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风
“七一勋章”获得者吕其明先生今年已是92岁高龄，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杰出的作曲家，他数十年来笔耕不辍，坚持为党、为祖国、为人民讴歌，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2022年10月17日，“使命——吕其明作品音乐会暨五部红色作品新书首发式”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拉开帷幕。此活动由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主办，上海音乐家协会、上海音乐出版社、上海爱乐乐团承办。
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营造浓厚氛围，上海市文联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精心策划、联手打造此次活动，一方面是对吕其明先生丰硕艺术成果的总结与展示，向他“以人民为中心”笔耕不辍的崇高情怀致以诚挚敬意，对他半个多世纪以来为时代抒怀、为人民放歌的创作激情表示由衷感谢；
一方面也期望借此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青年文艺工作者牢记自己肩负的神圣使命，传承老一辈艺术家为人民创作的理想信仰，精益求精的创作追求，弘扬时代主旋律。
日前，本刊专访了吕其明老师，听他讲述近十年的创作感触——
问：十年前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际，您和作曲家陈新光合作创作的交响组曲《使命》上演，今年为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您的“红色五部曲”——交响诗《铁道游击队》、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钢琴与乐队《红旗颂》、交响组曲《使命》、管弦乐曲《手拉手——中华大家园》出版，“使命——吕其明作品音乐会暨五部红色作品新书首发式”举办，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吗？
吕其明：这是我作为一个老党员，献给党的二十大的一份薄礼。没有党对我的培养就不可能有我今天的一切。我要感恩党对我的培育，感谢党给我崇高的荣誉。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践行入党誓言和承诺。为祖国为人民而写作，对我来说，绝不是一句过时的口号，而是终身的崇高天职和神圣使命。如今我虽已是鲐背之年，但我决心一如既往，不忘初心，只要还有精力，就继续创作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讴歌新时代的音乐作品，把党和人民赋予我的职责和使命毫无保留地回报给党和人民。
问：交响组曲《使命》紧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和内容。这次的音乐会和新书首发式的主题也是“使命”。能否谈谈交响组曲《使命》的创作和修改过程，以及您对“使命”的理解？
吕其明：2000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中央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文献专题片《使命》，表现80年来党的战斗历程，邀请我为之作曲。那一段时间里，我阅读、观看了大量党的历史文献和珍贵影像，触动很深。音乐完成了以后他们非常满意。而我有一个想法，电视片播完，音乐也很可能随之被淡忘，但我觉得这个题材实在太好了，特别是“使命”这两个字，因此就开始考虑如何把这样一个题材搬上舞台。2012年七八月份，我感到需要尽快把构思了4年的《使命》写出来。我10岁参加革命，始终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中成长，反映党的辉煌发展历程，是我最熟悉、最倾注情感的题材。那时我已经82岁了，写字时手都有点抖了，腰椎还动了手术，住进了医院。但我还是想坚持写出来。于是我邀请作曲家陈新光同志一起合作，用了29天的时间赶写出了交响主曲《使命》，在十八大召开之际，由上海爱乐乐团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奏，引起热烈反响。这些年来《使命》一直在演出，我们也反复进行修改加工，精益求精。初稿演出时，只有一个序四个乐章。第四乐章运用唢呐和民族打击乐营造出欢腾的节日气氛，庆贺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觉得好像没表达完整，在亲身感受胜利的喜悦的同时，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我们面临的困难还很多，这些都提醒我们必须心怀使命，艰苦奋斗。所以我们又增加了一个尾声，从铿锵有力的进行曲，到呈现“路途艰难”的音乐画面，最后回到整部交响组曲的音乐主题，在号角声中融入国歌元素，把整个乐曲推向庄严、大气、辉煌的最高潮。对作品来讲，这也是一种升华，神圣使命激励人们奋发向前，不断去争取胜利，迈着巨人的步伐不可阻挡地继续前进。我们都肩负着使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作为创作者，我依然要以继续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写作作为我的天职和使命。
