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俊杰 叶美玲/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国民党统治腹心区域的浙江省杭县（今杭州市）奇迹般诞生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鸭兰村党支部。这是目前有史可考的浙江省杭州市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支部成立后，通过秘密发展党员，组建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拉开了浙江农村革命斗争的序幕，并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了以“矢志不渝九死不悔的坚定信念、英勇无畏敢于牺牲的为民情怀、不畏强暴英勇奋斗的革命意志和不屈不挠锐意进取的探路精神”为内涵的革命精神，即鸭兰革命精神。这一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学界却鲜有关注。
鸭兰革命精神的形成既有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也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
既有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和组织基础，也有党组织带领人民维护权益、开展武装斗争的社会实践基础。
1.1 近代以来浙江经济社会落后是鸭兰革命精神形成的区域经济社会背景
民国北京政府的苛捐杂税给浙江人民带来无尽苦难，百姓赋税繁重，正税之外还需要缴纳名目繁多的附加税，如原庚子赔款的粮捐和每年的水利经费。省以下各县更是层层加码，不断增加民众负担，导致民怨四起怨声载道。其中，杭县百姓的赋税尤为沉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情况依旧如此。据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机关报《东南日报》报道，“杭县田赋之繁重甲于全国，附加税额……逾正税一倍有奇”；
“当时农村破产，农产品价格低落之时，实有万难支持之苦”[1]。国民政府倒行逆施，给杭县百姓带来更为深重的苦难。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浙江传播开来，党组织得以建立并发展。近代以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是中共鸭兰村党支部革命活动开展、鸭兰革命精神形成的经济社会背景。
1.2 以吴越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鸭兰革命精神形成的文化基础
鸭兰革命精神与吴越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以吴越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吴越之地气候温润、土地肥沃、雨水充沛、四季分明，溯长江、环太湖、濒东海，山水形胜；
中小湖泊星罗棋布，大小河渠密如蛛网，万里长江纵贯东西，京杭运河穿越南北。独具禀赋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富有特色的文化习性与人文精神。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吴越文化不断吸取包括中原文化在内的其他文化，在交织交融中内化、升华，尤其在晋室南渡之后，士族文化与先前吴越民众尚武逞勇风气交融，逐渐孕育出包容大气的胸襟、经世致用的传统、求真务实的作风和开放进取的精神。以吴越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熏陶、浸润，形塑了他们敢为人先、善于开拓、勇于创新、善于创造的精神品格和禀赋特质，奠定了鸭兰革命精神的文化底色。
1.3 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浙江的传播为鸭兰革命精神形成提供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浙江的传播与上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辛亥革命后，大批浙籍先进人士追随时代的脚步，或求学或从政或经商，活跃于上海等政治经济发达地区。在多元文化激荡中，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并通过多种方式方法，将这一科学思想带回家乡。这些知识分子包括宣中华、施存统、梁柏台、俞秀松、邵飘萍、沈雁冰、陈望道、邵力子等。他们通过《浙江新潮》《钱江评论》《杭州学生联合会报》《晨钟》等进步刊物，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其中，邵力子主编《民国日报·觉悟》发表大量马克思主义专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为杭州党组织的创建以及工农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理论基础[2]。地处县城西北的鸭兰村紧邻上海、杭县，有着近水楼台的优势，得马克思主义思想时代风气之先，为鸭兰革命精神的形成提供了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
1.4 杭州党组织的创建为中共鸭兰村党支部成立、鸭兰革命精神形成提供了组织保障
杭州党组织的创建与上海党组织之间同样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部分浙籍知识分子参与了党的创建和早期发展，并返回杭州创建党组织。1922年9月，中共杭州小组宣告成立。次年春天，中共杭州小组成功发展第一批党员，并扩建为中共杭州支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杭州工农运动有了较快发展。1927年初，北伐军光复杭州，给予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给杭城百姓带来希望。然而，蒋介石随后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杭县人民施行反动统治，大肆破坏党组织，查封革命机关、团体，捕杀共产党员。中共杭州地委所属的党员人数从3000多人剧减至1200人，党的工作陷入困境[3]。与此同时，地主豪绅摧毁农民协会，废除减租减息法令，对农民进行压迫和剥削。面临严峻复杂的形势，杭州党组织秘密展开革命活动，工作重心开始向农村转移，尝试开辟农村革命阵地。1927年6月，中共杭州地委派党员马东林前往杭县鸭兰村开展革命组织、宣传及动员工作。随后，宣告成立中共鸭兰村党支部，浙江杭州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由此诞生。
