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云高娃
丝绸之路起源于古代东西文化之间的交流，分为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两条路线。在此基础上，陆上丝绸之路又可细分为西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其中，从蒙古草原出发，穿越西伯利亚进入东欧、俄罗斯的这一条被称为“草原丝绸之路”。宋代至元代，草原丝绸之路成为连接东西文化交流最为主要的通道，中国与中亚、西域的商业贸易活动严重依赖这条路线。自中国南部的广州、泉州等沿海港口出发，向南穿越南海，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地区，远及东非、欧洲或从北方沿海通过东海前往日本、朝鲜的海路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1］1。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后，于1206 年建立大蒙古国。成吉思汗的西征与四大汗国的建立，使蒙古时代中西陆路交通大动脉——草原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忽必烈继位后在中原实行汉法，对周边诸国采取遣使通交政策。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的东方之行与多年滞留中国，对忽必烈致力于开拓海上丝绸之路产生了一定影响。元朝建立并统一全国后，忽必烈意识到草原丝绸之路情况复杂，存在因战和不定而时断时续的弊端，遂积极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因为继承并发展了南宋市舶司制度，元代海外贸易蓬勃发展，货物种类和贸易量远超前朝。可以说，从国家层面鼓励航海、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忽必烈的贡献不可磨灭。
蒙古族兴起于蒙古高原，其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主要以游牧为主。由于蒙古高原农业生产不发达，粮食、布匹等生活资料主要通过与中原、西域的商业贸易来完成。在和平年代，游牧民族政权通过互市完成所需商品的交换。当草原上出现割据势力并进入动荡年代，游牧民族政权就要通过战争保持商路畅通，从而达到商贸交换的目的。
自古以来就有中亚商人活跃于蒙古草原，辽金元时期北方游牧民与中亚胡商之间交往密切。蒙古兴起之前，因为西夏控遏河西走廊的缘故，草原丝绸之路改由经漠北地区抵达西域。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建立大蒙古国后，蒙古与西域的商贸往来并不顺畅。自1205年开始，蒙古先后六次出兵征讨西夏。1227年西夏灭亡，丝绸之路经由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道路重新畅通，畏兀儿亦都护归附成吉思汗更使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线通行无阻。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其劲敌乃蛮部太阳汗之子屈出律逃到中亚，成为西辽（哈喇契丹）君主。1218 年，成吉思汗派者别那颜率兵征讨西辽，屈出律被杀，西辽灭亡。屈出律败亡后，西辽之地进入蒙古帝国版图，成吉思汗的国土与花剌子模成为近邻。花剌子模算端（素丹）摩诃末是与成吉思汗同时期的人，1206 年占领西阿富汗，1212 年占领撒马尔干，1215 年占领东阿富汗，波斯君主直到1217年才承认其宗主权。因此，摩诃末的统治比较脆弱，而且其本人也不像成吉思汗那样富有政治才干［2］214。
1215 年，花剌子模派使臣到大蒙古国，受到成吉思汗的热情接待。此后，花剌子模不花剌的三个富人的商队带着锦缎、素白布和彩色印花棉布等物品到了蒙古汗国［3］229。这些商人深知与蒙古人做买卖得到的利润很丰厚，因为蒙古地区缺乏衣物，而且道路也非常安全。据《世界征服者史》记载，“成吉思汗统治后期，他造成一片和平安定的环境，实现繁荣富强；
道路安全，骚乱止息；
因此，凡有利可图之地，哪怕远在西极和东鄙，商人都向那里出发。因为蒙古人没有定居于任何城镇，商旅也没有在他们那里汇聚，所以，衣物在他们当中非常缺乏，跟他们做买卖所得的利益，人所共知。故此，忽毡的阿合马、异密忽辛的儿子，还有阿合马·巴勒乞黑等三人，决定共同到东方各地旅行，并在收集了大量的商品——织金料子、棉织品、撒答剌欺及其种种，他们认为适用的东西之后，便登上旅途。到这个时候，蒙古诸部大多被成吉思汗所败，他们的驻地被毁，而且整个地区的叛乱已被肃清。所以成吉思汗在大道上设置守卫，并颁布一条札撒：凡进入他的国土内的商人，应一律发给凭照，而值得汗收纳的货物，应连同物主一起遣送给汗”［4］90。这段史料证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后，在其境内设立驿站保障道路安全，并向商人颁发入境贸易的凭证，使商人在大蒙古国境内的商业活动受到保护。有了朝廷颁发的凭证，这些中亚商人就可以利用大蒙古国的驿站交通，顺利地将蒙古大汗喜欢的货物运输过来。