问：不仅仅是对《使命》的反复打磨，十年来，您依旧笔耕不辍，不但有新的创作，还对以往的作品反复修改，哪怕是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都不断雕琢。您如何保持源源不断的创作激情？
吕其明：两个字“信念”，就是我入党的誓言，全心全意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写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献给党，献给祖国和人民。在这种“信念”的指引之下，我一直提醒自己，要静下心来，非常耐心、一丝不苟地创作作品，修改作品。这次在音乐会上演出的五部作品，实际上也是十年来的成果。这些年我虽然不常出门，但一直在关心国家大事，关注社会发展。每天我会浏览十多种报纸上的重要新闻，收看电视新闻。时代在发展，文艺工作者的创作观念、思维方式都应该不断改变，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承担新时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多次重要讲话，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所以，我一直在学习，没动笔时脑中也一直在思考，有时灵感来了，早上四五点从床上爬起来赶紧记录下来，尽可能完善作品。
问：管弦乐序曲《红旗颂》已经广为流传了，为何想到改编成钢琴与乐队版《红旗颂》？
吕其明：这个想法由来已久了。1965年第6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首演了管弦乐序曲《红旗颂》，反响很好，很快就流传开了，全国各地很多乐团都在演奏。近些年，我听说，国内一个交响乐团演出了钢琴协奏曲《红旗颂》。还有一位旅居国外的华人钢琴家想要改编《红旗颂》，通过朋友来征询我意见。当然，我非常感谢他们对《红旗颂》的厚爱，但我的回复也非常直接，任何人不得改编《红旗颂》。《红旗颂》不是协奏曲的形式，协奏曲有自身曲式，需要有两个主题，主题、副题展开。《红旗颂》是单主题，不构成协奏曲这样一个结构。如今《红旗颂》已是公共产品，随意改编对这个作品本身而言是一种破坏。所以我就下决心自己改编。忠实于原作，在结构、旋律、和声、配器等大框架一概不动的前提下，把钢琴推到台前，用钢琴来主奏作品中一些主要片段、主要旋律，而且尽可能地发挥钢琴演奏的特点。作品中有不少钢琴独奏，让钢琴最大限度发挥。有一些片段很有难度，对演奏者而言是不小的挑战。最大一个亮点是什么呢？我在中间部分增加了一段由钢琴家自己即兴演奏的片段。国外钢琴协奏曲都有一个自由发挥的华彩片段（Cadenza）。我把这个想法引入到这个作品中来，提振钢琴家的兴趣。我规定了进出的和弦音，中间的一分钟由演奏者自由发挥，不同的钢琴家可以演奏出不同的特色，使《红旗颂》呈现新的面貌，也让作品更有生命力。
问：交响诗《铁道游击队》也增强了战斗性，您是如何考虑的？
吕其明：交响诗《铁道游击队》是我为1956年上映的故事片《铁道游击队》创作的。这部片子从头到尾都非常紧张，爬飞车、搞机枪、撞火车、炸桥梁，打得鬼子魂飞胆丧，影片非常惊险。我为之创作了一首既抒情又有战斗性的电影主题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两种风格相结合，一方面描写出游击队员们的革命英雄主义，另一方面又描写出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个作品到现在还广为传唱，受到热烈欢迎，我感到非常欣慰。但是我觉得还不够，花了相当多的精力打磨完善。这次修改的一个亮点，就是把中部“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这里的铿锵有力的进行曲式的音乐，进行了加强。我要感谢上海爱乐乐团的艺术总监张艺先生，几年前他给我提了这个建议，我很认同。经过了这些年的酝酿，今年我把这个内容修改进去了，军号吹、战鼓响，加强了战斗精神。这个作品的修改，大的情节没有变，主要考虑和声、乐器的配置方面如何调整得更有效果。比如说到了最高潮的地方，吹响胜利的号角，本来是一个小号，但我感觉太单薄了，就加了一个圆号。开头部分，我把铜管乐放慢，使之更加恢宏。类似这样的，好多地方我都做了调整，精益求精。
问：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是您2020年创作的，这两年您进行了哪些修改？
吕其明五部红色作品