中共鸭兰村党支部第一任书记——马国华
中共鸭兰村党支部创建人——马东林
中共鸭兰村党支部在带领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艰辛历程中孕育了特色鲜明的鸭兰革命精神。这一精神的内涵可以概括为：矢志不渝九死无悔的坚定信念、英勇无畏敢于牺牲的为民情怀、不畏强暴英勇奋斗的革命意志和不屈不挠锐意进取的探路精神。
2.1 矢志不渝九死无悔的坚定信念
中共鸭兰村党支部的建立是杭州党组织在经受生死考验后，矢志不渝推进革命事业的结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在杭州开展大规模的“清党”运动。他们组织密查队，设置特别刑庭，建立反省院，大肆搜捕、杀害共产党员，取缔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党、政、工、学各级组织。面临严峻形势，杭州地委及时将组织转入地下，同时将工作重心逐步转向农村，并于1927年6月在杭县西镇区鸭兰村成立党支部。随后，杭州地委以中共鸭兰村党支部为依托，在杭县运河两岸广泛发展党员，组建党的基层委员会（中共西镇区委），开展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农村革命形势的发展，让国民党感到恐慌，千方百计予以破坏、剿杀。他们抓捕并杀害了马东林（年仅23岁），逮捕并关押了马国华，破坏了西镇区委党组织，破坏浙江省委秘书处，省委机关文件30余卷被搜走，党、团组织主要人员名单遭到泄露[4]。之后，为重振西镇区委，中共杭州中心市委派熟悉西镇地区的党员到西镇恢复党的工作，重建了包括鸭兰村在内的5个党支部，继续领导农民开展减租斗争。到1930年初，党员人数增加到了161人[5]。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以马东林、马国华为代表的共产党员无所畏惧、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农民革命运动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矢志不渝九死无悔的坚定信念。以中共鸭兰村党支部为代表的党的农村基层组织能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核心区域存在，正是因为有这么一批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共产党员。
“三毛一虎”烈士纪念像
2.2 英勇无畏敢于牺牲的为民情怀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新军阀极力扼杀农民运动，解散农民协会，取缔减租减息政策，致使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更加恶化。为探寻革命的出路、进一步推动农民运动发展，杭州党组织决定到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中共鸭兰村党支部成立后，一方面因地制宜以合法的农民协会作为阵地，积极在农民中发展党员，深入百姓了解生活疾苦，团结广大农民，组建农民协会；
一方面积极动员、组织、领导民众开展减租抗租运动，最大限度维护民众利益。1927年10月10日，西镇区委以庆祝“双十节”为由，在鸭兰村附近的独山召开群众大会，1万余名群众参加了此次大会。这在当时仅有7万余人的余杭县西镇区，盛况空前[6]。会后举行的声势浩大的万人大游行扩大了党组织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杭县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7]。白色恐怖下，以中共鸭兰村党支部为代表的党组织和先进党员，立足农村实际深入发动农民群众，紧紧团结依靠农民群众，有组织有目标地开展减租减息斗争，打击了地主阶级的气焰，取得了农民群众的信任，为党组织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体现出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出共产党员英勇无畏敢于牺牲的为民情怀。
2.3 不畏强暴英勇奋斗的革命意志
鸭兰村属城郊村距离杭县县城很近。作为国民党统治腹心之地的杭县，反革命组织盘根错节，反动势力异常强大，鸭兰革命斗争惨烈且复杂。“西镇暴动”被残酷镇压就说明了这一点。1930年5月19日至21日，杭县西镇40多个自然村2000多位农民，在革命领袖唐阿毛、费善宝（小名阿毛）、袁金毛、沈老虎（人称“三毛一虎”）等人的领导下发起武装暴动，即“西镇暴动”。这次暴动打击了西镇地区的地主势力，展现了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无私无畏、反抗强暴的革命精神。由于敌众我寡力量悬殊，暴动遭到残酷镇压，3人牺牲、4人受伤，82人被捕入狱，其中包括共产党员57名[8]。“三毛一虎”也先后被捕。监狱中他们在敌人的残忍折磨面前，宁死不屈，视死如归，始终没有泄露一丝党的机密，最后就义于杭州义桥塘。历经四年之久发展壮大起来的西镇革命力量，遭受巨大损失。西镇暴动虽然失败了，但革命先烈、广大党员和农民群众敢于反抗暴政，不畏强暴英勇奋斗的革命意志永远激励着后来人继续前进。
2.4 不屈不挠锐意进取的探路精神
中共鸭兰村党支部是大革命失败后杭州党组织曲折发展的产物，是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独立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有益尝试，印证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合理性、科学性，体现了共产党勇于探索善于创新的优秀品质。鸭兰革命斗争与井冈山革命斗争都是源于革命过程中遭受挫折打击，党组织积极探寻革命新出路的结果。从时间上来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杭州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同时，党组织把工作重点转向农村，动员农民群众，组织农民群众开展减租、抗息斗争，以打开新的局面。这是一种自发的革命新道路的探索实践，在时间上甚至早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从空间上来看，以鸭兰为中心的革命区域处于余杭县郊区，是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的相对薄弱地带。这里与处于省际交际地界，远离国民党统治核心区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处于国民党统治腹心区位的特点，决定了鸭兰斗争实践并不具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完备形态[9]。但就其道路探索的实质而言，鸭兰与井冈山在革命斗争从城市转向农村的方向上是一致的。