及效果等要素有机融合起来，已不再是单纯的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33]。应该以媒介融合作为前提条件，以新文科或数字人文理念作为指导方向，用交叉融合的理念对出版学学科体系加以重构和再造，将大学、产业、技术、政府和社会这五重要素有机整合起来[34]。
3.4 建立差异化的出版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设置
从出版人才培养的发展历程中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的出版人才培养模式是多元的，从早期的在职培训逐步发展为了多层次、全方位的人才培养体系，现在不同模式下的出版人才培养方案都没有“谁完全取代了谁”，而是在各自领域中坚持着、为不同层面的人才队伍建设而积极贡献各自的力量。除了培养模式的多元化之外，各相关人才培养单位也要发挥各自优势和特长，形成互补与合力，共同推动出版人才队伍的高质量发展，要鼓励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设置模式。在出版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能比较鲜明地看到不同高校的培养特色与培养重心的迁移和确立，例如，河南大学曾一度作为编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之重镇，而武汉大学在“出版发行专业”上独具特色。近年来，出版人才培养的差异化专业设置也显示出学科交叉之魅力，例如：北京印刷学院的数字出版研究和教学实践，“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融媒体与主题出版研究院”围绕“主题出版研究”的特色科研和教学项目；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围绕“科技期刊的编辑出版”而开展的科研、教学活动；
西北大学围绕“科技期刊史”而开展的科研活动和人才培养活动等等，各项特色，丰富了出版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模式，促进了出版人才培养事业的发展。在课程设置上，不同高校也可以根据自身的优势展现自身的特色、辨识度和区分度。例如，刘玲武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北京印刷学院、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河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10所高校都属于综合型出版人才培养模式，其核心是“出版理论、出版技能教育并重”，通常开设“出版学概论”“出版学导论”“出版物编辑与制作”“出版物营销”“出版企业经营与管理”“数字出版”等课程；
实践业务型出版人才培养模式以培养出版职业能力与素养为核心，上海理工大学、暨南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采用的是这一模式，开设了“数字媒体界面设计”“数据挖掘基础与应用”“数字专业出版实践研究”“出版业投融资理论与实务”等课程。[35]事实上，这种“综合型/专业实践型”的分类还不能完全概括我国出版教育的全貌。因此，出版课程设置既可以根据具体需要而因地制宜，也应该展示出其自身的培养特色和所属高校、院系的底蕴。
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人才的培养历程，我们认为，出版教育、出版人才培养必须始终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逐步推进，把为谁培养人和培养什么样的人放在首位，着力提升“内容选择与把关人才”的政治素养、思想高度和文化素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出版的重要论述为统领，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当前出版人才培养要着力培养出版人才“去除信息噪音、信息杂质”的内容策划、选择、鉴别和优化能力，善于经营和管理的运营能力，懂得如何采用数字技术进行融合出版以增强传播效果的能力以及了解国际出版市场、善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的国际传播能力，在当今的“世界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构建一种使出版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的出版人才培养模式。
注 释
[1][2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人民日报，2022-10-26（1）
[2][4]方厚枢.新中国出版教育的历史回顾[J].出版史料，2005（2）：14-20
[3]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7[M].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2001: 391
[5]宋原放等.上海出版志[DB/OL].2002-01-31.https://www.shtong.gov.cn/difangzhi-front/book/detai lNew?oneId=1&bookId=4521&parentNodeId=63909&nodeId=14832&type=-1
[6]黄先蓉.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的历史沿革及其创新走向[J].出版发行研究，2001（10）：32-34
[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J].出版工作，1983（6）：3-13
[8]胡乔木.胡乔木同志致教育部的信[J].出版工作，1984（10）：3-4
[9]李建伟，林璐.中国大陆编辑出版学专业高等教育40年[J].中国出版，2018（20）：27-33
[10]肖东发.中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的思考与探索[J].编辑之友，2003（1）：37-39
[11]王波.出版教育: 过去、未来共斟酌[J].编辑之友，2001（03）：48-51
[12]开拓资源，创新模式，促进编辑人才培养：编辑出版专业人才培养调查报告[J].中国编辑，2011（3）：67-74
[13]包韫慧，何静.我国出版政策法规40年回顾[J].出版广角，2018（17）：15-19
[14]李建伟，杨阳.“互联网+”时代下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及问题探析[J].中国编辑，2017（09）：23-29
[15]万安伦，黄婧雯，曹培培.对出版和出版学科的再认识[J].出版科学，2021，29（2）：5-13
[16]刘灿姣，姚娟.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管见[J].中国编辑，2011（2）：69-74
[17]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印发《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的通知[EB/OL].[2021-12-30].https://www.nppa.gov.cn/nppa/contents/279/102953.shtml
[18]强基培根，出版学科如何提升教育水平？以体系化建设推进出版学科迈上新台阶[EB/OL].[2022-09-28].https://sghexport.shobserver.com/html/baijiahao/2022/09/28/866498.html
[19]“ 出版”增列进入新版学科专业目录意味着什么？[EB/OL].[2022-09-22].https://sghexport.shobserver.com/html/baijiahao/2022/09/22/860563.html
[20]谢廖斌.出版社人才流失现状及对策[J].现代出版，2014（5）：35-37
[21]吴永贵.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30周年的回顾与反思[J].出版科学，2013，21（5）：6-10
[22][23]陈丹，李柴非，秦阳.我国出版专业高等教育七十年回顾与展望[J].中国出版史研究，2019（2）：46-53
[24] 出版业“ 十四五冶 时期发展规划[EB/OL].[2021-12-30].https://www.nppa.gov.cn/nppa/upload/files/2021/12/ 76aed0b1a2a60056.pdf
[25][27]培养什么样的人 如何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 习近平这样回答教育之问[DB/OL].[ 2021-12-06].http://cpc.people.com.cn/n1/2021/1206/c164113-32300482.html
[26]人民日报评论员：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重要讲话[EB/OL].[2020-09-24].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20/0924/c1003-31872717.html
[28]习近平: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EB/OL].[2016-02-19].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19/c_1118102868.htm
[30]杨扬，张文忠.媒体融合视阈下高校出版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编辑学刊，2021（1）：18-23
[31]田胜立，蔡子怡.出版学作为“行业之学”还是学科之学?——关于编辑与出版学名词审定中一个结构性问题的思考[J].现代出版，2022（4）：72-82
[32]赵均.编辑出版学研究的原点:由行业生发而来的学科[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9）：54-56+65
[33][34]周蔚华，方卿，张志强，李频.出版学“三大体系”建设（笔谈)[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60（3）：68-82
[35]刘玲武，曹念童.高校出版专业硕士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北京印刷学院等18所高校为例[J].中国编辑，2022（8）：75-81+91
猜你喜欢出版学学科人才【学科新书导览】宁波大学学报（理工版）(2022年4期)2022-07-08人才云英语文摘(2022年4期)2022-06-05土木工程学科简介华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年3期)2021-07-03从学科评估指标看出版学学科建设出版科学(2021年2期)2021-05-28加强出版学科建设应提上议事日程出版科学(2020年1期)2020-04-07高度重视出版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出版参考(2019年9期)2019-10-11忘不了的人才之策商周刊(2018年13期)2018-07-11留住人才要走心商周刊(2018年10期)2018-06-06“人才争夺战”商周刊(2018年10期)2018-06-06“超学科”来啦军事文摘·科学少年(2017年4期)2017-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