成吉思汗想与花剌子模建立商贸关系，于1218 年派出一批规模庞大的商队。《世界征服者史》记载，“这些商人返回的时候，成吉思汗命他的儿子、那颜、将官，各从自己的部属中抽调两三个人，给他们一个金巴里失或银巴里失做本钱，让他们随那些商人去算端的国土，在那儿做生意，收购奇珍异宝。他们遵命各从自己麾下派出两三个人，这样共集中四百五十名穆斯林”［4］91。花剌子模边城讹答剌守将亦纳勒赤黑贪婪无比，诬陷蒙古商队是“间谍”，上报花剌子模算端摩诃末。摩诃末下令劫持商队所有货物，并杀害了成吉思汗所派商人［5］259-260。
1219年，成吉思汗以花剌子模劫杀商队为由派兵西征，六年之后消灭花剌子模等政权，大败斡罗思和钦察诸部联军，前锋抵达东印度。在控制中亚各地和钦察草原后，成吉思汗将这些地区分封给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三个儿子［6］13。成吉思汗西征，在消灭花剌子模的同时占领了北起咸海、锡尔河下游，南近波斯湾，东自帕米尔，西到札格罗斯山的广大地区，包括今阿富汗、伊朗两国和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的许多地区［2］241。
蒙古西征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经济格局，追随派往大蒙古国特使的脚步，传教士和商人也开始踏上东方的土地。突然间，进入欧洲人视野的不仅是蒙古，而且是整个亚洲［7］154。成吉思汗的西征，使中亚、钦察草原与蒙古之间的东西商路重新畅通。成吉思汗下令推行驿站交通，将草原驿站延伸到西域地区，为丝绸之路的拓展扫清了障碍。继成吉思汗之后，其子孙也相继开始西征，将蒙古帝国的势力扩展至西亚和东欧。大蒙古国时期，除在漠北草原建立驿站外，四大汗国境内也遍设驿站，将蒙古草原与四大汗国的驿站交通网连接起来，使陆上丝绸之路从中原至草原，再到西域、中亚、钦察草原，阻断了几个世纪之久的欧亚道路重新开通［8］28-29。大蒙古国时期，驿站的设置与有效管理促进了蒙古帝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商贸往来。可以说，大蒙古国时期的驿站交通建设为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中外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提供了重要平台。
成吉思汗西征前听从也遂哈敦建议，以其第三子窝阔台为汗位继承人。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蒙古汗国由其幼子拖雷监国。两年多后，拖雷于1229年夏召集黄金家族成员召开忽里勒台，推举窝阔台登上蒙古大汗之位。窝阔台即位后，对拖雷的实力感到担忧。1232年六月，窝阔台在与拖雷从中原北归途中身患重病。拖雷祷告长生天，表示愿替哥哥去死以换其健康，于是喝下萨满用咒语洗过窝阔台汗病的那杯水，不久死去［3］284。虽然拖雷之死并未引起窝阔台系和拖雷系的反目，但是却为后来拖雷系取代窝阔台系称汗埋下了伏笔。
1234年，窝阔台命术赤长子拔都西征。九年之中，拔都、速不台等人指挥大军横扫亚洲西北和欧洲东部，经过上百次战斗打败钦察、不里阿尔、斡罗斯、波烈儿、马札儿等国，震动了奥地利、德国、法国、西班牙和罗马教皇［3］247。以拔都为首的长子西征确立了蒙古帝国在中亚、欧洲广大地区的统治，打通了中国与钦察、欧洲之间的交通网。同年蒙古灭金朝，蒙古确立了在中原的统治。1241 年，窝阔台去世，黄金家族汗位之争激烈。窝阔台汗的皇后脱列哥那（乃马真氏）并未与蒙古宗王商量就擅自摄政。在脱列哥那的坚持之下，1246年蒙古汗位由其子贵由继承。贵由继位后，与拔都之间的矛盾激化。1248年初，贵由以回叶密里养病为由企图进兵钦察草原，打击拔都势力。拔都也以觐见大汗的名义率兵来迎，实际上想守卫边疆进行抵抗。但是，贵由却在行至距离别失八里一周路程的地方突然死去［3］288。贵由死后，其妻斡兀立海迷失摄政。在拔都和拖雷妻子唆儿忽黑塔尼的努力下，1251年拖雷长子蒙哥继蒙古汗位。由此，蒙古汗位继承由窝阔台系更换为拖雷系。蒙哥继位后命其三弟旭烈兀西征，自1252年至1260先后灭了木剌夷宗教国、黑衣大食和艾育伯朝，最后被密昔儿阻挡了西进道路［3］254。与此同时，蒙哥汗与其二弟忽必烈开始征伐南宋。1259 年，蒙哥汗在攻打南宋合州钓鱼城时去世，蒙古帝国出现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局面。1260年，忽必烈在中原继位，阿里不哥则在漠北称汗。经过几年激战，1264年忽必烈打败阿里不哥统一漠北。随着蒙哥汗的去世，蒙古帝国分化为元朝、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金帐汗国（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等几大部分［8］342。忽必烈与四大汗国之间的关系逐渐激化。13世纪后期出现西北诸王叛乱，元朝陆上丝绸之路因而时断时续。
大蒙古国时期，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在汗位继承问题上出现争议。察合台和窝阔台系与术赤和拖雷系之间分成两派，蒙哥汗继位后削弱了窝阔台兀鲁思势力，忽必烈建立元朝则进一步削弱窝阔台后裔的政治权力和军事实力。窝阔台之孙海都在蒙哥汗时期并未反对拖雷系继承汗位，因而受到蒙哥汗册封，在钦察草原保存势力。忽必烈继位后，海都加入阿里不哥阵容反对忽必烈。1264 年，阿里不哥兵败南下，海都依然不肯臣服忽必烈。1269 年春，海都、八剌和术赤兀鲁思君主蒙哥帖木儿的代表别儿哥察儿三方在塔剌思草原举行会议，在未征求大汗忽必烈意见的情况下，窝阔台兀鲁思、察合台兀鲁思、术赤兀鲁思三方代表重新瓜分了中亚势力范围。后来，以海都为首的西部蒙古宗王发动叛乱，使忽必烈对中亚的统治出现失控状态［9］443-474。西部诸王的叛乱使元朝对陆上丝绸之路西段的控制权受到威胁。陆上丝绸之路受阻，这成为忽必烈积极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原因之一。