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革命烈火从城市向农村蔓延并在短时间内一举取得全国胜利的苏俄道路，在国情迥异的中国并不可行。中共鸭兰村党支部的产生及其领导的农村革命活动，是共产党人自主自觉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结果，证明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科学性。我们党在革命道路探索过程中历经曲折，在中共鸭兰村党支部、西镇区委发展历程中同样体现出这一点。因此，不屈不挠锐意进取的探路精神成为鸭兰革命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共鸭兰村党支部诞生、发展的艰辛历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斗争的缩影。它印证了从城市到农村的转向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历史必然。革命斗争过程中孕育的鸭兰革命精神是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浙江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独立探寻适合中国国情革命道路的重要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鸭兰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传承这一精神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首先，传承鸭兰革命精神可以坚定人们的理想信念。在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中共鸭兰村党支部带领农民群众惩治恶霸豪绅，维护农民利益，与反动势力展开周旋，不屈不挠开展革命斗争。坚定的理想信念是鸭兰革命先辈在面对敌人残酷统治的境遇下依然能够勇往直前的力量源泉。正是革命先辈们拥有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崇高的理想信念，才有了向死而生、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意志品质，才能迎来中国革命的胜利曙光[10]。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就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坚定、干事创业精气神足，人民群众精神振奋、发愤图强，就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人间奇迹[11]。”了解中共鸭兰村党支部带领人民奋斗的英雄事迹，继承、弘扬鸭兰革命精神可以增强人们为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坚定信念。
其次，传承鸭兰革命精神可以增强人们的“四个意识”。从中共鸭兰村党支部的诞生、发展和壮大的曲折过程，可以看出无论处于任何时刻，都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就是以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等“四个意识”为基准，思想上对标，行动上紧跟，执行上坚决，落实上较真，坚定不移地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如今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机遇和挑战并存，各种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和顽瘴痼疾亟待处理和解决。加之多元思想在国内兴起，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在部分群体中有了现实土壤，个人主义、小团体至上主义甚嚣尘上，在此背景下弘扬鸭兰革命精神，增强人们的“四个意识”，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和集体的利益，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定力，奋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
最后，传承鸭兰革命精神有利于涵养新时代奋斗精神。勇往直前的斗争精神是支撑鸭兰革命斗争实践的精神支柱。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鸭兰民众在斗争中学会斗争，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正是因为这些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为发展壮大党和军队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鸭兰革命斗争实践中，一大批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革命先烈们，为了革命的胜利曙光选择慷慨赴死。他们身上敢于斗争的优秀品质，为新时代进行新的伟大斗争予以深厚的精神滋养。坚持敢于斗争，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成功秘籍，更是我们党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真经法宝。走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我们要坚定斗争意志、发扬斗争精神，敢于鲜明亮剑，敢于迎难而上，以“踏平坎坷成大道”的坚定信念，不断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13]。
中共鸭兰村党支部的建立是杭州乃至浙江农村党组织建立的启航地，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中共鸭兰村党支部成立、发展再到壮大的曲折过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农村发展党组织、开展农村革命斗争的缩影，见证了杭县党的基层组织初期发展的光辉历史，展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敢于斗争、坚韧不屈、顽强不息的大无畏革命精神。鸭兰革命精神是杭州早期共产党员们的革命事迹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精神品质和道德修养的凝练表达，具有穿越时空的魅力，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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