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少数民族作家中，阿来以自己的“嘉絨”写作独树一帜，而《机村史诗》更是以接近七十年的时间跨度描述了深处嘉绒藏地的机村的前世今生，成为阿来长篇小说创作的代表。本文以长篇小说《机村史诗》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群基础，划分出外来者、信仰者和圣愚者三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类型，并分析阿来创作这三种人物类型背后的写作态度问题。
在当代藏族作家中，扎西达娃和阿来对于藏地的写作，无疑最具有风格碰撞效果。相比阿来，扎西达娃更注重对西藏高原奇美魅力的展现，可以说是一位西藏的“造魅”者;而阿来则更注重对藏族人民真实日常生活的展现，书写身处于嘉绒藏区的人们与世界其他人民别无二致的真实生活，所以阿来可以别称为是一位嘉绒藏区的“祛魅”者。在阿来的长篇小说《机村史诗》中，他以历史普遍性的眼光，通过创作不同类型的人物群，来表达自己对家乡——嘉绒藏区——命运的深切思考[1]。
一、外来者——对现代性入侵的反思
阿来作为一个在生物层面藏回的混血儿和一个在文化意义上的汉藏混血儿。在小说中对于表现了两种甚至是多种文化冲突的人物形象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如在《天火》中前来救火的工作组，外来者的形象不仅仅是作为单个独立的个体出现，而是以“国家”“形势”“集体”“工人”等形象出现的[2]。
小说中描写的天火发生的时代背景为上个世纪，自然的森林火灾借助政治狂热的燥风，最终酿成了一个人力无法收拾的局面。在汉藏、新旧、工人与农民、国家与个人的相互交织的场域中，阿来并非一昧地将前者描写成一个疯狂前进的火热机器，也非将后者美化成藏区高原的世外桃源，而是希望以一种拔高的姿态冷静地审视对话双方的对垒。可是尽管如此，在《天火》的描写中，前者似乎总是带着一股若有若无的文明气息对后者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全方位冲撞。例如，索波和央金在面对工作组时种种热切的表现。
这场天灾人祸共同构成的天火并非依靠人的力量而结束，而是依靠自然本身的力量才得以平息。所以，尽管阿来试图以历史普遍性的眼光来指引读者对这场对垒进行情感共鸣，但是隐藏在故事表面之下的，是阿来在情感态度上以自然主义对抗现代主义的看法。在《天火》中，虽然阿来在描写外来者时有意地将他们塑造成一群复杂且真实的鲜活人物，但是一旦当外来者们与机村人民做对照时，他们就难免成为展现作者情感倾向的“对照组”;相对的，对于机村人民的描写，阿来则更多地将笔触落在时代进步对于机村人民的冲击上，和机村人民在与外来者们的交互中所坚守的价值上。所以，阿来在创造这两组形象时，存在着一定程度上主题先行的问题，以外来者的形象来象征现代性事物和精神的入侵，以机村人民象征现代性入侵下的思考和坚守。类似的外来者形象的例子，还表现为《荒芜》中的驼子书记，一个混合着新旧两个时代特征、混合着藏汉文化的外来者，在展现着劳动人民土地般朴实品格的同时，也有着不同于机村人民的小生产者得志的狭隘[3]。此外，《荒芜》中的骆木匠、《轻雷》中的李老板等，都是这种外来者形象的直接体现[4]。尤其是《空山》中的女博士，是一个带有现代文明属性的异质文化的野蛮入侵其他文化的明显例子[5]。
相比于阿来的前期作品，这些外来者形象出现了脸谱化和形象单一化的倾向，这些受到汉文化影响或者来自汉区的人物，多多少少沾染着一种异质文化的消极气息，成为反衬机村人民某种内在精神价值的材料。阿来在反映藏区人民真实生活之时，在反对将藏区生活和藏族人民妖魔化、东方主义化的同时，已经悄然在某种层面上，通过设置汉藏的文化区隔来将当代藏区进行了又一次的化妆。
目前，对于现代性仍没有准确的定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现代性必然是伴随着现代性物质出现，并且也带来了精神上的现代性变化。阿来对于现代化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在未经过现代化洗礼的年代，机村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物质现代化带来的物质文明的丰富确确实实地改善了藏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另一方面，伴随着物质文明出现的，还有拜金主义和工具理性主义，这些都是造成藏族人民精神荒芜的罪魁祸首[6]。故而，阿来在《机村史诗》中想要既肯定又否定现代化这一现象的时候，必须要设置一种异质文化的入侵，造成一种相互交融的二元碰撞，而这个形象往往就是沾染着浓厚现代气息的外来者。总之，《机村史诗》中的外来者形象也在这一层面上满足现代人对于现代人自身的东方主义式的想象。
二、信仰者——对宗教生活的审视