元世祖忽必烈之后，四大汗国与元朝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日渐疏离，有时甚至为了各自利益而爆发冲突，以致陆路交通变得不再畅顺［10］378。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的中国之行，就因遇到西部诸王叛乱而不得不绕道。1260 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从君士坦丁堡前往钦察汗国进行贸易。后来，二人经花剌子模驿路来到察合台汗国，蒙古宗王的战争影响了他们的归途，被迫在察合台汗国滞留了三年。后来，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与伊利汗旭烈兀的使臣一起觐见忽必烈，经锡尔河畔的讹答剌城、伊犁河畔的阿力麻里和畏兀儿地区，由哈密和敦煌到达汗八里（北京）。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大概于1265年到达上都，1269年回国。1271 年，二人带着马可·波罗从剌牙思出发前往伊利汗国。当时，海都与察合台汗国宗王正在交战，河中之路不通。因此，他们直接斜穿波斯，经桃里寺、苏丹尼耶和卡尚，由耶斯特和起儿漫到霍尔木兹，可能打算从此地乘船去中国。但是，这一时期蒙古并未灭南宋，当时中国南部海岸的广州、泉州、福州和杭州等重要港口仍被南宋控制。于是，他们打消了利用海路到中国的计划，北上进入中亚，途经尼沙普尔、沙普干和巴里黑辗转向东。为了避开伊利汗国和察合台汗国在河中地区的战争，马可·波罗一行人从巴里黑向东北方出发，过巴达克山后翻越帕米尔高原，沿古丝绸之路进入喀什，循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丝路前行，经叶尔羌、于阗绕过罗布泊边缘，穿过若羌到达敦煌、肃州和甘州，然后过凉州和宁夏，经汪古部境内从漠北前往上都。［11］388-391马可·波罗一行于1275 年抵达上都，觐见忽必烈。马可·波罗的东方之行，对忽必烈开拓海上丝绸之路产生了一定影响。
大蒙古国前四汗时期，对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非常重视，并建设相对应的驿站交通网络，以确保蒙古高原与西域、中亚、波斯、西伯利亚、东欧、东亚之间的交通网畅通，保障蒙古高原游牧民与东西方诸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但是，由于南宋掌握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大蒙古国时期蒙古高原的游牧民对海洋的认识有限，并未展开大规模航海活动。忽必烈继位后，有志改变大蒙古国前四汗时期只注重陆上丝绸之路的状况，为避免西北诸王叛乱导致陆上丝绸之路受阻的不利局面，攻灭南宋之后积极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大力发展海外贸易。
马可·波罗一行想要回国之时，元朝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空前繁荣，因此选择通过海路归国。1289 年，伊利汗阿鲁浑的妃子伯岳吾氏去世，遣使向元朝请婚。忽必烈下令从伯岳吾氏中挑选女子阔阔真出嫁伊利汗国，马可·波罗随伊利汗国使臣一同回国。1291年马可·波罗一行从泉州出发，航海两年零两个月，经苏门答腊、印度抵达忽里模子，从桃里寺乘船经君士坦丁堡，于1295年抵达威尼斯［12］472。
元朝灭南宋后统一中国南北，忽必烈建立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为元朝开拓海上丝绸之路、鼓励航海事业、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提供了成熟条件。
据陈高华先生研究，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空前繁荣的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元朝政府对发展海外交通的态度积极，在广州、泉州、登州（今山东蓬莱）、庆元（今浙江宁波）、杭州等重要港口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元朝政府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的政策，是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空前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元朝政府大规模兴修农田水利，农业、手工业的蓬勃发展对海外贸易产生重要影响，粮食、丝绸、瓷器成为元朝销往海外的重要物品。元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为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三，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为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提供了时代条件。［13］38-46