吕其明：“白求恩”主题作品与《红旗颂》在我心目中拥有同样的分量，是姊妹艺术。如果说《红旗颂》是宏观的大方面，那么“白求恩”就是写一个人，是微观的。但两部作品的共同目的，就是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伟大的党。2020年，在电视里我看到了广大医务人员不顾自身安危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的事迹，我是感动得不得了。我就想，作为一个作曲家，我能够做点什么？我想到20世纪60年代我曾受邀为电影《白求恩大夫》写过音乐，于是便将《白求恩大夫》组曲重新提炼浓缩为一个单乐章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讴歌不顾生死捍卫人民生命安全的白衣战士，歌颂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这些年，我也做了一些修改加工，比如前面引子部分，有一段圆号的独奏，表达我在白求恩纪念馆参观的感受，站在白求恩雕像前，往事钩沉，我以一种非常庄严肃穆的心情表达对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的敬意。随后我调整为圆号、小号的组合，增强革命性和战斗性。中间我还增加了“思念故乡”的段落。音乐要起承转合，白求恩来到解放区以后就投入战斗，在战场上救死扶伤。影片中有这么一个片段，解放区药物匮乏，麻醉药都没有。就在这种情况之下，重伤的战士对白求恩说，没有麻药我也能行，你给我开刀吧。白求恩只好硬着头皮做起了手术，战士大汗淋漓，忍着剧痛，非常英勇。这一幕让我非常感动。这个时刻，我觉得白求恩会更加思念家乡。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也思念他的亲人，这是人之常情，更重要的是他还想回去筹备药品。我觉得在这个随想曲里面增加这一部分非常必要。从另一个侧面来表现白求恩，体现他丰富的人格力量。我写的时候也非常动情，甚至含着热泪。
问：您一直非常重视向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学习，向民间音乐学习。如何想到创作管弦乐曲《手拉手——中华大家园》？
吕其明：前些年，我和陈新光聊天时，有一个同感，音乐会的返场曲目太少了。我们便想到：能不能创作一个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有非常昂扬、欢快的旋律，也让返场曲目多一个选择。于是我们又合作创作了《手拉手——中华大家园》。这个作品可谓小作品大题材，只有4分多钟，阐述了祖国的繁荣富强要靠各族人民的团结，寓意全国56个民族向伟大祖国送上祝福，表达“我们手拉手，永远心连心”。我们用了很多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音乐素材，包括火把节的音乐等。这些也是我几十年来的积累。越是植根于民族土壤的作品，越有艺术生命力。如何把外国的音乐形式变成中国百姓所接受的音乐形式，让他们愿意听、喜欢听，这里有一个思维方法的问题，要向几千年来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学习，向民间音乐学习，让作品符合中国老百姓的欣赏习惯。要尊重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欣赏习惯——喜欢听旋律。因此，我在主题写作时，注重保持音乐的民族风格。但是，我并没有以现成的民间音调为素材，而是根据需要吸收某些民间音乐的因素，采取更为概括（不限于某一地区）的写法，使音乐主题具有较浓郁的民族特征、民族神韵和民族气派。《手拉手——中华大家园》呈现了西南少数民族的语汇、风格。这部作品修改了好多次，我们一直在思考哪些地方还可以调整得更好一点。我也特别感谢上海爱乐乐团，我们这边一有改动，他们就需要相应做出调整。爱乐乐团非常有耐心，非常支持我们，我很感动。
问：您的很多作品公演后即流传甚广，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但您依然反复修改，甚至一个和声、几个音符地慢慢修改、雕琢。您的《红旗颂》修改了54年才最终定稿，这次推出的“红色五部曲”，也经过您反复修改加工。您为何不厌其烦地修改？最终定稿的标准是什么？
吕其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艺术观。我不用其他的标准来衡量。没有哪个作品是无懈可击、没有任何缺点的。我觉得达到了我自己的思想和技术的标准，便会定稿。至于标准是什么？我先举个例子，曾有人问贺绿汀先生，您的音乐修养那么深，对西洋的现代技术了如指掌，为什么很多作品只用了一些简单的和弦。贺老的回复非常简单，就两个字：“够了”。他觉得用这些技巧来表现他所要表达的内容就够了。这就是他的标准。对此我很认同。我的作品里用的也都是传统的一般技巧，我觉得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具体创作时，我会根据需要选择最适合的技巧。我一生所追求的是要写标题性的、普及性的、接地气的、雅俗共赏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可能没有高超的技巧，但有淳朴的情感，这是由我的人生道路和红色基因决定的。我力求雅俗共赏，一定要让普通民众能够听懂，一定要民族性格鲜明。我拿着音乐这个工具，是要千方百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为人民创作优秀作品是我们的立身之本。艺术创作，从来不是单纯的个人表达，不是用来孤芳自赏的，而是要赢得人民大众的喜爱。作为创作者，我们应该去表达人民的思想和情感、去关心祖国的命运和未来。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接地气的，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贡献给党、贡献给祖国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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