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尔干在表述宗教定义时如是说道：“宗教是一种与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与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结合在一个被称之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之内”，“宗教明显应该是集体的事物”[7]。涂尔干通过搭建宗教的客观性将宗教研究拉回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尽量减少宗教的神秘思辨和信仰者的个人宗教体验的干扰，以图获得关于宗教的客观把握。同样的，阿来曾在多次采访和发言中表现出对于宗教的怀疑态度，与具有神秘色彩的宗教生活相比，阿来更倾向于将目光锁定在宗教文化对人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之上，从一种更为实用性的角度来揭示宗教对藏区人民生活行为方式的影响。但是，宗教生活的形式与宗教信仰的意义并不是能轻易割裂的，尽管阿来力图展示机村人民生活中的宗教，但阿来笔下的信仰者形象仍在许多方面展现出了藏传佛教佛教和苯教对于藏区人民精神世界和文化底层的深刻浸润。如在《随风飘散》中的恩波，作为被政府强制还俗的喇嘛，过上了娶妻生子的世俗生活[8]。虽然他在作为反对宗教文化强行规定的生活方式层面有着树立典型形象的意义，但是小说中的恩波不完全是一个世俗人，在他身上不时就会体现出以佛教智慧入世的生活态度;再比如江村贡布对于当时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而导致佛教衰微的情况的感叹，和他对于机村人过于执着与世俗功利的规劝，无一不展现着佛教中的悲悯情怀;而兔子的奶奶额席江，面对兔子的意外死亡，不是像其他家人那样或盛怒或极悲，而是以“孽债”和“还债”的轮回观念来坦然面对自己孙子的死亡，这样的轮回智慧和解脱智慧，同样深刻地体现着藏族信仰者独特的生命体验。所以阿来想要通过理性主义透析人的生活，进而把握人的宗教生活意义是极其困难的。
同样，在《天火》中，作为苯教巫师的多吉坚守着其烧山职责，为此不惜多次入狱。还有江村贡布能够抛却门庭之见为求雨的苯教巫师多吉举行送葬仪式进行超度，也展现着日常生活行为中宗教文化产生的独特精神意义。另外，大队长格桑旺堆，在一次次与他的宿命之熊的对决中展现出的也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难以言表的情感体验绝不是在当时那个盛行“形式”和“主义”的时代所能够理解的，这种对于人的情感的精神关照，是无法用科学和理性进行分析的。
阿来的行文风格清新淡雅，常以一种历史高度来平视人间悲欢，但是谁又能说阿来的这种平和的创作心态不是来自于宗教文化的影响？阿来后期作品中的王泽周、斯炯等人身上展现的佛性，难道不是其理想的演化？如果说阿来反对将藏区神秘化、宗教化，而提倡将其祛魅化、真实化。那么，阿来对于藏区人民现代化生活进程的某些描写，是不是又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外界之前对于藏区神秘宗教文化的神秘想象？阿来以揭示真实藏区为己任，他的小说中树立的信仰者形象，是不是在艺术真实的层面侧面印证了虔诚信仰者的存在？所以，笔者认为，阿来所质疑的宗教，是其对人民的生活的强行占有和对宗教在政治高度的层面对人民精神和物质财富的剥削，而非以一种全面否定的态度对宗教进行全盘的批判。阿来对于宗教的矛盾态度，原因在于他将宗教行为和宗教意义作出割裂，忽视了两者之间的表里联系。
三、圣愚者——对理性的嘲弄
在各类学者的研究中，行为越轨的人往往能够博得特殊的关注。在他们身上，也常常能被发掘出不同于正常人的行为意义。如阿来创作中的圣愚者形象。他们往往被排除于主流话语之外，也正因如此，他们也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话语自由和视角自由。
《机村史诗》中圣愚者形象就扮演着出入圣凡之间的角色，并且他们能够以旁观者的身份来审视自身的文化环境。阿来通过设立此类形象，来对现代性带来的理性主义进行批判。在《疯癫与文明》中，疯癫与文明本来都是自然的现象，只不过理性和秩序将疯癫作出了驱逐，从而获得了话语权力[9]。
正如在《随风飘散》中的桑丹，作为一个来自于不明出处的汉地的痴傻女子，却在某些时候能展现出理性、清醒的神态，仿佛让人真的相信那些若有若无的传说，从而质疑自己的理性和经验。
又如在《天火》中，深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藏族人民很难明白革命到底是不是请客吃饭，但是当超自然的力量降临时，他们只能寻找能够感召生命灵魂的东西进行思考，这种看似愚昧的东西，其实在更大的范围内符合自然之道。