忽必烈统治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空前繁荣。随着来华的西域人、中亚回回人增多，元朝蒙古人、中原人的地理知识有所提高，航海技术发达，不但利用指南针辨别方向，而且学会根据季风规律选择航行时间与路线。元代海外贸易的兴旺，远非汉唐所能比拟［12］450。元朝的海外贸易是双向的，经海上丝绸之路通往亚、非国家的范围比前代更加广大，与海外交往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南海诸国、东亚的高丽和日本。在元代，中国与印度次大陆之间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所进行的贸易往来，比宋朝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的商人直接航行到阿拉伯诸国的情况更加普遍［13］47-60。
元代人对海外的地理概念非常清楚，与前朝相比有了重要变化，航海过程中出现了对东洋、西洋等地名的记载。元代华南海外贸易与宋代相比有很大发展，同海外诸国的贸易、文化交流远达红海、地中海沿岸。广州市舶司根据海船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将海外诸番分为以下几个区域。一是南海西岸至暹罗湾，以交趾、占城、真腊、暹罗等国为首。二是小东洋，指菲律宾诸岛和加里曼丹岛北部，以佛坭国（渤泥，今文莱）为首。三是大东洋，分为两部分，其东部指今菲律宾诸岛、加里曼丹岛东南海域，以单重布罗国为首；
其西部指爪哇和小巽他群岛一带，以爪哇国为首。四是小西洋，指今马来半岛顶端和苏门答腊岛一带。五是西方诸国，包括今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沿岸之地。［12］451可见，元代通过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对辽阔海洋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
元代的海外贸易，因为经营者身份的不同，分为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大类型。官府经营的海外贸易不但以“朝贡”和“交聘”的形式出现，还有官府直接派人到海外进行贸易的情况；
私商的身份一是权贵和官僚集团，二是民间商人［14］20-24。无论官商还是私商，元朝各地远销海外的商品虽然种类各异，却仍以丝绸和瓷器为大宗。瓷器因为沉重并不适合陆路交通运输，海运恰好可以克服这一缺点。元代海上丝绸之路非常发达，驿站设有水站，大都的货物可以通过京杭大运河输送到泉州、广州、宁波等港口，再由海路运往东亚、中亚以及更远的欧洲。东南亚和印度的香料、西洋的布匹等各种物品也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输入元朝港口，再经驿站输送到全国各地，对元代海洋贸易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随着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大量阿拉伯、波斯、印度的商人和游客进出广州、泉州等港口城市，促进了异国文化与生活情调的传播。元代泉州港的贸易规模跃居广州港之上，成为当时中国最大、最繁荣的海外贸易港［13］88。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等多种宗教也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元代驿站交通网络的发达，传播到泉州、杭州以及中原、蒙古地区［15］。按照马可·波罗的话说，元代是理想的国家和人间天堂，由此可见13-14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达程度。文明的接触与交流通常凭借一定的交通渠道，而海上丝绸之路正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1］1。由于蒙古人地处亚洲内陆地区，与海洋文明鲜有接触，所以缺乏对海洋的认知。忽必烈继位之后，想与东亚的高丽、日本，东南亚的安南、爪哇等国建立外交关系，因而开始接触海洋文明，对海洋的认知有所提高。
纵观忽必烈统治时期，元朝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使游牧文明与海洋文明彼此接触、相互融合，促进了中国与海外的经济文化交流，使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13］37。究其原因：首先，忽必烈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与元代西道诸王叛乱导致陆路交通受阻有一定关系。其次，马可·波罗等人航海来到中国，使蒙古游牧民眼界开阔、地理知识增加，对海洋的认识与兴趣逐步提高。最后，忽必烈统一中国南北，继承了宋朝航海技术，有了利用广州、泉州、宁波等重要港口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和开展航海活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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