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兴
李大钊(1889-1927)，河北乐亭人，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侯外庐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史学家、中国思想史家，“史学五老”之一。1924年侯外庐在北京求学期间有幸结识当时正在为国共合作而努力奔波的李大钊。侯外庐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第一次见面，大钊同志和蔼的态度、深邃的思想，立刻使我感到亲近而又折服。他对我们几个年轻人很热情，既谈思想，又谈学术。我向他讨教对中国革命前途的认识，和对各种理论的见解，他都一一作答。”(侯外庐：《韧的追求》，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页)侯外庐这段话足以表明青年时期的他对李大钊怀有深深的仰慕之情，正因如此，在李大钊生命的最后三年时间里对这个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青年产生了巨大影响。
李大钊自1916年留日回国以后便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之中。1920年李大钊在北大组织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机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李大钊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这一旗帜的指引下，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前往北京及周边地区，这其中就有侯外庐的老乡高君宇。1924年21岁的青年侯外庐在高君宇的介绍下认识了李大钊，在这之后，侯外庐便开始向李大钊同志虚心讨教各种问题。
1925年侯外庐在北京法政大学法律系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并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这期间侯外庐时常与李大钊有所往来。在王昆仑、纪任勤等同学的影响下，侯外庐在1925年年底曾和张友渔一起加入以孙科为首的“孙文主义学会”。次年三四月间，当侯外庐逐渐发现“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动性之后，和张友渔等在北京《大众晚报》发表文章宣布和“孙文主义学会”断绝一切关系。侯外庐回忆道：“在李大钊同志的开导下，又通过学生运动的实践，我理解了左右两派斗争的实际意义。在以后的斗争中，我的思想与行动都较为自觉地站在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左派方面来了。从此，我与好友张友渔等相约信仰马克思主义。”(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2页)1926年段祺瑞在北京发动了臭名昭著的白色恐怖，李大钊同志被迫举家迁往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继续领导斗争。与此同时，侯外庐计划创办一个刊物来宣传革命思想，但是印刷刊物时凑不够印刷费，于是侯外庐先生便到东交民巷向李大钊同志求援。李大钊在李石曾处借了一笔钱给侯外庐支持其办刊，就这样，侯外庐创办的宣传革命思想的秘密刊物《下层》终于问世了。侯外庐回忆说：“《下层》的问世，对于我个人，可以说是青年时代第一个转折的标志。自此，我与无政府主义决裂了；
自此，我迈出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步；
自此，我已经向社会宣告了自己的立场。这一重大的进步，完全是李大钊同志教育和帮助的结果。”(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4页)由于《下层》是一本宣传革命思想的期刊，军阀势力是不会允许这样一种杂志长期存在的，《下层》仅仅出版一期就被查封了。
《下层》被查禁之后，李大钊鼓励侯外庐不要气馁，即使期刊被查禁也是一种胜利。在谈到未来打算时，李大钊劝侯外庐参加左派国民党组织，对这一建议侯外庐婉言谢绝，侯外庐说：“我对政治没有经验，对理论却很有兴趣，很想在理论上追求真理。”李大钊一向教导搞理论应该先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入手，从原著中汲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真谛。侯外庐表示自己想要翻译一点马克思的原著，一方面可以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也可以为国内读者的需要出一点力。侯外庐在自传中说道：“李大钊同时对这一理论是赞成的。当时我的这个决心，决定了我一生的方向和道路。……确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信念。”(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5页)
1926年，军阀政府对革命力量进行了恐怖镇压，由于侯外庐与李大钊有过交往并且办过激进的革命刊物《下层》而被列入缉捕名单。在这一形势之下他和同志们四散各地，侯外庐也决定到哈尔滨寻求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1927年2月28日，侯外庐听闻李大钊被反动军阀杀害时，他决定遵照李大钊生前的嘱咐前往法国学习和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在哈尔滨侯外庐同志在书摊上买到英译本和日译本的《资本论》，他便开始日日研读。回想起李大钊曾常常谈到《资本论》，他抱憾中国还没有一部较为完整的译本，他强调《资本论》是促进广大劳动阶级觉醒的理论武器。当我读到它的时候，更体会到这部巨著的伟大和大钊同志见解的正确。(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6页)从此，侯外庐便将翻译《资本论》作为赴法求学的目的。侯外庐说：“非如此便不足以报答大钊同志对我的教诲，告慰大钊同志在天之灵。”(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7页)就这样，侯外庐开始致力于马恩原著的学习和研究。
侯外庐通过对《资本论》的翻译比较系统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原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侯外庐的史学研究起步于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去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1934年，侯外庐在哈尔滨政法大学的“经济思想史”课程讲义在北平国际学社出版。在这部书中，侯外庐创造性地确定了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史学研究方法。1941年到1942年，侯外庐完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标志着侯外庐从社会史研究转向思想史研究，同时也标志着侯外庐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体系的建构完成。之后出版的《中国思想通史》全书也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这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中国化发展历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综上可知，侯外庐在转向史学领域之后终身的学术研究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入手探索中国历史学的特殊性，侯外庐这些开创性的研究为以后的思想史研究树立了典范，并且深深地影响了思想史学界一大批学者效仿侯外庐的这一史学研究方法进行学术研究。
白寿彝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说过：“本世纪二十年代李大钊同志的《史学要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里的发展的重要标志……四十年代，外庐同志的著作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中又特殊的地位……他研究中国历史是想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它反映了我们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到新的阶段”(白寿彝：《外庐同志的学术成就》，《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3期)。从白寿彝先生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侯外庐的这些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都具有重大意义，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他在北平读书期间李大钊在他内心深处种下的“马克思主义的种子”。
李大钊对侯外庐追求真理的热忱和一点一滴的进步都爱护倍至，一个共产主义的伟人用自己独有的人格魅力影响了一个尚处在迷茫中的青年，最终在西北地区成就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重镇和一个“思想史”学派——侯外庐学派。在李大钊的教导下，侯外庐以研究《资本论》为起点踏上其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征途，确立了其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对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信念。侯外庐在回忆录中说道：“大学时代的我，只是一个渴望彻底挣脱封建枷锁，追求真理的普通青年，之所以能从此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不遗余力一生，应该说，是李大钊同志给了我第一个推动力。”(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5页)
侯外庐受到了李大钊的深远影响，在其影响之下侯外庐致力于探索中国历史的道路性，尤其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入手，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李大钊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相比就格外注重经济问题，侯外庐受李大钊的影响便从经济方向入手研究中国历史。总之，李大钊对侯外庐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正如侯外庐所说：“在五四时代，首先冲破了我的旧迷，而使我感受了思想上的极大震动的，正是李大钊的文章。”(侯外庐：《关于五四运动谁领导的问题》，《光明日报》1950年5月4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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