再如在《达瑟与达戈》中的达瑟（意为利箭），原本脑袋并不甚灵光的他，却在某一天在命运的阴差阳错的安排下受到了书本和知识的感召，成为了一个住在树上、又有着许多书的傻子式的聪明人。而达戈（意为傻子），一个精明能干的猎人，却在现代生活的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选择做一个传统猎人，这种背离时代发展趋势的选择，可以说是对于当代理性主义和价值主义的一种深切反讽。
相反于有些呆傻的圣愚者形象，阿来在《机村史诗》中还设置了另一人物群，即歇斯底里者。这类人往往讲究极度的理性和实用，常常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改革而涌现，充当时代的先锋，其中代表人物就是索波。在《天火》中，索波甘愿充当救火队的先锋，尽心尽力，想要获得身份上的提升，从此摆脱这个落后又贫穷的村子，为此，甚至不惜牺牲了一些人性中具有温情的价值的东西。而此书中的另一个角色美嗓子色嫫，抛弃了爱她如命的达戈，一心只想早成为“歌唱家”，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可是“歌唱家”从来都不属于机村，她只属于更广阔的世界，而色嫫，也与自愿被拐卖的卓玛一样，自愿把自己卖给了这个声色世界，但是在外面更大的世界，且不论色嫫是否能够通过各种手段成为歌唱家，即便是她如常所愿，也不过只是出了围城又入围城罢了。同样，另一个典型人物便是《轻雷》中的拉加泽里，为了追求人生发达而不断盗伐盗卖山上的木头，最终入狱。这些靠着理性去追求名利的人，往往最后成为被抛弃的可怜人。所以理性的价值几何，阿来始终是给予了其一个问号。
除了圣愚者，还有一类人物也可以算在“愚者”之列，如《隨风飘散》中兔子的奶奶，《轻雷》中的崔巴嘎瓦等。正如人们常把现实生活中生活态度和生活行为过于理想化的人称之为傻子一样，相对于圣愚者那种无法被常理估量的智慧，普通的“愚者”能够更好地表达阿来的人生思考。在他们身上，往往人性大于神性，感性大于理性，人情大于算计，一切的一切，都是从人最基本最自然的价值出发，而非是利益的考量。
四、结语
阿来选择将自己的故土——嘉绒藏区——作为自己写作的出发点，努力将嘉绒藏区最为真实、最为日常的一面展现给读者，而不是以高原的奇魅来迎合主流的东方主义式想象，他这种历史普遍性的视角和对人深窥人性的包容态度，使得其小说能够为具有着超出文学作品审美意义的历史价值。虽然在阿来写作的后期，他的作品开始承载起了越来越多的价值指引责任，也出现了人物描写同质化、类型化、平面化的问题，但是瑕不掩瑜，笔者相信阿来的出发点始终是好的，这样带有人性美好的小说创作也有着其超越民族写作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阿来.《机村史诗》[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
[2]阿来.《天火》[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
[3]阿来.《荒芜》[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
[4]阿来.《轻雷》[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
[5]阿来.《空山》[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
[6]阿来.警惕工具主义和消费主义对历史的扭曲：在当代历史记录者大会上的演讲[J].阿来研究，2016（1）：5.
[7][法]涂尔干，渠敬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商务印书馆.
[8]阿来.《随风飘散》.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
[9][法]米歇尔·福柯，刘北成，杨远婴，译：《疯癫与文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作者简介：马凯旋（1996-），男，汉，山东省潍坊市诸城人，大理大学硕士在读，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
猜你喜欢愚者阿来藏区劝思美文(2021年22期)2021-11-12阿来的如花世界作文周刊·八年级版(2021年20期)2021-08-10会享受生活的人作文周刊·八年级版(2020年19期)2020-10-20画与理文萃报·周二版(2019年42期)2019-09-10如果时间有尽头意林原创版(2019年5期)2019-06-05智者和愚者语文世界(小学版)(2014年6期)2014-10-14甘孜藏族自治州派出所遭冲击 警察开枪自卫环球时报(2012-01-29)2012-01-29冲击派出所扰乱藏区不得人心环球时报(2012-01-29)2012-01-29本期导读环球时报(2012-01-29)2012-01-29坎长江文艺(2004年5期)2004-05-07